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杨万里与湘中望云山关系考（结篇）

羅輝(雲山樵夫)

这篇是同主题文的结篇，笔者在电脑上写了很长，在转为美篇文时，虑及篇幅不能太长，且认为通过解读楊万里写的一篇文章即可得出定论，故本文仅为如下文字：

先上点轻松但又比较刺激些的料：已有信息证明杨万里的亲叔（伯）父杨惟圣，就是老新化尤以洋溪（明嘉靖《湖广通志》名杨溪）、高平水、槎溪、云溪之上游流域为主的今杨氏居民之始迁祖。此三溪一水皆源于望云山，这些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的地名→望云山麓（下）。仅从杨万里走亲戚这个角度，即已可推知杨万里的《晓行望云山》之“望云山”就是我地望云山了吧？！

对梅山人文史有些兴趣的本土朋友，众所周知的事就是一查族谱，都是说某氏迁梅山（尤指古新化县域）始祖是从江西吉州迁来！更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说“反证”之。

《道光宝庆府志》及本土文化研究者胡能改（新化人）编撰的《梅山客户》均载新化槎溪杨氏之始迁祖曰杨惟圣（1091年至1183年）江西庐陵人（一说太和圳上人），宋大观三年（1109年）进士，于广西签判任上侨寓邵州，经新化（永宁）渭溪、高平、巴油而最终于槎溪定居。

笔者将同名文章（一）发入隆回三中修史顾问团微信群后，杨理明先生（罗洪人，祖上从古罗洪村迁入巴油村，正师级军队干部退休，现居北京）发信息称：据老谱载杨万里系杨氏入湘始祖杨惟圣的侄儿，系其入湘二世祖的堂哥……（微信截屏如下）

当然，即使杨理明先生本人，也还是持保守心态的。笔者将此内容作为本文的开篇，也仅是作为引诱览者读文兴趣的辅助而已。

进入本文之最重点之前，先得铺垫些关联史料：

一、杨万里生平之“百度百科”摘要

“百度百科”载“杨万里”词条，系依据《宋史》《宋论》《鶴林玉露》等史料整理而成，可信度应是较高的，为避免本文的篇幅过长，此处不转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网上阅读。本文摘要重述如下：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水县）人；其父杨芾精通《易经》（常忍着饥寒购买书籍，在十年之内，积得藏书数千卷）；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及第，之后开始“当官”【这里特别提一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十月调任永州零陵县丞直至隆兴元年（1163年）秋离零陵任（之后开始当京官）】；绍熙二年（1192年）八月谢病免归，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与世绝”幽居生活【期间于庆元五年（1199年）三月获允致仕（即退休）】，直至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八日杨万里逝世（享年八十岁）。

杨万里在“谢病免归”之前被准任“祠禄官”（先是获授秘阁修撰提举万寿宫，后于绍熙六年（1195年）九月升焕章阁待制提举兴国宫等），爵位也从食邑五百户的吉水县开国子、开国伯升至食邑八百户的开国侯；开禧三年（1207年）正月朝廷追赠杨万里为光禄大夫，嘉定六年（1213年）十二月朝廷宣敕赐杨万里谥号“文节”。

这里，很有必要提请览者您注意“祠禄官”这个名词，实话实说，笔者也仅是这次作文的过程中才重视到这个名词。

“百度百科”载“祠禄官”词条（全文转述）：宋京师有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祥云观等庙宇，在外亦有宫观，如杭州洞霄宫、亳州明道宫、华州云台观、建州武夷观等。诸宫观置使、副使、判官等，又有判举、提点、都监、管勾等名，统称宫观官，亦称祠禄官，以宰相、执政、翰林学士等兼领。宋初，大臣年老不能任事者，亦常命为祠禄官，不理政事而予俸禄，以示优礼。神宗熙宁（1068－1077）后，整顿吏治，凡疲老不任事者，皆使任祠禄官，王安石亦欲以此安置反对派，祠禄官人数渐增。因祠禄官主管祭祀，故充任祠禄官称奉祠，因故自请充任祠禄官，以处闲散之地称请祠，或称乞祠、丐祠。祠禄官为宋朝所特有。

