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号（文昌一怪）——拜领导所赐

文昌一怪客

背景音乐：回到那年

〖我的外号（文昌一怪）——拜领导所赐〗

没办法，『老人讲旧事』应该是必然的吧？故此，适逢怪客踏入『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之时，自然而然就会想起70年岁月里面，前半生驻留达40年之久的『文昌』地面——

这里有我众多的老街坊、老邻居，有我“文昌怪客”初踏职场一路走来的众多老工友、老同事，虽然不少已没来往，虽然不少已经离开，但往事并非都已随风而逝；更重要、更令人高兴的，是如今还有一些已成老友记，他（她）还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活在当下！虽然不常见面，但也天天遇见——多谢万能的通讯工具〖微信〗！

　　说到我的昵称〖文昌一怪客〗，曾被各地网友误以为我是『海南文昌』人。

其实，除了海南的文昌鸡🐔 、椰子是我喜爱的食材，其他的基本上与我无任何关联。我的“文昌”，是以广州市荔湾区的文昌路为名的一条行政街道的名称（如今已经易名为“逢源”街）。

“文昌一怪”是我的一位早期领导人“赐封”于我的外号。原因是我行事方式怪异，往往不以领导意志为指南，甚至公然唱对台戏——屡教不改的程度还两度危及“瓦饭碗”——但依然故我！无奈之余，便随口赐封此号。

　　上世纪九十年代，博客、QQ、大洋网先后敲门，好奇心作怪，唯恐“执输”，早早注册！昵称便是在『文昌一怪』后面加上“客”字；到了2013年，发现新工具『微信』，继续让它进驻此地——忠实履行『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信条。

难道对此号“钟爱有加”？非也。

坚持使用该号，原因很简单：一者告诫自己，不盲从、不迷信，多思考（早年“荣获”此名便是认为领导不等于党，不迷信上级一言一行……）；二者提醒自己，自媒体众口众议，赞同与非议皆正常；加上外形外貌有点“惨不忍睹”——自冠怪号好比披上一件护身盔4甲…

〔与文昌结缘启于父辈〕

出生还没满月，我就伏在妈妈的背上随父从恩宁路搬到了龙津中。1957年父亲作为居委会的居民小组长，因为协助房管站收租而受到表扬，1968年因主动协助派出所维持治安，被指定为『人民纠察队』（简称人纠）班长。他对这份没有一分钱收入的义务工作，非常认真、投入，经常一下班就会往居委会、派出所跑，看看有什么情况、有什么需要去处理……

父亲除了自己热心参与，还主动向居委会、派出所推荐我这个还没脱离学校关系、因文革赋闲在家的中学生，让我义务帮忙一些事情……

（这年我刚满18岁——达到了申领『居民证』的年龄。）

　　〔为进入社会干了一年多的义务劳动〕

1969年，因残疾之躯没有搭上『知青』专列，一纸通知把我推到所住街道——文昌。

于是，日常除了延续档案还未回归街道前的做法——在居委会为大叔大妈的学习日读报，帮居委会出宣传栏，跟着居委主任（或治保主任）上门登记些资料，到街道和派出所举办的某个专题展览担任义务讲解员之外，又增加了几项新任务——到派出所帮忙抄写户口卡片；协助街道革委会（即办事处）开展筛查麻风病的宣传工作……

这一切无偿劳动，为后来的扎根『文昌』做了充分预演，从中结识了一茬茬的工友、同事，也因此成就了几十年后的老友记情谊……

　　〔我和我的人生第一批工友——与铡刀、纸皮碌线机为伴〕

1968年底，因身体残疾没能加入『上山下乡』的庞大队伍，档案被移送所住街道。义务协助街道、居委工作了一年多后，拒绝了一份要与钱款打交道（每月30元工资）的类似出纳、但没有编制的工作后，街道管分配工作的干部声言：“如果不干，不再分配”！

