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史话】从西园到中山公园 漫漫百年路

力木

汉口市民逛得最多的公园，当然非中山公园莫属，从孩提时代到夕阳红，从凭票入园到敞开大门，克（去）了多少回？每个人都有中山公园的记忆。

西园

1861年汉口开埠，洋人把跑马场带到了汉口，起先是在汉口堡垣内，上世纪初移至城外今解放大道解放公园一带修建了西商跑马场，跑马博彩，不亦乐乎；1908年地皮大王刘歆生（1857—1941年）与汉口其他富商一道组织华商赛马公会，在汉口近郊今解放大道航空路同济医学院一带修了华商跑马场，与其媲美竞争，商人逐利投资赚钱。

▲华商跑马场

不久，在通往跑马场的路途刘歆生建了一座私人花园，占地3亩余，名曰“西园”，方便行商巨贾小憩喝茶，遗憾的是至今冇看到西园的照片。

为何取名西园？有两种说法：

之前，刘歆生在今江汉路京汉大道至解放大道段（原循礼门火车站京汉铁路外）建有刘歆生花园，刘家花园即刘园，广东番禺人罗汉1915年有竹枝词赞刘园“汉上名园无几家，稍栽花木便争夸。夏来逭暑浑无地，纷向刘家吃夜茶”西园在其西。

还有一种说法是刘歆生有个儿子叫西满，去掉满字，故名西园。那么，刘歆生为何要给自己的儿子取名西满？

▲东西湖柏泉圣安多尼小修院

这要从刘歆生的宗教信仰说起。刘歆生出生于汉阳县柏泉乡刘家嘴村（今武汉市东西湖区柏泉街），刘家嘴村附近有一座天主堂圣安多尼小修院，耳濡目染，刘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圣经》记载耶稣有十二使徒为首的是彼得，彼得又译为西满。这当是刘歆生给自己儿子起名西满的缘由。

彼得Peter，亦译"伯多禄"。原名西门(Simon，亦译"西满")，是加利利的渔民，家住迦百农，和弟弟安得烈是最早跟随耶稣的门徒。彼得性情刚猛，对耶稣忠心耿耿，是耶稣最紧密的三个门徒之一，在门徒中威信很高，被公认为十二使徒之首。耶稣给他起名叫"矶法"（Cephas，阿拉米文的音译，意思是"磐石"，希腊文译作"彼得"），对他相当器重。他曾第一个公开承认耶稣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

▲保定天主堂圣伯多禄

2016年我在河北保定看到天主堂门前的圣伯多禄雕像时，忽然恍然大悟，这当是“刘西满”、“西满路”的来历，与刘歆生的宗教信仰有关。当然这是一己之见，供历史学家参考，欢迎大家拍砖。

刘歆生也有“走麦城”的时候，在一场闹得风声水响的官司后，1923年将西园“送”给了时任湖北省财政厅长李华堂，李将西园扩大到20亩。1927年，北伐胜利，武汉国民政府将西园作为“逆产”收归公有。

▲刘歆生家乡东西湖区茅庙集刘歆生像 

李华堂也非等闲之辈。1912年4月20日李华堂在汉口创办《国民新报》，报纸得到北洋政府陈宦的资助。陈宦系袁世凯的亲信，该报成为北洋政府在武汉地区的喉舌。1913年又创办《军事白话报》，扩大舆论阵地，以讨好袁世凯，并得到黎元洪的支持。1914年北洋军王占元督鄂，委任李华堂为财政长，协助发官票，从中获利。1921年王占元离鄂前，又给李华堂一笔巨款，李为其疏通。

李于1922年在今江汉路泰宁街口兴建国民新报大楼，《国民新报》日出对开两张，内容除讨好北洋军阀外，别无特色。1926年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李华堂自知劣迹昭著，于秋季自动停刊。其厂房设备及新闻大楼，均以租赁形式为《汉口民国日报》所接收。

▲江汉路泰宁街口，左新闻大楼（现存），3路公汽由此处（老圃）开往中山公园

武汉最早的新闻大楼——1922年兴造的国民新报大楼，1926年后改为汉口民国日报社社址，1929年6月改为武汉日报社社址。

西园演变为中山公园

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将各城市的第一主干道命名为“中山路”，1929年汉口后城马路随之更名为中山马路。同时，各地大兴中山公园。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28年9月汉口市公安局长汪以南倡设中山公园，武汉三镇建8座，将西园扩建为"第一中山公园"；10月7日建筑公园委员会成立，12日开工，驻军（李宗仁的桂系军队）参加建设，英国留学归来的建筑专家吴国炳亦在其中。

▲汉口中山公园

注意看，那时就有大妈跳“广场舞” 

公园扩建仿照英式园林设计改造，挖湖、堆山、栽树，湖中堆砌小岛，以木桥连通。还建有运动场、游泳池、溜冰场、民众教育馆、总理纪念馆等，园内面积达170亩。公园由中式的私家园林演变为中西合璧的公园。公园建成后设立办事处，归公安局管辖。

1929年，武汉市政委员会委员长胡宗铎（任期1928.11—1929.2）视察扩建中的第一中山公园时提议取消“第一”二字，定名为中山公园。

▲1929年的《市政公报》 

1929年，与中山公园配套的道路建设，中山公园门前的西满路（今解放大道航空路至江汉路段）竣工，同时开通的还有通往市区的双洞门马路。这样开汽车、坐马车、步行，到中山公园玩就方便多了。

