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span style="font-size: 20px;">近日,翻看母亲的“老干部离休荣誉证”,在红色封皮内,意外地发现了一张折叠着的“委任状”。</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状书32开大小,在纤维粗糙的毛头纸上腊刻而成,上书:</span><span style="font-size:20px; color:rgb(237, 35, 8);">“获鹿县政府委任状(教字第158号)兹委任范志英同志充任五区杜童村初级小学校教员。此状。县长戎学增(印)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二月十五日。”</span><span style="font-size:20px;">在委任状的左边,一个获鹿县政府的方型红印端端正正地盖在上面。</span></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span style="font-size: 20px;">见物思亲。于是,我便萌生了用文字写写我所听到和亲历的母亲献身于党的教育事业的点点滴滴之念头。</span></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span style="font-size: 20px;"> 从“委任状”的落款推算,那是母亲参加革命工作的第二个年头。当时,石家庄刚刚回到人民的手中,风华正茂的母亲怀一腔青春的热血全身心地投入到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教育工作。后来,我常听父亲讲起,也正是那时,我的萍姐出生了。母亲为了不影响工作,孩子刚满月不久,便寄养在邻村一个农户家中,只有周末放学后和星期天,母亲才有时间去抱抱孩子,给予母亲的关爱。</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span></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span style="font-size: 20px;">那是一个“秋老虎”发威的季节,母亲在学校突然接到口信,说是孩子闹病,让她快去看看。母亲请假前往,看到孩子时,我的萍姐发着高烧,身旁绿头苍蝇嗡嗡地飞着,已被中毒性痢疾折磨的不成人样。母亲抱起孩子跑到当时居住后杜北村的部队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前身),后虽经医治,终因当时医疗条件所限,病入膏肓,未能挽回萍姐的性命。母亲强忍悲痛,没有惊动亲朋,甚至没有告诉我在县里工作的父亲,自己找了一片苇席,给孩子换了身干净衣服,埋在村西的土疙瘩下,便匆匆赶回学校给学生们上课去了。直到星期六的晚上,父亲回到家中,进门便喊着萍姐的名字要看孩子,面色沉重的母亲禁不住哭出声来,诉说了孩子夭折的经过。第二天,满怀伤感的父亲执意要去看看孩子,他循着母亲诉说的方向,找到埋尸的地方,却发现孩子已被野狗吞噬,父亲只拣回了散落在荒野的一只小鞋。这个小鞋在家中存放了很多年,直到我长大懂事还曾亲眼见过。</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span></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span style="font-size: 20px;">孩子没了,母亲把悲伤化为更多的精力投入教学工作中。新中国成立后,我的明姐、敏姐相继出生,妈妈也调回家乡的杜北学校任教。那时的学校,管理极严,所有老师周一到周六实行统一住校,统一备课,统一伙食。母亲既要严格遵守学校的“三统一”,又要不耽误工作抚养幼小的儿女。数九寒天,北风呼号,晚上集体备课的大屋里四面透风,只有一个砖垒的煤泥炉取暖。母亲带着孩子在冰冷的环境里备课,大人尚能坚持,孩子则难以忍受。为了坚持工作,母亲让孩子的双脚伸到自己的棉裆裤里取暖,怀抱孩子继续备课。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母亲对工作仍一丝不苟,教学质量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领导始终安排她带着意味着优等的年级甲班。</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学校教室用房紧张,眼看着几十名学龄儿童因没有校舍而无法入学,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她毅然向学校提出用自家住房做教室,无偿让孩子们就学的想法,正在为此发愁的校领导听后欣然同意。于是,刚刚送走毕业班的母亲,又挑起了新任班主任的重担。她每天不顾疲劳,既要在家给学生们上课,又要往返于学校晚间备课。</span></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span style="font-size: 20px;">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去备课的晚上,就把我一人反锁在家。记忆的冬天,我为母亲和好煤泥,煮好开水等着妈妈冒着严寒归来。一个个静谧的有些害怕的夜晚,我开着电子管收音机壮胆,在白炽灯下做完作业后,便一遍遍地读《毛主席的好孩子——刘文学》、《箭杆河边》、《爱民模范——谢臣》等课外读物,使得书中的人物故事熟透于心,直到多年后我参军来到谢臣生前所在师,谢臣同志的模范事迹我仍能如数家珍,引来不少新战友的羡慕。</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span></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span style="font-size: 20px;">那时母亲在孩子们童声的欢笑和顽皮的打闹中,利用由自家住房改造的教室,使几十名孩子完成了从启蒙到高小前的学习。母亲教书育人的工作成绩得到公认,常常受到表彰,并被评为石家庄市先进教育工作者。</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再贴一张母亲的奖状。</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color:rgb(25, 25, 25);">1967年,建国前参加革命的母亲因“莫须有”的罪名关入牛/棚,被坏人殴/打血流满面,受到了极不公正待遇,并被剥夺教师资格,下放回乡。但她坚信党/和人民领/袖,相信群众会还她清白。她始终放不下的是党/的教育事业,那颗为党工作的心,依旧系挂着学校,系挂着孩子们。在家里,她常偷偷给爱学习的孩子们辅导,她的书,无偿地送给渴望读书的学生,已沒有工资收入的她,还为孩子们买上字典、铅笔等文具送去,她甚至不讲任何条件地、以公社社员的身份去代课。</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直到1969年,党组织落实政/策,经受风浪考验的清白母亲恢复国家干部身份,又抱着多病的身体,得以人民教师的名义再执教鞭。</span></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span style="font-size: 20px;">从一张“委任状”到离休,见证了母亲为了孩子们兢兢业业执教30年。现在,母亲的学生们早已是桃李满天,在各个岗位为祖国做着贡献。我所追思的母亲的敬业和奉献精神,永远是我工作与学习的力量和榜样。</span></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color:rgb(57, 181, 74);">作者简介:梁桐纲,原名梁同纲。石家庄市人。大学毕业。1974年12月入伍,历任615团报道员,驻厂军事代表。分队长。《警视窗》杂志主编室主任、副编审、编审。河北省公安厅文化科长、副调研员、调研员。河北省公安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作协主席。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在除西藏和台湾省外全国200余家报刊发表2500余篇(首)各类作品。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河北省社会科学专家库专家、全国公安文联理事、河北省作家协会理事。著有《橄榄林恋》等诗、文集6部。获得全国、军队及省市各类作品奖项60余次。其作品及事迹被全国40多家报刊评介。个人传略编入《中国作家辞典》《中华英模大典》等30余部辞书。多次被评为厅和省直机关“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及荣记三等功一次。荣获全国自学成才者、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优秀转业退伍军人、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老干部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首届社科期刊优秀编辑等荣誉称号。</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