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光前行

江武烈

我的回忆（四）

江武烈

军旅三坎

一、提干

我是1968年3月入伍的。我们一群同学在城关镇体检，我和蔡亚忠合格应征入伍。我同班同学张付吉，初三的同学何耀川在西埔体检入伍。原体检合格的还有高一的林亚武、陈武英同学，但他们是六八届毕业生，不属于应征范围。陈武英到1970年才应征入伍当了海军。

我们这些新兵在漳州上火车后，我和蔡亚忠分在由12个人组成的一个班。据带兵的排长李思美说，我们这个班都是学生兵，要到一个教导团学习半年维修飞机，然后分配到全国各地机场。我们在闷罐車里“咣当”、“咣当”地大概走了五、六天时间，火车到了蚌埠站。全体新兵下车在站台上排好队，这时一个长高个的首长（司令部军务科长）宣布，江武烈跟何金仕调换。原来何金仕（东山一中初三学生）所在新兵全部分到蚌埠基地场站当地勤兵，这么一换我失去了一次学修飞机当技术兵的机会。据说，我当时是新兵中文化程度最高的。六六届高中毕业只有两个，另一个是张付吉，他被安排在基地机关当打字员，而我被安排在基地警卫连。而我另一位好友原东山一中初三同学何耀川安排在油库当化验员。

我在警卫连四班，因高中毕业，时称小知识分子，所以要特别接受改造。不但站崗放哨，还当过猪倌，喂猪、打扫猪圈、浇水种菜样样都干；还曾经抽调到基地干部科，帮助整理干部档案。在连队，每个星期排班都要召开一次批判会，主要是批判刘少奇的资本主义道路，每次都分配我写批判稿。我还参加了连队跳“忠”字舞的表演队，还上过基地汇演。在连队，我可以说是多面手，而且公认的“干的不错”，所以入伍不到半年，我就当了四班副班长。不久因为我们部队要军管安徽合肥骆崗滑翔机机场，又把我提拨为八班班长，专门接收和负责骆崗机场（现合肥机场）的警卫工作。 这样我们班就远离连队，独立执行任务。

八班有八个战士，二个北京人（其中一人是西安军医大学大学生），二个江苏泰兴人，二个江苏启东人，二个福建东山人。我们的任务是保卫机场设施不受损坏，迎接飞行部队进驻。其实也就是看好飞机场的跑道营房建筑及一切设施，迎接大部队到来。当时有一座六层的主楼、一座大礼堂和五排平房。这些财产原是安徽省体委属下的滑翔机运动队，据说本要办成滑翔学校，后因“文革”而解散。

入伍半年多，我这个新兵变成了兵头，我考虑的不但要完成部队交给我们的任务，还要为大家的生活、安全负责。于是，我决定在机场入口道路设立一个崗哨，检查过往人员，一般不让人进入机场。另外设立一个流动哨，在营房区内流动，并兼顾跑道不让老百姓进出。每天上午天天读一小时，下午队列训练一小时，晚上九点睡觉前，班务会半小时，总结一天工作，布置明天工作。每星期四、六傍晚分头到附近村做群众工作。其余时间开荒种菜，种瓜种豆，养鸡养鹅。这样既可丰富业余生活，还可改善伙食。我们没有专职饮事员，釆取一人一天当饮事员制度。我当班长除外，其他人照轮值，大家把家乡的厨艺展示一番。北京兵的凉面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这期间能使我至今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1968年夏天的一天下午，大概是四点钟左右，大家正在主楼前面的菜地劳动。因天气闷热，有的战士只穿裤头，可以说是衣冠不整。但这时哨兵接到通知，十二军军长、安徽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要到骆崗机场走一走，而且车子马上就到。这时要穿军装也来不及了，又不能让首长看到我们军容涣散，于是我就命令大家跳下前面的大池塘游泳，我和哨兵在门口迎接。不一会儿，李德生在地方、部队领导陪同下在机场转了一圈就回去了。我估计李德生是来考察是否能把骆崗机场建成国际机场的前头调研。过了不久，李德生就当选为党的“九大”副主席。

到了1969年10月份，原南空航空兵第二炮兵校正大队进驻骆崗机场，后改编为航空兵独立第十二团。随着大部队进驻，我们原有的警卫班也扩建成警卫连。原蚌埠基地警卫连八班，也就是骆崗机场警卫班一年多单独顺利完成警卫任务，而被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而我作为一班之长，也身背冲锋槍，到处给飞行员、地勤人员做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报告。过后，团政治处主任赵惠生看上了我，把我调到团政治处任代理电影组长。赵惠生、张德昌（山东人、政治处干事）当我的入党介绍人。在1970年初部队党委就把我列为提拔干部对象，我也参加提干体检。但在外调信函中，因地方派性严重，东山一中的当时领导说我是造反派头头。这样，我提干的事情就因派性原因被搁置了。后来，部队专门派人到东山调查我的情况，又因东山方面派性作祟，我的提干又被搁置了。我这个全空军先进单位的班长因“文革”问题在部队提不了干，而这个班副班长、团小组长分别被提拔为警卫连副连长和排长。班里其他战士大都提拔为班长。

