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爱共辉，师著若兰，---记袁缉辉、王爱珠老师

大海

新春获老师2020版新书《同爱共辉》，边读边浮现老师的身影和当年葱郁的校园时光……一晃数十年过去了，是有些感慨。

（老师相遇在美丽的复旦校园）

　　《同爱共辉》的主人公是袁缉辉教授和王爱珠教授，两位老师除有着寻常人的幽默、和蔼及通常学者具有的睿智、学识之外，还有着很多的“共同”。

两位就学时同校同系同班（复旦大学经济学系1953届），同留校执教，终生职业同为教授学者，同为教研事业作出突出业绩，同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同携手走过金婚、钻石婚而至今精神矍铄，数月前二老从大洋彼岸传来视频，在阳光洒满的草坪上，两个今年近90岁的老人顽童般奔走，双双欢欣奔走在90岁！也可以说在2人180岁----这更是一个难得健康长寿的共同，幸福着自己，鼓舞了朋友。从年青到晚晴，能有这么多个珍贵的共同，可谓“同爱共辉”名副其实。

其实更大的共同是：两位老师盛年时光都是新兴重要学科的带头人，在经济学的旋律里歌颂理想，在社会学的田野里呼唤阳光，在老年学的天地里播种希望。

（20世纪50年代王老师给学生上辅导课）

🌻在经济学的旋律里歌颂理想🌻

王爱珠老师自青年时代热爱经济学，在任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和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室主任其间，学术思想活跃、学术研究深入、学术成果丰富。上世纪80年代，先后发表了《突破传统观念，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决定意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看深圳经济特区的性质和特点》《深圳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很多观点鲜明、内容深入的重要文章，对深化当时经济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深化关于特区经济的理论起了重要作用，为与时代同行，提供了一名经济学者丰富的学术成果。

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开始进入老龄化行列，王老师经过调查研究，提出：由于我国是在经济不够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由此而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就会比较多，因而研究老年经济学尤为迫切。于是王老师上世纪90年代初起将立足点移至老年经济学领域，连创三个“首”字。 第一个“首”是经过积极上通下达，在各方支持下，1993年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创设老年经济学研究所并首任所长，带领老中青研究队伍，展开大量呼应老年经济学和现实需求的课题研究。 第二个“首”是历经大量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1996年首著并出版了《老年经济学》一书，以老年群体为研究对象，以老年经济关系为研究内容，揭示了人类群体老化和个体老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对诸多中国老年经济问题作出理论上的回答。经济学家蒋学模称之为：“我国出版的第一部《老年经济学》，为我国制定人口老龄化对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该书被誉为一项填补空白的建树，被列为上海市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研究成果，荣获中国老年学学会颁发的“中国老年学研究十年成果一等奖”。 第三个“首”是在全国高校中首开“老年经济学”课程，王老师亲自主讲，一些研究生纷纷选听，有当年参加听课、现已成为副教授的几位青年教师很有感触地说：王老师只要一走上讲台就神采飞扬，理论阐述清楚、观点见解鲜明、内容说明丰富，成为当时很有特色的一门研究生专业课程，也因此有相当一些研究生对老年经济学产生浓厚兴趣，加入到研究行列。 可以说王老师的三个“首”字，饱含了她作为我国老年经济学的开拓者，对这一领域的先行耕耘和热烈歌唱。

🌻在社会学的田野里呼唤阳光🌻

社会主义也会有亟需研究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一无须置疑的命题在1978年之前的一段时期曾无可提及。期间有学术权威连续发表批判社会学的文章，引发议论和忧虑，对此《人民日报》内刊发表张子毅等《评胡绳同志对社会学的“批判”》予以批驳，而1979年袁缉辉与同事刘炳福在《文汇报》内刊发表《也评胡绳同志对社会学的“批判”》，观点鲜明有力，受到学术界的欢迎和好评，为扫除恢复社会学的思想障碍，与张子毅等的文章起了南北呼应、拨乱反正的作用。

