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故乡是永远有诗的“远方”

老陈爱太极

　　按照大家的说法，53年前的今天是我给予母亲的苦难日。但我以为，对于一个当时已经生养五个孩子的女人，尤其在那个生活中处处充满苦痛的年代，以及之后我给母亲带来的苦难相比，把我生下来的苦难恐怕算不了什么。

　　我不知道是否真如母亲晚年所说，我是上帝派来报答她的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是上帝派来的，至于派我来干嘛，我自己都一直没闹明白。总之，我除了长大之后给过母亲些许快乐之外，我的童年给母亲制造了足够多的苦痛体验，尽管我不愿意用“罄竹难书”来形容自己的罪恶。

　　我给母亲制造苦痛是从娘胎里就开始了的。母亲怀我6个月的时候，从取柴草的二楼一脚踩空摔了下来，用母亲的话来说所幸先是摔在了楼下饭桌上，然后再摔到地面。

正是端午前后，外面连着下了两天的暴雨。当母亲发现“通红”的流产症状后，村子远近没有医生，只知道东江河对岸的水南村有个刘兽医。母亲差几个大男人渡过齐腰深的河水，取回刘兽医按照母亲“比照牛的保胎药方相对减量”的10帖中草药，使我得以来到人世。

不知道是不是缘于此，我秉承了不少牛的性格。

　　大约6岁开始，我就能做全家人的饭菜了，我端一条长板凳放在灶台前，一只脚站在板凳上，另一只脚站在灶台上，就能把满满的一砵滚烫的点心（里面己不剩一颗米粒的米汤， 宁都 人叫“点心”）端到窗台上去。邻居看见了警告我母亲说，有朝一日我会跌进锅里被煮熟了的。

　　终究，我没有掉进锅里被煮熟，而是我把全家人推进了如同油锅的痛苦深渊。

就在我7岁那年的春节前五天（ 宁都 人的“小年”）的傍晚，我本要点起的是晚饭的炊烟，却点成了冲天的火焰，把我们家仅有的一间土坯房烧得只剩下四堵残墙。父母奋斗12年积攒的那点家底，一切的一切都化成了灰烬。

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我的母亲靠在烧焦的门框下捶胸顿足、嚎啕大哭的神情。而且，这一烧让我二哥小学毕业后彻底断了读书的梦想，三姐根本就没有得到踏进校门的机会。

　　那会儿农村穷得每家每户都叮当响，终年劳作的人们一个个精瘦、黝黑而板实，饭量个顶个的大。记得隔壁的陈屋村有个叫福生保的，长得牛高马大，去相亲的时候就因为被女方发现他饭量太大，结果亲事黄了。

农民每天在地里起早贪黑地劳作，填饱肚子是最难做到的事。大米饭自然是没办法管够的，唯一的办法是到井里去多挑几担水。

　　8岁那年我上学了，依然每天早上把全家七八口人一天仅有的一升半米（3斤）放进装满水的头叉铁锅里，往灶堂里不停地加柴草让锅里的水面不停地翻滚，中途用竹制的漏勺把半熟的米粒捞出来放到木篜去篜成每个家庭成员唯有中餐能享用的一碗米饭，剩下的米汤里尽管找不到一米漏网之米，但还得不停地往灶堂 里加柴草让它继续翻滚着逐渐有了乳白的感觉，才算煮出了宁都人特有的、早晚两餐就着大盆的辣椒拌空心菜充饥的“点心”。然后，再在锅里煮上一大锅的猪草，直煮到我发现又要迟到了，拎起书包拼了命地往学校跑。

　　我记得很清楚，母亲用自己的一条烂裤子剪下一条裤腿，将剪的一端缝死后在裤脚口的一端缝上一根布条子，给我做了我人生的第一个书包。后来父亲在单位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获得了一只印有“为人民服务”五个鲜红大字的黄背包，它成为我的第二个书包直到高中毕业。

　　我家所在的村子叫对面排，去学校要穿过三四里的田埂路。学校在靠近东江河边上一个叫村底的地方的一座彭姓祠堂里，而一年级的教室设在祠堂旁边一排泥瓦房的一间厅堂里。同学们都各自带条短木凳去上课，课桌则是两头几块土砖垫起的一块长而厚实的松树板。