二、杨万里事迹之笔者考1

杨万里“幽居”15年，历时十七载潜心易道文化而作《诚斋易传》，这部书是万里逝去后，其子将该书呈给皇上而后公之于世的。笔者已于2018年12月于孔夫子旧书网淘得该书的民国版，该书载杨万里写这本书的时期为“自淳熙戊申(1188年)八月下笔，至嘉泰甲子(1204年)四月脱稿，阅十有七年，而后成书。”结合杨万里之生平可知，其于正式幽居前四年61岁时开始着手写作，临终前两年78岁时才写成脱稿。

三、杨万里事迹之笔者考2

据《道光宝庆府志》载，杨万里于1194年作《希濂堂記》（该文载于府志的“工书”），于1196年作《邵州重復舊學記》（该文载于府志的“礼书”）。笔者文言水平有限，直至作本文时才算稍微读懂了杨萬里的这两篇文章，认为《希濂堂記》一文即可证杨万里确实于1194年便来到了邵州。为了不干扰览者您的理解，笔者将《希濂堂記》先不行句读转录如下（府志本身就没有标点符号的）：

余謝病免歸僵臥空山與世不相聞者今三年矣故人邵陽使君潘侯燾獨不我斁千里遣騎踵門移書請曰邵故濂溪先生舊治也治平四年先生以永州治中來攝若嵇璧記不書爰諏故老皆無在者燾欲求其學道愛人之遺風以為師範焉而不可得獨潘公興嗣謂其為治精密嚴恕隱然有當於吾心乃即治之西偏因屋之廢者闢而為堂命曰希濂聽訟於斯退食游息於斯晦庵先生聞之喜曰精密嚴恕四者未有合而言之者也合而言之尤有意味此非近世所謂儒者之政漫漶以干譽者也余於此當深有發矣因為燾大書三字扁之堂上惟先生精微之意微潘公疇能發之微晦庵疇能領之微先生疇能記之余賀侯曰甚善然亦難言也苛似精譎似密刻似嚴馳似恕皆非也去其似而非者則得其精微者矣抑侯請大之先生不云乎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侯也希濂希其四也盍充其四以上達其三乎充其四達其三希之大也希其四而巳矣大云乎哉余闻侯之为郡其政简而悉明而能容惠而民畏大丞相益國公倡諸臺以其最上聞矣蓋其治源流有自云紹興甲寅九月晦記

【笔者注：《道光宝庆府志》载：潘焘，字兴嗣，东阳人，绍熙初权知邵州。另，上文中的绍兴甲寅即绍兴四年（1134年），此时杨万里年方七岁，故府志此处之“绍兴甲寅”应为“绍熙甲寅” 之误（绍熙甲寅即绍熙五年1194年，恰为杨万里幽居的第三年】。

现在，已可开始本文之论了：

鉴于：

（1）时任邵州的知州潘焘，字“兴嗣”，这个应是确然的（府志引朱子文集为据），故若文中的“潘侯焘”与“潘公兴嗣”就是同一个人，则潘焘不论是口头还是书面表达，都不可能以“潘公兴嗣”自称；笔者已注意到今传资料中另有个北宋的“潘兴嗣”（字延之，且系为周子及其母作墓志铭的周子本人的朋友），但斯人之真名为“潘心嗣”（至今仍存的周子墓志铭落款即如此，万里必然见过该铭）；结合后文万里“贺候”的内容，此潘兴嗣应是指潘焘。由文中“邵阳使君潘侯焘”的表述，并结合《宝庆府志》之大政纪所载朱熹举荐潘焘的奏疏（先后称潘焘为“邵州守臣”、“权知邵州”）等内容，可知当时潘焘的官职应为邵阳县令（知县）并兼“权知邵州”（代理知州）。

（2）杨万里长朱熹三岁，又有曾于淳熙十二年（1185年）举荐朱熹的史实，朱熹的科举最高“学位”仅为准勅赐同进士出身，没万里（进士及第）高，官职也并不比万里高，结合杨万里的个性，万里应不至于会称朱熹为“先生” 。文中“先生”无前缀用时应皆指周敦颐。

