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死——民主与哲学的冲突和对决

山水情怀

以民主著称的雅典，却以民主的名义处死了他们之中最杰出的智者。苏格拉底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我该走了，我去赴死；你们去继续生活，谁也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神知道。 ——题记 2021年1月20日，美国总统川普在掌控全局的情况下选择了接受“败选”和平退出，从而结束了自选举舞弊以来美国社会越演越烈的两派冲突，避免了陷入分裂的国家灾难。在完美的谢幕中川普告诉支持者：“我没有选择那条最不容易受人责备的路，却选择了最艰难的战斗，因为这是你们选择我的理由。”听着川普的演讲，脑海里浮现的却是苏格拉底的形象——是的，川普不是林肯和凯撒，他更像是苏格拉底，在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宁可忍受屈辱，也要维护法律的神圣和尊严，因为这是他的价值理想和毕生追求。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黄金时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和他的学生柏拉图，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杰”，被公认为西方哲学的奠基人。虽然他从未留下过任何文字，但他的思想和言行因被他的学生记录、见证、解读而成为不朽，一直影响着欧洲文明的进程。尤其苏格拉底之死，如同耶稣之死一样，成为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道德启示和灵魂思考。 拉斐尔的油画《雅典学院》！ 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灵魂，伟大的灵魂成就伟大的时代——能够获此殊荣的伟人在全世界屈指可数，苏格拉底是其中之一。所以，无论生前还是死后，苏格拉底都拥有一大批狂热的崇拜者和一大批激烈的反对者，正如今天的川粉和川黑一样。 苏格拉底究竟是个怎样的人？苏格拉底之死为什么会产生振聋发聩的回响？要了解这些，先要回溯到2500年前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 苏格拉底雕塑！ 简单地说：古希腊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石。希腊人在民主、法律、分权制衡、公民概念和意识；文学、雕塑、建筑、绘画、哲学等文化艺术领域；数学、天文、地理、医学等自然学科方面的创造和成就，即使今天看来依然不可思议，甚至无人超越。所以英国诗人雪莱说：“我们都是希腊人，因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和艺术之根都在希腊。”而苏格拉底就是古希腊“黄金时代”成长起来的最伟大的先哲，我甚至不想说之一。 苏格拉底出生在公元前469年的一个普通雅典公民家庭中，在他出生前30年至后20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希腊城邦与波斯帝国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希波战争，这场战争对波斯帝国来说是灭顶之灾，而对于希腊来说却是天赐良机。希腊的胜利使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与灿烂文化得以保留并发扬光大，在整个公元前五世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雅典作为希腊的霸主，进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伯里克利盛世”。 古希腊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石！ 伯里克利不仅是雅典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希腊古典文化的倡导者和创造者。从公元前447年开始，他在战争的废墟上主持建造了不朽的雅典卫城，包括帕特农神庙、雅典卫城正门、赫淮斯托斯神庙、苏尼昂海神庙、埃列赫特伊昂神庙，以及附属在这些建筑物上的精美绝伦的造型艺术杰作，还创建了雅典市民们安居乐业的小康生活和广泛参与的民主制度。使雅典成为希腊各城邦向往和崇尚的圣地，使希腊古典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典范和样板，一直传承至今。 雅典黄金时代的执政官伯里克利雕塑！ 伯里克利执政期间，周围聚集着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文人学者、艺术大师，他们在雅典寻求真知，授课讲学，探索宇宙奥秘和人生真谛。其中有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雕塑家菲狄亚斯、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等；还有一位美貌与智慧并称的奇女子阿斯帕西亚，她风姿绰约、才华出众、智慧过人，被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尊为导师；她创办的哲学与修辞学校颇受赞誉，她的住所成了高朋满座的文化沙龙，雅典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经常联袂而至，在这里答疑解惑、雄辩高论，其中就有年轻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虽然相貌平凡、身材矮小，却智力超群，思辨力强；从小在希腊古典文化和雅典民主精神的浸淫中成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和价值体系，萌生了为真理、荣誉、法律、理想奉献终身的坚定信念。作为教育家的苏格拉底宣称：“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一无所知”，而求得真知的第一步就是“自知无知”。