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百合的春天

云飞扬

为什么大多数人难以实现阶层的逆袭？为什么多数人辛苦一辈子，仍然是穷人？为什么大多数寒门子弟即便通过个人努力，即便实现了阶层跨越，却仍然是圈子里的边缘人？

我举个例子。倘若一个单位，同时进来两个年轻人，一个富人或者干部子弟，一个农民的儿子，两个人能力相差无几，即便农民的儿子的能力强一些，你说在体制中的长跑中，谁跑的赢一些，谁更容易赢得领导的赏识？毫无疑问，是前者。原因不用我多说。三句话可以说明一切，第一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第二句“一分钱难死英雄汉”，第三句“穷在闹市无人理，富在深山有人问”。

这是文前小提问。现在开始说正题。

社会的进步通过什么来体现？第一是科技进步，第二是社会阶层流动。第一点无需多说，人人都懂。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进步是普惠的，人人都能享受到，比如杂交水稻的发现可以让人人吃饱饭，汽车的发明让人力车夫变成滴滴司机。决定人与人之间差别是第二点，即社会流动。

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看，社会无非两种，开放性社会和封闭性社会。

从奴隶社会到前资本时代，都是封闭性社会。人的命运基本上由出身决定，“将相王侯，世代相替”，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能打洞。除非发生王朝更替，但这个更替本质上还是一样，并没有带来什么平等，不过换成了新的统治者来统治你。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即使如此。

比如，新中国自建立起，工人农民的地位实质上就没有平等过，为了发展工业，用“剪刀差”从农村农业中积累原始资本，所以才有梁漱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公开和毛争论，说“工人九天之上，农民九地之下”。毛也没把他怎么的，因为毛心里明白，梁说的是实话。再后来，工人和干部阶层慢慢地出现了特权，各种票证便是表现，买什么东西都需要凭票，票证只有工人和干部才拥有，农民是没有的。什么叫特权？其实没政治教科书上说的那么复杂，就是少部分人才有绝大部分人没有的东西。

改开之前，中国是个物质匮乏社会，也没有所谓的私人资本。所以，只有权力是价值最高的东西。所以，那个时代官员处在社会的顶端，暂且没有资本什么事。

改开之初，价格闯关，价格双轨制，富了一部分人，市场价和指定价之间存在巨大的利益空间，给一部分人带来巨大利益。这个改开第一波金，许多人从中受益。这一历史，孙俪主演的电视剧《血色浪漫》有详尽描述。

当然，第一波富人，第一桶金的不是农民、工人，而是某个能弄到批文的阶层和其家属、亲属及代理人，比如万科的王某人。

王某人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挖到的呢？他是南方某省省委副书记的女婿，弄到批文，把北方滞销的玉米弄到南方，整车皮整车皮的弄。王的历史和那位后来成了民族大义旗帜的通讯高科技公司的老总一样，都是高官家的上门女婿，发达后停妻再娶，哦，和历史上的诗仙李白白同志也一样。

中国历史上第一波真正的大富人，有一个特定的历史名词，叫“倒爷”。“勤劳致富”的那部分人的“富”，其实只是解决温饱问题，人家“倒爷”的富才是真富。

邓的伟大之处在哪里？就两点，推进科技进步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打破各种身份限制和束缚，让人流动起来。前者普惠所有人，后者再施惠一部分在身份和智力上高于常人的人。

而后的国企改革，将一部分国有企业，国有资源让渡给私人，得到利益的是哪些人？用脚后跟都能想象得出来。而普通工人，一句下岗分流，一两万块就把你当包袱甩了。我有两个表亲就曾是下岗工人，前晚我们在一起还谈到这件事，他们讲，那个时候真的一分钱就能把你憋死，上吊喝药自杀死的不是一个两个。我有同学同事的父母也是下岗工人，他们家我去过。黑漆漆到处裸露电线密如蛛网的残破不堪的筒子楼里，臭味馊味冲天，全家五、六口人就挤在那么四、五平方的平房里，来个什么亲戚朋友，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这类人群子弟，要想从头开始再实现阶层跨越，谈何容易！找个人办个事，想买条烟都要考虑半天，谁理你？

