我的小学生活 — 忆彼得 - 东辉小学

宋又廉

一.  我的小学

1949年5月，上海解放，9月，经过简单的入学测试，我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小学生。

我就读的小学全名是“上海私立彼得小学校暨幼稚园”，校址在愚园路1280弄（采芝邨），近安西路。学校不大，设1—6年级共6个班，附设幼稚园（就是幼儿园）。彼得小学可以追溯到1933年，第一届学生1939年毕业，我们这一届1955年毕业己是第17届了。校长刘汶清，夫妇都是基督教徒，他们在江湾经营一个农场，以农场收益支持办学。

解放前在学校任教的都是女性，据说师资主要来自南通的一所教会办师范学校，在旧时代都过单身生活 。我猜想她们应该都是基督教徒。

在解放初一个短暂的时间里，学校仍对学生进行宗教教育。记得刚入学时每周都有一天老师会发一张描绘圣经故事的线描图给小朋友，在听完故事后让大家用蜡笔涂色。随着新政权的巩固，学校的宗教啓蒙教育很快就取消了。

愚园路1280弄采芝邨，我的小学就在这里。

采芝邨的马路对面有一家名为“友利”的小商店，在现在的“泰康食品”这个位置，主要卖文具等杂品；店主是个酒糟鼻子戴眼镜的老头儿，有人说他是犹太人，我在那里买过“马利牌”水彩。

我们就读时的小学校园鸟瞰。

用现在的目光看，彼得小学的校舍很简陋，教室都是黑瓦木板房；但在校园正中有一幢正方形带高大飞檐屋顶的殿堂式建筑，飞檐的一角掛着一面打响上下课钟声的铜钟，我们三年级就这里上课。靠北墙的那一长溜板房实际是一幢房，用活动隔板隔成几个房间，当举行全校性的节日活动时就把隔板撤除形成一个小礼堂，还可以用课桌拼成舞台用以表演节目。

正对校门有一幢很漂亮的二层小楼，一楼是教师刅公室和卫生室，二楼是单身女教员宿舍。记得我们三、四年级的级任老师（现在称为班主任）唐棣华和六年级的级任老师石白坚就住在这里。她们的住宿条件很好，每人都有独立的大房间。

幼稚园有单独的一个院子，一幢二层别墅式洋房，是小学里最漂亮的建筑。幼稚园一楼的音乐室也对小学部学生开放，我们高年级时的音乐课就在这里上。

一进校门，在右手侧有一间独立的小板房，看门兼打钟的阿六老伯伯白天就坐在门房里写毛笔字，面前放一只双铃鬧钟。阿六伯伯的楷书很工整，我有时站在门房边看他写字，觉得他字写得真是好。一到上下课的时间，阿六伯伯就去拉动钟绳打钟，“噹～噹噹，噹～噹噹…”，悠扬的钟声在校园里回荡，动听且有几分神圣。

彼得的校园呈窄长的长方形，教室靠西墙和北墙；沿东边空地上从北向南依次建有攀登架，爬杆和滑梯；三年级教室西面有一个供跳远和跳高的沙坑，边上有二副跷跷板。校园中一块最大的场地是用来上体育课的，立有篮球架。

小朋友们在攀登架上。

低年级时最受我们欢迎的是攀登架和爬杆。在用毛竹筒和竹杆搭成的攀登架上玩捉人游戏是我最喜欢的，和小伙伴们一起爬上爬下，钻来钻去，可认玩出许多花样。

攀登架旁边是爬杆，小时候觉得爬杆很高，胆大的同学会爬上去坐在横木上，二条腿荡来荡去。我的好朋友陆代山自述他曾从横木上跌下来，前胸着池，当场跌闷，嚇坏了一起玩的同学。

进入高年级后，就不再光顾滑梯和跷跷板了；但是有次庆祝国庆少先队大队活动却给滑梯赋予了新的功能。那次活动在开始时需要放三响高昇（就是二踢脚）作为礼炮以壮声势。我们六年级中队的戴昌同，郭左辉和薄济群三位胆大同学承担了手持高昇放炮的任务。他们想出了个很吸眼球的奇招：当放礼炮口令发布后，他们依次登上滑梯，手举高昇用香点火药线，炮响升空后以站立姿势从滑梯顶部滑下。这三响礼炮放得十分带勁，可是我小时候怕炮仗响，这三炮每一响我都会腿肚子抖一抖。

