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的高考经历和命运的改变---合江门街纪事（之四十六）

普尔达正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公布后，高考几乎成为了所有人的热门话题。由于全国的高等学校已经有11年没有举行招生考试，想上大学的人非常多，大家最关心的焦点集中到一个问题，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参加报考？

我自己最担心的问题只有一个，下乡一年的知青能不能参加报考。因为以往政策规定，知青招工、参军、推荐上大学都要下乡两年以上才有资格。从生产队回到家里，我发现几乎人人都在说高考，亲友一见面就问我是否要参加高考。我表示非常想，但不知道能不能报名。我通过查找报纸和咨询朋友，很快确认了自己有报名考试的资格。报纸上宣传说：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在二十岁左右，不超过二十五周岁，未婚，只要符合条件，都可报考。政审原则主要是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这个规定中的年龄要求，对老三届高中学生，特别是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来说，相当于关上了大门。后来中央破例为大龄知识青年开了绿灯，明确提出：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这样，1977年的高考，实际上成了一次面向全社会的人才大选拔。

国家对这次高考非常重视，据报道，由于一下子拿不出足够的优质纸张来印刷考卷，为了确保这次高考成功，中央特批动用了准备印制《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张。

在确认自己符合参加高考条件后，11月初，我带着几本高中数学课本回到生产队。回到乡下我白天出工，晚上就在油灯下翻看已经陌生的课本，等待高考下一步的实施进程。11月14日，四川日报登载了《四川省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简章》，简章进一步明确了招生条件和报名方式，考试时间定在12月9日，10日，11日三天。考试分为文科和理科，文理科都是考试四门课程，共有的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差别在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前两天安排完四科考试，第三天下午是报考语言类的考生笔试外语。

过了几天，公社允许知青请假复习功课的通知下来了，很多决定参加考试的人都请了假。11月25日，我在生产队请了假，开好去公社报名的介绍信和证明。到公社办好报名手续，我领到了一份志愿填报材料，回到合江街29号的家里一边填报志愿，一边复习迎考。这时离四川高考开考的12月9日，只剩下半个月时间了。

我报名参加的是理科类考试，填报志愿只能在材料提供的学校名单里选择。每个考生可以填报三所省外高校和三所省内高校，同时还可以填报三所省外中专及三所省内中专，一共填报十二所学校。因为父母不能指导我，也没有老师可以咨询，志愿全是我自己选择的，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学校，只要能考进去，就比在农村当知青强上100倍了。具体填报的学校是那些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省外学校我基本上选的是江浙一带的，专业差不多都是船舶制造，工程机械之类。最后在是否服从分配一栏，我填上了服从分配。

完成志愿填报上交后，我全力以赴的投入各项课程的复习中。

根据招生简章的规定，理科考试内容共四门总分400分。但考生实际要复习的功课是五门：即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每门课程能摊到的平均复习时间只有三天。要把这些已经丢生了的功课捡回来，这点时间确实太紧张了，然而，对我来说还有一个比时间紧张更具体的问题，那就是复习资料的缺乏。我手里所有的复习资料加起来，就是几本高中读过还没有扔的教材，一位同学借给我的一本中师语文课本，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那时听说有些被推介参加高考的应届生，学校为他们开了辅导课；有些老师家里除了教材，还有少量辅导资料，练习题之类。老师子女在这方面占了一点有利条件，我听说了这些也只有眼气的份。

时间紧，缺资料，确实是困难，但是你整天去想这个问题，时间照样会飞快的过去。我根据自己所有的时间和条件，确定了自己的复习原则。首先是不浪费时间，每天上午下午保证有三个小时，晚上保证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复习。坚持按时休息，不熬夜。对各科所有的课程内容，先确保拉通看一遍，然后有重点的攻克不懂不通的部分，有针对性的做一点课本上的练习题，其它就什么也顾不上了。原则确定以后，每天上午8点到11点，下午2点到5点，晚上8点到10点，就是我闭门复习的时间。

11月下旬，天气已经比较冷了，我在门窗通风的房间里，伏在家里的一张竹制小方桌上看书，疲倦了，中间会出门放放风。一到11点钟和下午5点，我就收拾好书本，开始捅火做饭。12点和下午6点母亲下班，弟弟和妹妹放学回来要吃饭。母亲看我每天在家里看书没有到处跑，还帮着全家做饭，多次对别人夸奖我。我觉得母亲每天上班很辛苦，自己在家里，做这样的事是义不容辞的。到后来有几天特别冷，母亲就生了一个小煤炉给我放到桌子下面，使我的手脚保持温度不至于冻僵。