冷板凳继续坐下去……，1970年7月——终于被一个以老婆婆老公公为主、原来只有一个高中毕业青年的『纸盒组』吸收为职工。

月薪26元——当时组里的最高工资是30，最低工资是22——开全体职工大会，要我自报值多少，我考虑了一下，自报26！登时起哄声此起彼伏，要我讲出凭什么要这么高⁉️我认真解释了理由：一、我是组里懂得掌握机械开切、压线……的两名职工之一，另一位拿30，我自觉不如他；二、我还肩负组里需要用笔、脑筋进行的许多其他工作，三、我的工作岗位比其他多数工友的岗位都重要；我的缺点是来的时间不长，因此我自觉定在中间：比30少4，比22多4。有的工友还想说什么，组长制止了，并说我讲得有道理，就这样定了‼️

从此，结识了我人生中20多位公公婆婆、大妈大婶为主的第一批工友，划开了我的第一份工作的前行轨迹——

手上留下了被手铡、碌线机误伤的永久记痕；学会了以单薄身躯驾驭笨重的人力三轮车载运生产资料蹬过海珠桥；以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劳动业绩赢得了职工的认同……

　　〔我和我的第一批年轻伙伴——与欢笑声、读书声在一起〕

那个时候，街道的青年真不少：除了残疾的，也有种种原因滞留在街道的，他们几人、十几人、几十人自由组合、自食其力的搞起各种生产小厂、社组……

街道办事处（那时叫街道革委会）对这些青年也密切关注——在街道革委会（政工组、抓促组、保卫组）、各个厂社组都会根据实际情况成立共青团组织（团总支、支部、小组），定期不定期的开展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包括而不限于祭扫烈士墓、参观毛主席视察过的棠下农业社、开展青年读书小组活动）……

这些当年的青年朋友虽然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划出的轨迹各不相同，但多年以后的如今，时不时聚聚，依然能够与欢笑声为伴，开开心心每一天！

　　文昌街参加区业余理论大学学习的全体学员到佛山活动，在一位干部的石湾祖家中聚餐。1976年3月

　　这是文昌街革委会（办事处）的全体干部到越秀公园活动的留影。后排左一是政工组长叶组长（老上级）。

〔我和我那些能歌善舞的宣传队员一道过把表演瘾〕

七十年代，“文昌”街曾活跃着一支『业余文艺宣传队』，队员们来自各个生产单位的工友，其中虽然有些人以前是专业剧团的演员，但大多数都是在乐器、演唱方面有爱好和一定基础的年轻人。

起初，宣传队的演出都是在自己街道的范围进行，然后是应邀到兄弟街道去表演，再后来，名气大了，十年文革也结束了，就扩展到应邀前往国营工厂、附近的农村公社去演出……

可以好不夸张的说，文昌这支宣传队真是人才济济！有曾在专业剧团担纲的粤剧小生、花旦、乐器师傅，也有曾在市、区比赛中获奖的琵琶、古筝、笛子演奏者……

我不是他们当中的成员，但『天高地厚不比脸皮厚』，天生有股表演欲——凭着读高小、初中时曾在学校和增城石滩公社（参加农忙）表演过几次相声；回到街道后曾有几次自告奋勇的在本街范围的不同场合说过历史故事、与另一位同好讲过几回相声……，居然获得了几位负责人的认同与赞赏，让我参与了好几次随团外出表演的活动。

广州卷烟二厂、广州微型电机厂、增城县正果公社（是文昌街的知情点）、高要县河台公社……的礼堂都曾飘荡过我讲相声的声音。印象最深刻的，是大约在1978年，我随团去河台公社那一次。

　　这台经过街道主要领导审阅、预先报给当地公社领导确认、由一个个小节目串起来的晚会，大约两小时。

相声在当时的社会上也是非常热门、受欢迎的，所以把它安排在最后一个节目压台推出。

严重的问题是——直到开车出发前，我的排挡（捧哏）家里人才匆匆跑来说，他突然不舒服来不了啦！

不光是我，几位负责人也顿时傻眼了！不演是不行的——这是一个严重失信的问题，而且是对一个初次接触的外单位……

如今二缺一！怎么办啊？急中生智，我安慰各人说我有办法……。我决定冒险拿出从来没有公开表演过的单口相声来填场——内容反而不用担心，脑子里比较熟练的单口相声就有好几个，怕只怕实际表演效果……

　　晚上，礼堂里面灯光明亮，座无虚席！……节目一个接一个，此时已经演到压轴出场的重头戏——粤剧折子戏〖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相送……

