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原许多老地方都是我的故乡（康喜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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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清原许多老地方都是我的故乡）

2015年3月30日，奋斗了近半个世纪的我退休了。命运多舛，不到15岁还没上中学就随父母下乡插队，18岁当兵，26岁退役后当矿工，经历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阵痛，2004年2月50岁的我才被县委组织部调入县旅游局。从旮旯里一路走来。如果从1969年3月随父下乡插队算起，我的工龄长达46年。当我所在局会计和劳资员把帮我办完的退休手续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时，我木讷的坐在了椅子上。看着退休证，我心潮起伏，曾经的朝朝暮暮在脑海中翻涌。我感叹，这一生的工作结束了，老了。

少儿时我曾梦想长大后去当兵，下乡插队时也总想着能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然后当英雄。当梦想成真，可和平年代，没有战事，后来我虽然参加了1979年2月对越反击战的南打北防部署，可却没能冲上战场杀敌。80年代初我退出现役，在一国营矿山当上了矿长，这时我又有了新的追求，这就是想当企业家，造福于人民，造福于社会。在无休止的追逐和梦想中，我奋力前行，认准的理就是听党的话，跟党走，以老一辈吃苦耐劳精神和忠真善良为榜样，努力学习，奋发工作。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始到70年代末，企业不论工厂还是矿山，其地位都是上层建筑，当时的口号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加之工人有劳动保护、基本工资以外还有保健费、夜班费、加班费、各种福利，矿山矿工还有入井费，工人的整个工资收入比市、县、乡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多出许多，此外企业还有安排子女就业的巨大优势。市、县、乡机关工作人员想安排子女就业，都得想尽办法找企业领导矮颠颠去疏通关系。因此人们无不羡慕企业，没有人瞧不起企业，当然在企业若能当上领导，就更是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荣耀。由于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地位很高，每当过春节，工厂、矿山都兴办秧歌、办灯会，数十支秧歌队齐聚县城主要街道上联欢，数百盏五彩缤纷造型各异的灯盏欢乐了县城。

80年代初是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起步阶段，企业是改革前沿，在探索前进和摸着头过河的大趋势下，企业的困难大于顺畅，挑战大于机遇。不论我带领工人们怎么努力，可在市场疲软、产品竞争、价格竞标、三角债、拨改贷、经营转型等变革中，企业都无法摆脱由计划经济向商品市场过渡带来的索绊和震荡，企业转形中出现的颓势是产品积压、货物滞销、货款难收、三角债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让我沮丧和抱怨，曾经的凌云之志被折断了翅膀。怎么办？怎么样才能把企业带出困境，我天天无法入眠。每天晚饭后就伏案奋笔疾书向县委、县政府撰写项目方案，写报告要求帮助，我较尽脑汁盘算企业能跟上改革脚步的措施，写累了就在地板上来回度步。

徘徊中，我不经意的看了一眼已经睡熟的爱人和女儿，她们娘俩恬静的睡着，连睡态都对我这个当家人充满了信任和期待。在她们娘俩心里，这个家只要有我在，她们就有依靠、就有未来。可此时我是在崩溃的边缘上徘徊。听着她们娘俩的鼾声，我猛然冷静下来，内心升腾着责任，我是男子汉，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她们娘俩的唯一靠山，更是全矿矿工的主心骨，我不能颓废，我得清醒，必须坚强的带领工人们往前走，拼搏下去企业才有希望，拼搏下去爱人和女儿也才会有未来。

从此我似疯了一般，忘记了疲劳，每天上班在把工作安排完后就去拼命的搞转产项目。地质探矿，撰写方案，跑县跑市，外出参观学习。带领工人们先后开发了铜、金、铁、PVC等多个项目。企业的颓势虽然得到一时的控制，可在国际大商品市场的左右下，我领导的矿山的困境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虽然某个月或某个季度出现一点效益，可随着国际商品行情的飙升，昙花一现的那点效益也随着国际商品价格的跌落而跌落。此时我终于搞明白了，商品经济就跟股票一样，时升时跌，没有只升不跌的道理，商品竞争是残酷的搏杀，企业的生存只有创一流产品，占领市场，这才能立足于社会。抢抓机遇才是企业生存下去的根本，于是我和矿工们在产品质量、增收节支、增产节约、强化企业管理上寻找机遇。

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省、市、县对机关事业单位进行界定，实行公务员制，在机关工作的工作人员为公务员吃皇粮，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或由财政拨款开资或自收自支，企业实行政企分开、砸三铁、舍奶、自己找米下锅。急转之下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工资不仅稳定而且稳步提高，而且高于企业工人工资标准许多。从此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工人的地位发生了逆转，形成了绅士和轿夫关系。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复存在，过春节时企业办的秧歌队不见了，灯展也没有了。让人遗憾的是，机关、事业人员虽然待遇和工资提高了，可他们并没沿袭企业过春节办秧歌办灯展的传统，其优越的身份与工人们拉开了距离，他们对待下岗蹬板犁的工人已经不懈一顾了，在儿女们大学毕后的安置和托关系花钱进机关事业单位已经用不着再找企业领导了。特别是一些机关干部不愿从机关到事业单位工作，事业人员不愿到企业工作，动一动就讲条件，胆大一些的人还拒绝或不服从调动，就连提拔变幻一下身份，都微妙的留下个（保留公务员待遇）的尾巴，企业成了鸡肋。