在沙坑的北首有一间乒乓房，仅能放下一张球桌，约在我们五年级时开放。一到下课许多同学就会飞奔而去，争抢一个位置。由于玩者众多，大家约定依次排队，每人上去打二个回合，赢者可以继续打，球技好的可以连胜连玩，称为“摆大王”。若一胜一负则对阵双方同时下，称为“么么掉包”。我班孙嘉伦的抽球很厉害，常常“摆大王”，王冲权的削球也不错。高我们一级有个柱柺的学生黄永湘，虽一条腿不好，但特别喜欢打乒乓球，而且不一定输，所以印象深刻。

小学部的学生是不可以进入幼稚园的，除非上音乐课。幼稚园一楼的大房间就是音乐室，靠墙有台黑色钢琴，学生上课坐小靠背椅，琴的上方掛一面大镜子，镜面倾斜，老师背对学生弹琴唱歌时可以从镜子中观察学生的动态。

我们班上不少同学是从彼得幼稚园升入小学部的，年龄最小的陆静莲还在幼稚园小班得过第一名。

2009年，我们班的同学于进入小学相识六十周年之际重返校园（今天的上海市愚园路第一幼儿园），在昔日的幼稚园小楼前合影，记录下我们灿烂的笑容，留作珍贵的纪念。

彼得小学1934年建立，解放后学校一度沿用旧校名，校长留用原校长刘汶清女士。

下图，彼得小学校长刘汶清在学生成绩报告单上盖章。

1953年我们四年级第二学期时，政府免职刘汶清，派来一位女校长沙慧庾。沙校长人高马大，说国语，从高年级同学传来的消息说她很“凶”。

沙在校任职不到一年，我们五年级时就由教导主任朱静娴老师兼校长职务了。

下图，新校长沙慧庾盖章。

沙校长来校任职时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更改校名。记得改名前还发扬过民主，号召学生给学校起个新校名。我们班好多人都说改成“和平小学”。后来新校名定为“私立东辉小学”，“东辉”寓意毛泽东的光辉，这当然不是我们这些小脑袋瓜能想得到的了。

下图：成绩报告单三年级还是彼得小学，四年级就换成东辉小学了。

我们上学时用过的的二代校徽。

大约是1956年，私立的学校改成公办，私立东辉小学更名为愚园路第二小学，后来学校搬迁到王伯群城堡式旧居所在的1136弄，政府给学校盖了楼房，招生量扩大了；小学部老校园划给幼儿园，改名为愚园路第一幼儿园。又不知在八十年代的哪一年，木板房舎被拆除，原址盖了三幢三层楼房，愚园路第一幼儿园逐步发展成长宁区最好的幼儿园。愚二小学最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撤销，与愚园路第一小学合并，成为一所重点办学的小学。

我毕业这一年从江湾幼儿师范学校毕业的赵赫老师来到东辉幼儿园工作，她在这里起步，后来成长为著名的幼教专家，全国劳动模范。

今天，当我回到愚园路1280弄彼得—东辉原校址，除了幼儿园小楼 ，小学部的旧物己荡然无存，母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只是深深地埋在我的记忆中。

下图：1979年的校园航拍照片。

站在愚园路1280弄看己彻底改观的原彼得小学。

只有校门的位置没有变。

二.  我的老师

母校的部分教师在校园中合影，左起：1. 教导主任，算术老师朱静娴，2. 美术和地埋老师刘慕华（小刘先生），4.五年级班主任，语文老师戴琤，5 .一年级班主任，语文老师汤立华，7. 总务和卫生室沈稚珍，9. 三、四年级班主任，语文老师唐棣华，10 .体育老师徐文耀。

照片的背景应是我们二年级的教室，左边是沙坑和跷跷板。

下图是我们毕业后二年，1957年全校教工欢送朱先生离校赴任古北路第一小学校长的合影。前排左2. 总务沈稚珍，左4. 三年级班主任马美英，左6.幼儿园园长徐静轩，中排左5. 自然课老师穆望秋，左7. 六年级班主任石白坚，后排左4 .校工福康，左5. 校工阿六伯伯，左6 体育老师徐文耀，右2. 1955年我们毕业这那年入校的幼儿园老师赵赫。

