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 那是一生的难忘

彭兆琪

图片提供 卢晓蓉

文字 制作编辑 彭兆琪

前言

卢晓蓉同学所著《逆水行舟》于2020年7月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我特地买了一本来读，全书共24万字。所书语言平易晓畅，思路清晰，条分缕析。书中章节层层推进，递次阐述，特别是她以祖父卢作孚这面镜子不断对照自己的历史和现实，让我们读出了她的真人真事真情。

卢晓蓉是重庆重点中学巴蜀中学1965年的高中毕业生。她在高一、高二都是任年级主席、班长。作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她的各门功课（除体育外）都是95分以上。为什么当时的政策“不宜录取”，即“不予录取”，让她失去了报考大学的资格？没有资格上大学，总可以留在城里工作吧，可她为什么又不愿意留在重庆这个大城市工作，而要去贫困地区的大巴山当一名“老知青”呢？这些“为什么？”便是我及许多读者所渴求知道的。

看着《逆水行舟》，读着著名学者钱理群、余世存、叶檀、刘瑜对该书的推介，于是，写下了不得不写的读后感于后：

卢晓蓉在高中时照片

读了卢晓蓉同学的《逆水行舟》，最让我感动的是，她的“老知青”生活。

何为“老知青”？卢晓蓉为何当了“老知青”？

在谈“老知青”之前，我们还是先说说什么是“知青”？

什么是“知青”呢？那就是指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之后下乡当农民的学生。这是特殊时代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因为在校闹革命两年多，中央已经控制不住越闹越兴奋的学生了，这些人既不能上大学也不能到工厂，出路只能有一条到农村去。

那么什么又是“老知青”呢？

“老知青”是指在1968年以前自愿或被迫无奈到农村去的中学生或少许大学生。

卢晓蓉同学是1965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是位品学兼优的年级主席、班长，她为什么不去考大学而要到农村去当老知青呢？

这就要谈谈当时的政策了。

当时的政策是：报考初中、高中、大学时，家庭出身是资本家、地、富、反、坏、右分子的“不宜录取”，就是说不能录取的意思。卢晓蓉的祖父卢作孚被当时政审认定为资本家，再加上卢作孚抗战时是国民政府的官员，即为反动派了，当然有这样出身的卢晓蓉会被列为“不宜录取”范围之内，自然的，她就不能报考大学了。

然而卢作孚究竟是什么人呢？卢作孚实际上是一位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并在这三方面都有成就的伟人，被毛泽东称为“中国近代史上万万不可忘记的人”；蒋介石称为“作孚兄”、“民族英雄”；冯玉祥夸他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当然，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陆续被大家又重新认定是正确的。

其实，卢晓蓉很聪明，面对当时形势，她早就作好了准备，下农村，脱胎换骨。可重庆巴蜀中学的校领导和班主任都说，你还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万一考取了呢？哪里有什么万一，只有一万，一万个是考不上大学。果真，卢晓蓉的思想准备做好了，她到农村去了。

其实，没考上大学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去当农民。因为家里已经给她找到了到中学当老师或到江津柑橘研究所的实验农场去工作的好去处。可，她毅然决然选择了到离家远的达县（现达州）当“老知青”。这全是她一颗红心，一种准备——下农村当农民的决心所致。

1965年10月的一天，卢晓蓉和准备下乡的学生在重庆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天未亮就分乘十多辆卡车前往达县了，她没有叫父母来送行，怕的是父母难受。

到了达县，卢晓蓉随同学被安置在最北边的万源县草坝区草坝公社，任务是上山创办茶场。卢晓蓉到了茶场一看，竟无一株茶树，只见眼前一片原始森林。有点文化的区委书记给这片土地取了一个富有意义的“星火茶场”的名字。喜出望外的卢晓蓉信手写了一首《星火赞》：红军战斗在巴山，千里冰封脚下踩。豺狼虎豹何所惧，大刀阔斧把路开……有同学主动为此谱曲，于是一首《星火赞》歌曲传唱在大巴山。2006年我们巴蜀中学同学“60寿庆”联欢会时，老知青们还唱起了这首感人的歌曲。

上面图为“草坝星火茶场全体职工合影”，其中有巴蜀中学30位高中生，5位初中生。

二排右三为卢晓蓉。

在茶场的劳动开始了。

每天他们吃了早饭就去一两里路外原始森林劳动，直到太阳快下山时才回家吃晚饭。在那里劳动除了劳累想家外，就是水土不合，大家脚上都长了“风水疙瘩”，一不小心弄破了，流出黄水，粘住袜子，晚上脱袜子时撕破皮，疼得钻心。