在当时新旧体制转轨中，一些企业被转制、租赁、承包、停产、黄滩。由于我坚韧不拔的坚守，在许多企业散伙后，我领导的企业仍然在艰难的徘徊着，工人们和我一样，都在等待着机遇。可是在国家保大放小，保大型企业，放手中小企业的氛围中，中小企业的困局更加险恶。

矿山企业工人多，凡是矿山都是建在农村的，一头沉户要比城里的工厂多得多，我所在矿山一头沉户占工人总数的50%，由于一头沉家庭有着亦工亦农的特殊性，大多数一头沉户都很困难。我所在矿山的锅炉工谭义昶家是最困难的家庭。谭义昶家里有老母亲、妻子和4个上小学的孩子。

一天中午饭后，我到坑口检查工作路过谭义昶家门口，谭义昶的4个孩子从家里刚好走出来上学，每个孩子的手里都拿着一个烀熟的土豆。我问谭义昶的母亲：“大娘，你送孩子上学呀？”谭义昶母亲说：“这不，家里一点米也没有了，我给她们烀了一锅土豆，能吃的就这些土豆了，一个人分一个”。

我看着这4个上学的孩子，内心很是酸楚，如果她们4个是我的女儿，我会怎样？顿时我的心被震撼了，回到家我把家里仅有的30斤大米和20斤玉米面拿出来。我爱人已经看出我从厨柜里掏东西又是去救济困难户，她放下抱着的女儿，把一筒豆油从厨房里拎出来：“你把豆油也拿去吧，帮人一把是积德。”就这样全矿工人与我一起共度着难关。

孙继山是矿山附近村的一个老农，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孙继山家分了一头牛和一辆铁车。矿食堂到村里买白菜、萝卜、土豆都是雇佣孙继山的牛车往回拉，孙继山与矿食堂的关系非常好。孙继山没有儿女，仅他们老两口过日子。这一天我到村里办事，见有许多人站在孙继山家门口。问后方知是孙继山的老伴突然昏厥，送医院又没钱，可硬挺着孙继山又不甘心。此时我刚开完资，加上入井费、保健费、夜班费共1100元。我把钱交给孙继山说：“大爷，这钱你拿着，我马上让随行人员通知矿里的救护车和卫生员过来送你带老伴到县医院。”孙继山千恩万谢后说：“矿长啊，谢谢了。可这么多钱，我还不起。我家的铁车、牛、破房子都被村里押给乡敬老院，过些日子我们老俩口就被村送敬老院了，这钱借给我就是肉包子打狗哇。”我说：“我是工人，月月开资，少一个月，问题不大，我不用你还，是给你的。”晚上传来了孙继山老伴的诊断结果，是严重脑出血，活着的时日不多了。

90年代初，我被一所中心小学聘为校外辅导员，六一儿童节我参加完学校组织的活动一走出校门，一个老大娘领着一个八九岁的小学生站在学校门口哭泣，问其故，原来是这个孩子没有爹妈，是奶奶拉扯着过日子，她们交不起学费。那时小学的学费并不算很高，一个学期仅为160元。看着这个小孩渴望读书的眼神，我的心软了，顺手掏出200元交给老大娘：“大娘，你去把钱交了吧，别耽误小孙子上学。”老大娘问：“你！你是谁呀？”我说：“大娘，别问了，我不用你还，是给你的。”

在艰难中，我与工人，与农民建立了纯朴的友情。工人、农民拿我当兄弟，我拿工人、农民当亲人和故知，我与他们以心换心。是的，走在漆黑的深夜里我不害怕，因为心里的朋友们就在身边，饥饿时我不会担心无处充饥，因为我可以随便到任何一个工农朋友家里打尖。我以从老一辈那里学来的情怀拥包着工人和农民，我用深情亲吻着矿山的土地。在转制阵痛和坚守中，我开始写工人的善良，写农民的质朴，写历史的变迁，写充满正能量的人和事。一晃十多年下来，我竟然写了多部歌颂家乡歌颂正能量的作品和长篇小说，当各类作品和长篇小说发表和出版时，于无声处旮旯里的我渐渐的被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所认可，县领导们认为我的创作甚至超越了县内专门从事写作的人员，说我是个特殊形人才，得不居一格的任用，就这样50岁的我，被县委组织部调进了县旅游局任职，我破格由企业编改变成为了公务员。

我慨叹：“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话。是啊，在企业改革转制中，不论我怎么努力奋进，都没能改变命运结出成果实，可我在业余时光里的创作，却改变了命运。许多朋友不止一次问我：“说实话，你花多少钱进的政府机关，坦白？”我的回答没有人相信，他们怎么会相信我一分钱也没花呢，商品社会，买官卖官的例子举不胜举，可我确实是个例外。我被调离矿山企业进入县政府机关后，全县所有的企业都转制了。虽然大多数工人还在岗位上，可他们已经没有了领导阶级的荣誉，而是员工了。