当然，也有守法经营和没日没夜攒辛苦钱起家的人。但这类人一来不多，可以说凤毛麟角。二来发家过程无比艰辛。三是没有背景，到了一定程度就会遇到瓶颈，遇到天花板无法突破。要想突破天花板，必须进行利益输送或者寻租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找靠山，或者和权贵结盟，不然人家很容易吃掉你、击垮你。寒门子弟进体制从政也是这么个道理，特别艰难。独善其身，只会被边缘化。

这种现象，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几乎随着改开同步进行的。只不过那时网络不发达，资讯传达慢，信息闭塞，很多事，普通民众不知道而已，政论家评价今天某临国人民是“禁锢中的幸福”，他们都自以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世界上其他国家还吃不饱饭了。不知道，不代表没有。比如2013年，著名的“房姐”，四个身份，在北京20套房总价值10个亿。再比如今年被判死刑的赖某民，3个一百，100个亿，100套房，100个情妇。其资本积累也有几十年的历史，并不是今几年才开始的。

这类人的典型路数是，原始资本来自对共有资产的掠夺。对于所谓技术阶层即白领，他们的钱来的快多也轻松的多，这也是十多年前法学理论届讨论的非常热烈的“资本原罪”问题。

今天，在某种势力的操作下，网络大V被黑化，被脸谱化。什么是大V?大部分就是体制内外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知识阶层，“白领”。在这场财富和权力的游戏中，大V们和那些依靠权力承袭起家的“原罪”们相比，完败！

而地位更低的农民和城市打工人，除了普惠于技术进步以后，比如袁的杂交水稻，除少数智力超群或者幸运人外，大多数人沦为底层，除了解决了温饱，连延续后代都成为奢望。

三十多年过去，“赢者通吃”的格局其实在上世纪末就已经形成了。

有人不服，说怎么滴怎么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即便万里挑一的985，211大学毕业生，你的月工资才多少？2017年，全国应届毕业生中，本科、硕士、博士的起薪平均水平分别为4854元/月、6791元/月、9982元/月。其中，在一线城市，三者分别为5218元/月、7612元/月、10077元/月。除掉公积金，医疗保险，到手收入是4042元。你觉得把房租，水电费，交通费，生活费，电话费，出行费一除开，还剩多少钱吗？

如果你的父母是农民等底层百姓，你一个重点大学的大学生能在一线二线城市哪怕三线城市买的起房吗？100年前你的爷爷买不起，50年前的父亲买不起，你今天同样买不起。你觉得自己实现了阶层跨越了吗？你同样还只是个“无产者”。不过，是从你父辈的体力无产者变成了脑力无产者，本质上没有丝毫改变。

有个最大的谎言是“你认真读书，考个好大学，在大学好好读书，接着认真工作，努力赚钱，你成为白领，你就变成中间阶级了。”

扯淡！其实你从农民工变成白领，无非是因为科技发展迅速，出现更多的社会分工。

有人问：一面是国家越来越强，一面是青年越来越丧，这合理吗？

压倒年轻人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房价，不是收入，不是职场PUA，而是完全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实现财富越阶的希望。

20年前，也就是我们那个时代。年轻人从大学出来，参与到祖国的建设中去，虽然苦，虽然累，但工作十年，养家糊口不难。

现在，996，007一年，买不起一个厕所，没个几十万娶不到老婆，花了上百万娶来的老婆说不定送个孩子。好姑娘遇不到良人，社交APP上都是PUA大佬。好男孩遇不到好姑娘，挑来选去，成了接盘侠。

国家越来越强盛，而年轻人的日子却越来越难，现在虽然饿不到冻不着，但那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无处可寻的未来希望，最终成了压倒年轻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国家告诉你努力奋斗，最后你发现你奋斗的成果，大部分都被别人拿走了，他们越来越富裕，你却越来越挣扎。

就这样，我们这个社会，就有了各种各样“自带光环”的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娱二代，学二代，文二代，当然，还有穷二代。

富二代，典型的王某人的儿子王思聪，"国民老公″啊，年轻靓丽的女孩子一个接一个自动往他怀里扑。华为任某人的女儿姚贝娜，出道第一天，国内外各种资本和权力竞相来讨好她。

官二代，体制内公职人员。高阶不用说，横跨资本和权力两界，左手资本右手权力，乾坤大挪移，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低阶的，吃空饷、萝卜招聘，打招呼开后门，提拔时优先考虑，岗位随你换。