然而，突发状况再次光临！不知何因，台下突然嘈杂声起，而且越来越厉害！正在大家茫然不知所措时，刹那间——蕉皮、纸团……直往台上飞去！在场的公社干部慌忙站起来大声喝止……

眼看着被香蕉皮、杂物扔得异常尴尬地跑进后台来的两位同事，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咋办？！

此时，报幕员正准备出去报节目名称，老麦（办事处政工组副组长）不无担心的问我：能行吗？

我深深吸一口气，定了定神：“没事，可以！”

报幕员刚刚报出“下一个节目——单口相声『日遭三险』，我已经大步走到了舞台中央。

我再度急中生智，临时改变了主意——没有马上开腔，也没有做出任何动作，停了几秒钟——刚刚还乱哄哄的嘈杂声一下子全停了下来！

这，正是我期待的！正当人们又准备开口时，我抢先开口了！但并非“日遭三险”的词，而是充满古怪意味的『颠倒歌』：

南北大道东西走，

十字街头人咬狗，

执起狗来斩砖头，

反被砖头咬亲手！

有个老头才十九，

饮住藕来就住酒，

世上怪事冇独有偶——

三轮拉住火车走！

　　出乎我的意料，效果奇好！掌声、叫好声齐到！我当即转入正题——“从前有个新上任的知县……”

相声说完了，还好，送上台来的不是香蕉皮……，而依然是掌声……！

第二天，在公社向宣传队的负责人表示道歉时才得知：原来是公社方面负责出海报、售票的人擅自做主，把【粤剧折子戏：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相送）、十五贯（访鼠）】改成两出【粤剧】的全剧！每票2角钱！

那时，人们刚刚从“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的囧境中走出来，农民兄弟冲着用两毛钱（当时这钱值可不少）能看到两出古装大戏，期待之情可想而知！没曾想眼下所见却只是短短十几分钟的折子戏！！！感觉上当受骗了，气愤之情也应该理解，所以……

　　〔我第一次当上了党支部书记〕

1974年，24岁的我从街道宣传干部的岗位上被派到街属企业『飞跃五金社』当党支部书记——这个支部是与街道的11居委会联合的支部。所以，我除了要与社长一起搞生产，还要与居委会主任共同应对街道居民工作的方方面面（不时还要抽调职工去协助防台风……）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三天一小会五天一大会”是平常事。我除了要和社长想方设法到处找米（原材料）下锅，以保证职工们的钱包不要吃“八宝粥”、“七星茶”、“绿豆沙”、“五花茶”（调侃工资只有八折……五折），还要按照上级的布置，组织职工、闲散居民学习、参加各种运动的大小会议……，组织骨干研究生产、居委工作事项；晚上十点多十一点才回家也是常事……

〔我是文昌街民兵营属下一个不懂打枪的连指导员〕

自小就对军人有一种崇拜、敬仰的情感，尤其是看了董存瑞、杨子荣、洪常青、郭建光……等英雄形象的电影、小说后，更是有增无减。

恰恰在那个特殊年代，即便不是军人，但能身着绿军装也感到光鲜无比！若然能够摸摸枪、甚至打上几发，那更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幸福！

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嘿嘿）！记得在我先后当那几个街道企业党支书时，按照当时的要求，街道要成立一个民兵营，下设好几个连，由各下属单位经过筛选的青壮年职工组建而成。每个连队除了有连长，也设有指导员一职——此位置指定由比较大的企业党支书担任（但并不硬性规定参加民兵训练）。

于是，终于有了摸枪、打几枪的机会。

在那个每年经区武装部批准可以进行一次实弹射击的年代，我仅参加过的那一次，是到大金钟水库的射击场进行的。

说来惭愧——由于缺少必要的训练，只是在射击前几天草草学习了一下持枪、瞄准……的基本动作，所以，成绩出来时，别人不笑话，我也恨不得钻地缝去：五发子弹，两发脱靶，一发送给旁边的八环，留给自己的两发是五环、七环！

　　〔我第一次远离市区去上班〕

1975年底，在完成了上级下派到『飞跃五金社』的特定任务后，又被转派到远在槎头“狗屎岗”的街重点企业『前进玻璃社』当党支书。

那时，从西村到槎头根本没有像样的公路，全程只有两旁是农田的一条坑坑洼洼的黄泥路，我骑着一辆全新的自行车天天在那里弹跳着前行——一年多后的某一天，我与一位副社长骑车同行，突然车闹别扭不听使唤，副社长与我换车来骑，谁知一蹬车，他马上被甩出几步远！！！幸亏没什么大碍……