多年后我到云霄县釆访，刚好遇到该县政协副主席朱旭辉，他是原东山一中校长。他看到我慌忙给我辯解说：“武烈啊，人家说我陷害你，我没有呀。”我瞪了他一眼，无语地走开了。

1968年3月，东山一中部分师生欢送我和蔡亚忠光荣入伍时合影。

1968年没有赶上欢送我们光荣入伍的朱宗钦沙世俊原来在北京参加学习班。图为朱宗钦、沙世俊在上海合影。

1968年3月，东山城关部分群众代表欢送东山二中黄汉章等三人光荣入伍时合影。

1968年4月我在部队新兵连照片。

1968年4月在新兵连我和张付吉（中）李海（右。东山驻岛部队副团长李瑞年的儿子。）

1968年春和张付吉合影

1968年4月我在警卫连照片。

1968年4月和同连队的张建国（东山樟塘人）合影。

在部队一跳定乾坤的同学蔡亚忠英姿勃发傲视上海。

2018年11月和战友蔡亚忠在广州越秀公园合影。

二、上学

随着安徽省决定把骆崗机场改建成国际民航机场，航空兵第二炮兵校正大队决定转场至浙江金华。1971年7、8月份左右，我随第一批部队进驻金华机场。金华机场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旧机场，先头部队的任务是修复、建设飞行部队后勤保障设施，争取让飞行部队早日入场。这时，因金华属于空五军管辖，于是原属南京空军直属部队的炮校大队改编为空军航空兵独立第十二团，隶属空五军管辖。因骆崗机场改建的需要，航空兵独十二团的飞机也转场至安徽芜湖机场，待金华机场修建完毕后才转场。

当时空五军是属于林立果（林彪的儿子）直接管属的部队，对待时局的观点和南空不同，在部队明显形成两派。空五军乘机派了大批政工干部，安插进独十二团。虽然，团里的主要领导没换，但后勤保障部门领导几乎都换成空五军的干部。 我到金华机场还是在电影组当代理电影组长，还有两个放映员叫汤志国（河北保定人）、聂皎（陕西兰田县人），我们的直接上司是空五军派来的政治处副主任。到了第二年冬季，一年一度的老兵复员开始了，当时的那位政治处副主任找我谈话，宣布我复员退伍。当时我是很乐意的，没有抵触情绪。我认为，既然在部队干不下去，还是早点回家找个工作或者上个学为好。不久，我就进了老兵复退学习班。在学习班里，我想要回老家了，还是给一贯关心我成长的老首长写封告别信吧。于是就给在芜湖机场的团政委程宜春，副政委赵惠生（原政治处主任），团长刘保泉合写了一封信，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培养，在我离开部队之际，郑重地向他们道一声：“谢谢。”“士为知己者亡”。希望他们有机会到福建玩玩。程政委看到我的信后，对身边的人说：“怎么搞的，这么大的部队，连给一个全军模范班长的安身之地都没有？！”这些话是政治处张干事事后告诉我的。在过后独立团党委会上，他提议给金华场站电话借调我到芜湖机场独十二团帮助工作。一个电话，我退伍不了，又来到团部政治处报道组工作。

金华场站是团级建制，独十二团是旅建制，金华场站属于独十二团管辖。我调到团部后，金华场站向空五军司令部写了一封报告，哭诉场站是个团级单位，连处理一个战士的权利都没有。

和我同在报道组的还有一个小陆，江苏启东人。他是从地勤机械师调上来，和我同一年兵，为人老实，但文字活不怎么来事。有一次，空五军军部报道组二位大师级的人物来团里采访，主要是配合纪念毛主席关于“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宣传，釆写飞行员为配合飞行任务，守卫祖国蓝天，加强体育锻炼，增强身体素质的事例。军部报道组的同志和我们一起釆访了三位飞行员，然后进行分工。我和小陆各写一篇，另一篇由军里来的同志负责。这种小通讯是记叙文，比较容易写。釆访完的当天，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写完了。但小陆还一筹莫展，不知如何下手。军里来的同志看我写完了，还告诫我：“小江呀，这是要上报纸、电台的，要字斟句酌的，不要像学生写作文那样子马虎完事。”当他们看完我的稿件后才说：“还可以。”后来，这组稿件在安徽、浙江两省的报纸、电台上釆用了。后来，这两位军报道组的同志叫我和他们一起釆访空三师地勤机械人员认真做好飞机维修工作的事迹，写了一篇:《精益求精》的通讯，以浙空、武空等笔名发表在《空军报》复刊后的第一期。

