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立功喜报”

黄新聪

　　这是1953年春节前夕送到家乡的“立功喜报”，在堂弟勇高家里保存了50多年，我2005年回家乡时，物归原主。

一张“立功喜报”

　　五一黄金周过后的第二天，在揭西工作的侄儿曙东带我到家乡走了一趟。这是我第二次到家乡。第一次是1994年的“冬节”的前一天，那一次仅是路过而已。当时，《汕头特区报》改版不久，邀请羊城晚报的老编、老记去交流经验；我是最后去的一位，经验交流会结束时，特区报时事部的编辑知道我的老家在潮安金砂乡，说在送我去机场时，车子可绕道去潮安，带我到家乡看看。

　　回家乡是我多年的夙愿。幼年时，祖父常跟我们讲家乡的故事、风土人情、物产。祖父讲家乡“砂陇黄”的由来——四百多年前，始祖遂隐公因避战乱从福建莆田迁来潮州，与同乡曾公、陈公、蔡公结拜桃园，在潮州金砂乡建寨，先祖们训示子孙后代永结同心，共忧患、同欢乐，和睦相处；四姓子民各居乡里一方，黄姓是社首，居于寨西，悬“江夏世家”匾，此处便是故乡‘砂陇黄’。祖父接着讲老祖宗留下的旧宅“口门楼”和“口门楼”门前的大榕树；还有池塘边打谷场上的狮头鹅，等等。祖父讲完后，意味深长地对孙子们说：“人不可忘本，人若忘本，不知其可。忘了自己的家乡、忘了祖国，就是最大的忘本！你们是‘砂陇黄’的‘仔弟’（子孙），长大了一定要去家乡看看！”。

　　在我那幼小的心灵中，家乡是多么的亲切，又是那样的陌生。回国几十年，八年的军旅生涯，三十几年的新闻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北方度过；我从未回过家乡。特区报同仁这一善解人意的建议，我当然是感激不尽的。但那一次，由于时间短促，司机对 “砂陇黄”的路径不熟，走了不少冤枉路，才找到了“金砂乡黄厝”。陪同的《汕头特区报》编辑认识“黄厝”的部队作家雷铎的家，他叫司机把车子停在雷铎的家门口，下车打听“口门楼”在那里，正好碰上雷铎的母亲；一问，原来“口门楼”就在她家前面十几米的地方。司机把车开到了 “口门楼”。这里既无楼房，也无牌楼，所谓“口门楼”，只是几处连在一起的小院落。我急匆匆地进入“口门楼”，这是我第一次 踏入“老家”的门槛！心情之激动，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我在家乡已无直系亲人，只有一位远房堂弟勇高在“口门楼”住。进了“口门楼”，问了一位“乡里亲”，答道：“勇高家里没人，他出外做‘生理仔’（潮州话“小卖买”），午后才能回来，勇高嫂也刚刚出门，到邻村串亲戚去了。”这位“乡里亲”知道我是“口门楼”的后人，又是从“番畔”回来的，非常热情地请我到他家里“歇脚”、喝茶，等候勇高嫂回来。我以赶飞机为由婉言谢绝，但希望能看看祖先的故居。他便带我到勇高的家里去，这是一处四间房子，附带有天井、厨房的小院落。大门没有上锁，“乡里亲”推门而入，带我看了那几间老祖宗住过的房子，又在天井、厨房转了一圈。天井的长条石板上摆着一只大卤鹅、一块煮熟的五花肉、一条蒸好的鲩鱼，还有一盘水果。我才意识到，明天就是“冬节”，家家户户都备好 “拜老爷”的供品，勇高家当然不例外。过后，我同这位“乡里亲”在“口门楼”前照了相。那次回家乡，前后呆了不到半个钟头，急匆匆地离开魂牵梦萦的家乡赶飞机去了。

　　这一次是有备而来的。头一天晚上，侄儿曙东给勇高打了电话，问好了到“金砂乡黄厝”的最佳行车路线。第二天清晨，用过了早点就从揭西出发，预定上午10时左右到家乡。无奈曙东只到过一次金砂乡，他那年到家乡，“新潮汕公路”还没修通；如今，新公路建成通车了，他人地生疏，到了潮安县城庵埠，车子在城里兜来兜去，找不到新的潮汕公路入口处。此时已近中午，只好就近雇了一辆“三轮摩托”引路。我们的车子跟随着“三轮摩托”驶入“新潮汕公路”，宽阔的公路右侧高悬着的路牌标明：此处离 “金砂乡三村”（即黄厝）为 8 公里。车子很快就到了“金砂乡三村”路口，堂弟勇高已在那里焦急地等候我们。