在全国层面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在一次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社会学和其他几门学科“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而补课最快的当属袁缉辉老师，此时刚从复旦大学调到复旦分校的袁老师，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敏锐的学术前沿性，认定重建社会学已刻不容缓，同时他也意识到这不应是简单的重复过去，而是要建设适合新中国特色的新的社会学理论和教学体系，在校方大力支持下，袁老师白手起家、奔走呼吁、敢为天下先，1980年3月在复旦分校（后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创建了新中国社会学意义上的第一个社会学系并首任主任。记得后来社会学泰斗费孝通先生一次上课时对我们说：“你们袁主任真是胆大，那时从理清建系思路到师资、教材困难很大，几所著名大学还在犹豫，你们复旦分校袁缉辉带了个好头。” 建系后袁老师广延名师，除本系的基本教师队伍，还邀请复旦大学的蒋学模、伍柏麟、洪远朋、王邦佐等教授，华东师大的吴铎、桂世勋、周尚文等教授，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邓伟志研究员，还有中国社会学泰斗费孝通先生等大师级教员为学生讲课，正应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系虽小而群贤毕至，大大开阔了那时学生的学识和眼界。刚开始系里组织开设的基础课程有《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与统计》《社会心理学》《人口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社会学史》《中国社会思想史》《西方社会思想史》等，不久课程越开越完整了。由于有好的师资、好的课程和热情创建的精神，学生们获得成长和提升，早期毕业的学生有成为各级政府部门、各社会工作部门的骨干力量，有成为高校中壮大社会学教研的优秀人才，有遍布世界各地的交流学者。

率先创立社会学系不久，全国第一本社会学杂志《社会》也在他与同事的共同努力下问世了，再后袁老师又策划成立了第一个社会学研究所，1986年被任命为所长，为社会学科研打下基础。这在当时就形成了教学、出版、科研阵地三位一体的社会学建设架构。这三个第一开辟了新时期社会学学研和传播的田野，走出校园，现在社会学概念、知识和方法已逐渐遍及全国城乡社会、社区工作的各个层面；而在校园内，全国各地高校的社会学教研和建设已今非昔比、人强马壮、欣欣向荣了，例上海大学的社会学系早已是社会学院了。饮水思源，如原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会长邓伟志所言：“后来者可以居上，但第一永远是第一，袁缉辉的这三个第一，是载入中国社会学史册的。”

（前排左一袁老师、前排左三王老师参加第15届国际老年学大会）

🌻在老年学的天地里播种希望🌻

老龄问题当今已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重大社会问题，最早发生在发达国家，而后逐渐蔓延至发展中国家。上世纪80年代初，在社会学研究中，袁老师受到前辈学者兼领导的曹漫之教授启发和支持，曹先生曾对他说：“上海有几百万退休产业工人，他们为新中国贡献了一辈子，退休后如何过上好日子是个大问题，应当组织研究一下。”袁老师深有同感，因为从他所参加的社会调查和报纸上所显露出的社会问题看，老年人面临的生活问题、就医问题以及养老心理、再婚等问题，确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对整个社会来说还有个老龄化问题。研究老龄化是一个多学科性的问题，这方面具有老年经济学专长的王老师和老年社会学专长的袁老师，从上世纪80、90年代起，合力投入到拓展老年学的工作中去。

此时王老师首先意识到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老年人与中青年人口的代际交往之间，老年人在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的地位、行为、利益及实现形式等等，已成为亟需探讨研究的问题。于是积极从这些问题出发，站在全社会的立场，对人类老化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和经济行为，进行了深入系统老年经济学的研究，在撰写了《老年经济学》一书后，又发表了《老年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理论思考》《老年人是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提高老年人的消费质量》等文著，对相关问题作出针对性的科学论断，取得丰硕成果。

而袁老师则从老年社会学和建设老年学的角度出发，对建设早期中国老年学作出丰富的贡献。撰写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如《人口老龄化问题不能不成为中国关注的重大课题》《开展老年社会学的研究是一件大事》《中国对老年社会学的研究》《老年社会学的建立和发展》等，编著了《老龄问题》《老龄化对中国的挑战》《当代老年社会学》等书籍。还参与筹备成立了上海市老年学学会，学会于1985年12月成立，是我国第一个地方性的老年学会，袁老师本人连任四届副会长。在1986年成立中国老年学学会时，他又当选为理事。

同时袁老师重视国际上老年学研究的动态和进展，注意借鉴有益的经验和方法，1983年2月至9月，他以访问学者身份去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从事老年社会学研究工作，1985年7月又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参加国际老年学学会的学术活动和在纽约召开的第13届国际老年学大会，之后多次参与相关的国际学术交流，促进了中外老年学科研的互鉴和进展。

