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岁钱

穆 渔 儿

　　小时候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过年。过年可以穿新衣，吃好吃的，还可以拜年领压岁钱。

　　1971年姐姐在石镇区公所的照片

最早对于拜年的记忆是1979年。那时我们的小学是五年制，姐姐九岁，上四年级；我七岁，上二年级；妹妹五岁，上小学里的学前大班，弟弟才一岁。

　　爸爸是警察，那时在县公安局工作，弟弟的干爸在石镇派出所，那年过年爸妈让我和姐姐去给弟弟的干爸拜年。我们两人一起拎了一个篮子，里面装着白面馍馍和其他的拜年礼品，步行就从县城出发了。

石镇派出所我和姐姐从未去过，那次走了几里路，弟弟干爸家住在哪，如何找到家里的，拜年吃了什么，领了多少压岁钱，至今我都没印象了。只记得我和姐姐走到石镇大桥上遇到了一个乞丐，是个老爷爷，个子不高，瘦瘦的，穿的黑棉衣没有外套，有几处破洞，露出了脏兮兮的棉絮。他脸上愁眉不展，两眼望着天空，一副茫然不知所归的神情，在桥上同我们并排往前走。

大过年的，那位老爷爷的样子该是多么的茫然无助，同时触动到了我和姐姐幼小的心灵。我们俩对视了一下，就立即悄悄商量着要不要给那老爷爷一个馍。我们迅速做出决定：从篮子里取出一个馍，塞到老爷爷手里，就赶紧一起拽紧篮子的提手，同时拔腿跑远了。

我和姐姐后来还回忆起这件事，都不记得我们提着那成了单数的白面馍馍，是怎么给弟弟的干爸去拜年的。真的，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四十年过去了，那位老爷爷不知是否还健在，他往后的日子过的可好？

两年后母亲和父亲先后从把工作从外地县调动回老家。时间是八十年代初，各家各户都不富裕，记不准是大年初几，我和姐姐提着拜年的礼品，步行出了县城，翻过古城岭，一路打听着，走了七八里地，到我们从未去过的贺家村给爸爸的一个堂弟拜年。

堂叔到过我们家几次，是位个子高大，眼睛大大，头发竖直，见人脸上就露出憨厚笑容的本分农民，有时侯上街来我家，见了我们姐弟几个，他的笑容还带着孩子般的羞涩。

进了院子，堂叔告诉我们：他的两个小孩也到亲戚家拜年去了。进了门，让我和姐姐吃惊的是：堂叔家里家徒四壁，除了堂屋的饭桌和小房子（相当于卧室）床上的铺盖，其他什么家具也没有。婶娘倒是和蔼可亲。

吃过饭，婶娘给了姐姐和我一人两毛钱的压岁钱。对此我和姐姐心里偷偷的有点失望，因为拜年时亲戚最少给我们的是五毛钱，舅舅那时给我们的压岁钱最多，是两元钱。

但回家路上，谈起这次拜年只得到的两毛钱，我俩都觉得：堂叔家虽然真的有些穷，有些出乎我们的想象，婶娘招待我们的饭菜虽然样数不多，但味道很可口，而且我俩都觉得婶娘把饭桌收拾的干净整洁，小房子里面的土炕和窗台也一尘不染。因为走远路来的，吃完饭婶娘就让姐姐和我去小房子的土炕上睡一会再回家。土炕上只有一张竹席，竹席上没有褥子，只铺了一层红蓝格纹粗布床单。床单颜色虽旧，但干净绵软，姐妹俩靠着墙，伸展腿坐在土炕上，都觉得很舒服。我俩都认为婶娘不是吝啬，只是堂叔家的经济的确有些窘迫，因此我俩从心里很感谢婶娘的。

那时候，我们过年所得的压岁钱，主要是用来交春季开学的报名费的。因为我们姊妹几个过年得到的压岁钱几乎一样多，压岁钱就自己保存，开学时给妈妈报个数，不够的部分，妈妈再补给我们。在单位上，妈妈总是面带笑容，对工作积极热情，在外人看来，妈妈是那样的和蔼可亲，甚至别人都认为妈妈不会给人发脾气，可妈妈对我们十分严厉，教训起我们姊妹几个来，包括弟弟在内，都从不手软。所以轻易我们自己是不敢动用压岁钱的。

记忆中我一共偷偷花了两次压岁钱，买了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第一次是个项链。那是1983年，我上初一，11岁。大姨妈和姨夫回老家过年。他们在甘肃省秦安县10#上班，我只知道那是一个国防厂子。我听大姨夫和爸爸围着炭火盆聊天的时候讲过，他15岁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腿上一直有未取出的炮弹碎片。因为大姨夫是贵州苗族人，几个表哥表姐脸庞都长得轮廓分明，大眼睛，眼眶显得深邃，长睫毛弯曲，看着很有神。

