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

张轩

过年期间有一部好剧推荐给大家，对党史感兴趣的同学，一定要看。

这部剧叫做《觉醒年代》，讲的是近代中国有识之士们为中国寻找出路的年代，讲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成长历程，在这部电视剧中，你可以看到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胡适、蔡元培、周树人这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这些英气勃勃的“中国少年”。

那是一个国破家亡、灾难深重的时代，也是一个英杰并起、风云激荡的时代，革命派、保皇派斗争不休，人们争论着中国的未来道路，民主、共和、君主立宪、无政府主义......各种思潮涌起。

于和伟饰演了陈独秀先生，我极力推荐这部剧，一部分原因就是于和伟，我真没想到，他演得了刘备，演得了曹操，还能演得了陈独秀，还真像历史上那个狷狂、洒脱、激进而又“调和”的陈独秀。

电视剧的开篇，陈独秀就对朋友们讲：“这一次，中华文明遇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强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老的一套，行不通了，所以我们要改造思想，教育青年，造就一代新人，才能真正改造社会”。

朋友们问他：“洋人的制度、文化纷繁复杂，那么哪一种适合中国呢？”

陈独秀坦诚地说：“我目前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我们如果不去做，袖手旁观，那就是罪人”。

这很符合历史，因为早年的陈独秀，还没有接触到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想好未来的救国之路。很多人不太了解我们历史上这位我党的第一位总书记，他是一个生在清王朝末年的读书人，参加过科举考试，早年的思想，其实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甚至还参杂了大量的民族主义思想，他甚至建立过“岳王会”这样的革命会党组织，先反清、后反袁，在“二次革命”中被捕入狱，九死一生。他早年的朋友，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蔡元培、章士钊这些社会名流。

电视剧《觉醒年代》对这些细节把握得非常好，陈独秀在初期是个反清、反帝制、反帝国主义的激进革命派，同时也是一个名震天下的笔杆子、大才子，许多人都以认识他、结交他、得到他的文章、墨宝为荣。

北大校长蔡元培“三顾茅庐”，聘请他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统领整个北大文科和新文化运动，他创办《新青年》，团结了一大批新文化的得力干将，如钱玄同、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鲁迅，和辜鸿铭、黄侃等守旧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整个中国新文化的大旗，就是陈独秀，无数青年才俊都团结在这杆大旗之下。

当时的赵世炎、毛泽东、邓中夏，都视他为偶像。

那个时候，他和胡适、蔡元培、章士钊还是并肩作战的同志，电视剧中，当他把胡适和李大钊拉到一起，畅想新文化运动的未来的时候，那个场面是非常温暖的，可是谁也想不到，他们并不是一路人，并不是“同志”，日后，还会和胡适们成为不共戴天的“生死大敌”。

陈独秀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还要等到1917年之后，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树立了榜样，指明了方向。陈独秀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他觉得终于找到出路了。

1918年3月，他明确表示：“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未可以政象薄之“。

1919年5月4日，中国的五四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陈独秀指出：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

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联合七个工界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并在筹备会上发表《劳工要旨》演讲。他受到工界团体的尊敬和拥戴，被推选为筹备会顾问。在他的指导下，上海各业5000多名工人于5月1日举行集会，他喊出了著名的“劳工万岁”的口号。

1921 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大会选举他担任中央局书记。

我们唯物主义者对一个人的评价，应当是全面、客观的，人生在历史洪流中，就一定有历史局限性，比如陈独秀先生，虽然他后期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无论如何，他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是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领路人，他和李大钊先生，是最早的”燧人氏“，点燃了星星之火。

当年的毛润之，也是他的粉丝，受他的启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我们对革命先辈不能太过苛求，我们不能苛求他是一个“圣人”、“完人”，那是宗教偶像崇拜，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完美如圣贤的革命领袖。今天，很多人揪着革命先辈的缺点、私德不放，以偏概全，恰恰是犯了历史虚无主义错误。

关于陈独秀同志、陈独秀先生，还是那句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他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没有作壁上观，躲进书斋做学问，而是挺身而出，毁家救国，在国家和民族命运风雨飘摇的时候，站在了历史的漩涡中间，已经足够了不起了。有了他，有了李大钊，有了所有前赴后继的革命先辈，才会有历史选择的教员。