　　厅堂在做教室之前是彭式珍的铁匠铺，进门左手边的门背后地上有一个很深的坑，里面装满了黄泥水，据说是打铁时焠火用的。迟到或者课堂上回答不出问题的学生都被指定在那个黄泥池子边上罚站。冬天的早上，迟到的同学总是很多，罚站被挤进池子里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大多数农村孩子学龄前都没有能用文字写出来的名字，所以，第一天报到的时候，廖仁老师把我的短木凳翻过来，毫无商量地在凳子底面用毛笔写上“陈春生”三个字。

宁都 人给小孩取名字倒有些象日本 人的习惯——有出处可寻，男孩都是“姓X生”，女孩都是“姓X秀”，从中间的字要么可以猜出是春夏秋冬哪个节气生的，要么能看出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几。如若能以梅兰竹菊、荣华富贵之类的字眼为名的，算是家里有“喝过墨水”的人的上乘佳作。

我的父母都没喝过一滴墨水，但我对名字最后一个“生”字有着本能的抗拒，廖仁老师便在“生”上画了一个比他写的字略显漂亮的圆圈，然后挤在后面写了一个“保”字。自此，我便有了学名陈春保，但在课间同学们相互追打的时候，我常常被叫作陈春生保。至于后来改成了狂妄到极致的陈慧峰，那是后话。因为那年代学生没有学籍，改个名字就是自个儿的一闪念，几乎所有跳过“ 龙门 ”考上了学校的，高考报名时都兴改名字这等事儿。以至于日后说起某人，即便同班同学都得掰扯和证实一番，最后才恍然大悟：此陈慧峰就是高中时学文科考理科结果还让那小子真考上了的陈春（生）保……

　　我的父亲36岁才退伍回家，娶了比自己小11岁却已带着3个孩子的寡妇，然后去到离家200多里的肖田乡墩土岭林场当工人，因此我的家庭成了村子里没有全劳力的“非农业户”，属于遭村民嫉妒以至于严重排斥的家庭。

“非农业户”的小孩轮不上为生产队放牛赚工分之类的美差，我的母亲只好每天天没亮就催我们起床，抢在别人前头走村串户去拾猪粪，交到生产队去换工分。我个子小提不动满粪箕的猪粪，所以在家做饭。

母亲总是贪恋某些角落的一堆猪粪，不能按时回来接替我做饭，让我成了上学迟到被罚站在黄泥池子边上的专业户。

为此，我常常一边哭着拼了命的往学校跑，一边发自内心地埋怨母亲。

　　小时候最恐惧的事情就是砍柴。那年月吃的东西基本是以水为绝对主料煮出来的流体食物，柴草的消耗量也就非常的惊人。

尽管到处都插着“全封山”的牌子，每个生产队还配备了专职看山员，但山上依然是光秃秃的，松树仅剩了最顶上的一撮枝叶，仿佛一个个快被淹没头顶而又无力挣扎的人，残喘着缈茫的希望。

一年到头一家老小除了在农田刨那点稀薄的收成，就是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砍柴。到达山上时其实就已经饿了，好不容易到得山上又总想多砍一点，所以，挑着沉重柴草的回家路总是那么的艰难而漫长。

　　那时候学校春季招生，一年级上学期的一天，在去楼上取柴草的时候，我极不情愿地重复了一次母亲怀着我时摔下来的动作，结果摔断了左手。

同年下学期一个冬天的傍晚，我把刚砍回来的柴草从屋后由两根松树绑成的木桥上挑到楼上去凉干，我极度疲惫的身子再也没能站稳，和柴草一起重重地摔在下面屋檐的乱石上。

我当时的姿势一定十分狼狈，或者我当时实在太饿了，我可能眼花把木桥下的卵石看成了大鸡蛋，我的嘴巴是直接对着卵石而去的。

为此我失去了三颗初生的恒牙，血肉模糊地躺在家里旷了半个多月课。有两颗门牙是在口中吐出的血水中当场就找到了的，当时有没有在心中为它们的逝去开一个追悼会，如今是怎么都想不起来了，但它们的位置至今都还保留着。另一颗门牙当时踪影全无，全家人也不得其解。

我下巴上的一个裂口半个月后还脓血横流，母亲每天给我敷草药也无法收口。终于有一天，那颗失踪多时的门牙顺着脓血掉了出来，裂口才渐渐结成了如今还清晰可见的伤疤。

　　要不是母亲警告我不好好读书就得回家天天去砍柴，我是早已辍学了的。母亲拉扯我们兄妹八个，过得异常的穷困。但不管如何的艰难，母亲始终坚持让我去读书。

说来也奇怪，母亲没有读过书，但她却知道很多教孩子算数的道道。晚饭后，母亲不准我们和别的孩子一起去满头大汗地捉迷藏，而是坐在她周围比赛算数。一树十八枝，一枝十八杈，一杈十八窝，一窝十八鸟，总共有多少只鸟？一只青蛙四条腿，四只青蛙十六条腿，十六只青蛙“噼里叭啦”跳下水，总共跳下去多少条腿？