15天时间在复习中一晃而过，12月8号到了。按照通知安排，考生当天都去考场试了座。我的考场在中心路小学（后来改为宜宾市九中），离合江街我家只有600米左右，来去很方便。试座的时候，我发现每间教室的课桌上都只贴了一个准考证号，这样每个考生之间距离就隔得比较开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样要求严格的考场。试座回来再看复习过的内容，我觉得有好些都好像没有看见过，唯有语文的拼音，字词句，语法内容感觉印象深一点。我虽然心里因为没底而紧张，可是再也没有时间复习，必须上阵了。

母亲在单位上听别人说，要考试了，谁谁谁的孩子紧张得很，晚上都睡不着，有人又说要给孩子做点好吃有营养的东西吃。她回来就问我是不是感到紧张，需不需要买点肉来吃？我听了觉得奇怪，就说紧张是有一点，什么补充营养不需要。8号晚上，我还是照常按时睡觉，不过入眠的时候好像是比平时晚了一点。

第二天上午第一次考试科目是语文，考试时间是9点到11点半。我早早起床收拾好吃过早饭，又临时复习了半小时。母亲特意把她戴的老手表给我带上，方便掌握时间，我只带了一只钢笔就去了考场。去的路上天阴阴的，我按照要求提前半小时进了考室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

每个考室都安排了两位监考老师，他们比我们到得更早。老师都很热情，脸上带着暖暖的笑意向我们展示密封的试卷，宣布考试纪律，收捡一些考生带进考场的复习资料，发放考卷。当考试时间一到，大家就开始埋头认真做题。我把前面的小题答完，又默写了毛泽东的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然后开始做作文题。作文题是按要求写一篇读后感，阅读材料是《四川日报》发表的一篇长篇通讯《一个矿工的变化——记青年工人吴秋生》。文章内容讲的是某煤矿一个叫吴秋生的青年工人，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深受毒害，不思进取，几乎堕落。粉碎“四人帮”后，在党的教育下， 他重新“焕发了革命青春”。我读完以后就开始写作文，标题大意是“为青年矿工吴秋生的变化叫好”。作文写完看看时间还有20几分钟，我又检查了一遍，终考铃声响起之前，我按照要求在课桌上摆好卷子离开了教室。

进考场时还是阴阴的天气，等到考完出来我发现头顶上已经是明晃晃的太阳高照，满街的人在我眼中都在喜笑颜开。这有点像我当时的心情，我觉得这一场考得还不错，信心大涨。走过东街理发店的时候，正在为顾客理发的舅舅看见了我，就问我考得怎么样，我很兴奋的告诉他，自我感觉还可以。回到家中又有惊喜，我母亲那天特意请假提前一点回家给我做饭，还买了一点肉回来炒了回锅肉给我吃。

下午两点半到五点考数学，这门花了我最多复习时间的课程，考试效果与上午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走出考场时我已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自己知道有很简单的题做错了，而且题没有全部做完。我觉得完了，数学考失败有可能今年的读书希望也完了。到晚上从各方传来的消息，让我知道数学考砸的不止我一个人，而是很大一批人。有人已经因此不想继续考下一科，有些地方和单位还赶快给考生打气，鼓励考生要继续考完剩下的科目。我因此也多少恢复了一点信心。第二天的政治考试我发挥正常，理化又不是很理想，但我还是坚持认真做完了每一道题。考完所有科目。对上学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我只是觉得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可以安心了。

考试以后我在家里休息了几天，我又回到生产队继续出工，1978年的元旦节前我才回家过节。大概是一月上旬的一天，有人告诉我，公社贴出了高考参加体检的名单了。我赶紧去菜坝看通知，发现我的名字在通知名单中。印象中好像全公社参考人员只有几个人参加体检，记得其中有一个姓宋的女生，不知道她后来去了哪个学校。由于得到了参加体检的机会，我的情绪一下大受鼓舞，心情也好起来。听说体检对体重有要求，我体重偏轻，检查前几天我还很努力地吃了几天饭。在二医院体检的时候，医生检查的很认真，我的身体没有检查出毛病，自己担心的体重也达到了100斤的标准。