至于农二代和穷二代呢？经济资源和权力资源都极为稀缺，既便进了体制内，也是步步落后于人。一个很简便的例子，假设你有两个亲戚，一个穷一个富。富人三天两天，逢年过节往你家跑，从不走空，手里总带点东西。穷人，一年难得来一次，来了也是两手空空，时不时需要找你救济一下，甚至上门来都是找你帮忙的，给你“添麻烦”的。即便，这个富人长的丑一点、说话不好听一点，喜欢吹牛一些。你更喜欢谁一些?肯定是富人！即便这个穷亲戚做事更扎实一些，更努力一些，更老实一些。亲戚之间都是如此，何况利益纠纷你死我活的体制内呢？

有人说，现在不是比从前好多了，以前人们饭都吃不饱。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人的幸福感大多是从横向比较而来，如果非要纵向对比，“我大清”的乾隆皇帝也未必比今天门卫大爷强，他坐过火车吗？他吹过空调吗？他吃过你吃过的那些美味吗？

那岂不是大部分人都能吊打乾隆八百里？但是你的幸福感比乾隆更高吗？很显然，不是。

插句题外话，某些人某些阶层煲的鸡汤好喝，却是"天然毒″，喝多了，人会变傻。

我们再从买房这一点来管中窥豹。半个世纪前，你的爷爷辈在一线二线城市买不起房，也没资格买房，别说买房，连自由迁徙的资格都没有。没资格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那是一个身份社会，三六九等，身份决定一切。40.50年前，你父亲有资格了，但没钱，买不起。说明什么？说明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开放性的资本社会，有钱也能搞定以前只有权力（身份）才能搞定的事情。资本开始和权力角力，并分得了一杯羹。现在呢？限购，一二线城市甚至部分三线城市开始限购，只有部分具备某种身份和资质的人才具有买房的资格，说明什么？至少在一定侧面说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向后回归，资本不是无所不能了，身份和地位这种东西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乃至其他领域的作用得到强化。当然，大资本除外。

这就是为什么你奋斗一辈子仍然是穷人，难以实现阶层跨越的原因。穷人的孩子即便逆袭成功，进了体制，进了权力和资本圈子，仍然大概率是边缘人的原因。因为社会规矩从来就没有平等过，"赢者通吃″。因为代际继承的影响，社会资源总是有限的，桃子总量不增加，社会流动的通道只会越来狭窄，底层逆袭的可能性就越低，阶层固化的程度就会越高。这就是这些年来，无论体制内外，寒门子弟越来越难出头的原因。

昨天曝出的贾浅浅事件，你当真的只是人们对她屎诗尿诗之类的东西不满吗？不是的，是上升通道堵塞、阶层固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二代″们赢者通吃，而且吃相难看的不满。一个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文系读了五年本科的大学生，毕业即留校，而她的父亲恰恰那时是她母校文学院的院长。留校读了在职硕士，在职博士。在职博士在读期间，居然就已经是西北大学这所“双一流大学”、“211大学”的副教授、硕导，搁一般人，恐怕得海归的博士吧！她呢？在职的博士还没读完。写自己父亲的论文在C刊随便发，诗歌散文论文“著作等身”，主席，青年各种荣耀满身。曝出来部分作品又是如此粗俗不堪，当然也有写的不错的，但总体水准参差不平，与她的身份和所获荣誉并不相配。再联系到她爹的身份，你让全国的文艺青年乃至普通民众怎么想？

当然，也有逆袭成功的。比如那位修了几十万公里高速铁路，客观上促进中国铁路大发展最后因为贪欲锒铛入狱的铁道部前某部长。公开的报道是三换老婆，在他当上副处级干部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发展遇到了瓶颈，怎么努力都进不了某个圈子。他开始剑走偏方，他发现某个大领导有个离婚的女儿，于是，他想尽办法去接近这位领导的女子，最后得偿所愿。到了厅级的时候，又遇到同样的问题，于是离婚再娶，这次娶的是另一个职位更高领导的侄女。当然，他的能力是超群出众的，没一点能力是入了某个阶层的法眼。但个人能力总是有限的，有天花板的，一个人再能，也能不过一群人，一个阶层的人。