理论生根于实践，学术服务于应用，尤其老年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老师从不忘“上海有几百万退休产业工人”的初心出发，到伴随全上海、全中国先后跨入人口老龄化，始终身体力行，实践调查研究和具体问题相结合、学术理论和实际工作相结合，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带领系里师生深入街道里弄、工厂企事业单位和乡村进行实证调查，运用第一手资料，先后写出《城市老年生活研究》《农村老年生活研究》《高龄老人问题研究》等原创性研究报告，供有关实际工作部门决策参考。经过长期实证研究积累和对大量的国内外文献研究，袁老师组织编著了《社会老年学教程》，从老年学的建立和发展说起，涵盖了老年人口、老年经济、老年婚姻家庭、老年心理、老年闲暇生活、老年社会问题、老年死亡问题等老年学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内容，在上世纪90年代为高等院校的老年学课程建设，为涉老工作部门的干部培训，提供一部较为标准的科教书，受到广泛欢迎，获“中国老年学研究十年成果优秀奖”。并且1990年起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上海大学文学院成立了老年培训中心，至1993年对全国各地1200多名民政局、老干部局、劳动局、退管会等涉老工作的干部进行了理论培训，促推了老年学理论和方法在实际工作部门的应用。

1992年，袁老师向上海市领导提出由市老龄委与各高校、社会科学院合作建立研究机构的建议，第二年得到落实，先后成立了上海市老龄科研中心和6个研究所，其中市老龄委与上海大学合作建立老年社会学研究所，由袁缉辉首任所长；市老龄委与复旦大学合作建立老年经济学研究所，由王爱珠首任所长。自此，他俩的学研活动与实际老龄工作更为紧密相连。30多年来，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一直先于全国其他地区，而上海的老年学研究和老龄工作也始终保持全国前列，这当中包含着老师夫妇的倾情给力。

如中国保障 学会荣誉理事、华东师大终身教授桂世勋所述：“袁教授和王教授同是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下属两个研究所---上海市老年社会学研究所、上海市老年经济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同是上海市老年学会的理事，袁老师更长期担任上海市老年学会副会长，夫妻共同担任老龄科学研究和学会的领导工作，共同研究老年科学，双双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在中国老年学界是屈指可数的。”桂世勋教授所说的这个“屈指可数”，体现了两位老师奉献老年学这个新天地的一片初心、双份情怀和无比期望。

（《同爱共辉》首发式并向复旦大学领导赠书）

《同爱共辉》是一本既写学术又写家庭生活的多视角真实记录，一对伉俪名教授主人公，以执教50周年暨携手走过金婚、钻石婚为红线，展示了主人公从学术生涯到爱情生活，从社会到家庭，从年青到晚晴的丰满历程，会让读者浓浓感受一个别致大家庭的和谐温馨和人生可贵的朋友情、师生情。

同时一对老年学专家不仅理论老年学，还在自身退休生活里实践老年学，他俩书里总结的个人生活做到“五要”，及其中的“三要忘”“四要有”“五要学”，是他们健康长寿、快乐幸福的真实写照。世界卫生组织早先提出“给生命以时间”，希望人们延年益寿，后来又提出“给时间以生命”，要求人们有健康的身体和丰富有意义的生活。两位为实现这美好的要求提供了实际体验，值得交流和互鉴。

当然主体上，《同爱共辉》更是一本浓缩主人公共同学术历程的学术著作。

（老师夫妇当年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学术活动）

王爱珠老师老年经济学的三个“首”字，袁缉辉老师社会学的三个“第一”，两位老师老年学的一个“屈指可数”，集中体现了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将肩负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前沿性相结合、将学术科研和重大社会需求相联系、将理论建设和实际应用相依存、将敢为天下先和扎实推进相统一的学者精神和作风。这种学者精神和作风必然产生与时俱进的精彩学术思想、学术内容，2020版《同爱共辉》则是这些学术思想、观点、内容的珍贵精华本，对社会科学同行和后来学习者了解新中国老年经济学、社会学、老年学的发端及延展有不可或缺的助益，对广大经济、社会、社区工作者和老龄工作者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书籍，对其他老中青读者则会是一本独特而温馨的励志读物。

恰值将近两位老师双双90周岁之际，特此礼赞《同爱共辉》！礼赞老师的幸福晚年！

《同爱共辉》：师著的兰香，学生的星光，同行的益友，学科的光华。

　　2005年为献给复旦大学一百周年校庆，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同爱共辉：袁缉辉王爱珠教授执教50年暨金婚纪念》（简体），于百年校庆金婚庆典上首发

2006和2009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大力支持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该书增订本与增订二版（繁体)

2020年上海大学出版社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为基础，作了较多增删，出版发行《同爱共辉：袁缉辉王爱珠执教50年暨金婚、钻石婚纪念》（简体）

笔者感言，友顾仲安先生手书

袁缉辉、王爱珠老师双羊八十留影

笔者夫妇祝贺老师

上世纪90年代笔者和袁缉辉老师（左）、厉天予先生（中）出席中国内地与香港社会福利发展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