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友避难记

俞湧涛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段时间，我们兄弟三人随父母住在金华解放路老新华书店旁一个很深的院子里，回家要经过两道武警的门岗，家属院的不远处有办公区和一道高高的围墙，高墙的门里和门外都有站岗的哨兵值守。

　　马文友是位山东南下干部，身材魁梧，是个标准的山东大汉。父亲在检察院工作时他担任过检察长一职，是父亲的老领导。马文友在工作上的威信很高，得到领导和下属们的赞许，大家都很尊重他。记得就他一人住在金华，妻子和儿女还在山东老家，她妻子到金华探亲时我们见过她，母亲曾请她到家坐过几次，让我喊她大娘。我们在马路里时曾经住过同一个大院，他家住在我们家边上一座二层高的老旧房子里，这房子生活居住着十几户人家。老马在生活中还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待人随和，他喜欢孩子，对院子里小孩特别亲，时常逗小孩开心，院子里的孩子都喊他马爷爷。平时他抽的烟是“大前门”，是当时的高级烟，我经常登上他家的二楼，讨要他为我们留着的烟壳，折叠点数高的三角纸包，有时他的手没空时就叫我自己翻。

　　文革时期，原有的社会秩序受到冲击，砸烂公检法后，马文友无奈地离开政法战线，去到当时的金华饭店当了领导，担任饭店的支部书记，饭店一楼的办公区旁边有他的一间宿舍。1974年初，他突然得了脑溢血，经过抢救和治疗后，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偏瘫一直卧床不起，全靠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从山东老家赶来金华照顾护理，留住在金华饭店不大的宿舍里。
　　有一段时间里，两派武斗正酣，当时市区的最高楼金华饭店被其中一派抢占为据点。饭店里的干部职工纷纷逃离，只剩下老马一家独留在饭店的宿舍里艰难生活着，情况一天天恶化，危险步步逼近，时时刻刻受到枪林弹雨的威胁。有一天中午，两发子弹射破窗户，家中墙壁上留下了刺眼的弹孔，一直在农村生活的大娘那见过这场面，惊恐万分，见到自己的家已处在险象环生的恶劣环境中，生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想尽办法要逃离居住的家庭。于是，老马的儿子（我们叫他小马哥）急匆匆带着大娘一路打听，找到已搬出马路里后我们的家，请求父母帮忙找个栖身之所，听了老首长他们一家的遭遇，父亲和母亲一起商量帮助他们一家度过难关，然而情况紧急，容不下片刻耽搁，马上决定把病床上的老马和他一家人都接到我们家避难。于是，父亲带着我赶到了金华饭店的家，二话不说抬起床板把老马移上三轮车，然后匆忙带上一些生活用品和换洗衣物，见缝插针突出已被枪弹包围的是非之地。
我们家五口人，住在刚好四十平方米的两间房里已是非常局促，这时再住进来三个大人，其中还有一个病人，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困难太多太多了。父母这时候没有想太多，先让老马一家人住下安顿好了再说，遇到的问题想办法再一个一个解决。紧接着一阵腾挪，在我们家竟被清出一块区域为老马一家搭起了两张床，当父母亲为老马铺好床，扶他躺下时，老马一家人这才长舒了一口气，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就这样，马文友一家三口与我们一大家人在一个屋檐下同吃同住，愉快度过一段时光。记得那时每天两家人一闲下来有说有笑，其乐融融，我们偶尔也要相互逗趣一番，学讲大娘的山东家乡话、模仿大娘走路的模样，逗得躺在床上的马爷爷实在憋不住发出久违的笑声。在我们好意接纳下，住在我们家避难的马文友一家人久悬的心终于放下了，心情畅快了许多。
　　老马因为得了中风、偏瘫，身体的左半边不能动弹，另一边的手脚能动，但不灵便，能听懂我们讲的一些话，能讲几个简单的词，但只有大娘俯下身子能听明白。老夫妻两感情很好，大娘亲切称呼老马“俺家老马”或“俺家老头”。大娘护理老马无微不至，每天一日三餐变着花样，还要端茶喂药、擦洗翻身，护理得井井有条。可是，看似如常的生活也会百密一疏，让人猝不及防。一天下午，家中只剩大娘和病床上的老马在家，大娘趁着煎药的间隙，出门倒垃圾了，回到家中，发现房门被关上了，估计被风刮上。一摸口袋，钥匙忘带出来，这急坏了门外的大娘，一拍大腿：“不好，炉子上还煎着中药呢”！她踮起脚尖趴着窗户，查看屋里的情况。病床上的老马听见了门外的动静，想要为老伴开门，他不听大娘的再三劝阻，坚持要拖着病重的身躯下床，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翻身下床后，单手单脚匍匐蠕动移向门口，可没动几下就已耗尽了所有力气，再也动不了，躺在冰凉的地上，仰天喘着粗气。老马危险的举动，吓坏了大娘，急得直跳脚。大娘力气小，试了无数次也撞不开房门，情急之下不由大声呼喊起来。这时，附近的几位战士听见了呼喊飞奔赶来，飞起一脚蹬开房门，急忙把脸色发紫、嘴角颤抖、耗尽体力躺在冰凉地上的老马抬上了床，大娘把老马抱在胸口，泪水再也止不住，不停地埋冤自己没照顾好。经过这次突发情况，大娘深怕再出事，处处小心谨慎，照顾老马更加周到细致了。经过一段时间安心调养，老马渐渐恢复过来了，看得出，躺在床上的老马人也长胖了，脸色也渐渐红润起来了。
　　在我们一家人眼里，大娘真是个好大娘，她虽然不识字，但她的心特别善良，非常能体贴人，什么事都不想麻烦别人，为了暂住我们家的事，她老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天天念叨要快点搬出我们家，回到自己的家。她时时刻刻关心外面的事，虽说她只会讲山东话，大街上没几个人能听懂，可她每天几次绕出深深的院子，查看外面的情况和动静。当她得知局势逐渐平息下来，状况趋于好转，马路对面和西市街上的商店陆续恢复开业，路上行人也多了起来时候，就鼓动儿子小马用普通话向我们父母亲提出要马上搬出我们家急切愿望，父母亲禁不住大娘和小马哥每天的软磨硬泡，见实在挽留不住他们一家再多住些日子，终于答应了大娘的请求。分别时，母亲拉着老马和大娘的手，依依不舍，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当我们把老马一家三口送回金华饭店家中时，见到家中已是一片狼藉、千疮百孔，窗户玻璃早已破烂不堪，墙壁上留下了累累弹痕。惊恐之余只能定下心来打扫房间，我们和他们一家人一起整理了好一阵子，才算重新安顿下来，让老马放心躺下休息，他们一家人的生活这才逐渐恢复。
　　虽然马文友一家人住在我们家避难四个多月时间，确实给我们家添加许多不便，但父母没觉得是个麻烦头疼的事，父母他们俩都有别人有难就得帮的想法，是应该做的事，怀揣着一颗朴素、善良和真诚的心，更见不得自己的老首长一家人遭难受罪。经过这件事情，我们两家人患难见真情，从此结下了更加深厚的情谊，经常走动来往。离开我们家后，老马一家人继续在金华生活一些时候，后来马文友办了离休手续，由大娘陪着老马离开了战斗生活几十年的金华，回到了自己阔别已久故乡山东老家继续养病。

注释：据相关史料，马文友曾在1954年9月至1955年8月、1958年5月至1960年6月担任金华县检察院（署）检察长，曾在1962年2月至1966年4月担任金华县法院院长。

图为我与同院的两位小朋友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