但这种逆袭的路子是不可能复制的，不具有普通性，哪有那么多领导的女儿等你去娶?就好比今天某些娱乐圈新人一心想嫁入豪门，“宁愿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在自行车后笑。”可惜，没那么多豪门等你嫁。所以，很多人嫁的只是个假豪门，比如《美人鱼》的主演张某，连嫁两次都是假豪门。或者，只能“默默”地给豪门做“奉献”，一辈子没名没分的小三小四，地下夫人。即便如此，也越来越难，豪门、权贵的婚姻越来越讲究门当户对，因为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盟才能让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凭什么看上你一个穷小子，灰姑娘？灰姑娘和白马王子的玛丽苏电视剧，穷小子中状元娶公主的励志剧别看多了，看多了智商会降到零点。

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努力，今天，底层民众真正实现阶层跨越同样需要三代。第一代省吃俭用供你读个书，比如我们的父辈们，让你丢掉了锄头和镰刀，丢掉了世世代代的农民身份。你读了大学，进入体制或者进入城市，慢慢站稳脚跟。但像这种底层子弟，无论是从事什么职业，大多数人只能是他们那个圈子的边缘人，圈子里的优质资源总是稀缺品，越往上越如此。即便做了别人眼中的“官”，也是一个小官，其实还是古代的“吏”，如果能走到处级——古代官员的最低位阶，几乎是顶了天了。

前几年，网络上曾流行一张表。基本可以把当前中国社会的人群划分为9个阶层（级），1—3级是统治阶层，是改革开发以来形成的最大既得利益获得者；4-6级属于中产阶级；7-9级是中国社会的底层，9级是这个社会最悲惨的阶层。

1级：以传统红色家族、在任中央委员、退休长老级别为代表，他们对全国局势有掌控能力，能决定或深刻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

2级：以在任实权省部级干部、退休委员，部份大权贵、大富商、大银行家为代表。他们能参加高层决策会议，能影响国家政策。

3级：以一般省部、副省部、特别实权的局级，或是大企业主、一般权贵富商、名牌大学校长、中等银行家为代表。体制内他们能够影响一个地区或者行业的发展，体制外以马云、马化腾等为顶峰，他们是行业精英或依托外方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风云人物。

1—3级是构成中国的上层社会，现在阶级固化情况下，一般普通人非奇遇不能进入这个阶层（古代通过科举读书有可能，现在和读书没有什么关系）。

4级：以一般地厅级、实权县处级、院士、大教授、高级职业经理人、名医生、名律师、高校校长、演艺明星、知名作家、中等企业主、小银行家之类为主。普通人通过奋斗最多能够达到这个层次。比如惠普谷歌大中国区总裁、大鼻子成某人之类就是体制外本级的顶峰。本级和上层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直接就是上层社会的“白手套”。

5级：小企业主、普通处级、副处级或实权科级干部、教授、中等职业经理人、大城市多套房地主、二三线明星、小有名气的医生律师工程师等。5级有自己的事业，比较有职业满足感，自我优越感比较强。

6级：以普通公务员、主流企业职员、高校青教、普通自由职业者、一般医生律师、一般工程师、大点的个体户等为主。名牌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多在这个层次。6级到5级、4级有上升空间。

4-6级是中国的中层社会，分别是高中低端中产阶级，普通人通过最大努力大多最后定格在第5级。

7级：以普通企业工人、边缘化的体制内、小个体户、城市底层土著、富裕农民之类为代表。7级勉强在城市能立足，可以奔小康人群。

8级：以血汗工厂工人、普通农民等为代表。8级基本就是温饱，能自食其力。

9级：以大城市底层40-50年纪的失业人口、偏远山区农民等为代表，基本不能自食其力，温饱不能解决的穷人。

7-9级是中国社会的底层，是草根阶层。

毫无疑问，1—3级是上层，是统治阶层，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获得者，也是可以从经济发展切下最大蛋糕的阶层。而4—6级大致属于中产阶级。他们也可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比例很小。7-9基本就是被剥削剩余价值那部分人。

其实也没必要分得那么细致，我们可以简单地分为三个层次，即上中下三个：

上层，掌握核心资源；中层，有着过硬的专业技术，比如医生、教师、计算机从业人员、律师，体制内的小官僚等等。底层，体力劳动者和体制外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人群。

中国是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就是上层人数远远小于中层人数，中层人数远远小于底层人数，金字塔结构看似稳固，但阶级固化后，下层人数众多，怨气最重，中间各阶层流动不畅，而且发展趋势是中层往下层流动，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

结构上讲，最佳稳定社会结构应该是纺锤型，就是底层少中层多（上层哪儿都少），比如上个世纪的美国。

这样的金子塔结构怎么保持稳定呢？最基本的统治模式就是：保、拉、压、控、放。

1-3级的利益是保，否则统治阶级内部就有分裂的可能。团结是第一位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现在高调反腐，我们必须敬佩最高层体制内反腐的勇气。