母亲还知道“搬凳给别人坐等于搬给自己坐”、“只会病死人不会累死人”、“借人一箩糠还人一担米”之类的许多谚语。

母亲最经常挂在嘴边的是“人之初，寻本铩”，她说这意思是做任何事情刚开始的时候都不要怕亏本，后来我长大了告诉她这是《三字经》里的“人之初，性本善”，她说都是一样的意思。

　　在母亲的英明、正确教导下，我算数的本领在村子里出了名。

和许许多多的村庄一样，我家村子的村口也有一棵大樟树 ，村民们都在那里集中出工，等待生产队长的训话或是分配工作。

我从村口去学校就会故意被他们抓住，算出了他们绞尽脑汁准备好的算术题才能通过。他们充其量也就“一只鸭子四斤六两，每斤七毛八分，总共能卖多少钱”之类，比我母亲每天让我算的那真是小巫见大巫。

我母亲私下里告诉我，只要我成为生产队最会算数的人，长大以后就能当上生产队的会计。会计比队长还实惠，队长还得带领社员去地里劳动，会计却不用下地可以在家里算数。尤其那年代，把我们家欺负得最狠的就是生产队的会计，他说纯农业户欠生产队再多的钱都可以记“往来”，照样可以到晒场分粮食，而我们家“非农业户”就不能记“往来”，一定要拿现金才能去仓库买到已经回潮、夹杂着许多老鼠屎的定额粮；他还有特权玩手段，可以在天气好的日子把晒得特别干的粮食分给自己人，在天气不好的日子把没晒干的粮食分给他不喜欢的人。

　　顾名思义，对面排40多户人家依山而建，一字排开，村后一座不高的山丘，村前一片肥沃的土地，再往前越过公路便是潺潺的东江河。

村子里就陈、彭两姓，住户比例是3：44，姓陈的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一户叫陈隆富的，虽然他早已入了阴槽，但我还是恨之入骨，因为他是个倚强凌弱的十足浑蛋。另一户是我的叔叔，关于我家与他家的恩怨，说起来话就长了。

　　我的爷爷是100多里外的 黄陂 镇下坝村人，本姓廖，小时候被拐卖到了会同乡桐口村对面排的陈姓人家。

现在应该明白了吧，我叔叔是陈姓谪传，而我父亲是他家经常骂的“外来野种”。

我父亲少年丧父，13岁代表陈家去充了壮丁，等到36岁才退伍回家，我叔叔则继承了祖上殷实的全部家产，还当了税务干部。他那副趾高气扬、骄横跋扈的样子让我终生难忘！也正是因为他，同时因为我父亲长年不在家，陈隆富才敢为虎作伥、狗眼看人低。

　　既然你陈姓人自己都勾心斗角，彭姓人又怎么会客气呢？就连我家被火烧得家徒四壁，生产队不仅没有任何的救济，而且还要我家赔偿存放在我家供生产队牲口过冬的稻草。

我们一家人卷宿在别人废弃的房子里度过了我7岁那年的春节，那是一个记忆中最寒冷的冬天，我家小弟弟也在元宵那天降生人间。

在此后的许多年，当老师问“陈”的反义词的时候，我都还会下意识地想到“彭”字。

　　7岁本该是我开始上学的年龄，但家境实在困难，我只能住到 会同乡圩镇的舅舅家去，每天上街拾猪粪，由二哥和三姐挑回生产队去换工分。

不过，那倒成了我小时候不多的快乐时光。首先是每天基本能吃到饱饭，其次是每半个月还能在街上看到一场露天电影，尽管大多数时候只能站在银幕的反面看，那也已经绝对是那个年代的文化盛宴了。

直到我后来在卫生院当了医生，有的老人还惊呼，不敢相信眼前的陈医生就是当年那个满街捡猪粪的“猪屎赖子”。

　　8岁，我终于上学了。

暑假里，我第一次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送秧苗，我只顾与小伙伴回忆头天晚上看的电影情节而忘记了及时送秧，队长彭先平走到我面前，直接给了我两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其他小伙伴因为父亲在身边，什么事都没有。

