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光前行

江武烈

我的回忆（三）

江武烈

“文革”三题

一、串联

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原定于1966年7月1日全国举行高考。正值我们夜以继日紧张复习迎接高考的时候，当年6月12日，北京大学聂元梓写出了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字报。这下子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学校，尤其炸开了锅，“停课闹革命”成为当时的主旋律。我们这些准备高考的学子欣喜若狂，大家认为这下子可好了，不用读书了。其实这对我们是一场灾难的来临。当时我们在学校的任务不是读书而是抄写大字报，组建“红卫兵”组织。当年8月18日传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东山一中以学校名誉组织“红五类”的红卫兵赴北京参加国庆节，接受毛主席检阅。我家庭成分贫农，属于“红五类”，是学校第二批赴北京的成员。汤怀坤朱宗钦唐坤茂和我是同一批的。在当年国庆前一个星期，我们到了北京，住在北京外贸学院。第一次到北京，到处都是新鲜的。我们分头各处玩。我走的第一个地方是天安门，然后北大、清华、人大各高校都去转一转，看看大字报。也到动物园、颐和园、北海等地走一走。在游天安门时，碰到学校第一批到北京的同班同学张付吉。我俩特别高兴，一起在天安门城墙边晒太阳，吃葡萄。在天安门，同行的高二年级同学朱联坤叫上在北京上大学的堂哥朱联钦。朱联钦拿了个照相机为我们拍照留影。我照一张个人照，和汤怀坤朱宗钦合影一张。可惜画面太小。但总是个历史的纪念。

国庆游行是在国庆前一天晚上近十一点就在长安街集中排队。当晚我们每人领了四个不大的馒头一根香肠二个鸡蛋的干粮就往东长安街集合了。游行到第二天近十二点才结束。通过天安门时，看城楼上的毛主席也是模糊不清的，到外贸学院看电视转播，才认出那个是毛主席形象。

国庆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坐火车返回漳州。火车开到山东德州时，闻名的符离集烧鸡就产在这里。我很想下车买只烧鸡，听说七角多一只。但我上北京，母亲才给我五角多的零花钱，在北京也花的差不多了。囊中羞涩，我不敢下车。这时朱宗钦汤怀坤下车合买一只烧鸡。上车后一只鸡分三份，也给我一份。跟他们在一起我总占他们便宜。

返回学校，我们高三年级十几个同学张付吉高铁城林冬松和我合计组织长征队，步行到外地串联。当时，学生外地串联，各地都有接待机构，吃、住不用花钱。在当年十月底，我们同班的十五个人组成一个队，学习解放军，各打背包，准备步行到广州。第一天，我们走到诏安，看到诏安招待所吃、住都有，还烧水给我们烫脚，就把各自背包通过邮局寄回学校。就这样我们从诏安到饶平、陆丰、海丰……，一天走一地，走了整整半个月，步行到了广州。住在外贸招待所，广州正南路二号。在广州，我们整整住了一个月，走遍广州各高校、各景点。临近春节，我们又乘火车来到武汉，住在武昌华中师范学院。在武汉我们呆了三天，因天气太冷，南方人衣服穿的太少，我受冻感冒了。我们只在武汉长江大桥下照个相，跑了几个景点就坐火车到长沙。在长沙住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第二天一早就步行到“红太阳”诞生的地方～韶山。长沙到韶山有近六十公里，整整走了一个大白天，凌晨五点多出发傍晚六点多才到韶山。第二天，我们参观了毛主席故居，然后就是排队买韶山纪念章。买了纪念章，我们又步行回长沙。在长沙只呆了二天，就坐火车返回漳州。回东山，正好临近春节。

左到右为朱宗钦汤怀坤江武烈（1966年国庆在天安门前合影）

江武烈于1966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前。

江武烈于1966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前拍的照片

1966年12月在武汉长江大桥下合影。后排左一江武烈，左五林冬松；前排左一高铁城，右三陈福利，右二张付吉。

二、派斗

回东山，正好是东山造反派群众组织分成两大派。一派“红派”，一派“黑派”。“黑派”赞成夺权，“红派”反对夺权。“黑派”大部分是平民百姓，以城关为主。“红派”大部分是机关干部，以西埔为主。当时，东山一中革命造反兵团已经成立。我们一起步行串联回来的十几个人，也要成立一个组织。当时大家集中讨论要取什么名称，我提议说，我们刚从韶山回来，就取名“韶山公社”为好。大家一致同意取名为“东山一中韶山公社”。后来韶山公社受到社会上群众组织的操纵，和东山一中革命造反兵团对立起来。我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就申明退出韶山公社。自己一个人成立了红辣椒战斗队，后来加入东山一中革命造反兵团。