我入校时，学校的员工除了阿六和福康二个校工外，都是女性。彼得时期的女教师都是独身的，正是因为沒有家累，她们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爱学生，爱学校，使我们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

我一年级的级任老师（现在称为班主任）是汤立华。我们上小学时都尊称老师为先生，汤先生脸庞清秀，戴眼镜，短发穿旗袍。低年级的老师好象是全能的，汤先生不仅教语文，而且教算术和唱歌。还记得开学第一课语文课文是“拍手。”，第二课是“你拍手，我拍手。”，第三课是“你拍手，我拍手，拍手拍手拍拍手。”偱序渐进。汤先生的字非常工整，笔划有力，不带一笔连草。

解放后，有些旧规矩打破了，汤先生大约在我们四年级时结婚。她的先生是位地质工作者，曾到学校来为我们作过一次深山探矿的报告。有二个情节至今记得：一是地质队员们手臂挽手臂涉水越过山中激流，二是深山遇豹子的历险。他生动的讲述把小朋友们都吸引住了。

一年级时音乐课就在班级教室里上，汤先生用风琴伴奏。刚解放时，旧社会的儿童歌曲不让唱了，仅记得汤先生教我们唱的一首歌的歌词是：美帝国，真可恨，想发战争财…；365—，635—，i i 365—…。

我一年级的成绩报告单，汤先生的字迹。

一年级时的服务勤恳奖状。

二年级换了一个教室，级任老师是马美英。马先生个子不高，瘦长脸，戴眼镜，烫发。她大概是所有老师中最早结婚的。学期中大冬天时，马先生有一天忽然穿了一件很艳的粉红色窄袖棉襖来上课了，后来听高年级学生说马老师结婚了，在彼得，这算得是一桩新闻的。对马先生的上课我没有太深的印象，只记得她讲课嗓门挺大，也比较喜欢训斥调皮的学生。

我二年级的成绩报告单，马先生的字迹。

三年级和四年级的级任老师都是唐棣华，连续二年带班。我对唐先生的印象较深，她看上去较年长，瘦瘦的，戴眼镜，烫发，大多数时间穿一件布旗袍。她一直到我小学毕业都没有成家，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有时春节也不回老家。记得有一年寒假春节过后我到学校去玩，唐先生在楼上看见我，拿了一盒玻璃纸包装的糖果下楼，抓一把让我吃。

唐先生是非常和蔼的，对人说话从不大声。她语文教得很活，三年级时有篇课文讲述苏俄革命时期生活困难，农民代表到彼得堡时带了一条大鱼送给列宁，列宁说孩子们比我更需要，让人把鱼送到幼儿园去了。唐先生在上课时安排几个学生分别扮演农民，列宁和侍卫，我有幸扮演了列宁。这样的教学使课堂生动活泼，学生兴趣盈然。

在唐先生班上，我被培养担任级长和少先队副中队长，开始了作为一个小学生的“干部”之路，而且是“党政一肩挑”。

我四年级的成绩报告单，唐先生的字迹。

五年级的级任老师是戴琤。戴先生很漂亮，笑起来有浅浅的酒渦。她的板书非常棒，学期还沒完时戴先生分娩了，学校请了个代课老师，板书明显差一些；她自己也从课堂的反应中感觉到了， 问我们是不是她的字不如戴先生写得好。在我们那个年代，老师的字是门面，字写得不好，连威信都要打折扣的。

戴先生的家就在愚园路兆丰邨，离学校很近，我们班的张珏华，陈安平，秦玄芳，陈久恩和杨润林几位同学也住在这里，戴先生休假期间班里同学还去看望过她。在戴先生的培养下，我开始担任少先队大队副主席。

五年级的成绩报告单，戴先生的字迹。

六年级的级任老师是石白坚。石先生单身，也住在宿舍小楼二楼，短发，是学校里少数几个不穿旗袍的老师之一。石先生说普通话，很严肃，有点“凶”，对学生的管理很严格，同学们都很怕她，但她的威信很高。

六年级旳语文课业比较重，要写作文，上课时不但要同学口头造句，而且要总结课文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我们最怕复述课文也就是背书，石先生每篇课文都要佈置复述作业，上课时要点好几个人的名当堂复述。正因为复述，有的课文至今记得。例如有一篇关于解放战争中孟良崮大捷的课文，其中有一段快板：鸡蛋碰石头，硬碰硬，鸡蛋哪能碰得赢，七十四师碰到解放军，三万人马碰个干干净，师长张灵甫，孟良崮上丧了命…。