我母亲知道后，跌跌撞撞冲到水田中 ，与队长展开了一场力量悬殊的殊死搏斗。

自此，母亲再没让我到生产队参加劳动，而是告诉我，早晨和傍晚去别人晒过稻草的地方耙丢弃下来的稻草，放到猪圈里沤成肥料，送到生产队可以换到比去生产队劳动更多的工分。这样，既不会再受队长的欺负，还能在太阳灸热的正午时分躲在家里学算数。

　　9岁，我仍然没有停止给母亲制造痛苦的步伐，我从树上摔下来摔断了右腿。

这一次母亲不但没有骂我，还在兄弟姐妹面前夸我“会想办法”。那是放学以后，我去附近的山上耙松毛，显然，地上被先先后后的人耙过无数遍，比家门前的禾坪还干净。冬天的松树枝上，已经有了渐趋变黄的松毛。我决定爬上去，把那些有了黄意的松毛撸下来。可是那松树只在顶端才有几条树枝，真的是高耸入云，承受不起我瘦小身体的树杆从中间折断了……

　　为了躲避砍柴，我一直装着非常刻苦地学习。我最怕星期天，每到周末，我就祈祷着第二天能下雨。还真神了，经常都能如愿以偿。

三姐没有读过一天书，天天在家劳动，盼着星期天我能帮忙去砍柴，所以，看到周末总是下雨，她虽然嘴上没有抱怨过，但乜斜的眼神告诉我，她心里有多无奈！高中住校了，要不是非得回家去背米并把菜瓶子里的腌菜填满，我就会装着星期天都要在校学习的。

　　二哥参加民兵训练带回来一个干粮袋，后来成了我往学校带米的专用容器，这容器竟然也是一个量具，它刚好能装下我一周每餐三两米，多一粒都不行。

用来装腌菜的玻璃瓶的前身是农药瓶，农药用完了，放在 水里 泡上几个月就变成了菜瓶，每个同学的菜瓶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得来的。

星期天下午，是我带着一周的给养还校的时刻，也是我经常面临痛苦抉择的时刻。一家人都去地里干活了，只有我在家里提前吃好晚饭去学校。我把米饭从饭篜挖出来放到锅里去热，结果发现饭篜里留给还在地里辛苦劳作的家人的饭已经太少，我非常不情愿地从锅里挖一点回饭篜，转而看到锅里的饭太少，又很想狠狠心再从饭篜挖一点到锅里……如此不断地反复许多次，良心在无尽的煎熬中哀鸣！

　　家里一年当中吃肉的机会只有三五次，机会大多出现在 宁都 人讲的“五八腊”，也就是五月端午节、八月中秋节和腊月春节。

虽然从来都没有可以放开肚皮的可能，但打打牙祭也能让我不舍得刷牙很多天。有一年的除夕前夜，母亲照例在橱房落肉撮，而且按照惯例，落好了之后，我们每人就能得到一碗汤以及里面的三个肉撮。

孩子们都钻在被窝里兴奋地等待，也许正是过于兴奋的原因，我竟然在母亲把肉撮汤端到床前时已经很不争气地睡着了，被母亲喊醒接过肉撮汤时还没有完全回过神来。结果，一碗汤全倒在特意洗漱干净准备过年的床上，等待了365天的肉撮没吃成，还被打了个半死。

　　尽管发生了这样的事，但仍然没有削减我之于春节的狂热期盼。春节不但有肉吃，还会有新衣服穿，春节一整天都可以不做任何事情而尽情地玩耍。

一大早起床，穿上母亲预先放置在床头的新衣服、袜子以及母亲手工做的千层底布鞋出门，不再是赶在别人之前去捡猪粪，而是赶在别的孩子之前去找寻各家各户凌晨“开 天门 ”燃放鞭炮时个别没能燃爆的死炮。

吃过早饭之后，小伙伴们看谁捡到的死炮多，然后一起小心翼翼地给每个死炮重新补上引线变成一个新鞭炮。鞭炮插入潮湿的泥土里并迅速点燃，小伙伴们捂着耳朵四散奔逃，躲避震耳欲聋的声音和溅起的泥水，过后看谁没能跑赢、新衣服上溅满星星点点污泥，一阵又一阵狂笑。

