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声中的往事

赵玲

　　庚子鼠年的最后一天，温暖的阳光洒在院子里，大树番茄上挂着一个个小巧的红灯笼，鸡在院子里仰着头鸣叫，昨晚才到来的火鸭静静地伏在临时的笼子里。已经有鞭炮声响起来了，邻居家年的味道已经铺天盖地渲染起来了。妈妈和弟弟在贴对联和“福”字。因为不在家做年夜饭，所以我可以悠闲地坐在树龄几十年的酸则树下，啃着甘蔗回忆往事。

我想这篇文章要写到辛丑牛年吧。

（一）

我的童年是在德宏一个叫江东的地方度过的，江东坡大山高，在半个世纪前，是德宏最落后的地方之一。然而，我的童年的每一个日子都是闪着光的。

江东的森林里有数不清的石斛和蝴蝶兰，有我们正月里“打平伙”时留下的笑声；江东的水塘里有我们伏在泡在水里的大树上玩耍的身影，身旁都是惊恐跳跃的“水板凳”。而家里，却时时响着缝纫机的声音。

那时，医院的职工都住在医院后面的一排平房里。邻居们大多友好相处，互帮互助。比如，缝纫社的刘阿姨就几乎包办了大家剪裁衣服的任务。医院的职工大多是从不同地方前来支边的，父亲是昆明医士学校的学生会主席，一毕业就响应党的号召，前往德宏江东支边，一呆就是28年。

刘阿姨跟随耿叔叔从罗平来到江东，进入缝纫社工作，是大家公认的剪裁和缝纫技术都高超的“刘阿姨”。刘阿姨为人爽朗大方，做事干脆利落。母亲在小学教书，和刘阿姨是很好的闺蜜。 那时家家都有三四个孩子，即便是双职工家庭，日子也比较拮据。所以家家户户都养着一群鸡，我们每天放学后都去医院摆放木材的房子里找鸡蛋，因为有些鸡总是不按规矩在自家鸡窝里下蛋。而因为刘阿姨热情的原因，家家户户都斥资买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每家的女主人都在刘阿姨手把手的教导下学会了缝纫，而剪裁的任务自然而然就落在了刘阿姨身上。家家户户的孩子都曾经被刘阿姨量过尺寸，刘阿姨常常会说：“咦！又长大了嘛！”家家户户的孩子都曾经看着刘阿姨拿着画粉在不同材质的布上画出直线或曲线，然后手起刀落，一条条裤子一件件衣服就剪裁好了。母亲把剪裁好的布料拿回家，打开用机罩罩得严严实实的缝纫机，熟练地穿针引线，踩着缝纫机的踏板，我们姐弟三人的衣服就这样一件件地完成了。

小时候，家里好像时时响着缝纫机吱吱呀呀的声音，这“吱吱呀呀”的声音伴随着一个个有月亮的夜晚和一个个沾满露珠的早晨。

我最喜爱是灯芯绒的衣服和裤子，记得妈妈给我做过一套红色碎花的灯芯绒衣裤，我常常把手插进裤兜里，神气地在路上走着。妈妈也经常教我学习直线的缝纫：先准备好底线装进梭子里，然后把上面的线依次穿好，穿过缝纫针，用左手拿紧线头右手顺时针慢慢转动把手，看见缝纫针往下钻后再逆时针慢慢转动把手就会把底线引上来，这时才可以开始缝纫。我慢慢地转动缝纫机的圆柄，在碎布上打出一条条直线，心里很有成就感。

童年生活就在缝纫机吱吱呀呀的歌声中结束了。

（二）

再次和缝纫机相遇，是爸爸在德宏江东支边28年后回到故乡石林工作，那时我已经在姨妈家求学三年了。

那是1982年，三个孩子中最小也已经上小学了，生活仍然拮据。最盼望的是妈妈每周末拿着肉票去肉店买回三线肉，要么做腌菜炒肉，要么辣椒炒肉，有时也用肉末煮米线。印象中每周吃的都是肉末，妈妈周末要起很早去排队。那时能够在肉店工作是特别不得了的一件事，你拿着肉票和钱去买肉，能够买到什么往往不由你而是由你和卖肉的人的亲疏关系和卖肉人的心情决定的，所以有时候没有买到心仪的肉，妈妈总是很不高兴。

父亲的单位是石林县最早盖起职工宿舍的单位之一，这是一栋四层楼的楼房，已经有单元之分了，在当时很是惊艳。不过房子只是两室一厅一厨，所以客厅里摆放了一张高低床给两个弟弟住。房子没有设计卫生间，只能到单位的公共卫生间去上，所以大多数家庭还保留着使用痰盂的习惯。洗澡仍然需要使用老办法：要么去公共澡堂要么打盆水在封闭了的阳台上胡乱洗洗。

那时我正在读高中，市场经济已经在小县城初露端倪。父亲单位里聪明的洪师傅开始为大家解决洗澡难的问题。在阳台的一个角落装上一个能够容纳50升水的铁皮桶，桶里装着发热管，一般烧30分钟就可以洗了。只是常常超过用电负荷，常常要重新接保险。因为是在阳台上做的洗澡间，所以水只能简单粗暴地排放到马路上。而遇到每周三个赶集的日子就要特别小心，因为阳台的下面是卖松毛扭成的草节、松球和木柴之类的燃品，如果忘了，下面的人就会被洗澡水淋一身，那就免不了一场小小的冲突了。不过，能够每周洗一次澡的幸福，完全冲淡了不方便带来的各种麻烦。

