镌刻心胸的记忆—怀念父亲

ZK林

<p class="ql-block">  人生其实很短,不经意间己快要步入古稀了。步入老龄的我就像许多老年朋友一样,会经常情不自禁地回想往事。但是许多往事大多淡忘了,却偏偏忘不掉生我养我的那个儿时的家,心中镌刻最深的是一生中最亲近的父母,以及他们的一颦一笑。!</p> <p class="ql-block">  我母亲走的早,在她人生刚过六十时便病故了。那年我从插队的农村被抽调到东北某省城工作刚一年,家里竟然没有通知我回家为母亲送行。这便成了我一生的隐痛。</p><p class="ql-block"> 为此事我曾责问过父亲,那年他也差不多是我現在的岁数,身体康健、思维清晰,但却糊涂地以为打电报给我,让我请假回家为母亲送葬,会影响我的前程。其实他不知道,东北人虽没有南方人那么细腻,却是极讲究亲情礼数的,即使是单位里工作再忙、即便那时WG还没结束,政治空气再浓烈,为母奔丧,那肯定是天下一等大事。准假放行一定是毫无疑问的。一直到我母亲大殓完毕,一切丧事全部办完,父亲才写信告知了我。这就是我的父亲。</p> <p class="ql-block">  我的父亲一生谨小慎微,是个非常仔细,又极有耐心的人。我曾经看到过他把自己新买来的棉衣,从里面用针线绗上,大约每五公分一个针脚,非常整齐。那时我母亲己经不在了,他以为棉衣穿久了棉花会脱落,所以需要先将它密密地绗缝起来。但他忘了一个起码的常识,棉花绗密了,蓬松的特点减弱,棉衣的保暖性便也随之减弱了。这当然是题外话。</p><p class="ql-block"> 父亲的慬慎和细腻,也许与他干了一辈子银行职员的职业习惯有关,更可能与他年轻时那段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经历有关。<span style="font-size:18px;">其实他的军旅生涯并不太长,虽参加过北伐、曾参加过两次上海武装起义,但还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脱离了军界,考入了中国银行,成了一名普通的银行职员。</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 如果说人生的历练是烈火锻造,还不如说是溪流不间断的冲刷和磨砺。那不息的流水,淘洗和研磨着曾经棱角分明的砾石,多少年之后变成了另一个模样。父亲的隐忍、低调性格的形成,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去世的,在他逝世前的三十年里,他那段黄埔四期的经历,应该相当显眼。奇怪的是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他竟然未受到过任何冲击。即使在后来的WG,也都安然地度过了。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现在回过来看,所有这些和他谨小慎微的言行把控,与他低调中庸的性格有着极大的关系。</span></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大革命的黄埔时代人才辈出。他生前时常评价和谈起许多后人熟知的人物。当然只限于在家里。谈的最多的是曾担任过政治部主任兼教官的恽代英。他说恽代英有清晰的思路和超强的记忆力。由于在校时多次听过他的课,父亲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恽代英的口才相当好,演讲既充满激情又极具煽动性。</p><p class="ql-block"> 父亲在军校时发生了中山舰事件,他认识学长李子龙。但并不知道那是国民党右派的阴谋。不过,作为学生兵的他一方面感觉到气氛有些不正常。另一方面作为“大革命”的同行人,因为经常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竟然在著名的4.12事变中被列入了抓捕名单。当他得到同学的通报,逃回老家躲藏了一段时间后,再回到广州,便被收容进了军官团赋闲。此后便进入了中国银行工作,一直到退休。</p><p class="ql-block"> 老年时的父亲很怀旧,又记得住许多年轻的往事。在我很小的时候,特别是在WG中停课闲在家里,听他讲的最多。他给我讲步兵操典、教我行军礼 。后来我知道,他教的军礼和解放军的多少有些不同,规范化的国军军礼,手心是不外露的。他还给我哼鸣军号号谱,教我识别起床号、熄灯号、集合号和冲锋号。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司号是有号谱的。</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他说的许多过往故事,实际上描述的是他个人的成长史。无论以他特殊的社会阅历去看他,还是从性格形成的客观性去分析他,应该说父亲始终在压抑着自己。正如奥地利社会学家弗罗伊德把人的行为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一样,一方面父亲用低调的掩饰,保护自己和这个家庭,另一方面,他又不知不觉地表现出个性的另外一个侧面。父亲的人生哲学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于是他总是在个人利益相关的时刻洒脱地谦让。那时作为家人,我们对他这种做法非常不理解,一边是众多子女沉重的家庭负担,一边是总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地故作轻松。人民银行为旧中国银行留用人员确定行政级别时,别人为此争的头破血流,他却主动向行里要求,下调了两级;五十年代银行分给他一套位于南京西路的新里公寓,他竟然以房租太贵为由推脱不要。后来在沉重的家庭负担和拥挤的居住空间里我长大了,长大后我才知道,他那种自我牺牲,即使在提倡“毫不利己”的年代里也算是相当另类的。</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与其它人家的家长不同,<span style="font-size: 18px;">我几乎回忆不起他对子女在学习上有哪些特别的看顾。他很少关心我们的学习成绩,因为</span>他的人生信条是: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里,父母的责任也就算结束了,至于孩子的未来如何,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因此他常常把“好儿女志在四方”“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挂在嘴边,以至我家六个孩子,全部早早地离开了家庭,他身边没留一个子女。母亲去世之后,父亲便落得孤家寡人一个,晚年过的相当孤寂。</p><p class="ql-block"> 孤寂多年的父亲,不知道有没有想过,无论为人慎微、低调还是中庸,或者干脆理直气壮,挺直了脊梁做人,最终其实都躲不过命运的关照。倒还不如索兴随遇而安,顺其自然,那样的话,也许人生更加过瘾。哦,对了,有人问我,那张珍贵的黄埔军校档案照片以及学员登记册照片是从哪里淘来的?其实很简单,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发电子邮件请求广州市档案馆帮我查到的。因为经历了无数次运动,父母把与那段经历有关联的物品和照片全部都销毁了。</p><p class="ql-block"> 生我养我的父母,早已离开了这个人世,但数十年间,我却无时不在撫摸镌刻在心中的怀念,也许这是因为我也老了!</p><p class="ql-block">&nbs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