每个小伙伴的口袋里都装满了红薯片之类的零食，玩耍的同时嘴巴也一直没闲着。

下午，随着天色渐渐变黑，小伙伴唉声叹气地各自回家，等待了一年的春节，就这样转眼即逝。

　　小时候的新衣服是每年一身的。临近过年，母亲就把抽屉里的布票摊在饭桌上，把每一张面额加起来，筹划着去 会同 街上买布给每个孩子做一身新衣裳。

兄弟姐妹之间的旧衣服都是大的传给小的，外衣穿小了就自然变成了内衣，补丁打了一层又一层。

新衣服都是请隔壁陈屋村的桂秀婶婶来家里做，按照约 定日 子的头天晚上去把她的缝纫机扛到我们家里来，桂秀婶婶对我们家特好，尤其喜欢她在我母亲面前夸我会读书，第二天无论再晚她都会帮我们做完，因为多一天就是多一天的工钱。打霜的天气了，我们还是光着脚丫去学校；冬天了，身上还是两件单衣，坐在糊窗子塑料纸已然破碎的教室里直打抖。

外公逝世之后，母亲得到了外公留下的一条棉裤，母亲从自己身上脱下来，把它改成了我的一件棉背心和一条小棉裤。

　　平常，农户家的鸡蛋都是拿到街上卖了再换回食盐的，唯独立夏节，每个孩子能吃到一个水煮鸡蛋。有一年立夏，我把母亲顺便放在猪饲料中煮熟的鸡蛋带去了学校，上课还在抽屉里偷偷把玩，被老师发现后缴了，最后也没有还给我。从此，那门功课我一直学得特别差。

　　农业户的孩子有资格给生产队放牛，而放牛是最轻松的事。选一片还算茂盛的水草地，把放牛的竹竿往草地中央死命地插下去，然后把牛绳系在竹竿上，人就可以放心坐在附近空地上玩自制的军棋游戏了。我是“非农业户”的孩子，没有他们的福利，只能跟在他们身边刈鱼草，没时间和他们一起玩军棋。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和他们的福利如此悬殊，于是我提议和他们玩军棋比赛，输了的都得帮我刈一把鱼草，一般情况下，我的鱼草都是他们给刈的。

　　其实，刈鱼草也没什么不好。母亲经常问我刈了多少鱼草？我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到底刈了多少是很难查证的，只要我在把草放下鱼塘之前没被发现，我完全可以说是被鱼吃掉了，猪没吃饱会拱着猪圈的木门叫，鱼却没有办法跳上岸来揭发我。

还有，趴在池塘边偷看鱼吃草是非常有趣的事。每条草鱼在我心里都有名字，我甚至可以通过漂浮在水面上的鱼屎判断出这是哪条鱼拉的，看着它们吃着我放下去的草而一天 天长 大，憧憬着春节前靠它们换回全家人的新衣裳，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

　　放鸡，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秋冬季节，稻谷收割完了之后，总会在稻田里遗留下一些谷粒，小伙伴们便结伴把家里的鸡用笼子挑到稻田去捡食谷粒。

鸡在稻田捡食谷粒的时间里，我们也不会闲着，我们把附近地里的红薯、芋头偷挖出来，收集一些柴火来烤着吃。如果田梗上能偷到接近饱满的黄豆夹就更加幸运，黄豆在火焰中“噼噼叭叭”地从黄豆夹中蹦出来，很远都能闻到那股香味。

其中，划火柴点火还是个技术活，其过程惊险又刺激。那时候，我们管火柴叫洋火，常用而又稀罕，家里突然没有了要去向邻居借一二根也是常有的事。每天谁负责从家里偷火柴都是事先策划好了的，所以，一则偷出来火柴的根数非常有限，二则火柴盒子往往是家里最旧的，硝面只有最边缘的位置残留着些许黑色，有时候很难划燃，再加上火苗在野外一不小心就灭了。当火柴划到仅剩一根的时候，气氛陡然紧张万分，小伙伴们围成尽可能密不透风的圆圈，屏住呼吸，精挑细选出来负责点火的人满头大汗，尽力控制颤抖的双手……那情景，不亚于手里捧着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

　　只要能填饱肚子，小时候偷吃的坏事可真的没少干。尤其，我们学习了鲁迅先生的《孔乙己》，听说了“读书人偷书不算偷”之后，明白了饥饿的人偷吃也不算偷的道理。

　　我们的情报工作也做得特别到位，哪家地里的凉薯特别甜，哪家辣椒地里套种的香瓜有多少个即将成熟，哪家的甘蔗地已经足以隐藏我们的队伍，哪家地里的花生尤其饱满……一切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我叔叔的妈妈、我勉强被允许叫奶奶的是个小脚女人，为了尽力守住祖上的那些产业，不得已守到90多岁。