洪师傅还用他聪明的头脑和熟络的人缘为大家带来了新鲜的商机。“山石冠天下，风情醉国人”的石林开始吸引全国的人来旅游，特别的彝族风情显得美好而神秘。代表彝族特征的一些刺绣品开始供不应求（那是我见过的最早的文创产品），少数有商业头脑的人开始做彝族刺绣品的生意，可大多数彝族同胞还在劳作之外一针一线地刺绣着，根本没有办法供给需求，于是致力提高生产力的人横空出世。他们组织会缝纫的人缝制“民族包包”：按照规格剪裁出来，在剪裁好的布料缝上有彝族特色的图案，然后用缝纫机缝制成“民族包包”。

洪叔叔先在单位招纳会缝纫的人，提供布料和图案，缝制好后，洪叔叔兼任质检员，把质检过关的成品送到上游老板的手里，再把它批发到石林景区的各个商贩手里。这时，会缝纫的人就有了工资之外的另一份进项：缝制一个“民族包包”3毛钱，除此之外，还会收到很多人的羡慕。

妈妈因为在德宏江东为3个孩子缝制衣裤的经历，很容易地加入了缝制“民族包包”的行列，不，是我们全家人都加入了这个行列。妈妈负责安排工作，检查质量，当然更重要的是负责最重要的工序：剪裁和缝制成品。我和两个弟弟负责在布料上缝制图案。你肯定想不到，今年已经85岁的文质彬彬的儿科医生的父亲，也笨拙地拿起针线缝制图案。由于质量和速度都很成问题，所以常常被母亲批评。父亲转而走向幕后，因为“细心认真”，负责登记进料、成品、核算收支。

那是一段全家和睦，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日子。下班及放学之后，缝纫机吱吱呀呀的声音开始在家里回荡。为了鼓励我们姐弟三个一直保持学习之后参与“全家劳动”的积极性，母亲开始让我们拿计件工资，一直持续到市场开始建立规则，专业人员如雨后春笋出现为止。

现在想想，那就是我们最初的“劳动教育”课啊！我们没有做到凌晨的作业，没有“补习班”的概念，我们接受了最原始的系列劳动教育，接受了最原始的经济思想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的教育，这也许是一本本练习册不能带来的宝贵财富。

85岁的父亲至今以儿科医生的身份坚持上班，每每看到他微微佝偻的身体，平和的面容，微露的笑意，我都会想起那一段时光。

（三）

只是，缝纫机吱吱呀呀的声音带来的不仅仅是美好，它还带来过让人惊恐万分的生死攸关。

最小的弟弟聪明机灵，勤脚手快，他是我们姐弟三个使用缝纫机最接近母亲水平的一个。换装拉链，缝缝补补都不在话下。

有一天，父亲去下乡，母亲去学校，家里只有我们姐弟三个。一个阿姨家小妹妹的衣服拉链坏了，阿姨拿到家里请小弟帮忙修补，听到小弟声音嘶哑，又听说小弟嗓子疼得利害。阿姨问明弟弟青霉素没有过敏的状况，就拧开一瓶青霉素，用水搅开后让弟弟喝了下去。

几分钟后，弟弟觉得浑身发痒，身上出现了很多红色的大包，他急忙走到门诊处，对上班的阿姨说：“孃孃，我太难受了！”说完，一下就倒了下去。这是青霉素过敏！保健站的医生们立刻忙了起来。弟弟被放到了床上，几位医生有的量血压，有的检测心率，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焦虑：“血压测不到！没有心率！”高中生的我一听，一下子蹲在地上，全身没有一点儿力气，眼泪刷刷流个不停。

幸运的是，县医院的王院长恰巧在保健站，他立刻指挥起了抢救。其他医生和护士开始了有条不紊的抢救工作，我看到弟弟两只手一只手静脉输液，另一只手是动脉注射。王院长接着下令，只见弟弟的左腿上也开始了静脉输液。整个门诊里静悄悄的，王院长的声音显得非常清晰。看着王院长指挥若定的样子，我稍稍安下心来。“太好了！血压上来了！”“心率也有了！”慢慢地，弟弟醒过来了，说：“我怎么了？”“怎么了？你吓死我们了！”

等到父亲和母亲回到家，弟弟已经基本恢复了，我没有办法用语言把刚刚那生死攸关的一幕描述给他们听。但我心里为自己是一个医生的女儿而骄傲，我看到了医生和护士在这个时候的冷静，他们专注工作的样子深深打动了我。30多年过去了，父亲和母亲说起这件事，仍然对王院长充满了感激，总是说：“多亏了王院长在现场！”

两个月前看到一则新闻，医院门口发生了一起车祸，伤员请求抢救，医护人员却因为“不能离开工作岗位”的纪律而不敢“离岗”救治。

想到30多年前，瞬间就自发地组成了一支由两个单位的医护人员组成的抢救队伍，一切都自然而然，合情合理。

30多年过去了，弟弟已经成为了老警察，可是，在他的爱好中，除了书法之外，还一直有着缝纫。最近，他和母亲说：“妈，我想要那台缝纫机。”说起缝纫机和缝纫，他依然滔不滔绝。

辛丑牛年的钟声就要敲响，鞭炮声声，礼花在空中绽放。很多事都涌上心头，那些美好的往事和温暖的人，让我们深深懂得：我们有往事可回首，有未来可期待！勇敢地生活吧，因为人间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