他们在茶场六十多位知青由应届高初中毕业生、病退大学生、肄业生和小学生组成，平均年龄17岁，卢晓蓉任团支部书记。在团支书的领导下他们建立了图书室，每月还出一次墙报，另外还要举办“营火晚会”，茶场办得很红火了，缘此，卢晓蓉选到县里、地区和重庆市当知青代表。

然而，现实生活却是乐观不起来的。砍树、筑路、建房、挖茶行……每一项都是重体力劳动，加之饥饿，日子是难熬的。更有难受之处是虱子缠身，又没水洗。卢晓蓉在书中说，唯一一次痛快的洗澡是在冬天，他们用树枝围搭成露天浴棚，有人在棚外将雪水加热化成热水送到棚里让他们洗澡，那次“雪浴”让她终身难忘。

1966年底，文革来临，大多数知青都回重庆去了，卢晓蓉等三位知青依旧留在那里继续劳动。那时她开始喂猪，并住在离猪圈只有20米的地方，人孤寂的时候，听到猪的叫声都会生起一丝暖意来。冬天来了，一天傍晚，她将猪食放到猪槽中就早早进了被窝，一早醒来，蓦然间发现花被上多出一床“雪被”，屋内也是白茫茫一片……“雪被”可以为麦苗保暖，她认为“雪被”也可以温暖她。但“雪被”是否可以保护猪猪们啊？想到此，她急忙跑到猪圈去。呀，一进猪圈 ，她看到的是冻得硬硬的猪食，以及横七竖八躺在圈板上已死去的猪猪们，零下十几度，猪圈左右没有遮拦，躺在这里的猪怎么不会死？必死无疑，可惜辛苦了晓蓉几个月的辛劳，大家过年可以打牙祭的猪肉没有了，期盼的美食被一场雪毁灭了。

1968年10月，卢晓蓉接到公社通知，撤销知青茶场，一律到生产队落户。这通知是他们在文革初期就期盼的，为此，卢晓蓉和几位知青还到北京上访过，那时的北京乱哄哄的一片，那会有什么正经的回复，她那次上京后，对”文革”便有了不好的印象。

1969年2月，卢晓蓉的两个弟弟也从学校落户到卢晓蓉那个万源县草坝公社四大队五队了。

在生产队干活比茶场更艰苦：背牛粪、挑猪粪，犁地，冬天砌田埂……有一天，卢晓蓉挑了两桶猪粪，由于在细雨中，不小心一滑，粪桶落在石头上，粪水顿时溅得老高，从头到脚淋了她一身，她未言语，直到夜深人静时才到泉水边将衣服洗了头洗了。卢晓蓉说这些她都可以克服，可插秧时，腿在水里，被咬得痒痛难忍不能克服。腿在水里被咬，还会出现豌豆大的红疙瘩，疙瘩被抓破，流出黄水，可比在茶场那时严重得多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卢晓蓉回到重庆四处查找“水咬人”是怎么回事？结果她在一本医术上找到答案：原来是“血吸虫尾蚴”（与血吸虫是两码事），如何应对？书上介绍了一种防护办法：把松香溶解在酒精里，然后涂在腿上。于是她如法炮制，在他们五个知青腿上使用了这个办法，果然腿上就如穿上透明的袜子一样，水不咬他们了……

1969年下半年，在万源县草坝区草坝公社三大队一队的巴蜀同学王永楠、钟小蓉、忽若珊、陈树楠等7位知青组成的知青点家庭和卢晓蓉5人组成的知青点家庭相处十分和谐。王永楠知青点的家庭成员陈树楠和卢晓蓉知青点的家庭成员卢晓雁（卢晓蓉的大弟弟）相互恋爱，1971年他们一起返城，形势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卢晓蓉的小弟弟也被招工离开了生产队，而卢晓蓉和忽若珊同学后来曾同在电影公司工作，在万源县她们一共呆了13年，漫长的13年，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卢晓蓉才考上华东师范大学离开万源县。

往后的日子，卢晓蓉自然是一步一个脚印，从大学毕业到大学教书，又到香港工作，最后在北大工作。

在写作方面，卢晓蓉曾三次荣获“冰心文学奖”，其中一次大奖，在内地和香港报刊发表了多篇散文和文学、影视评论，出版散文集《水咬人》、《人生的万花筒》和《我的祖父卢作孚》。

如今，老知青的卢晓蓉成了响当当的老年知识分子，但老知青的那段经历，是卢晓蓉一生的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