她家的门前有一棵很高大的柑桔树，和一棵还更高大的杨梅树。我叔叔的儿子比我大一岁，智商比我略低一点点，他成了我们指派到他家的卧底，每当那两棵高大的果树上的果实可以勉强下咽的时候，他负责缠住他奶奶掩护我们全部爬上树去饱餐一顿。

卧底工作也有败露的时候，小脚女人破口大骂颤颤巍巍挥着拐杖踱出来，我们从带刺的柑桔树上滚下来，哎哟哎哟地作鸟兽散。

　　大约每个季度能轮到一次，公社放映队来大队放电影。

这一天无论大人小孩的心情都无比的欢快，大家都争相打听今天会放什么电影的情报然后迅速扩散，整个村子一天的话题，都是关于电影。

吃过中饭，老人、小孩就开始把板凳搬到大队门口的空地去，抢占最佳的观看位子。

晚上出发前，大多数家庭都会给孩子们准备一点花生豆子之类的零食，尽管数量非常少。为了填饱肚子，兄弟姐妹之间也会用点小心计，通常我会在黑暗而又湿滑的田埂路上飞快地奔跑，让跟在我屁股后面的妹妹怎么也追不上，极度恐惧地哭喊，央求我能等等她，这时候，她就得乖乖地、带着哭腔地、非常无奈地把她那一份零食掏一点巴结我。

　　数学，得益于母亲要把我培养成为生产队会计的强烈愿望，而语文，我似乎有一点与生俱来的热爱。

已经记不清什么年龄，反正还在识字阶段，我在语文老师廖旭明的办公桌上得到了我看过的第一本小说《欧阳海之歌》，虽然很疑惑很着急很不解欧阳海在把受惊的战马推出铁轨时，为什么不是一把就推出去，而是在那里“这时候他想到了……这时候他又想到了……”，想了那么久之后才推开战马让自己葬身在呼啸而来的火车轮下，但我还是一字一句地看完了对欧阳海推开战马那一刻长篇大论的心理描写。

后来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梦想着要当兵，看了《谁是最可爱的人》就写什么作文的开头都来几个设问句“朋友，你……吗”。

那年代，尤其在农村能看到的书籍非常有限，但每一本书都一字一句地读，以至于到现在都改不了细嚼慢咽的阅读习惯。学期结束了，我把所有作业本剩余的空页撕下来，用母亲做布鞋的粗麻线装订成厚薄不一的本子，用它来抄录小说中好的句子和段落，然后时常拿出来背诵。至今，还经常拿出来显耀一番，告诉后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道理，教训后辈多阅读多积累的重要性。

　　只要是能吃的，几乎就没有干不干净的概念。记得有一次，二哥有幸代表我们家参加一个亲戚的婚宴，带回来了几个肉撮和几块染成红色的猪肉，分配到我碗里的那只肉撮不小心掉地上被公鸡叨走了，我们举全家之力围追堵截，终于 成功 地鸡口夺食，使我得以重拾美味。我现在遇到孩子掉饭桌上的饭菜还会不由自主地夹进自己的嘴 巴里 ，为此没少被家人劝阻，也许也没少让外人不解甚至嗤之以鼻。

　　也许因为在母亲腹中的那一摔，造成我从小就比别人矮一头；也许因为那10帖牛药，致使我生来就比兄妹们的肤色深一些；也许因为一年级冬天从屋后木桥上对着卵石俯冲下去的动作太过迅猛，结果我五官虽没错位但眉目不再清秀；也许上帝派我来到母亲身边就是个预谋……

我从未想过自己从丑小鸭蜕变成白天鹅，我只想通过后天的不懈努力去弥补一点先天的不足。我也从未想过某一天要大红大紫，并为此在名利场上死命追逐，我只想在生活富足的同时，带给家人尤其母亲更多的益处！

　　我心中是明白所要表达的思想的，只是儿时要记述的东西太多，不知从哪着手以及如何详略。其实，每一个片段都可以单独成文，但那样就真的写成自传或是小说了，这都不是我想要的，因为，小说给人虚构的印记，而我写的这些都是真实存在过的情节。所以，我宁可写成目前这种类似于大事记的形式，这样，似乎也能把尽可能多的过往串联成有血有肉的生命记忆。

惠峰写在2016年生日的儿时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