体检完以后，我的心思已经和生产队游离开了，不想再回去。1978年的春节是2月7日，过年以后陆续听到有人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消息。我也盼望着自己能收到，可是2月快过完了，也没有盼来我的录取通知书。而同住合江街的初中同学杨阳的二姐杨玲，初中同学赵豫川都收到了通知。那时，一张大学通知书的到来，足以引起周围几条街数百上千人的赞叹和传播。我以为自己没有希望了，开始感到心灰意冷。

3月初的一天，我正在家里郁闷，忽然有人在外面喊我，说是生产队有人给我送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我精神一振，赶紧跑出去，来人是谁我已经想不起了，他专程把公社送到生产队的通知书给我送到家里来。我留他吃饭他也没有接受，匆匆忙忙就回去了。等我再看我的大学通知书，居然是我没有填报，也从来不知道它存在的一所学校：“宜宾地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校地址在南溪的李庄镇。特别让我吃惊的是，我明明报考的是理科，却通知我到中文系报到。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怀疑这是学校弄错了。

晚上我母亲下班回来，我告诉了她这个消息，她很高兴。其实，我得到通知书的消息早已经在街坊邻居中传遍了，母亲在路上就已经得到好几位邻居的提前告知。我虽然对这个学校有点失望，但是它能使我离开农村，还能让我有书读，我觉得应该感谢和接受。而这时社会上都在传言，表示了服从分配，得到通知不去报道的考生，将被取消明年报考的资格。所以，我得到通知以后，很快就回到生产队和公社，按照规定办理好了离开农村去学校的各种手续。

在我印象中大概是在1978年的3月22日，我一个人用扁担一头挑着下乡那口薄板箱子，一头挑着一只粗线网兜装着的搪瓷洗脸盆和铺盖，从合江门码头坐下水船去了李庄。李庄虽然是离宜宾只有十九公里的一个小镇，但它却是我读大学的起点，也因此与我终身结缘。200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我编导制作的六集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中国李庄（1940-1946）》改编成五集，通过在中央电视台的多次播放，让李庄文化抗战的动人历史被全国人民所了解。

到学校以后，我逐渐了解了许多与高考相关的信息。也弄清楚了我被录取到中文系的原因，是因为我的语文成绩考了90分，招生的老师认为我学文科应该更有潜力，我又表示了服从分配，所以主动更改了我的志愿。像我这样的情况班上还有两位，到学校以后他们还是坚持要学数学，后来就去了数学系。我觉得既然已经报到了，学中文我也不反感，我就接受了。到5月份，我们班上又来了几位新同学，他们是扩大招生补录的。最后的招生统计数据出来以后我们才知道，1977年全国考生高达570多万人，最终录取27万人，录取率为4.7%。而四川省的录取率更低，仅为2.5%。在接近百里挑一的情况下，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是高考的幸运儿。从得到通知书那一刻起，高考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1978年12月28日，国务院批准宜宾共大改名为宜宾师范专科学校， 后来它又成为今天的宜宾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宜宾师专的三年，是我人生最宝贵和美好的青年阶段，也是国家和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之初充满活力与激情的阶段。我和同班的54位同学，尤其是和一个大寝室的14位同学一起，晨练长江边，夜读教学楼，在知识的海洋里捞珠拾贝，遨游三年，留下了一生难忘的共同记忆。想不到这段历史的见证，当年装我通知书的信封，学校的欢迎词，我从生产队去公社报名的介绍信，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被我保留下来；更想不到，当宜宾市博物馆知道这几件东西以后，专门向我征集作为馆藏文物，在宜宾市举办共和国70周年纪念展的时候，又作为重要展品展陈在所有观众眼前。由此我意识到，一人的经历和奉献虽然很渺小，但是，在每一个国民的身上都镌刻着折射国家历史发展变化历程不可磨灭的信息。因此，每个人都不可自轻自贱。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在合江门街纪事的第一篇文章里，提到梁漱溟老先生的父亲梁济在1918年11月7日向他提出的那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我想，现在我似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这个世界可能不会一直好，但它也不可能一直坏，只要人心向善，人心向好，人心向往文明这个趋向不改变，这个世界总归会好起来的！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