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窗花

高馥

　　昨夜未曾剪窗纸，

何来琼花满牖棂？

晶莹剔透冰刀镂，

亦真亦幻绣玲珑。

　　冰窗花——它早已沉没在一些人久远的记忆里。虽然身在北方，现在大多的孩子也很少见它了。即便在最冷的日子，室外零下30多度，室内也基本会在20到30度之间，窗子密封的也越来越好，所以几乎不会有机会见到冰窗花的样子。可巧疫情期间闲居在家，某次去北阳台，竟发现15扇窗子都满满挂了霜，各种冰花尽显。（可能因年久那些塑钢窗的胶条老化，所以风就趁机作画了）。于是在室温27度的情况下，我在冰冻的阳台拍下了这些神奇的冰窗花。重要的不是这些冰窗花，重要的是它开启了一些尘封的记忆。

　　小时候的冬天嗷嗷冷，每个人的棉袄棉裤都厚到胳膊腿都不能打弯儿，我家五口人，一年四季，妈妈似乎都在拆洗缝制每人至少两套的棉衣，还有棉猴，（也就是长身的棉大衣）棉手套，棉鞋。都是纯手工私人订制的啊！还要每天来回走大约14里的路去公社的中学上班。爸爸上班走的路更远，记得是几乎每天天蒙蒙亮就要出发，去一个地方赶六点多的火车到玉泉。晚上七八点钟到家。每月¥37.5的工资，周而复始跑了八年。对于“奔波”这是最动人的诠释啊！有时齐腰深的大雪，路被雪埋掉。不知转多久才会找到回家的路。记得一个小时侯在农场呆过的朋友说：一次下大雪，她的一个同学上学出去就再没有回来。哎！

或许现在的孩子会说：打车啊！这就像那个皇帝说：何不食肉糜？

　　爸爸妈妈，当时两个从农村考上阿城一中的娃，虽在班里学习很好，却成了老三届中的一届。无缘大学。一粒时代的灰尘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所以父母对于我们的学习成绩是要求很高的。每个假期前取通知书的日子都很忐忑。没有达到要求是要接受单打或混合双打的。现在想来还是打的轻了，不然现在的我是不是会更好。考上一中后不再挨打了，所以大学考的不理想。

　　记忆里，厨房门后那个比我高一头的大水缸，三九天早晨缸里会结一层薄冰，有时爸爸加班不回家，爷爷就会给缸挑满水。一个扁担两大桶水，要歇好几气的。虽然在农村，爷爷是不会干农活的，他是在日本留过学，和溥仪弟弟普杰一个班的，做过什么署长，后来去抗美援朝时被分配到担架队。在我心中爷爷是神一样的存在。爷爷帅得很，用现在的话说：是甩人八条街的。奶奶的外号叫游大美人。最佩服的还是奶奶在那个年代勇敢地对抗旧俗没有裹脚。那时村里可是很多蹒跚的三寸金莲。话说可是怎么搞的，父辈还好，到我们这一代基因变异的这么大！

　　每次去奶奶家吃饭，我最愿意翻她家的碗架子，因为有时会有一个咸鸭蛋黄。在那个物质及其匮乏的年代，那就是人间美味啊。通常大家都会把蛋黄吃掉，留下蛋清。爷爷却相反。那时只顾自己嘴馋，并没多想什么。现在想来不是爷爷不爱吃，他总是把好的留给别人。爷爷固守着自己的原则：宁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他从不拒绝任何一个向他求助的人。所以他走的时候留下的是一堆找不到债主的借条。

　　后来爸爸调到阿城县里上班，初一我上了三中，冬天每个教室的中间都要砌砖的那种炉子，中午炉子上面满是饭盒，三四层吧，炉子旁边的同学负责倒腾儿，偶尔忘了，便有饭焦糊味传出来。下课时，有的同学边烤脚边唠嗑，一不小心鞋底烤糊了，教室里边又满是一股胶皮的味儿。这是我对初中最深的记忆。

还要给早起去班级生炉子的同学一个迟到的感谢。虽然不大记得他们的名字，在那个年纪就有一份担当是可敬的。

　　小时候最开心的是每年大年初三，舅舅中的一个会赶着马车来接我们去姥姥家过年。马车上铺满了稻草，上面放一层棉褥子，最上面是一个大的厚的棉被。我们躲在棉被里，因为兴奋并不记得那时候有多冷，只记得冷得手脚麻木的时候就下车跟着马车后面跑一会儿。舅舅早上出来，到姥姥家时天已经黑了。

　　日子越来越长，那些深入骨髓的冷暖都是记忆中不敢轻易触碰的。都是过去！拍下这些冰窗花，这里有无尽的回忆。其实我并不是写冰窗花，只是想起那些忘不掉的记忆。我并不是个念旧的人，我喜欢活在当下。当我写完这些文字，再抬头看北阳台窗子，上面什么都没有了，还好它们留在了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