除了上语文课，每周还要写大楷，推荐临写柳公权字帖。字帖内容看不懂，只是照着写：柳公权玄秘塔唐故左街僧録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我的大楷大多能得红笔批改的“上”，有时得到“上上”，“优”几乎沒有。

石先生是我们小学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六年级时我担任大队主席，由石先生指派工作。当时一起在少先队工作的，我们班有蔡壬梅，甘平平，好象还有邹尚贤。每当组织大队活动时，全校少先队员要在操场上按中队列队，统计报告人数后，由石先生高声宣布：我允许你们进行这次xxxx活动，希望你们…；然后活动开始。

有次活动很有意思，主题是进行宝岛台湾的自然和地理教育，最后由我们六年级（第一中队）部分同学化装上街游行，从学校到中山公园打个来回。化装其实很简单 ，就是戴一顶彩色纸帽，上面写台湾的物产，例如森林，茶，大米，糖，鱼，香蕉等等，记得李聿德戴的帽子是“大米”，杨润林戴的是“糖”。当队伍走到中山公园20路无轨电车终点站时，一个大块头驾驶员指着李聿德说：“迪格小朋友吃米吃得嘎胖！”

五年级暑假，石先生通知我代表东辉小学少先队参加上海市少年先锋队夏令营，营址在江湾幼儿师范学校（后来校园划给交大附中了），历时二周，随带臥具。记得住在学生宿舍中，是双层木床，每天早晚列队升降国旗和营旗；活动内容丰富：绘画，雕塑，游泳，踢球，军事游戏，田间劳动…。吃饭是八人一桌，常常吃鸡。我第一次离开父母这么长时间，不免有时会想家。

开学前，石先生安排我向学校的部分少先队员汇报夏令营生活，可我写不好稿子，她帮我修改补充了好几次才勉强通过。

下图：我保存的夏令营胸章。

六年级时石先生还给过我一项任务：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少儿节目部录制一篇少年生活稿。当时的广播电台只有钢丝录音机，我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反复试录多次才合乎要求。节目播出时我在家里收听，觉得一点也不象自己的声音。

过不多久，广播电台通过邮局给我寄来2元钱汇款。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以自己的劳动挣到的钱；待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领取到第一笔工资已是十二年之后了。

六年级时全班同学除了比较顽皮的陆代山外都戴上了红领巾，代山曾一再要求入队，可是石先生就是不同意。到拍毕业照时，人人白襯衫红领巾，石先生特地安排没有红领巾的陆代山站在她身后以遮挡一下，这在一个孩子的心里会是多大的悲哀啊！

我六年级的成绩报告单，石先生的字迹。

当年“大队长”和“皮大王”小学毕业六十三年后合影。

在非级任教师中，教算术的教导主任朱静娴是我们最尊敬的一位好老师。朱先生是苏州人，说话温和，一口绵软的苏白，长年穿旗袍，与众不同的是她总在右腋下佩一方手帕，有民国女士的风范。那时我们不但学算术，还要学珠算，到有珠算课那天，每人都带一个小算盘上学。朱先生的课讲得很清楚，也不会佈置很多作业，课堂上会做些笔算和口算练习，我的心算反应不快，所以一到口算练习就比较紧张。

朱先生在沙校长离去后就以教导主任身分代理校长职务。她办事很通情达理，有次上面佈置要学生填写表格，内有一栏家庭成分，我班王强父母早己因空难去世，他不知该怎么填；朱先生知道后说：孩子还小不懂事，这一栏就不要填了吧！

朱先生在小学由私立东辉小学改制为公立愚园路第二小学之后的1957年调离了学校。

教美工的小刘先生是老校长刘汶青的妹妹，很富态，喜欢穿旗袍。美术课主要是画图，小刘先生在黑板上画个样子，让我们照着画，画完举手，她会走到座位旁作点评並当场打分。她打分很特别，以圆圈和三角作为成绩：二个圈表示合格，二圈一角中等，三个圈就算画得不错了，能得到三圈一角是不容易的；戴昌同画得好，常能得到三圈一角甚至四圈。