原来，这辆自行车的前叉经不起天天折腾，早已一点点的断裂，今天终于彻底断开了！副社长说，幸好他人高，甩出去时没扑在车把上，如果是我，人矮，很可能就受伤了！

为了能争取赶在工友们上班（7点半）前到达，我每天都是早上5点起床，6点多一点就出门——总路程大约15公里。最深刻的印象是，有一次，职工食堂的厨房半夜失火，虽然在我上班到达时，已经被值班人员扑了，但按照街道领导的要求：有任何突发事件，必须要在最短时间内上报，不得延误！

遗憾的是，当时槎头的各个单位有电话的少之又少，而且相隔又远，与其到各家去寻找电话，倒不如立刻回去汇报；另外，生产紧张，没有多余人手。

我没多想，骑车飞奔回办事处……一看手表用时58分钟，汇报完毕才感觉背脊发凉——上衣已经湿透了！

〔我被派到荔湾服装厂组建全区第一个街道工业工会〕

1977年，在父亲患病去世后，我被调回街道办事处。不久，因第一次公然顶撞那位“赐封”〔怪客〕名号给我的领导，被“破格”降低使用规格——下派到『荔湾服装厂』去（不是继续当党支书），而是负责组建厂工会——此时，全区的街道企业单位均没有成立工会组织。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厂工会终于成立了，但是工会主席的位置还没坐热，“好事情”来了——那位领导说我筹建全区第一个街道企业工会，成绩有目共睹，决定让我接替上一手的同事来当党支书——推辞是没用的，必须服从。

接手不到半个月，我终于发现这并非“好事情”——上一手那位拿了港商的好处、不但擅自压低工人的加工费，还违规不按合同进口加工用的原材料，被海关扣住……，令整个车间陷入停工状态！（他得到了那位领导的庇护，及时离开了这个坑，让我来跳……）

任凭陪同我前往市纺进出口公司进行善后工作的厂长百般解释也毫无作用——承担挨批、负责起草检查报告的“重任”落到肩上……

〔在让服装厂重获生机后我再度掉坑里〕

接任荔湾服装厂的党支书兼厂长职务时，这个十几年来只懂得按来样加工车制棉衣、简易西裤，已经负债累累、半死不活的小厂，仓库里已经积压了二万八千多米台湾产印花尼龙布料。

经过与职工们的共同努力、集思广益，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并大胆采取一些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变革措施，终于成效初现：不但清空了本厂的积压，历年积债也减少了一半！同时也为市针织站解下同类布匹三十万米的积压包袱。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先后特别介绍了我厂的“拼花衬衣”。

        当年5月31日的《南方日报》还在第二版头条位置，以【“嫁不出的姑娘”变成了“皇帝女”——访锐意改革、闯出新路的荔湾服装厂】为题，刊出了一篇通讯，并配发了编者按。

　　遗憾得很，正当我准备大展拳脚时，不听话的身体迫使我离开了这家工厂，重返街道办事处的宣传干部岗位。

不久，又因忍不住那位领导的离谱举动而二度冲撞他，被下派到一个更加“下”的岗位上——街道文化站的一般工作人员（我直接的上司由他本人变成非党员、文化站长），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文化站负责售卖录像票、为订了舞场的单位播放音乐……（并私底下对人放言：要让我屈死在沟渠里！）

〔别了，文昌！怪客终于逃出生天离你而去〕

这种郁闷的日子过了大半年，天降馅饼！荔湾区正在筹备成立两个新的行政街道，其中一个是『环市西街』（也就是后来由我负责拟出改名理由、报经市政府批准的『站前街』）。

新街需要从区里各个单位寻找懂得搞经济的人，我幸运的被区里了解我的一些同志想到了。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1985年6月份离开了我为之工作了15年的『文昌』，告别了与我一同欢笑过、一同苦斗过、一同苦恼过、一同流泪过……的老工友、老同事、老街坊、老邻居、老朋友……

但是，『文昌一怪客』的昵称却一直伴随我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