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仔”

向往江南

妻子从市场买菜回来，说起刚刚经历的一个小插曲：在市场鱼档口碰到一个熟人，那人跟她打招呼：“杨老师，你也来买鱼？”鱼档女老板听了，用羡慕又略带夸张的口气对她说：“呀！原来你是当老师的呀？！你们的工作真个是好啊！”……听着妻子的叙述，我突然也想起前几天自己在乒乓球馆遭遇的一件小事。那天打完球休息，一位老年球友与我闲聊：“你当老师的，现在工资有五千吧？”“不止了。”“那有六、七千了？”“还要高一点。”那老年球友没有再问下去了。

现在，看着妻子掩饰不住的喜悦与满足，我猛然想起，社会上已经好久没有人将老师称作“老师仔”了——那是个曾经让我每次听后就面红耳赤、自卑感满血的称呼呵！也许，它甚至还算不上是称呼，而是本地公众（我不知陆丰外是不是这样子）集体无意识地对当时的老师起的一个外号。在本地的语境中，一个“仔”字，带着多少轻视的目光，多少轻蔑的语态。专门跟踪知名人士的记者被贬为“狗仔”，败家子叫“衰仔”，流氓也只配叫“烂仔”。我最早的一位学生，后来也当了老师，曾向我诉说过：他那个宗族的几位所谓有点声望的人，都看不起老师。当他劝戒族弟妹要好好读书时，那些人就说，读那么多书也没多大用，像你当这老师仔，工资那么少。“老师仔”！每次听到这三个字从那些贩夫走卒的口中粗粗咧咧迸出，或是从那些斗大的字识了几个的半老徐娘的口中轻轻吐出，我不但能感受到他们俯视的目光，同时总会想到那个比福布斯更早也更能改变别人命运的排行榜（历史上据说这排行榜出现了三次，中间一次是在元代，距今天最近的一次谁排的？你细品），在那上面，我的排名在第九——参与排名的只有十人哦——排名第八的是“娼”，排在第十的是“丐”。也总是对一位业界前辈背给我听的、据说是郑板桥当塾师时作的一首诗有深刻的代入感，记忆力极差的我，对这首诗却能倒背如流:世上教书属九流，傍人篱下度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何时觅得青云路，掩却当年几许羞。此诗的颔联与颈联，虽是对穷酸塾师的写照，但在当时的我读来，更像是为当时的基层教师量身度做:工资菲薄饿不死胀不死，时间一到就得准时进教室，哪怕刚刚因为家无余粮而愁肠百结，看似清闲自在，实则是没戴枷锁的囚人；对工作稍微不认真吧家长会埋怨，对学生要求严点吧又会招致学生反弹甚至报复。多么形象，又多么写实!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所以被称为“臭老九”，根本原因还是在很长一段时间，老师的薪酬太低了。记得刚参加工作的1986年，我每月的基本工资是46元（开头三个月的至今还没有还给我们，算了），学校再补助5元。第二年领到转正工资，每月总收入是70元，这个数字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时与父母住在一起，每月工资的一半交给母亲作为伙食费，剩下35元：那年11月买了一双“牛角”牌的皮鞋（那种质量的皮鞋现在一百多元就可以买到了）费去30元，剩下5元与一位当时龙山高中毕业没找到工作又尚未考上乡镇干部的真正身无一分钱的学长共享——主要是进了票价5角钱的农村电影院看了几场或暴力或稍有点海鲜味的电影，到月底竟然还余下6角钱左右。闲话一句，这种共享大约有两年时间，到学长仁兄考上乡镇干部为止——后来也许不用共享电影票，两人不再怎么联系了。而我村有一位水性很好的壮硕青年，就是有一夜向父母讨要5角钱看电影而不得，当夜绑了大石头自沉于村边的池塘。

到了1990年，工资总算有大幅度的提升了，多少呢？具体数字忘记了，但有一个参照永远能记得的：这一年春节前，与一位同事到博美各买了一件棉质的夹克，是韩国出品的，价格多少？我用上一个月工资，再加上平时存下的十元，胆大包天就买下那件170多元的衣服。能这么大胆地当剁手党，也说明我当时的家境还不错，因为我哥在1985年8月买了村里第二部彩电（20吋的日本松下牌）就用了3950元。顺便说一句，哥当时在粮所当职工。这样看来，那年工资应该是160多元吧。那位同事后来跟我说，他不久后穿这衣服到广州与一位定居美国的罗姓师范同学会晤，罗同学啧啧有声：你工资那么少，怎么敢买这么贵的衣服？——其实我知道，这同事当时在学校打“三脚包”扑克每次都赢。到了1991年11月某一天，我骑了单车，拉上当日在博美中学上完函授课的未婚妻，穿了这件衣服不顾汗流浃背地照了一张算是结婚照。