偶尔美术课也会上劳作课，做些什么都忘了，只记得有一次让我们带上旧毛线和针，上课时小刘先生教我们打平针毛线。我手笨，怎么都打不起来，幸亏坐在我边上的女同学周淑英耐心教才勉强学会。

有一次小刘先生因病缺课，请了个代课教师。她上课时给我们讲故事，说慈禧太后为什么那么老了脸上皮肤还这么光滑？原来她一直用一种玉石在脸上滚摩。有一个宫女偷偷地背着慈禧也用玉石摩脸，被太后发现毒打了一顿；大家听得津津有味。现在想想这个老师实际是不负责任，在“搗浆糊”。

五年级开始就有自然，历史和地理课了，地理课由小刘先生担任 自然是由穆望秋老师教的。穆先生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脸，戴玻璃挺厚的眼镜，常年也穿旗袍。穆先生与学生不太亲近，但课讲得很清楚。印象极深的是穆先生特别爱干净，所用的粉笔必定亲自带来，而且都用纸卷起来，这样在写黑板时手就不会粘上粉笔灰了。在所有的老师中，这是独一无二的。

音乐课的老师有过二个，一个姓杨，另一个姓任，都是女老师。对杨老师的印象比较深，她是一位年轻而时尚的教师，烫发，高鼻大眼，衣着漂亮，除了教高年级音乐课外还带幼儿园班。

杨老师不但教我们唱歌，还组织了一个打击乐器表演组合，参加长宁区小学的文艺汇演。这个表演组合由一面大鼓，若干三角铁，手铃和一种小手鼓组成，由杨老师弹奏钢琴，乐队按节奏击打各种乐器，很悦耳动听。我那时在五年级，与六年级的大同学一起参加了表演，演出很成功，赢得热烈掌声。

这二位音乐老师教了我们不少解放后新创作的儿童歌曲，也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儿童歌曲，都很动听，很美。比如有一首歌的歌词是：树林是多么美丽，天气是多么好，打猎呀，打猎呀，打猎我最爱好…。我爱幸福的生活，我爱这大树林，我爱幸福的生活，我爱这大树林。口号式的打倒美帝的歌不再唱了。

站在后面的是我们音乐课的杨老师。

下图，杨老师在幼稚园组织的小乐队。

后排左起第二个是朱毓壮的妹妹朱杏雅，前排左起第四个是王冲权的妹妹王灵权。

最后说说体育老师。低年级时曾有过一位女老师上体育课，好象是姓吕；到高年级时来了个很年轻的徐文耀老师任体育课。他教我们队列操，跳高，跳远和简单的体操项目，也教我们篮球基本动作，最奇特的是还教我们跳集体舞。他把学生分成内外二圈，外圈站立不动，只是边唱边拍手，内圈在跑动中找朋友，一边跳一边唱：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朋友…。记得白济仁在内圈时好几次都找蔡壬梅做朋友，下课后我就开他的玩笑，我们一向是要好同学，他不惱火的。

据说我们毕业后徐老师触犯了法律，离开了教师队伍。

其实在徐文耀之前，还有过一个任课时间不长的男体育老师，姓名己忘却了，只记得他身体壮实，连鬓胡子，说话有崇明口音。他可能是个运动员，因为他曾从办公室抽屉里拿出一张解放前的旧报纸剪报给我看，上面登载着一条他取得某运动会跳远第三名的报导。这使我立刻对他产生了敬意而不再私底下取笑他的口音了。

有一个问题至今想不明白：当时上体育课就在中央操场，旁边紧挨着三年级和六年级教室，怎么避免上课时的哨子声和口令声影响教室里的上课呢？

除了任课老师，学校里还有一位负责总务和卫生室的沈稚珍沈先生。沈先生较年长，学生在学校里皮肤割破擦伤就到卫生室由沈先生处理和包紥伤口。我有次因感觉头晕，她让我在卫生室的床上躺了一节课。

