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伯

杨有优

　　我老家在内蒙古包头沙尔沁东园村。我祖上从山西忻州到内蒙起码已在百年以上。

我的曾祖父有六个儿子。我们家在当年也是个大家族。

曾祖父的大儿子也就是大爷爷是读书人。他早年到山西老家读书，写得一手好字，练得一手好武艺。我父亲说他可以一跃上房，如履平地。他的老师是同盟会头领。那年在山西发动讨袁护国，委任大爷爷为师长，但他胆怯跑回内蒙老家，不幸遭遇瘟疫而去世。

曾祖父的三儿子是我祖父，一段时间常年在包头城里做买卖。

曾祖父的四儿子是个游手好闲的人，在我记忆中他到老也是那样。

曾祖父的六儿子最小，属于娇生惯养一类，后被定为地主成分。在童年的我看来，他比较不讲道理。

曾祖父的二儿子，也就是本文主人公的父亲，他是这个巨大家庭的总管，最吃苦耐劳。他每天凌晨四点多就带领大家起来做事。妈妈说，我的二奶奶常因丈夫付出太多而经常跟丈夫嚼舌根子抱怨。

四伯大约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吧。在我印象中，个子不高，偏见胖，常年戴个旧毡帽，走路时也常呈沉思状。

大概是从小看父亲管理整个大家族吧，四伯虽然没读书，但从幼年起爱动脑筋，以致合作化后生产队成立，他一直担任村第七生产队队长和大队煤窑负责人。

但由于整个社会环境，整个农村许多人出工不出力，消极怠工，四伯尽力努力，整个队还是穷。

父亲当年与四伯都在第七生产队。也许是四伯想树立自己不恟私情的形象，常把累活脏活让老实巴交的我父亲干。故此我母亲常常在私下抱怨四伯。

在家族中，四伯还是有威望的。族里谁和谁有纠纷，他常常是调解人且基本上能够做到公平合理。

四伯是个要强的人。但也许是因为愚昧吧，二奶奶也就是是四伯的母亲早早给他订了一个她娘家近亲的娃娃亲。四婶人不错，但因与四伯是近亲结婚，他们的三个儿子个子不高智力普遍有限。

那年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四伯利用他的位置让他大女儿玉孬上了包头师专并在毕业后到城里工作。玉孬姐把他二弟玉锁带到了城里上中学，但后者学业不佳最后还是最终回家务农。

农村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最原始的丛林社会。

四伯后来年老从村煤窑退休回到村里，与四婶一起与儿子们生活。

农村里儿子女儿善待没有用处的老人者实在凤毛麟角。儿女特别是媳妇的白眼甚至辱骂欺凌都非常常见。四伯大约在七十多岁时因贫病交加去世。

二零零四年侄子考上硕士、我回内蒙老家探亲，我们一起到他家看了四伯。当时四伯的屋里昏暗杂乱，四伯本土衣衫褴褛、肮脏不堪。我没想到那竟然是见他的最后一面！

四伯走了。他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个人物。

如果大爷爷在护国运动时勇敢地临危受命披挂上阵，整个家族命运是否会有所不同？他的畏缩不前是否影响到后来家里把孩子送出读书的决心？

如果二爷爷有些远见，把四伯送到呼市或北京读书，整个家族或至少他本人的人生是否会有不同？

如果二奶奶明白近亲结婚易生出有缺陷后代，四伯的孩子是否会会有有出息可能？

在我们的邻村小巴拉盖，就有天主教会和中学。在这个普遍缺爱的国度，如果整个家族接受了基督信仰， 人性中的愚昧、懦弱、偏见、懒惰、短视、仇恨、冷漠是否会少一点？爱智慧知识、勇敢、公正、远见、勤劳和爱是否会多一点？这样的家族是否更受上帝的喜爱？会更多恩典、更多幸运呢？

这是四伯故事留给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