他的教育方法很特别，就是站在街头向人们提问：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真理？以及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有什么知识和技能？你是不是政治家？如果是，关于统治你掌握了什么？你是不是教师？如果是，在教育无知的人之前你应该怎样征服自己的无知？等等。 苏格拉底雕塑！ 苏格拉底善于在辩论中剥茧抽丝，让对方发现并承认自己的无知，然后通过诱导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求诸内在的灵魂获得真知。他认为自己就是精神上的“助产士”，毕生的义务和责任就是“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他的名言：“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度过”，意在提醒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和想法进行追问、质疑，自我反思，自我批判。他认为：“美德即知识”，善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目的，也是最高的道德价值，以此启蒙民众学习新知、完善自己。 然而，灾难总是不期而至。就在苏格拉底40岁那年，雅典又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也就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年，瘟疫降临雅典城，伯里克利不幸染病去世。这两大事件给雅典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也让苏格拉底就此改变了命运。 伯罗奔尼撒战争！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诸民族之间的内战，战争中的双方都是为了利益而非正义。这场战争从公元前 431 年一直打到公元前 404 年，最终，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战胜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联盟”。雅典的失败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也使灿烂辉煌的希腊文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希腊文明开始由盛转衰，甚至被人遗忘了一千年之久，直到文艺复兴才被重新发现。斯巴达取代雅典成为希腊霸主后，希腊各城邦陷入混战之中，直到公元前334年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 雅典的失败与军事无关，而源于雅典人的自私和堕落。海洋贸易的成功，民主制度的优越，以及希波战争的胜利使雅典人冲昏了头脑，丧失了正义和良知的雅典人，变得骄奢淫逸、骄傲自满、见利忘义，一味追求利益和霸权，让其他民族感到了恐惧和不安，引发了这场毁灭性的内战。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雅典的民主政体被彻底摧毁，公元前404年雅典在斯巴达的保护下建立三十僭主寡头政体，三十僭主对雅典实施了八个月的恐怖统治，约有1500人未经审判就当场处决，许多温和派人士逃离雅典。由于寡头统治不得人心，很快又被民主派击败，斯巴达保护者不得不与民主派达成和解，重建雅典的民主制度，但依然挽救不了雅典逐渐衰败的命运。 希腊艺术品上的战争场面！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伯罗奔尼撒战争前期还是后期，雅典的民主制度都属于人类早期原始形态的民主，最高权力属于公民大会和公民法庭，官员甚至不经选举产生而是抽签，也就是说只要到了规定年龄，所有公民都有可能担任国家元首或政府官员，只有打仗的将军或财务官等职位需要有专门知识的人选举产生。这种制度确保了最大范围内的政治参与，但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和缺陷。 首先，民主不能防范扩张，甚至有时越是发达的民主扩张的欲望反而越强烈。另外，在失去一个杰出而智慧的领袖之后，民主也不能防范任意，雅典民主最辉煌的时期恰恰是因为它有一个德高望重、富有远见的领袖——伯里克利，以他的智慧、经验、道德和远见卓识引导民众，让国家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民选领袖不一定都是道德高尚的人，当选出的领袖不称职或者很糟糕的时候，民主就会成为阴谋家的舞台，民众则像羊群一样随之而去。尽管如此，恩格斯依然认为雅典的民主“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模范制度”。 雅典的公民大会，虽然确保了最大范围内的政治参与，但也极易产生“多数人的暴政”！ 苏格拉底一直是雅典民主制度的反对者和批评者，他甚至把批评雅典看作神圣的使命。他认为，比起民主来，法律对一个国家更为重要；而民主不等于法律，民主可以是暴民政治，也可以是政客们一展身手愚弄大众的舞台。公元前408年雅典海军战胜了斯巴达舰队，10位将军因追击敌军来不及掩埋牺牲士兵的尸体而遭到指控，其中6人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作为陪审团成员坚决反对这一判决，然而却无力回天。直到雅典海军全军覆没之后民众才后悔当初的判决，由此可见暴民政治给雅典带来的灾难比独裁更可怕。 苏格拉底说：如果我们要出海，肯定会找经验丰富的船长；如果我们要看病，必然会找医术高明的医生：治理国家也一样，要找最有智慧的专家，而不能由“平民说了算”。法律是一种可视化的准绳，不管是哪种制度，只要所有人都能遵循同样的游戏规则，社会才能公平、稳定；而在极端民主政体中，一切事务的最后裁定不是取决于法律，而是取决于民众意志。民主制度最大的优点是自由，但过分追求自由的结果会导致道德败坏、欲望放纵、最终使社会生活沦落为无政府状态。 苏格拉底雕塑！ 苏格拉底就像牛虻一样不断地叮咬着气如蛮牛的雅典，正是因为他热爱这个国家，热爱雅典人民，热爱雅典文化。遗憾的是“有的人宁愿死也不放弃怀疑，而有的人到死也不曾有过怀疑”。雅典民众从来不曾怀疑过雅典的民主，而对苏格拉底的思想却难以理解和接受。