学校有二位校工：阿六老伯伯和福康。阿六老伯伯是门房先生，负责看守大门並按时打上下课钟，放学之后他是否还要打扫教室就不知道了。阿六伯伯在上海没有家，整个学期他就住在学校里，门房里有张他睡觉的板床和铺盖。阿六的年龄应该很大了，头上仅有稀疏的白发，冬天戴一顶毛线帽子，走路己经有些蹒跚，对我们这些小孩子非常和蔼。我对他印象最深的除了他终日用毛笔写大楷外，就是他的铜水烟具了。烟具破阿六粗糙的手磨得白亮白亮的，看阿六慢悠悠地装烟丝，点火，咕噜咕噜地抽烟，觉得既好玩又有点神秘。据说阿六伯伯在乡下也算得是个有文化的，教人读过书，日寇侵华时因躲避战火逃到上海，这才到彼得小学当差来了。

校工中还有位中年人福康，校园主要是他打扫的，我曾见他用皮管子冲洗男生厕所。福康也打铃，他打的是上课予备铃，从校园一头走到另一头，边走边摇铃，听到铃声响操场上的小朋友就纷纷进教室坐好，待阿六伯伯打响大钟，就正式开始上课了。

在1957年学校全体教工欢送朱先生的照片中阿六和福康都在，之后就只有福康，阿六伯伯不见了，他应该是退休了。

下面这张大约是东辉改名愚二並迁校前的最后一张全体员工照。中间一排左起4 戴先生，5 石先生，7 马先生，8 徐先生，9 唐先生；后排左3 福康，不少彼得的老教师不在学校了。

照片右角隐约可以看到爬杆。

三.  我的同学

复制了这张毕业照之后，十多年里我们又失去了李聿德，张钰华，郭履中，薄济群四位亲爱的同学。

我们这一班是1955年从东辉小学毕业的，毕业照上少了汪一楠，他因病未能出席拍毕业照。实际上小学六年中前前后后在我们班待过的还有不少，仅我记得的就有十四个小朋友中途离开了我们班。

1949年开学不久新中国就成立了，大约在一年级下学期，班里来了一个姓彭的男孩，穿跟军装一样颜色的黄色衣裤，布鞋后跟有带子绑住脚踝，说外省话，嗓门特别大。他不是很守纪律，印象中挺鬧人的，在班上不多久就不见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小彭的父亲应该是驻沪解放军的髙级干部，送孩子来彼得上学后发现並不合适，于是就转学了。

二年级时又有一个同学唐逸览退学。唐的父亲是著名国画家唐云，我特别记往他是因为跟他打过架。有一次不知为什么跟他吵了起来，以致乱拳相加，不过二人“武功”相当，都没吃大亏。唐逸览后来在上海中国画院工作，也成了国画家。他的作品以花鳥为主，山水很少。

唐逸览的画。

五年级时，班上住在宏业花园的陈必克和陈立克兄弟因父毌工作调动全家去了北京。这二兄弟属于比较顽劣的，但跟我关系不错，临走时特地给我留了照片和地址，住址记得是北京西交民巷羊毛胡同10号。现在猜想他们可能是高干子弟，根据有三：其一，住宏业花园；其二，弟兄的名字叫“立克”和“必克”，似乎是战争年代起的名字，父母与军队有关；其三，工作调北京住西交民巷，交民巷是传统外交关联区，二陈的父母应是调任外交工作了。

沒能随班毕业的还有女同学俞新华，黄泰宁，男同学陈谋辉，周树德周树刚堂兄弟，陶公铎，陆震，陈明章，刘玉生和周瑞甫。记得周瑞甫家在愚园路江苏路口开了一家门面不小的糖果食品店。

我们班上的同学大多住在学校附近，愚园路上的岐山村，采芝村，桃源坊，俭德坊，兆丰邨，长宁路上的兆丰别墅等都是同学居住得相对集中的几条新式里弄。住在兆丰别墅的就有吴文，戴昌同，鲍小彤，朱毓壮，周陶言和我；近在咫尺的长宁电影院旁边弄堂里还住着刘行健。

我们那时上学沒有许多回家作业，用心的话，不到一小时就完成了，余下的时间就是找同学玩，住得近的，自然就在一起玩的时间多。同住兆丰别墅的鲍小彤是满族人，浓眉大眼，身体结实，动作灵活，打篮球老是持球走步。他喜欢到我家玩，一人手持一把木枪扮解放军，模拟打仗，常常玩到我父亲下班回家了还不想回去。鲍小彤初中毕业后做了钢铁工人，练出一身健美肌肉，后来在上海市工人文工团跳芭蕾舞。