两派因为观点不同，经常势不两立，逐渐由文斗变成武斗。“黑派”在西埔是少数派，社会上红派组织对我们这些手无寸铁只会耍文弄墨的“黑派”的学生也不放过，时时以武挑衅。我们由学校退守到县人民会堂内。有一天傍晚，大概是七月底，通知我当天晚上要一起护送时任东山县县长王治国到城关。当晚十点左右，我们一帮人走小路，从顶西至樟塘、康美，才到城关。大约走了二个小时。当我们走到樟塘村时，村里一阵狗叫，着实让我心中“咯噔”一下，害怕半路有人拦截，紧张地攥紧手中的棍子，着实虚惊一场。

后来，“黑派”的人员全部撤回城关，一中家住西埔一带的黑派学生也来到城关，分住在城关的同学家中。这样，形成了城关、西埔黑红两派的对立。

我们一中“黑派”学生撤回城关后，先以外贸公司为基地。后“红派”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逐渐包围城关，当时外贸公司地处郊区，我们又转移至城关供销社。有一天夜晚，大约二点，“红派”尖刀队（也是敢死队）摸到城关供销社楼下，我们住在二楼，他们用手榴弹往二楼窗户上扔，没想到，手榴弹扔不进窗户滑下一楼布店门市的台阶。“轰隆”一声，布店的门被炸开了，石门坎被炸断了，而我们逃过一劫。当时我们就睡在二楼办公室桌面上。天佑好人，一点不假。

1967年8月，“红派”围剿黑派更加猛烈。他们发动了“8.15”进城，开始围剿城关。他们先搶夺了县武装部的弹药库，夺得了槍支弹药，然后组织人马搶占红山顶、大伯公山，以打冷槍的形式威胁“黑派”人员。我们一中男生就守卫在供销农产品门市楼顶。这楼顶可与大伯公山形成对峙。山上不时地往楼顶发射冷弹。当时“黑派”尖刀队有作战经验的人员来到楼顶，告诉我们一些战场上的注意事项，譬如被对方子弹打到不能惊慌失措，要如何包扎伤口等等。还给我们留下伤口包扎袋。就在他们一班人走后的三、四个小时，对方又向我们打冷槍，听到“呯”的一声，我只见旁边的高二班同学黄壬癸左臂的肉被划破一道白痕，瞬间这道白痕便血涌如注。几个同学手忙脚乱赶快给他包扎。幸好只擦破皮肉，没有伤到骨头。

过后，我们又搬到后铺山水产收购站。二十几个人，白天回家吃饭，晚上就住在收购站二楼。有一无晚上，大家在一起合计，离收购站不远的石鼓街有一个“红派”同学的家，出几个人把他家柳条门卸掉。果然，在当天晚上五、六个同学偷偷地跑到这个“红派”同学家门口把外门搬到收购站藏起来。

在收购站，我们分到几颗手榴弹，预防“红派”敢死队冒险袭击。睡觉时，就把手榴弹放在枕头下面。有一天晚上，听说“红派”要前来捣乱，大家很紧张，有的同学就把手榴弹盖打开了。那年头，大家年轻不满20岁，耐不住更深夜静，下半夜大家都和衣睡着了。第二天早起，大家一看，惊呆了，手榴弹的引信都跑出来了。如果旁边的同学睡觉不老实一挥手，手榴弹就会爆炸了。如果那样，可就让人家“一窝端”了，好险啊！大家互相庆幸，幸亏没事。也可以说，贵人自有天助哦。

1967年“黑派”师生在城关拍摄的照片

1967年8月同学合影

江武烈汤怀坤合影（1967年8月）

肖征恭、蔡亚忠、洪巨川、黄聪敏、方植雄、江武烈在东山水产公司蓝球场合影

三、上访

“红派”围攻越来越猛烈，“黑派”眼看顶不住了，于是，“黑派”人员坐机帆船撤退至厦门。我们这些一中学生是从农资公司撤退，到航运公司集合，坐船到厦门的。在厦门呆了几天，我们坐船到龙海石码，然后从石码走路到漳州，以学生造反派的身份到龙溪地区军分区军管会上访。