民主重建之后苏格拉底反倒成了民主制度的牺牲品，成了雅典公民清算和报复的首要对象，尽管他并不赞成三十僭主的恐怖统治，但他历来反对民主，而且曾担任过三十僭主元老院的主席，与三十僭主集团有着密切联系。 苏格拉底不可避免地遭到起诉，被指控两条罪行：一是信奉异端邪说；二是腐蚀青年的心灵。但他坚信正义和真理在自己一边，而不齿于向陪审团妥协乞怜。他在法庭上高傲地为自己辩护：“雅典人啊！我尊敬你们，热爱你们。我要教诲和劝勉我遇到的每一个人…..你们不能只注意金钱和地位，而不注意智慧和真理；你们不要老想着人身和财产，而要首先改善你们的心灵；金钱不能买到美德，美德却能产生一切美好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教义，无论你们怎样处罚我，我决不改变自己的信仰”。 苏格拉底的无罪辩护和不屈不挠激怒了陪审团，也让民愤达到了高潮，在没有确凿犯罪行为，也没有导致直接后果的情况下，501人的公民大会中有280人认为苏格拉底有罪。按照雅典的法律，判处被告有罪后还要进行第二次审判，由原告和被告分别提出具体刑罚，陪审团投票决定最终的判罚。苏格拉底完全有机会死里逃生改变判罚结果，但他仍然坚持自己无罪。他认为真正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不义，他不想为了生存说违心的话，从而玷污自己的信仰和灵魂。 苏格拉底雕塑！ 在等待刑期来临的囚牢中，他的学生克里同提出了越狱计划，安排他逃往希腊的克里特岛，被他断然拒绝。苏格拉底从容淡定地给弟子们讲述着理想，讲述着法律，讲述着灵魂不死，他的学生柏拉图、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等人把老师深刻的思想、飞扬的思绪、悲壮的人生……一一记录在他们的《对话录》《申辩篇》《斐多篇》《法律篇》《理想国》等著作中，才使苏格拉底的伟大品格和光辉思想闪耀于世。 宁可接受审判，也不自我流放。苏格拉底大义凌然地说：“服从国法，是公民的义务”，他无权破坏雅典的法律，哪怕这个法律执行不当，哪怕这个法律将使他失去生命。在苏格拉底看来，品格比生命更重要，他不能因逃生而失去正直的品格，也不愿因逃生而损害雅典的法律。他用视死如归的态度印证了自己的忠诚和信仰，实现了毕生追求的精神和信念。 雅典卫城废墟上的的巴台农神庙！ 公元前399年的一天，当太阳即将落山的时候，71岁的苏格拉底在悲痛的弟子们面前平静地喝下雅典人为他准备好的毒酒，安详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死让雅典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污痕。以民主著称的雅典，却以自由投票的方式，处死了他们之中最杰出的智者，一个以毕生精力促使雅典不断纠错、积极向上的牛虻。苏格拉底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我该走了，我去赴死；你们去继续生活，谁也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神知道。 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的悲剧告诉我们：不受约束的民主无异于多数人的暴政。人世间没有人有资格行使无限权威，无论是以国王的名义还是以人民的名义，以政府的名义还是以贵族的名义，只要它行使的是无限权威，就会播下暴政的种子。因为这种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威，永远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即使在民主社会中，也有必要接受法律的约束，国家应该依据法律来管理而不是依据意志来统治，我们应该接受的是法律的审判而非意志的判决。 苏格拉底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虽然2500年前就离我们远去了，但他开创了希腊哲学的新纪元，并与他的弟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起创造了希腊哲学的光荣与辉煌。他的思想已成为不朽，并一直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和走向。他用自己的行动和语言诠释了什么是幸福？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我们应当怎么度过自己的一生？怎样才能做一个知识和美德并存的智者？ 雅典卫城废墟上处处显露出希腊艺术的气质：高贵的单纯，静默的伟大！ 大多数人的死默默无闻，只有少数人的死成为历史。苏格拉底之死对于当时的雅典来说平常稀松，人们继续走他们的路过他们的生活，不会觉察到有什么遗憾和损失。直到四百多年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才让全世界感受到两个伟大灵魂的强烈震撼。苏格拉底选择了自杀式申辩，耶稣则以沉默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他们的“自愿赴死”展示了牛忙哲人对法律的反讽和高贵神人对世人的爱悯，这些反讽与爱悯必然使法律反思自身的价值究竟何在？也必然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苏格拉底和耶稣之死，激发了一代代后人反思的冲动和解读的渴望，最终形成了不断影响和形塑人类思想与信仰的鲜活力量——理性的哲学精神和悲悯的基督教精神。这两种完全异质的传统精神，在其后两千年里通过不断地沉淀、磨合、融化、痛苦挣扎之后，成为西方文化的活水源头和主流价值：一个来自雅典的苏格拉底，一个来自耶路撒冷的耶稣。 苏格拉底和耶稣之死，让人想到川普之殇。虽然被盗取选票，被删帖封号，被围攻陷害，被恶意弹劾，却一直不向邪恶势力低头，高傲地为真理辩护，宁可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川普并非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也不贪恋位高权重，他只不过想讨回美国人民的公平与正义，想维护美国宪法的神圣与尊严，想让美国再次伟大。而如今，这神圣的一仗打完了，黑暗沼泽已经暴露于天下，沉睡多年的保守主义已被唤醒，他的使命已经完成，剩下的一切可以放心地交给美国人民了。 （2021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