同里弄的戴昌同和朱毓壯很会玩，点子很多，他们发明了一种扮演军人时用的道具钢盔制作法。五十年代初，水果摊包装水果用的是竹编小篓子，他们在篓子外表面用废大楷纸团填充成碗狀，然后糊上多层大楷纸使之平滑成盔形，然后刷浓墨汁使成黑色“钢盔”，干透之后外表面用毛笔刷一层胶水。由于胶水层的反光作用，在阳光下还真能反射出金属的光亮，效果极佳。

六年级时，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团的儿子万尼亚”的课文，是从苏联儿童文学家盖达尔的同名小说中节选的，讲述红军收留的战争孤儿万尼亚抗击德寇的故事。石先生让我们把课文改篇成小话剧演出。记得由张存厚演万尼亚，鲍小彤演德军官，陆静莲演女副官，我和朱毓壮演德军巡逻兵，巡逻兵戴的钢盔就是我们亲手制作的。

朱毓壮是广东人，父亲是美国华侨，电气工程师，解放前供职于上海美商电力公司。1955年秋为支援大西北电力建设，朱家伯伯携全家到西安西北电力设计院任总工程师。约二十年后，我在陕西宝鸡工作时到西安出差才重新联系到朱毓壯。

2001年秋，朱毓壮退休后到兆丰别墅找到我和戴昌同，三人促膝长谈到很晚，当回忆起儿时往事时仿佛又回到了小学生时代。毓壮离沪后去镇江探望大姐，不想在游览途中突发心脏病去世。

中山公园东邻的长宁路712弄兆丰别墅。

延陵村。住在延陵村的有陈志翔，钱楨仪和转学离校的陶公铎。

兆丰邨。戴先生和杨润林，秦玄芳，陈安平，张钰华，陈久恩住在这里。

兆丰邨73号后门，陈久恩家住在这里楼上。1949—1959年，钢琴圣女顾圣婴一家住在一楼，父亲顾高地入獄后全家才迁居到宏业花园外婆家。

采芝邨斜对面愚园路安西路口有个杨氏药厂，与杨氏药厂紧挨着有一个沿安西路延伸的新式里弄住宅区，杨玉霞、冯大敏冯大伟二姐妹都住在这里。

愚园路上与小学相对有一条叫俭德坊的大弄堂，这里住着孙琪伦和孙嘉伦姐弟，葛正言，沈士龙，贾士群，康达和刘玉生。

在西园大厦（坊间俗称九层楼）和长宁电影院之间原来有条全部红砖三层联体楼房的新式里弄，名叫“新村” ，刘行健家住在6号，从一层到三层都是他家住的，虽然只有四口人。由于地方大，离得又近，我常常去他家玩。刘行健性格内向，待人友善，好静不好动，喜欢涂涂画画。他是福建人，外公彭泽民是辛亥革命老人，国民党左派，刘行健给我看过一张彭泽民与朱德在北京的合影。在他家玩的最刺激的游戏是在三楼阳台上以橡皮筋发射纸弹与邻居孩子“开战”。初中时更多的是与戴昌同一起在星期六下午去他家玩，这时没有大人管束，可以自由地“疯”。

刘行健高中时迷上了无线电，二楼亭子间成了工场间，桌面上一大堆各种电器零件，他还帮我修好了一台小四灯收音机呢！

1959年，刘行健因父母离异，他隨父亲去了香港，从此失去了联系。他家这条弄堂连同长宁电影院九十年代时因市政工程而拆毁，同时带走了我儿时的美好回忆。

这是被拆除的长宁电影院，右边就是刘行健家的弄堂，一并拆除了。

下图是在长宁电影院原址兴建的商厦，其右后方远处可以看到西园大厦。

宏业花园，住在这条弄堂里的除了郭左辉外还有潘永吉和陈必克陈立克兄弟。

六年级时我坐在靠门的最后一排，前面是郭左辉，再前面是宋铁铭。郭左辉家在愚园路宏业花园，三层楼，一楼有个花园，他姐姐也在被得上学，比我们高一届。我们班兄弟姐妹同在彼得甚至同在一班的並不少见：例如我的哥哥宋威廉，薄济群的姐姐薄燕玮，孙嘉伦的哥哥孙鼎伦都在彼得上学，吴文和甘平平的弟弟妹妹也都在彼得；孙琪伦孙嘉伦、余月美余学墉姐弟同班，冯大敏冯大伟姐妹同班，袁蔼珍袁蔼棣姐妹同班，陆代山陆静莲堂兄妹同班，周树刚周树德堂兄弟同班…。

