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又一年 年是一个结

静卧泥土

文/翟慎晔

过年了，因为疫情的缘故，女儿在京不回来，而我们也不能过去，就地过年，如此也好。毕竟，“各自安好”比“围坐守岁”重要的多。

于我，年是一个结，解开了再系上，系上了再解开。那些留存在心底里的一个个年结，是我挥之不去的记忆……

小时候，在老家过大年，一进腊月，就开始忙年，村口的石碾也会跟着忙转起来，一直忙转到年三十。等着排队的簸箕一个挨着一个，你都不知道啥时候排到。有时候，半夜睡得正香，上一家推完了来喊你，冷哈哈地从被窝里爬起来，心里那个烦气，可一想到是忙年，精神就来了。

　　那时候，最怵头碾的是谷子，谷子碾成小米，小米再碾成米面，还得用细箩一遍遍地箩，箩出的小米面叫茶汤，一种用开水冲喝的过年代茶饮品。再就是碾黍米，黍米面是用来蒸年糕的。在老家，在我生活的那个年代，年糕是过年的必备食品。年糕，年糕，年年高！意味着来年的日子会更好。

　　那时候，尽管物质生活匮乏，但是，过年的仪式感一点都不缺乏。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扫房屋。在老家，打扫房子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清扫，那得把整个屋子翻个底朝天，把能搬的东西都倒腾到院子里，搭着梯子，踩着凳子，用新买的条帚，从房梁到屋角，旮旮旯旯，不留一处死角，把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去。屋子打扫干净后，置上供桌，摆上供品，一家人毕恭毕敬地给灶王爷磕头，乞求他老人家上天多言好事，来年带来好运。

打扫完房屋，送走了灶神，接下来就是更换年画，把烟火熏黑的墙上，贴满新的年画和《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剧照，如此一整，屋子里一下会亮堂很多。等到年三十，红红的春联、大红的春字往门上一贴，浓浓的年味，便布满整个院落。

　　那时过年，无论日子多么紧巴，父亲都要在院子里支一口大铁锅，自己出一作豆腐。豆腐，都福！一作豆腐，二十来斤，一家人能吃到正月十五。也是用那口大铁锅，炸肉蛋，炸丸子，炸豆腐。滚开的油锅，燃烧的火焰，喷香喷香的味道，由院子弥漫到村子上空……

　　除夕夜守岁，母亲有很多的忌讳，她不让我们这样那样，不让我们讲不吉利的话，怕冲撞了什么。每每这时，我就遵照母亲的吩咐，拿根磨辊横在门口，挡住小鬼不让进门。当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在静谧的夜空响起，我会兴奋地点燃上一把滴滴金，满院子里转圈圈。要是赶上过年下雪，红红的炮仗皮，天女散花般地落在雪地上，感觉真好！

　　那时候，山里孩子盼过年的心切，远不是现在的孩子所能想象。年三十，我和我姐包水饺，一包就是一下午。家里人口多，一盖垫一盖垫的得包好几盖垫，把除夕夜和大年初一饺子都提前包好。我们还分别把五分、二分的硬币，用开水一烫，包在水饺馅里，谁吃到，谁就有福气。

那时候年少，心里就像揣着一团火，穿着薄薄的棉衣，在雪地里跑来跑去，一点点都不觉得冷。为了守岁，靠在炕头等鸡叫，一宿都不睡觉。

　　大年初一，吃过饺子，就得先去给爷爷奶奶磕头。每次磕完头，奶奶就从她的大襟棉袄里，掏出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压岁钱，每人一毛。然后，我们就拿着这一毛钱，去买糖葫芦。那时候的一毛钱，能买三串糖葫芦。那时的我们也特别容易满足，一毛钱、一件花布衣裳，就能让我们快乐上一年。

1982年春节，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工作不到半年的我，被护士长留下来值班。开始还挺激动，到了年三十，宿舍里就剩我一个人时，就开始想家。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唯一陪伴我的是一块半导体小收音机。那时候小，又是第一次离开家在异地过年，感觉很孤独。尤其是听到窗外的鞭炮声，就特别特别想家。

除夕夜，护士长来宿舍喊我去她家吃年夜饭，说是好几家子在一起，挺热闹。护士长老公是我们大外科主任，平时我都不大敢跟他讲话，更不用说去他家吃年夜饭了，打死我也不敢去。护士长见拗不过我，就说过会她把水饺给我送来。护士长走后，我抱着个半导体小收音机，哭得是稀里哗啦。

那年之后，回家过年的次数少之又少。由于我所在的科室，急危重症病人多，越是过年越是忙活，春节大都捞不着休息。2015年，离开工作了三十多年的神经外科临床，终于可以停下来连休七天长假，可是父母不在了，乡路的尽头，缺失了温暖的牵挂；留守在家吧，女儿已经长大远嫁，应该与她在一起的日子，已经远去……

　　曾经，写过一篇过年的文章《又到春节》，且被淄博电视台拍摄成电视散文在央视CCTV全国第二届诗歌散文展播后，选入中国当代美文书库，中学生语文阅读，１６分阅读题入高考题库。

我在文中说过，小时候，最盼过大年。腊月一到，就开始向往那顿香味十足的年夜饭，向往初一早上那顿白生生的猪肉馅水饺，还有那身盼了一年才会有的“人造棉”花布衫。每当看到家门口的那盘石碾忙转起来，激动的心情便不能自制。我知道，春节将至，离过年没有几天了。

　　年在儿时的心田里，是响彻漫天的鞭炮，是贴满墙壁的年画，是红透门户的春联，它带给我的是平常吃不到的美食，捞不着穿的新衣，见不着的亲戚。

记忆最深的是1973年的那个春节，快到过年的时候，父亲从供销社买回家一块粉底白花不用使布票的人造棉花布，说是谁干活多，就用它来做春节穿的新衣裳。我满心欢喜，第二天天不亮，就一个人起来碾谷子，待到天明，满满一桶谷子已让我碾完一大半。就连晚上做梦，我都会梦见自己穿着漂亮的人造棉花褂，出现在小伙伴们面前。

　　为了这个梦，不到十岁的我，跟着姐姐们到太河水库刷盖垫。砸开厚厚的冰层，冰凉冰凉的水寒彻透骨，不多会儿小手就冻得像两个大红萝卜，手指头冻得蜷不起来。遗憾的是，我的梦真得成了梦。那块漂亮的人造棉花布，为最小的妹妹做了新罩衣。

　　那个春节，我无法从心底原谅父亲。我曾暗暗发誓：大年初一，我一定懒在被窝里不起来，让家里人都没精气神过年。可真到了满耳爆竹满院明的时候，我却无法抵挡住那飘进被窝里的肉香味；无法抵挡住新岁开门看，漫天舞红雪的热闹诱惑。

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我还是早早地爬了起来，按着当时山里人的习俗，赶在鸡叫头遍之前，去村东头的那棵老樗樗树下许愿。听老人们讲，在除夕夜里，如果抱着樗樗树许个愿，来年准能实现。

我抱着又高又粗的樗樗树，在心里默默祈祷：来年春节，让我也有一件和妹妹一样的人造棉花布衫吧！

童年远去了，儿时的许多梦想，还挂在故乡那棵高大的樗樗树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