第4级是拉。社会精英要拉拢，因为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掌握了一定的资源，为了稳定，这个阶层都得进人大、政协，有什么诉求“内部协商”。

5—6级是压。普通人比较优秀者一般到这个位置几乎就是天花板了，社会几乎没有给予他们提供更多的上升空间，对于这些阶层创造财富的热情以及上升的欲望，得到的是沉重的压制——每当这些阶层积累一定的财富时，新的政策或者游戏规则出台，积累的财富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切走了。

7—8级是控。所谓的控就是一方面是有保有打，另一方面就是控制流动。7—8级没有上升空间，在社会上也就混口饭吃，是绝对数量最大的一个人群。由于这个人群无法向上流动，只能向下流动，但是向下流动到9级——9级数量过大就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一定要控制流动——怎么控制？宏观经济政策上包括著名的“保增长、控通涨”，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强制社保（从4、5、6级的财富中切下一块分配给8-9级），除了胡萝卜也有大棒——从城管到暴力机关，对抗与冲突的事件基本都在这个阶层。

过去20年看，这种统治模式在经济基本面不出大问题的情况下是有益于社会稳定的——即使这个社会充斥着腐败、不公正也不会出现大的问题。这种相对成熟的模式即使是出现一个强势的领导人物也是不能轻易改变的。

过去20年的历史也表明，在现有的体制下，财富再分配方式只能在4、5、6与7、8之间展开，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是把4、5、6级的蛋糕分配一部份给7、8。至于1-3任何时候都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指望从1-3中切蛋糕来分配给4-6或者7-8，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至于印钞就更好玩了，这是1-3 级无条件对4-8级剪羊毛。

而社会阶层的固化，是金字塔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个人奋斗远远不如人脉更重要。有一个好爹当然是最理想的，如果没有，靠钻营靠献身——或者说“我不要脸了”也有机会获得层面更高的人提携。无数事实证明，层面更高的人士提携比个人奋斗更容易爬到更高的阶层。

5-6级如果有4级体制内或者3级以上的人提携，很容易到达4级。7-8级如果有4级以上的人提携，也很容易到达5-6级。总体上来说，7-8阶层是没有希望的阶层，即使有个什么机遇，他们也没有人脉和资金来把握这个机遇。

有个这个层级表，你处在社会一个什么地位就一清二楚了。对于中层中的体制内，即第6级，你有随时下跌的危险。没什么资源，上升也有限，竞争最激烈。所以，在这个层级，假设你是穷二代或者农二代，你的儿女你该怎么设计他今后的人生路？最好是走专业技术的路子，一技在身，做医生、中学大学教师或者律师、理工科技术人员是最好的选择，至少可以靠自己的专业技术吃饭，不必处处看人脸色。不要来官场，很压抑，也难得有什么前途，就像我从前说的，除非你特别看得开，特别佛系。

北大博士论文《中县干部》中有这么一种现象：地方干部全部是亲戚，一个小公务员刚上班，他发现三叔在水电局、二舅在铁路、大伯当村书记、父母则是某个乡的二把手。整个地方就是他们几个公务员家族互相联姻管辖，贪污? 不存在的，任何人查不出他们从体制内多拿一分钱的事实，哪怕拿了也查不出来，更何况真没拿。整顿风气? 好办，开除几个不是亲戚的外地临时工应付了事。

清查积欠? 好办，明码清账，除开地方公务员工资，此外所有钱都干干净净。只靠吃国家饭，就足以把地方经济拖垮。

对于这种地方，即便进入了体制，面对这么强大的扎堆的二代们，农村子弟怎么不彻底绝望？

早在2010年，《人民日报》就刊登过一篇长篇通讯《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而今这样直面问题的好文在官媒几乎绝迹了。文章指出：

读书，知识不一定改变命运。

打工，改变命运的梦难圆。

就业，拼能力更要拼背景。

文章说，“家庭背景已越来越成为就业中的家庭门槛，普通人家的子弟，因为父母没有金钱和权力，难以进入社会上升渠道。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家庭的孩子，则可以获得较体面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较宽阔的发展前景。”

这个趋势，近年来，不仅没有减缓，反而越来越加剧，几乎令人有窒息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