最小的表姐大我两岁。小表姐回来时穿着一件蓝灰色的劳保棉大衣，带个棕色的人造毛领子，那时候小孩子穿这种衣服可是非常时髦的。那种大衣我妈妈也有一件，是单位上发的，可她总舍不得穿，经常叠的整整齐齐摞在大衣柜里，夏季里总要在工人俱乐部的院子里晒一次。有年夏季挂在院子里晒，太阳落山去收的时候，竟然才发现被人偷去了棉里子，只有外面的单层面子孤单单的挂在院里的铁丝上。妈妈为此很痛惜，我们也都恨那贼太狡猾了。

小表姐那时13岁，留着齐肩长发，出来进去时大眼睛总是含着笑，真是又洋气又温柔可亲。

　　平时正月十三四晚上街上有舞龙灯耍狮子跑花灯走魔女子唱花鼓子的，可是每年妈妈都规定我们晚上十点前必须回到家里。那次小表姐带着我说想出去看热闹，妈妈同意了，可能因为大姨妈一家人几年才回来一次吧，出门时妈妈竟然没有像往年一样吩咐我们，给我限制具体时间。一出门，我俩像两只快乐的小鸟，我带着小表姐飞奔老街而去，那里有花庙，县文化馆在那里举办灯谜晚会。

现在的小表姐 （ 右）和她的女儿 （左）

　　那时候妈妈单位县工会工人俱乐部也办灯谜晚会的，在我们家隔壁的大游艺室里拉了很多线，吊着一排排写好谜面的字条，五颜六色，靠近窗户的字条都是朝里挂的。布置灯谜的时候妈妈坚决不许我们姊妹几个进去，虽然我们也偷偷爬上窗台隔着玻璃往里面看，但从外面是看不见那些谜语字条的内容的。

晚上灯谜一开始，我在游艺室的门外随等候已久的人群一起拥进游艺室，很快就记下来许多谜底，迅速跑到到对领处一对谜语的序号，只要我猜对的谜语序号还在，妈妈单位的工作人员就给我发了铅笔，再去游艺室把我猜对的谜面撕掉。那天晚上我得到了一大把铅笔，心里甭提有多兴奋了。可第二天妈妈却沉着脸，问我是不是提前知道谜底了，说她们单位有人在会上给她提意见，说我怎么能猜出那么多谜语。我生气地反问妈妈：“你们布置谜语时不让我们进去，布置好后就把门锁上了，从外面又看不见谜语，我怎么会提前知道谜底？你们兑奖的人提前又没给我说。” 妈妈被我给问住了，但她仍斩钉截铁地说道：“不管咋样以后不允许你参加我们单位的灯谜晚会！省得别人给我提意见。”我一下子觉得非常委屈，就赌气说：“不参加就不参加，谁稀罕你们单位的东西。看我明年到别的地方去猜谜，照样拿回来铅笔给你们看！” 第二年我真的去花庙参加了县文化馆举办的灯谜晚会，拿回一把铅笔，故意骄傲地在妈妈面前晃了晃，妈妈看到了，什么也没说。但从那以后妈妈单位在我们居住的院子里举办的灯谜晚会，我却再也没能参加过。

　　那晚在花庙猜完灯谜，我手里拿着一把铅笔，兴高采烈的跟小表姐在老街上随着人流闲逛，老街街道两侧的民宅临街，院落狭长，临街房屋大多都开着店铺，因地制宜做些小生意，这也是老街道居民居民得天独厚之处。因为那时候县城东西方向的街道主要有两条，北边是我们所居住的北新街，政府，医院，公安局和银行都在那一条街，县中也在那条街上，再就是南边这条老街，多是居民自开的小商铺，来往人流也不少，我们闲时最喜欢在那条街上，出上两分或三分钱，看店老板用他苍老粗糙的四个手指从一个带盖的搪瓷盆里给我们捏起一撮白糖炒黄豆，里面夹杂着几截不知名的龙须面粗细的面棍棍，吃起来甜甜的，脆脆的，几分钱便可以换来无比的幸福感。

老街店铺的门很有特点。一般店铺的门面有多大，门就有多宽。且是一色的木板门，由于太宽，这些店铺的门板都不是一整块木板，而由许多一尺宽的木板组合而成，木门上下两端有槽，早晨开店铺时要取下门闩，一页一页地把门板从槽里取出来，晚上关门的时候又一页一页地把门板顺着槽上好，再插上门闩。我有两个女同学家在这条街上，家里都开着这样的店铺。一家姓白，在街西，家里开着杂货铺；一家姓董，在街东，家里开着醋店，她爷爷常年四季在院里的几口大缸里酿着酸香的柿子醋，每天都有来打醋的人。那时候我们吃醋都是用空酒瓶子去小卖部灌的，瓶子见底了就出去灌。经常是大人做饭下面时发现家里没醋了，孩子拎着醋瓶子出去，几分钟就灌回来了，正好浇在刚捞出的热面条上。