军管会的同志接待我们吃住，我们向他们申诉，我们是受保守派迫害的造反派，我们要到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东山情况。军管会的同志根据我们的情况，跟龙溪地区有关部门联系，发给我们被扣发的部分助学金。当时，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的学生每月有3元和5元的生活补助金。我和农村来的同学积极出面与军管会的同志交涉，因为我也享有助学金。我记的发给我们总共八百多元銭。军管会的同志要我代表大家在领款单上签名。此时此刻，我也没有过多考虑，只想我们能拿到钱，上北京才有生活费。于是，就毫不犹豫地在领款单上签了名字。没想到，这一签名让我在以后的人生中被挂上“造反派头头”的头衔，给我事业发展设置了种种的障碍。

领了钱之后，大家（20左右人）平均每人领了几十元就上了往北京的火车。火车需要在上海转车，我们在夜里在上海火车站下了车，等待明天的北京火车。出站之后，因为天气候炎热，大家在火车站门口倒地就睡。天亮之后，有两位因睡觉时脱下外裤当枕头，他们醒来之后发现钱袋裤子一起被扒手偷走了。在上海为了节省，我们每歺只吃一碗二分钱的光面充饥。天黑之后，我们才坐上了上北京的列车（当时二天只有一班上北京列车）。

到了北京之后，我们直奔中央文革小组接待办公室，向接待人员反映了福建东山文革情况，说明东山保守派复辟，造反派遭迫害的现状。接待人员听取了我们汇报后，说要和福建省革委会联系，并动员我们回福建，找革委会解决问题。我们看看无望，也就只有回福建到福州上访了。

同学中有一部分人没到过北京，大家就在北京玩了二天，但天天晚上都露宿住在天安门城楼边。当时靠近十月，北京的夜晚，寒意袭人，有的同学找来塑料薄膜套住身体御寒。 因当时全国各地造反派冲突升级，各地陆续发生武斗。 第二批上访 人员在漳平、鹰谭就遭到当地造反派拦截，被关押数天后才放行坐车到北京。他们被安排住在清华大学主楼。后来留下朱联坤方植雄在北京设立联络站。

那些留在东山没有跑出来“黑派”学生，同样遭到“红派”武装人员围剿。一中几位“黑派”同学躲在家里被“红派”武装人员搜到，被押到城关工商联集中。刚好驻岛部队副团长李瑞年在工商联，他曾在东山一中当支左宣传队。他看到一中学生就问，“小鬼，你们来干什么?” 学生回应说，“被你们抓来了。” 他说，“没你们的事，赶快回去。”这样，这几个同学才逃脱了关闭。 据东山大产村的一位战友告诉我，他“文革”是参加“红派”的，“8.15”进城时出动了三十多人，各拿着步槍、冲锋枪等武器当晚占领 城关医院。这些武器是杏陈公社武装部的，武装部长陈田赤到他们村收缴武器时，被村里人赶跑了。他们这些基干民兵就拿这些武器进城围攻“黑派”。“8.15”当天有一位城关“黑派”群众不幸被“红派” 的流弹打中了，当场毙命。当天傍晚，城关“黑派”群众自发一百多人，抬着被乱槍打死的群众的尸体游街抗议。游街队伍刚到城关医院时，大产村的“红派”人员手痒痒地请示当头的要不要开槍，当头的一声令下：“开槍”。于是 ，大家一起朝天鸣槍。这位战友说，当时他三百多发子弹连续鸣放，真过瘾。当晚下半夜，他们就撤离城关，走路返回大产天也发亮了。

大家来到福州后，找到了“黑派”的赴榕控诉团，住在西湖宾舘，一起等待福州军区司令员、福建省革委会主任韩先楚的接見。我看到控诉团成员从东山带来了几把海柳烟嘴，长足20左右公分，厚2公分左右，雕龙刻凤，十分别致。听该这些烟嘴要在韩先楚接见时送给他的。

在韩先楚接见之前，福州军区副司令熊兆仁接見了我们。韩先楚、熊兆仁接見时，首先是听取“黑派”代表的发言。“黑派”头头分别讲述如何造反夺权遭打压，控诉“红派”武力围攻等问题。韩、熊讲话中尽是表示支持造反派造反行动，要大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等等一些时髦的话语。

韩先楚的接見从客观上讲，他支持了“黑派”造反派，大家也满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信念，返回东山。

“黑派”同学城关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