我在旅游局工作4年，2008年2月我又被县委组织部调入县档案局。不管是在旅游局还是在档案局我都奋力工作，一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公务员身份，也保持着与工人、农民的友谊。不论是工人还是农民来县城办事顺便到县政府看我，我不仅留他（她）们喝酒吃饭，走时还给他们买几斤水果带上。我来自于工农之中，我的生命里不允许我有一点点对工人农民的小看，必须高看他（她）们。旅游工作和档案工作都需要走出去，这样我借此机会常到工作过的矿山走走看看，看望那里的父老乡亲，听他们讲那些胡子里的故事。虽然这些老地方已经物是人非，可我的深情已经寄托在了那片土地了

看着退休证，就要离开工作岗位了，我应以新的姿态走向新的征程。晚饭是局里在一家饭店准备的欢送酒宴，可此时的我真的吃不下，也喝不下。饭后大家送我出门，我迈开大步，连头也不敢回，因为我怕让他（她）们看见我流眼泪。几天后我被一个单位聘用，失落与寂寞顿时消失，我开始了我另类的上岗征程。白天我忙于聘用单位的写作，晚饭后就到舞场上与别人开始学跳舞。此时正好有一种新式舞蹈叫水兵舞流行，学着学着我组建了一支水兵舞舞蹈团。

所谓水兵舞舞蹈团，就是业余时间在广场上跳舞的群众健身娱乐团体。改革开放后，县城各类舞团有20多个，在五花八门的舞蹈种类中，要想出类拔萃成为优秀团队，就得付出巨大努力。我除积极组织大家学跳外，还热情团结每一个舞蹈爱好者，特别是团结那些弱势人员，用诚挚、善良、热情团结每一个想学想跳舞的人，使团队一下子达到80多人，大家恭敬我为老帅。

一天，一个在县政府机关工作的朋友对我说：“在广场上跳舞，不应该是你退休后锻炼身体的选项，你看看，当过领导的，根本就没有在广场上跳舞的，你跟这些人在广场上瞎蹦哒，就影响了你曾经是局领导的形象。”我说：“我这辈子大都是和工人、农民在一起渡过的，后半生还应该和工人农民在一起”。

既然众人称我为老帅，就得有个老帅的样子和领头人的样子，从此我不管风里雨里、天冷天热，我都坚持在广场上迎接大家。别人都可以有喜怒哀乐，我不可以，别人都可以晚来早走，我不可以。有雨时我负责收管音响和器械；集体练舞时我负责喊号子；各别舞友因工作忙来时没来得及吃饭，我领他（她）去吃快餐；练舞晚了的时候，我送负责舞友回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坚持着。每至春节时我都给舞友们发红包，得到的一些稿费，就请舞友们下饭店，目地是鼓励舞友们。团队出门演出或搞活动缺个百八十元钱时，我主动掏自己的腰包补上。舞友间有矛盾，我请他（她）们到饭店为他（她）们调解。有的各别舞友喜欢耍戏人，闹情绪不配合，我装疯卖傻。是的，我爱的不仅是团队，还有家乡的土地和舞场。

水兵舞舞蹈团虽然是松散的广场健康娱乐团队，却不时就有矛盾，国舞友们的年龄、体质、性格、爱好各不相同。在练舞、服装、曲子、参赛、联欢、观点等问题上，总是不能统一，加之有一些人确实喜欢挑拨矛盾，无事生非，挑毛病、不配合，心花怒放时就欢天喜地，不顺心时就捣蛋设圈套，甚至耍轻蔑舞友和老帅，我仍然装疯卖傻。是的，我确实操碎了心。

在企业我经历了阵痛和磨难，有什么困难能比企业改革转制的阵痛更难熬呢，我用在企业的坚守固守着团队。我向民政局、民族宗教事物局、文体局领导请求经济援助，得到了他们援助的少量现金。可团队人多，得到的钱杯水车薪。在购买舞服时， 每次每人只能给补10元至20元，不足额由个人添加。在与县城内其它团队联欢时，我谦虚谨慎，让客队尽情。对待一些小的组合，我尊重他们并且让他们发挥。对待城外各乡镇的团队，我的善意满满，并且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这么多年下来，我领导的水兵舞舞蹈团不仅积累了20多个优质集体舞，还与县城内和各乡镇的20多个舞蹈团队保持了友好关系。在我与众舞友共同努力下，从2015年至2019年，在全县历年举行的舞蹈大赛中，我的水兵舞舞蹈团连续获得寇军，并且代表清原县到抚顺市参加由市政府组织的舞蹈大赛。

人生没有单行道，生活就象爬大山，当上帝向你关闭一扇门的同时，也在向你敝开另一扇门，只要心中有爱，就有不尽的希望和光景。走过千山万水，我的心最重要的是爱自己，爱家乡、爱祖国，把曾经的经历和家乡的人民与沃土放在心里，到处是故乡，到处是亲人，放飞自己的灵魂。啊家乡，老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