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人比黄花瘦

　　早起拉开窗帘，天色有些阴暗。今年过年晚，时值立春后的六九，气温一天天升高。过年在感觉中已经很遥远了，以致现在竟没有了太多的期盼。在高楼林立的小城里，在行色匆匆的人群中，年味越来越淡，甚至有时候到了除夕，才猛然意识到该过年了。碌碌无为中也过了几十个年，最难忘的还是小时候在农村过的年，虽然很久远了，但想起来还是那样鲜活、生动。

　　刚进腊月农村的年气就来了，特别早，特别浓。供销社购置年货的人络绎不绝，一包白糖、半斤碱面、一袋洗衣粉、几毛钱的糖果……简单的物品基本满足了大家过年的需求，当然更少不了那张象征着过年的胖娃娃年画。想在想起来，还是那样清晰、真实。至于割一斤半斤的大肉，那是要等到有养猪的人家杀猪时再去拿的，多数家庭过年菜类还是以自种自磨的萝卜白菜豆腐为主。少有的晴好天气里，母亲便拆洗被褥、床单、门帘，院子里那根长长的铁丝上挂的满满当当，布幔长廊一般，有风时摇摆起伏，很是壮观。

　　腊八可算是农村最冷的时候了，印象中儿时的冬天似乎一直在下雪，雪也总是很大，厚厚的一层，踩上去咯吱作响。挂着柿子的牛毛毡小棚檐前垂着长长的冰凌串，掰下一截放嘴里砸吧着，吸吸溜溜也不觉冷。婆的土炕烧得滚烫，发小们窝在一起打打闹闹，想想就要过年了，穿新的，吃好的，更是兴奋不已，窑里窑外乱窜。母亲的麦仁粥烧好了，黏黏糊糊的一碗，放点盐、葱花，空气里弥漫着一丝清香。

　　那个年代物质供给贫乏，平时都是吃黑面、包谷面，好一点的是黑白两搅。因父亲有公职，每月供应一些大米、面、油，母亲也就变着法的为我们改善生活。最常做的是烙油饼，当然不全是白面，只是黑面相对少一点，揉入盐、调料、葱末，擀成一个个小圆饼放锅里，我早早地抱来了柴火往灶膛里填着，母亲不停地用铲子一个个翻着。盖上锅盖捂一会后掀开盖子，氤氲的热气中香气也四散开来，我便拿着筷子扎一个，顾不得烫嘴咬出一个小月牙。天冷时大表伯送了一块冻肉，婆没见过更没吃过，想着太冰了就放在热锅里温一下，结果冻肉从篦子缝全流进热水里，婆不知所措，我们笑着眼睛就潮湿了。

　　过年少不了的是贴春联，日子再怎么不济，家家门口总是要贴上一副红彤彤的对联，求个喜庆平安。那时的对联都是自己买纸手写，父亲自觉毛笔字不太好，但架不住邻居们央求，便当仁不让地支起了桌子，拟联、写联，忙的不亦乐乎。我们小孩子常常因为区分上下联吵得脸红脖子粗，最后经过父亲裁判，对的一方趾高气扬，错的一方满脸通红，父亲便安慰道，一会给说说就知道了。红红的对联贴上，年气更浓了。记得我家有一年的对联是“笑笑笑，开口便笑；乐乐乐，处世常乐”，当时感觉很像寺庙或者禅院之类场所的用语，问父亲，说人是未来佛，佛是过来人。如今近天命才明白，世间的一切皆是生生不息，辗转轮回。

　　除夕下午，母亲忙着洒水扫地，麦刈子煨进炕洞，我们洗头剪指甲，熬夜做好的新衣服也拿出来试穿。没有熨斗，就舀一勺灶膛里的热灰装进搪瓷杯子压平衣缝。裤子往往是压过缝后叠好再放入枕头下压着，穿起来也是笔挺有型。邻家大哥风华正茂，穿了一条喇叭裤，我们一群小人儿好羡慕，盼着快快长大。那年头没有电视，晚上婆和门前的胖大妈、大伯们摸花花牌。婆面前的玉米粒越来越少，我就忍不住掉眼泪，惹得他们哈哈大笑，这娃咋眼窝这浅呢，把你家的瓜子糖拿来就给你婆回点本钱。我巴巴地端来盘子，看着婆的玉米粒多了起来，又笑了。夜深了，疲倦的我很快进入了梦乡。

　　当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响起时，才惊觉天已大亮，赶忙穿衣梳洗。母亲已经下好了饺子，虽然是豆腐葱馅的，也觉得美味无比。急急吃完，发小们已扛着凳子叽叽喳喳在门外等候，我火急火燎找来长凳，队伍浩浩荡荡的冲向南门外舞台。母亲收拾完后也到了舞台下，村里的秦腔演出就要开始了。台上紧锣密鼓的准备，台下母亲与熟人闲聊，我们追着跑着闹着，年也在沸腾中过着。

　　时隔多年，记忆的屏幕上许多往事如青烟散去无影无痕，婆离开快四十年了，那有趣又心酸的一幕再不会重现了，但儿时过年的情景却永远的留在了心里。那浓浓的年味，那纯纯的人情味，那些简单清贫却又饱满明亮的日子，那些历经岁月冲刷却依然面孔清晰的人们，在岁末年尾的午夜里轻轻扬扬飘然而来，让我至今怀念。好想问一声，……别来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