　　我和勇高是第一次见面，寒暄几句之后，我们便一起上车。勇高没有带我们去“口门楼”旧宅，而是要我们把车子开到他的新居去。车子在靠近公路不远的一处独门独户的三层半的小洋楼前停下。下车后，我正在打量他的新宅时，勇高仿佛看出我的心思，慌忙解释道：“这座楼是我女婿建的，我搬来同他们一起住。”刚坐下来，勇高弟媳便端来了莲子薏米汤，这是家乡人款待远方亲人的首道点心。莲子薏米汤很甜，我象征性地喝了一口，以示谢意；我有糖尿病，不敢喝第二口。之后，勇高夫妇带我去“口门楼”旧宅“巡巡”（参观）。他说，自从他们搬入新居后，“口门楼”那几间房子，便租给打工仔当宿舍。进了大院，正好一群江西来的打工仔、打工妹围着天井的大长条石板吃饭；他们见屋主带着客人来参观，显出诧异的神态。勇高弟媳善言谈，她像导游一样，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了这几间房子的变迁，原来这是曾祖父当年分给祖父和四叔公兄弟俩的，祖父和四叔公“过番”后，便由在家守寡的四叔婆居住（四叔公去南洋不久即病逝）。勇高的父亲解放初期从印尼回来，这几间旧房便归他们居住，一直到去年搬入新居。

与堂弟勇高（左）摄于祖宅附近

在堂弟勇高的新居做客

祖宅有四间房子，附带有天井、厨房的小院落，如今已出租给江西来的农民工居住

与堂弟勇高、侄儿曙东摄于祠堂前

　　随后，勇高又带我们到一间阴暗的小房子来；这间房子没有出租，是他们存放旧杂物品的地方。一进房子，勇高弟媳便激动地说：“新伯！阁楼上存放着几十年前的照片，还有你的一张‘立功喜报’呢！”她话音刚落，勇高随即搬来一架小竹梯，爬上阁楼去，把一攞鑲在玻璃镜框内的旧照片，从阁楼上递给了他的妻子。勇高弟媳从中取出了一帧，说道，“这就是新伯当年的‘立功喜报’！”说完用衣袖将镜框上的灰尘抹去，然后给我递了过来。“我的一张‘立功喜报’！”我内心为之一怔！还没等我接过这张因保存不好、已经霉烂了的“立功喜报”，勇高口若悬河地讲起往事来了。当然，这是勇高的父母那辈人讲的故事。

　　话说，1953年的2月初，当‘砂垅黄’的乡亲，正在欢天喜地的迎来土改后的第一个春节，忽然在村公所前，来了一支乡政府的报喜队，打着潮州鑼鼔，吹着唢呐，喜气洋洋地报喜来了。领头的乡干部对村长说：“你们村的青年黄XX, 在部队立了功，乡政府派我们来给你们报喜来了。”村长看了报喜奖状，摇了摇头，说：“‘黄XX?’我们‘砂陇黄’没有这个后生仔，是不是你们搞错了！”乡干部指着“立功喜报”说道：“没错！奖状明明写着‘砂陇黄厝黄诗群之子黄XX，在部队因工作积极立了三等功’，奖状还盖着空军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大印呢！”人群中一阵哗然，这时，潮州鑼鼔和唢呐停下来了，人们在议论，是不是报喜奖状写错了；有的人还说，不如先回去，等搞清楚了再来。正当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在围观的人群中走出了一位老实巴交的老人，他慢吞吞地说道：“黄XX，他是我在印尼的堂弟黄诗群的儿子，是前几年从‘番畔’回来的‘番客仔’！”这老人正是我的堂伯父、勇高的父亲黄任城！任城伯是日本占领潮汕时期逃难到印尼的，他在海外历尽了苦难，祖国解放后的第二年，便从印尼回家乡定居，土改时评了个“贫农”成份，分到了几亩地。这时，乡政府报喜队又重整队伍，锣鼓震天响，浩浩荡荡地向“口门楼”走去，把“立功喜报”送到任城伯家里，还在“口门楼”大院挂上了“军人家属”的红匾，贴上“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的对联。这时，“乡里亲”纷纷来“口门楼”看热闹，说是来看从印尼回来的 “番客仔”为“砂陇黄”争光的“立功喜报 。

　　勇高讲到这里，显得有点激动，而我也心潮澎湃，回想当年的情景，往事历历如在眼前。1953年1月中旬的一天，我参加部队的庆功大会时，政治部的赵干事拿着一张“立功喜报”问我：“小黄，你家在外国，这张‘立功喜报’寄到那里去？”我像背诵课文那样熟练地回答：“广东省潮州府潮安县砂陇乡黄厝！” 赵干事说：“你从国外回来，从未去过家乡，对家乡有这么深的感情！真是‘赤子之心’呀，难得，难得！”“‘砂陇黄’是我的家乡，是祖父千叮万嘱，要子孙后代永世不忘的家乡！‘立功喜报’当然寄去‘砂陇黄’！”我斩钉截铁地回答。

　　祖父当年谆谆教导子孙：“人不可忘本，忘了自己的家乡，忘了祖国就是最大的忘本！”我不忘本。

链接

潮安砂垅黄氏祠堂

悬挂在祠堂内的祖训

位于牡丹江机场的原空军第七航校校部办公楼，我曾在这里工作过五年又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