到了1994年，工资又有大幅度的提升了。还是又一次买衣服让我记得了当时的月薪，那次是用256元买了一件牌子为elegance的尼龙面料的夹克，也是用了一个月的工资，另一位名叫少*的同事买了一套280元的鹦鹉牌黑色西装——他可得意了。今天敲着这些字，想起当时我初中语文老师沈老师向我们说的衬托法：为了突出关公的勇猛，在《三国演义》第五回，先写董卓部下华雄打败孙坚，又向袁绍挑战，结果是三合斩了袁术的骁将俞涉，又斩了太守韩馥的上将潘凤，华雄何等英雄，然而关公却温酒一刀就斩了华雄。那天我就真切体会了衬托法：那天我们转到另一间较高档的卖皮衣的店铺，摸摸一件皮上衣，老板爱理不理地说：“一件2800。”那时博美镇的青年大多就是买这种价位的皮衣，因为他们那时大多都在走私香烟、录影机等，来钱很快。掏空衣裤袋角买的衣服，尚不到社会青年的十分之一，当时我的感觉，用现在一个时髦词语，叫受到了“降维打击”。

“嫁给穿280元的，还是嫁给穿2800元的？”这个问题好比是后来的“你是要在自行车后笑，还是要在宝马车里哭？”一样，不难选。老师在当时要找个像样的老婆可真是不易！找女教师？当时的农村，读书的女孩很少，中师毕业分配到三大镇以外学校的女教师，一只手都够捏算过来了，而三大镇内的女教师，基本都嫁与食品、公安、邮电和行政机关等行业的职员了；找女民办、代课教师？全镇也就那么一、二位，太难抢了；退而次之，找个有居民户口（因为其每月可以买到低于市场价的定额大米）、读了初中的？除非是容貌中下等的，要是面容姣好的，别想！——没办法呀，爱情可以死去活来，婚姻则是要活在当下与未来，爱情可以是远方与诗，婚姻则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当时不算段子的一个故事是，碣*镇的某个家长吓唬不肯认真学习的正在上小学的女儿，是这样说的：“现在不认真读书，以后让你嫁给老师仔，kiao(穷)死你！”我的镇民风还算质朴点，我家境尚可，教书也“力相”，本来找个老婆倒还不难，但也有一件好笑的事：某次在当枪手时偶遇一位满脸麻雀蛋的小师妹，据称读书时很仰慕不才，夸了一些不才有才的话，不久后写了一封甜蜜蜜的信给我，收信后，感到喜从天降了：管它麻雀蛋蛋，米油盐酱醋茶有着落了，琴棋书画诗酒花也要到来了！第二天气喘吁吁骑着自行车赶到她家，她说，最近某部队来其镇拉练，带队的连长对她有好感。所以，你……我连水都没喝一口，又气喘吁吁并且耷拉着脑袋骑着自行车(那还是慷慨的哥哥掏100多元在我参加工作不久买给我的)回家了。

这件衣服质量也真好，现在还像新的一样。

连我这等气质的且家里有彩电的都很难搞定“现实”点的女生，其他同行也就好不到哪去了!记得当时问过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初中毕业的、有居民户口的、面容还算姣好的堂侄女，要不要跟我的东海本地户口的在高中任教的同学谈下恋爱？堂侄女对我翻了对白眼，绽了朵莲花：“妖鬼！”——这句本地方言很难翻译，总之其表示拒绝的功力比“不要”这个词可是高了N倍。那么，那些同行是如何娶到“现实”点的老婆的呢？很后的后来才知道，他们很多都是趁女学生还不晓得说“妖鬼”时就早早下手将她们“骗”到手的。娶个老婆都这么难，所以社会上的人看轻老师，称“老师仔”，也就是当然的事了。当时的老师动员子女报考教师职业，子女基本上是不愿意的，因为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他们最能深刻体会到教师的贫穷了。

……

以前当老师的各种辛酸，估计几个日夜也说不完。但这几年，总算能稍稍舒一口气了。看那全县的年轻教师，只要是夫妻俩都是当教师的，基本都能在县城首付一套面积不小的房子，有一辆十万左右的小车，真正是“五子登科”了。

在领到年底3.3倍绩效工资的今天，忆下苦，思思甜，真替他们、也替全体老师高兴呀！我第一年的工资收入46元，折算购买大米是250多斤（1986年时一般的米，居民户口购买是每斤0.142元，市场价大约是每斤0.18元），现在刚入职的新老师，各种收入算下来，每月不少于5000元，折算购买大米是1700多斤（现在一般的大米每斤3元）。而大米，是最适合用来衡量不同时期人民币购买力的中介品，因为任何朝代都不会允许大米、小麦这些夯筑民生基础的物品价格出现大波动的。

但写到这里，我也有一点疑惑：当时领着250斤大米的老师，为什么能把学生教得那么好（比如我任教过的镇中学，可是连续几年出过全县的中考榜眼、状元，更是曾在1995-1998连续四年中考总平均分在全县前四以内）？为什么现在，竟然连我们的顶头上司也不敢相信公立学校这些领着1700斤大米的老师，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学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