（3）文中有四个“余”、一个“我”、一个“吾”，如果笔者说这些字都是表此文的作者杨万里自己，估计大家最终应都不会反对：若“潘公兴嗣”是指北宋那位，则按“直接引语”理解，“吾“可指潘焘；但“余”字，应都理解为作者万里（第三个“余”字若解为朱熹（晦庵先生），则“希濂堂”三字系朱熹所写，万里并未参与相关事，潘焘请万里作记，则不合事理逻辑；同时，万里作文，不至于如此混乱。

（4）《道光宝庆府志》载：“绍熙五年五月辛酉朔辰州蛮侵邵州，湖南转运判官何异、知潭州朱熹讨降之”；又载“朱子，紹熙四年十二月差知潭州，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又引朱熹本人的奏疏为据，内容的大意是：绍熙四年（1193年）十二月朱熹被差知潭州，朱熹想辞职，但以蒲束矢为首的辰州蛮侵扰邵阳边界及潭州属地之“瑶民起义”于是月爆发，加之朝廷也不准朱熹辞职，朱熹于绍熙五年（1194年）春到任，与何异、潘焘等共同参与了平定（招降）诸事，至五月乱平。

（5）淳熙十六年（1189年）已为左丞相的周必大因被弹劾而罢相，以观文阁大学士“判潭州”；从朱熹于前述平瑶民起义之后写给朝廷荐举潘焘等四人的奏疏中称周必大为“帅臣”可知，周必大当时应仍然在“判潭州”任上，也应参与了该次招降瑶民事，并与朱熹联合举荐潘焘，故文中的“大丞相益国公”即指周必大（早已由“许国公”改封“益国公”，周必大长杨万里1岁，与杨万里同为吉州人且关系甚密）。

（6）邵州东北为潭州（1072年章惇“开梅山”上梅山设新化县属邵州，下梅山设安化县属潭州）、西北为辰州；又我地望云山区域（尤其北部及西部）当时本为瑶民居住地，处于邵州、潭州以及辰州的结合部，1193年十二月至1194年五月的瑶民起义，既然同时涉朱熹潭州地与潘焘邵州地（邵阳县），则可知望云山西、北部应就是当年瑶民起义的核心区域。

（7）杨万里有淳熙八年（1181年）冬“广东提点刑狱”任上率兵平定进入梅州的“闽盗”沈师的经历，并因此被孝宗称为“仁者之勇”。

（8）周敦颐权知邵州之事迹，《宋史》已然抹去（或略去），然自明朝的《湖广通志》而下，本土明清时期的府志、县志都有明确记载，且有上引两篇记相传至今，笔者已论恰处章惇“开梅山”时期“权知邵州”的周敦颐，正是传说中那个促成章惇得以与梅山洞主面谈并最终成功以招安方式“开梅山”的神秘宗教人物（主流说是某和尚，笔者则认为是某道士，笔者甚至认定今仍悬于新化县文田镇罗氏宗祠观礼台天花板上的九宫图中的那个令官、民皆尊敬的道士，就是周敦颐先生！）；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宗师，《希濂堂》等上引史料中涉及的周必大、杨万里、朱熹、潘焘等皆是周子的拥趸者。也就是杨万里这篇《希濂堂记》写完后的两个月，以朱熹于1194年闰十月被罢黜开启了“庆元党禁”事件【道学（理学）被定性为伪学，相关人物被认定为“逆党”而被打压】。

经“反复研究”，笔者的结论（有些是对既有湖湘文化专家观点构成颠覆性否定的）如下：

1、绍熙五年（1194年），杨万里的“故人”（老朋友）邵阳县一把手兼代理邵州一把手的潘焘（“独不我斁”，即唯独老朋友潘焘不嫌弃我杨万里）“千里遣骑踵门移书请”的对象，并非请杨万里作《希濂堂记》，而是迎请杨万里来邵（目的之一应为寻周子遗迹，目的之二或为帮助其出谋划策以平定侵犯邵阳的辰州“猺蛮”起义之乱）；若仅是为了请万里写篇文章，写文章这事又不是紧急的太大的事，凭潘焘与万里的“故人”关系，焉需“千里遣骑踵门移书请”？杨万里于1194年（或为春夏之交）来邵。