1973年，正是全国各地大中专院校陆续恢复招生的时候，独十二团不知道是争取到的或是分配得来的一个推荐上四川大学中文系的名额。团党委一致同意把这个名额留给我，并报送空五军政治部。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兴奋不已：第一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梦；第二不要为以后的工作日思夜想了。但是，高兴是一时的，一只无形大手击碎了我天真的梦想。原来南空干部和空五军干部无形中形成了不同的派系。空五军一直在压制南空干部，独十二团是南空转过来的，所以我这个小兵拉子也是在排挤之中了。空五军政治部给独十二团的答复是：这个原来要复退的战士，你们要保送他上大学，不利于部队的团结。这样，由于部队派系争斗，让我在部队的上学梦破碎了。

1970年初要到江西贵溪带兵时在南京长江大桥留影。

1969年夏在骆崗机场主楼前留影。

1970年冬在骆崗机场和司令部照相判读室张兆文（广州佛山人）合影。

和张兆文合影

和张兆文合影

1970年冬在骆崗机场跑道上留影

在骆崗机场电影组，给部队放映。

在骆崗机场工作室，饭前放广播。

在骆崗机场广播室，读广播稿。

在骆崗机场学照相。

1971年冬在杭州集训，准备接新兵时到灵隐寺游玩。

1974年1月在芜湖四合山留影。

2018年5月和我们新兵连排长李思美在骆崗机场合影

2018年5月在骆崗机场主楼前留影

2018年5月在骆崗机场我当年放映的篮球场上留影纪念

三、退伍

　　在部队，提干提不了，上学上不成，我似乎绝望了，曾经一个人呆在房间里痛哭一场。但我没有气馁，苦苦思索以后的出路：我家位于城关镇市郊，属于农村户口，复员回家国家是不安排工作的，我必须设计出一条人生发展之路。我想到，家乡很多昔日中学同学，有的从知青点，有的从农村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了工作。必须走回家上学之路。脑子里形成了这个决定，我立马向政治处主任王连安提出复员要求。王主任，四川人，当时也才40岁上下，和我同住一个房间。他为人随和，没有架子。他把我当成文人、能人有发展前途的年轻人看待，他跟我聊天时说我如果提了干，要在杭州给我找个对象。 程宜春政委一听我申请复员，觉得很可惜，但也没有回天之力，然而他给王主任说，复员后要给我出路，安排个工作。有一次，程政委说到南京开会，几天后他从南京回到芜湖，当天晚上，他叫通讯员通知我到他房间谈话。原来，程政委到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找铁鹰文工团领导，帮我找了个复员后的工作，就是到文工团管理扩音器。他说，文工团女孩子多，人家要求政治过硬，作风正派，我看你行。他还告诉我，在文工团工作，要脱下军装，成为部队一名职工。此时，我恼子里突然冒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意识：在部队当职工，岂不是当“二等公民”。当场我毫不犹豫地向政委表态，第一，十分感谢政委及团领导多年来的关心、培养，特别是这次还为我复员后的工作而费心神，谢谢政委的好意；第二，我想回家上大学。政委看我表态坚决，皱了皱眉头说：“小伙子，有性格，祝你成功。回地方，要向某某某副主席学习，当复退军人表率。 ”

六年整的军旅生活，如此繁杂，也如此简单。1974年4月我从安徽芜湖回到家乡福建东山。

1973年春，东山县五个一起呆过蚌埠合肥金华的五年老兵在金华合影留念。

2020年12月24日，江武烈、朱春水、何耀川、林亚笋、李顺平这五个老战友又汇集一起，按原顺序拍了一张合照。取名为《五年军营三机场 半个世纪五根桩》。我们这五个人在部队是五大员：空勤灶炊事员、油库化验员、航材保管员、警卫员、电影放映员；复退后也是社会五大员：生猪屠宰员、供销员、人民教员、农村支部委员、新闻报道员。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大厦的桩基。

1973年春在芜湖和机关退伍老兵合影留念。广东佛山张兆文、天津孙建华、江苏泰兴唐传银。

1970年在南空和张付吉合影

1972年和在浙江黄岩当海军的陈武英在金华会面时合影。

:1973年和何耀川合影

1973年和天津兵孙建华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