《觉醒年代》中，还讲到了陈独秀的两个孩子，陈延年和陈乔年，还有他们的“吴伯伯”吴稚晖。

剧中开始的时候，吴稚晖慈眉善目，一口一个“无政府主义”，给陈延年、陈乔年俩孩子兜售克鲁泡特金和“互助论”。

可谁能想到，很多年之后，投靠蒋介石政权，积极反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落井下石，告密杀害陈延年的，就是这个老狗吴稚晖。虚伪的“无政府主义者”，转眼就成了法西斯政权的帮凶，把屠刀挥向自己的晚辈、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的两个孩子非常了不起，陈延年、陈乔年和周恩来、赵世炎一起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是早期我党的重要领导人，陈延年曾担任广东区委书记、浙江区委书记、第五届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书记。陈乔年曾任北京地委组织部长、北方区委组织部长、中央委员、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陈独秀的这两个孩子，和他关系不太好，从小独立生活，街头打工，勤工俭学，和工农的关系更亲近。陈延年在大革命期间担任广东区委书记的时候，曾经粗布短衣，赤脚麻鞋，和黄包车车夫一起工作，有如“墨家钜子”……国民党那边的高官们都嘲笑：共产党的大领导，居然和泥腿子一起干活。

陈延年清醒地认识到工农才是中国革命的主力，所以他毕生精力都花在工农运动中，有先见地创建了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他虽然是陈独秀的儿子，但性格和政见上与父亲有很大的不同，陈独秀有文人学者气，但陈延年更深入工人群众，甚至和工人们一起打工生活……

他非常反对陈独秀的妥协主义倾向，在逸委会议上，他曾尖锐批评陈独秀“不相信工农群众力量”， “在行动上始终不敢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将会把革命断送掉”……

陈乔年的认识同样清醒，他曾对陈独秀说：“爸爸，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不能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党应有自己的武装，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

1927年6月26日，陈延年在上海江浙区委所在地烧毁文件时意外被捕。他化名陈友生，辩称自己是受雇于人的茶房。由于陈延年一贯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是党内有名的“六不”(不照相、不看戏、不闲游、不上饭馆、不讲穿着、不作私交)干部，加之陈延年又身穿短衣，裤腿上还扎着草绳，与一般做粗活的伙夫没什么两样，故敌人也信以为真。

陈延年被关在上海龙华监狱。中共党组织得悉陈延年被捕后，立即组织营救，因为他机智沉着，并未暴露身份，营救本该很顺利。

陈延年的早年好友、与陈家世交的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突然接到从上海警察局寄来的一封信，潦潦草草的几行字：“我某日在某处误被逮捕，关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我是正式工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不日可讯明释放。现在我的衫裤都破烂了，请先生替我买一套布衫裤送来。”此信署名陈友生，但汪孟邹从字迹上认出信是陈延年写的。

汪孟邹心急如焚，赶到南京找到胡适，托胡适救人，胡适是陈独秀老乡，又是故交好友，他看到信后，便问汪孟邹：“这是什么人？你知道我生平不听‘假话’，你必须说出姓名，我方可营救他。”汪告诉胡适：“写信人就是陈延年。”胡适表示：“好吧，我找吴稚晖营救他。”

于是，这封信被胡适送到了吴稚晖手上，这位早年二陈的“吴伯伯”，因为积极反共，如今已经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蒋介石的大红人。

他拿到这封信，如获至宝，欣喜若狂，此时他恨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入骨，因为陈延年在法国不肯从他搞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列，在大革命期间，陈延年在广东比其父陈独秀更为强硬，反蒋立场更为坚定……于是，他成了吴稚晖和蒋介石的眼中钉。

吴稚晖直接落井下石，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告密，指出“他就是陈延年”……1927 年7月5 日，上海《申报》披露了吴稚晖给杨虎的一封信，编者拟的题目是《铲除共党巨憨》，说“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憨就逮，佩贺之至”……这老贼居然还有脸“庆贺”。

1927年7月4日，陈延年被秘密处决，刽子手要斩他的头，陈延年不肯跪下受刑，在搏斗中，被乱刀砍死，尸体被剁成数块，年仅29岁。

1928年，由于叛徒出卖，陈乔年被捕，6月6日被枪杀，年仅26岁，牺牲之前，他还在鼓励狱友：“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