如果（这个假设用词应可以忽略了）杨理明先生提供的信息（杨氏老谱载杨惟圣是杨万里的亲叔（伯）父）为真，而杨氏亲人正处“战区”（甚至可能还参与了）！那万里更应该来邵了！

2、希濂堂里挂的那块“希濂堂”匾，这三个字应是杨万里写的（而非“通说”主张的朱熹所写），甚至希濂堂的用房（治之西偏因屋之廢者）本身也是杨万里帮着潘焘一起“闢”的。

3、周子《通书》仅为文中的前三希（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而本文“希濂”的主体是“侯”（即潘焘），故笔者认为“希濂堂”并不是纪念濂溪先生周敦颐的祠堂之类，而是潘焘（及杨万里）以“希濂”自勉，文中的“希濂听讼于斯，退食游息于斯”，笔者认为隐含了当时杨万里与潘焘共同参与“闢而为堂”的史实：“希濂听讼于斯”的主语是潘焘，“退食游息于斯”的主语是万里，进一步推论则为：若该堂的用房为府治或县治的公房，则这两者的主语不可能是同一个人，为官时可于斯听讼，但退休后怎能还游息（游玩休息）于斯，“铁打的公房流水的官”，没做官“听讼”了，就得走人！因此，这两者只能是对应潘焘与万里两个人，而万里于1194年来邵后的状态又恰好是“退食游息”！至此，结合上述种种事由，万里于1194年来邵应是确然的了！

4、笔者已分析出1194年辰州瑶民起义的主要区域，其实就是我地望云山的西部与北部一带（本身直至明清一直是瑶民居住地），朱熹这次平乱仍然是采取类似于章惇开梅山一样的尽量不杀戮的招降方式，也是谴人“諭以禍福”（真有点学章惇）。试想，什么样的人才能充当这个“说客”？就像1072年章惇开梅山一样，当然只能是已被那些起义瑶民尊崇的“德高望重”的宗教界人士，假设望云山上天门寺的“宋僧普悟真”就是那个与杨万里是老乡的、只比杨万里大12岁的“普庵真人（禅师）”，则这个普庵真人（禅师、祖师）的影响力是足堪此任的，而这个普庵真人，已作“祠禄官”三年的杨万里与之有特别的交情之可能性是很大的，望云山属邵州治下，权知邵州已四五年的潘焘知道天门寺里有某个著名的宗教人物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而且知潭州的朱熹的身边还有个“判潭州”的“帅臣”周必大，周必大也是吉州的，官至左丞相的周必大知道这个普庵真人也是很正常的。这场平定瑶民起义的事务，为主的周必大、朱熹、潘焘都是“道中人”，为了尽量减少杀戮，必须力主招降方式，于是，潘焘“千里遣骑踵门移书请”杨万里来邵……这样的情况下，万里当然得来……于是在望云山天门寺会了那位神秘的“老乡”普庵真人，让普庵真人出面协调招降起义瑶民之事，于是有了这首《晓行望云山》。

附注：目前网络上关于普庵祖师（禅师、真人）的文章，部分载了生年与殁年（1115至1169年），而另一部分文章则只载了生年（1115），表明普庵祖师的殁年本身就是存疑的；同时，笔者认为这么一位祖师与真人级别的宗教人物仅存活54岁，本身也是不合理的，而1194年时普庵真人也才79岁，杨万里于1194年来邵后上望云山请普庵真人出面完全合理！

已过了的这个鼠年，全球抗新冠肺炎病毒之疫的形势极严峻，已感染人数已超一亿人，而独我中国因党和国家领导得法，人民泰然。岁末，政府力倡“就地过年”，又加之正读小学的女儿涉学校类之特别管理等事由，笔者亦选择了就地过年。本文自年二十九至新年初二，一直呈得空即作文的状态。望云山是笔者生长之地，父母在望云山家里过年，这些日子时刻牵挂本文，亦时刻牵挂父母，亦时刻牵挂望云山这座养育我历代祖上的祖山也！古之有敬山之礼，今人已忘却，本次作同名文章凡三篇，历时近十日，作文之心诚，礼敬祖山之心亦诚也。或有谬误，诚请方家指正，但杨万里先生之与我地望云山的关系应是已能肯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