我帮董姓女同学上过一回门板，清楚的记得每块门板的后面都用毛笔写着顺序号码。

那天我和小表姐随着人群在老街流连忘返，往回走时人群已慢慢散去了。冬季夜晚的天气很冷，我穿着棉袄，外面套着过年妈妈亲手给我们每个人缝制的新单衣，手里攥着猜谜获得的奖品，小表姐穿着她的蓝灰色翻毛领劳保棉大衣，我俩一路抖抖索索说说笑笑往回走，心里无比快乐。突然街道右边有群二流子冲我们吹口哨，嘴里还说着挑逗小表姐的话。我想大概是因为小表姐的确漂亮，再那个年月小女孩穿棉大衣的人太少了吧，所以引起了那帮混混的注意。那帮混混用话搭讪小表姐，得到的是小表姐严厉的回答；“滚一边去！” 那帮人却嬉皮笑脸的说：“啊，普通话！还是个洋女子！” 我心里很害怕，和小表姐不由得加快了步伐，那帮小青年也跟了上来，并且试图靠近我们，一群人嘻嘻哈哈的继续说着和小表姐搭讪的话。我和小表姐同时跑了起来，那群人也跟着跑了起来，我心里害怕到了极点，真后悔不该看热闹转的这么晚。让我没想到的是，面对那些人的追随起哄，小表姐停下脚步，一言不发，她从街边拾起一块砖头，狠狠向着那堆人群砸了过去！那群人惊呼着四散开来，小表姐趁势拉起我的手臂从西环路到北新街一路猛跑，那伙人终于没有再追上来，直到进了妈妈单位的铁大门，我俩才停下脚步，换了一下气，吐吐舌头互相笑了笑，悄悄地回家了。

第二天吃完饭，我和小表姐又去老街溜达，在一家店铺我看到了一挂金色的项链，就移不开脚步了。我反复的看着那条项链，它是那样的金灿灿，链子是水波纹的，吊坠是两个相连的桃心，一个心里写着福，一个心里写着寿。我眼睛移不开，脚步也停止了。小表姐过来看了看，说：“确实漂亮！你喜欢就买上呗。” 我说：“我不敢花压岁钱。” 但又实在喜欢那挂项链，问了价，要五毛钱。到底，我大着胆子把那挂水波纹链子配有心型吊坠的金色项链买下了。买下后装在外皮是红楼梦人物画的漂亮的火柴盒里，虽然没怎么戴过，边沿也掉了色，里面是红铜色，我一直把项链保存到现在。

第二次私自花压岁钱，是买了个特别喜欢的塑料钱包。1984年我12岁，过年在老街逛街，我自作主张，花了五毛钱的压岁钱，从一个摊子上买了一个钱包。那个钱包有小孩手大伸开那么大，长方形蓝色单层塑料小袋子，中间是一条白色拉链，拉链两边也就是袋子外部两面都整整齐齐缀满了一排一排的白色小珍珠，拉开拉链，钱包里面也是蓝色的塑料，我怎么看怎么喜欢。

回到家看偷偷给姐姐和妹妹看，妹妹的眼里充满了羡慕，羡慕之余，她对我说：“你小心爸爸揍你。” 我于是把钱包收起来低调行事。不知谁给爸爸说了，有次吃完午饭爸爸问我：“听说你买了一个漂亮的钱包？拿来我看看。” 我忐忑不安的取出钱包，递到爸爸手里。爸爸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的看了看，拉开拉链，又里外看了看，对惴惴不安的我说了一句让我意想不到的话：“我跟你换钱包，把你的钱包给我，我给你个牛皮钱包，真正的皮钱包。” 我不敢反对。爸爸没有骂我，反而要和我换钱包，说明我买的钱包不错，我甚至有点隐约的高兴。于是我答应了。爸爸后来真的给了我一个长方形的皮钱包，浅棕色皮子的，旧旧的，硬硬的，外边有一圈拉链，比我的钱包大一点，里面是布的，带有夹层。说真的，没有我的钱包那么让人高兴，何况我平时又没有钱可装。但我还是把爸爸和我交换的钱包保存到了现在。

　　爸爸有个烟斗，就像他办公室书柜里《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福尔摩斯的烟斗一样。黑色的，看纹理像木头的又像是陶瓷的，从侧面看像个大问号，又像个大勺子。我有时去他办公室，看见他坐在藤椅里，一手捏着黑烟斗的长手柄，一手往前面的烟锅里压碎末末旱烟叶子，填满了，就叼在嘴上，用火柴点燃，然后美美的丝丝地吸几下，那样子，好像我嘴里吃到糖后的感觉。

办公桌上躺着我漂亮的蓝底子镶满白色珍珠的塑料钱包，看上去扁扁的，我好奇爸爸要我的钱包到底有啥用，就这样摆在桌子上，看上去什么也没装。趁爸爸出去的功夫，我迅速用手捏了捏我的钱包，里面沙沙的软软的，我急忙拉开拉链，让我完全愣住了：里面竟然是半袋子碎末末旱烟叶子。

原来，爸爸拿我心爱的钱包做了他的旱烟叶袋子。

（爸爸和我姐姐 摄于乾佑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