郭左辉脸圆圆的，身体很壮实，小皮球踢得很好，脚头很“硬”。放学后我到他家去玩过多次，记得有一年冬天时他家后门有很大一块地面结了冰，我们一起滑冰玩，把棉鞋都弄湿了。六年级时郭左辉在看少年读物“诸葛亮”单行本，这本书共三册，可是最后一册他买不到了，很着急。后来听说在长宁路愚园路交口处的一个书亭里有卖的，他就请我代买。我回家时顺路一看果然有，买回去后自己先看了，被故事迷住，又向他借了前二冊看。引人入胜的三国历史故事给我留下极深印象，促使我初二时读了三国演义。

郭左辉在小学毕业时送了我一本“扑克牌游戏六十种”，可说是扑克玩法大全；这本书我一直保留到文革初期才处理了，现在想想很可惜。

同学中住得最远的是邹尚贤，他家在愚园路临街“九安公寓"的二楼（见上图）。尚贤自小学习努力，成绩总是名列前矛，只是身体比较瘦弱，除了拍毽子外很少看到他在操场上疯；不过他的毽子拍得很好，能玩各种花样，我跟他比试常落下风。

邹尚贤家客厅的西墙几乎被装着四库全书、刻着篆体字的封闭木盒占滿，那时我只知道这是一套极珍贵的古籍。五十多年后尚贤从美国回来，小学同学在中山公园聚会。那天风和日丽，高龄的邹家伯伯由尚贤弟弟推着轮椅游园。我见到邹家伯伯就上前鞠躬问候，说话中我说起对那套四库全书的深刻印象，並对文革中古籍的失去感到不平；邹伯伯对此的反应是笑着说：“这书放在政府那里比放在家里好！”中国老知识分子的豁达可见一斑。

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同学到大学毕业的唯一一个是住在采芝邨79号的王冲权 ，而他家的后门恰正对着蔡壬梅家的前门，家住采芝邨的还有甘平平。

玉冲权上小学时人比较矮小，但灵活异常，跑得很快。小学毕业考初中时我们都报考了市西中学（同时报考的还有王煜华，王强，邹尚贤，吴文，余学墉和周修纯），那时录取通知书是送到所在小学的，各学校发榜日期也不统一。有天午后我正在看“少年文艺”，只听到楼下有人喊：“宋又廉，侬考取啦！”，我赶紧到阳台上去看，是王冲权手里拿着通知书在向楼上挥手。原来发榜那天冲权正好在校门口，第一时间就拿到了通知书，在征得石先生同意后飞奔到相距一站路的兆丰别墅我家报喜。这件事印象太深，一辈子也忘不了。

王冲权家79号前门。

李聿德无疑是我们班最胖的一个，他住在安静的利西路，家里有一个非常大的花园，花园里除了树木花草外还种了许多草莓。李家是小朋友玩耍的好地方，我们班不少同学都去玩过，但我只去过一次，因为他家养了一条大狗，挺吓人的。

我们班有个社会知名度很高的同学 — 王强。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圣诞节前夜，上海上空发生了一次令人震惊的空难，王强在空难中幸存但失去了双亲；之后他与一位可敬的老人一起住在愚园路原时轮小学隔壁一条浅浅的弄堂里。

我与王强初中也是同班，初二上学期时还同过座。文革中1968年初的一个冬日，王强大学毕业将北上天津塘沽工作，我去他家送别。是日，天空阴沉，王强行李简单，老人已不在了，室内空空，他临出门前回顾一下，决然地关上房门走了。我送他到公交车站，黯然握手道别，此一别就是四十多年。

下图，王强家的老屋。女同学杨唐静也住在这条弄堂里。

1955年七月，小学毕业，拍完毕业照，我们依依不捨地告别了亲爱的老师，温馨的校园，走向更远的地方，开始了新的学习。

弹指一挥七十年，千帆已经过尽，人生航程接近终点，然而小学的师生谊和同学情依然温暖地留在记忆深处，与生命同在，馨香如故。

谨以此回忆献给我亲爱的同学和校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