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小时候的年

赵明山

记得小时候，过年要从腊月开始。

第一个纪念日就是腊八，这一天，家家都会腌一些腊八蒜，熬一锅腊八粥。当时物资匮乏，腊八粥里大多只有黄米和杂粮，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吃的无比香甜。

过了腊八，就盼小年。

小年很重要，它就像大年的台幕，一旦拉开，精彩的节目就登场了。

二十三糖瓜粘，说的是灶王爷升天的故事。每到这天，家里大人显得格外谨慎，除了摆上果品香烛祭灶，还会嘱咐自家的孩子，不许骂人，不许说脏话。当然，在要求我们的同时，一定会给一些糖瓜来甜我们的嘴。其实孩子们只要有麻糖吃，大都不在乎灶王爷是哪一路神仙。

从二十三到年三十，我反复算过。天天和吃有关，唯独二十四除外，是个纯干活的日子。

清早起来就开始，打扫卫生，粉刷墙壁，清理炉灶，更换窗纸，连小孩子也不能闲着。偷懒的我经常被大人责备，所以我最不喜欢这一天。

说起刷墙，我会想起当年煤矿的一个人，他没有工作，无儿无女，靠在山里挖白土为生。常常挑个担子走街串巷，叫卖白土。因为有需要，当时的人家都会买一些，用水化之为浆，涂自家的泥壁，就像当今的涂料。

多年后，我偶然在下花园大街上遇到他。让我意外的是，他在用挖了一辈子白土的那双手——要饭。面对着他那苍老悲凉的身影，难过之余，我偷偷地拍了张照片，取名为“拿不动工具的手”。这些负面的东西我是不敢拿出去的，但在后来的日子，每遇什么不如意，一看这张照片，便会打消我骂街的念头。

略过二十五、六，就到了二十七。

二十七杀只鸡，大人们总会借这个理由，在这个日子取鸡的性命，我家也不例外。

看见父亲磨刀，我便知又要杀鸡了。父亲杀鸡，我做帮手，遞个刀，攥个腿，毫不含糊。但多数人怕见血光，躲得很远，不是我胆大，都怪年龄小，还没学到被杀时的感受。不知道害怕，当然也生不出怜悯，况且，每次杀完鸡，奶奶都会把碗里的鸡血，用开水浸熟给我，这也是个不小的诱惑，为此妹妹们常羡慕。

二十八把面发，这是提醒家中的妇人们，该为大年做主食了。

记得那时，母亲会辛苦劳作一整天，把发出来的面，一锅又一锅蒸成馒头，放进冬日的空缸贮存。接下来母亲还会做更好吃的美食—炸糕。做黄米面炸糕比蒸馒头更复杂，先用温水把黄米面拌成颗粒，再把拌好的黄米面分层撒在冒着蒸气的笼屉上，盖上锅直到蒸熟。出锅后最考验人的便是搋糕，趁热蘸着凉水拼命搋，直到把黄糕搋服了，最后把包了馅儿糕团，放在当地有名的胡麻油中炸成焦黄，便成功了。

这时，无论是现吃还是隔日复蒸，它都成了过年的一道美味。

自打离开了下花园，虽然再没吃过，但是母亲炸糕的味道从未消散，他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底，不能忘怀。

大年三十是辞岁的日子，除了粘窗花贴对子，不再干任何事情，家家万事俱备，只等着大年开饭。

三十的夜最为热闹，人们有熬夜的习俗，家家都会准备些花生、瓜子，和一些唠不完的话题。孩子们也不闲着，他们早早把买来的鞭炮拆散，为晚上的游荡做准备。

吃过晚饭，我和前邻后舍的伙伴儿们出发了，手提纸做的灯笼，每人点上一根放炮用的香，做毫无目的的瞎逛。先是在家门附近，到后来便开始巡视煤矿的大街小巷。一路走一路放着鞭炮，不时还会和别处的孩子们比试点恶作剧。就这样边走边玩，大多还没能走到尽头，兜里的炮仗和纸灯笼里的蜡烛已然耗完。

回到家时，常常过了午夜。

当新年的鞭炮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母亲早已把做好的新衣放到了我们的面前。穿上新衣的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家中的长辈们拜年，之后，还会依次给街坊叔叔大爷们拜年。拜年的回报，就是一毛两毛钱的压岁钱，虽然不多，孩子的我们，还是开心不已。

吃罢大年的饺子，大人和孩子们，都在尽情享受这难得的新年时光。我家的街坊，虽然都是煤矿一线工人，可他们的出身，却是当地有名戏班子里的演员，会唱晋剧，会扭秧歌，每到年下，都会重操旧业，拿出琴弦家什唱几出老戏。当时的我，山西梆子听不太懂，到更爱听他们唱的二人台《五哥放羊》。虽然内容不甚明白，那优美的动作和婉转的曲调，还是让我留恋不已。后来遇上文化大革命，别说唱老戏，就连五哥的羊也放不成了。

到了初五，年就要过完了。此时家家的年饭都被孩子们吃得捉襟见肘，但初五的饺子除外，大人们决不允许提前消费，因为他有着特殊的意义。

初五是民间崩穷的日子，听老人讲，赶早放炮仗是为了把游荡在门前的穷婆儿崩走，白天吃饺子，是为了把家中的穷包在饺子里，吃了变糞。只要这两件事办完，仿佛全家就真能过上一年好光景。

结果我放了多年炮仗，母亲包了多年的饺子，家不仅一点儿没富，就连崩穷的信心也动摇了。长大后才明白，贫穷靠放炮仗是崩不走的。

初五过后，挂在人们脸上的笑容逐渐散去，大人们又开始为下一个大年辛苦劳作。孩子们也开始重新啃着窝头，努力把母亲做的新衣变小。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些故事已然遥远，而今的生活已非昨天，享受当今，不忘过去，希望大家过好每一个开心快乐的年！

（赵明山于2021年2月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