1929年6月10日，公园竣工部分先期对外试开放。同年10月10日（辛亥起义纪念日）正式对外开放，为长江流域首座综合性公园。开园当日游客达5万人。

▲1930年雪佛兰公共汽车广告 

1929年6月25日，武汉市公共汽车管理处为此开辟了武汉第三条公汽线路江汉路老圃至中山公园线，方便市民到公园游玩，夏天与节假日营运。武汉市公交历史上第一条专为旅游开辟的线路。1931年大水后停运。

1930年，中山公园办事处改为中山公园董事会，直属市府管辖。

中山公园大门

1931年武汉大水公园受损，时任汉口市长吴国桢邀集社会贤达和商人加入公园董事会，动员大家集资捐助，整修中山公园。吴市长的哥哥吴国炳其时为市政府技正、市工务局驻公园事务所主任及中山公园董事会顾问，主持公园灾后重建工作。

▲1933年新建的中山公园大门，仿英国伦敦皇宫大门当与有英国留学经历的吴国桢有关联。

张公亭——划船售票处

1939年，张之洞的学生们（广雅学会）为纪念湖广总督张之洞建张公亭，很长一段时间游玩的武汉市民都不知道这个亭子叫张公亭。老武汉市民记忆犹新的是，其一楼长期为公园划船售票处，购票交押金，领2只木浆，到湖边上划子（木船），一条船只允许坐6人，1小时3角钱，那时属于“高消费”，公园里外卖的大碗茶1分钱一大碗，冰棒3分、雪糕5分，小伙伴们解渴主打饮料是大碗茶。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中山公园张公亭

消失了的胜利门

1940年，公园棋盘山双龙桥附近建了一个牌坊，名听香牌坊，1945年抗战胜利后改为胜利门。少年时代，小伙伴到中山公园玩，总会到公园的棋盘山、小宝塔爬上爬下、躲猫猫，到旁边胜利门前的小桥上坐一会。我的母亲1958年参加单位大跃进“小土炉”炼钢，“放卫星”完成任务与同事在此处照了一张集体照。

那时单位、学校集体活动，均喜欢在此拍集体照，如同今天的网红“打卡”之地。1967年，胜利门被暴雨淋垮，但留在老武汉人的记忆难以磨灭。何时重建胜利门？恢复中山公园一景，这应该不难。

▲1958年胜利门钢铁大丰收纪念

受降堂

1945年9月18日，在公园受降堂(原张公祠)，举行华中战区受降仪式。由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代表中方接受日本冈部直三郎大将投降，受降日军21万，并立受降碑。

受降堂，历史上辉煌了那么一瞬间。很长一段时间在游人眼里是一栋闲置的木屋，中山公园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小卖部是没有餐饮的，这间房子曾经作过一段时间的餐馆，我有一次在此处进餐的经历，仅仅一次；后来，湖边与草坪区曾开过餐馆。

1998年5月21日，公园职工迎接建园70周年打扫卫生时在张公亭的一楼值班室发现尘封半个世纪的受降碑。1999年中山公园召集历史学家座谈后决定恢复受降堂。2000年9月18日，受降堂正式开放。

2020年6月2日，湖北省政府公布为湖北省第八批文物保护单位，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受降堂旧址（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1265号中山公园内）。

保护范围：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受降堂旧址及周围一定范围。以旧址外墙为界，四周各向外延伸10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四周各向外延伸30米。

受降堂并非1945年抗战胜利时所建，之前这座一层楼的建筑为何而建呢？

1935年公园建大众会场（市政府会堂），用于市政府会议，那时的汉口市政府距此地不远，出公园大门上西满路往东经双洞门路，即可到达市政府所在地市府路，今民主街。

1938年日军攻占武汉，中山公园成为日军的养马场。1940年日军将公园交还伪武汉市政府。1942年张之洞的小儿子伪武汉市长张仁蠡主持改成张公祠，供奉张家牌位、族谱。

▲巴南冈景南夫妇解放初在中山公园合影，民国时期的国徽已为五角星代替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1949年5月，原武汉市文化局长巴南冈之子巴忠人与母亲景南随军南下。9月18日武汉市军管会接管中山公园，景南为中山公园军管会主任，后为中山公园第一任管理委员会主任。

1951年4月起，中山公园改、扩建工程动工，全市19万人参加义务劳动，历时2月，于1951年7月初步完成中山公园扩建工程，公园面积扩大至600亩左右。

▲1951年夏天公园改扩建工程完成后，武汉市领导在中山公园合影。左起：前排市委书记张平化、市政协副主席马哲民、李伯刚，后排张雪涛、巴南冈、伍能光、赵敏、副市长周季方。

1956年，在公园对面修建中苏友好宫时，将公园门楼改为检阅台。每逢武汉重大庆典活动，每年例行的“5.1劳动节”和“10.1国庆节”在此检阅和集会，以及突发的大型群众集会活动，声援越南，声援刚果，声援古巴、多米尼加、巴拿马人民，支援亚非拉革命，打败美帝野心狼。

1966年文革兴起，在改名浪潮中，中山公园改名人民公园。1972年恢复中山公园名称至今。

▲60年代的中山公园 

“茹冰”还是“冰茹”？景点名称之争

茹冰园，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中山公园近代园林建筑（茹冰园），2011年武汉市政府公布，这也是公园管理方认可的。但民间有不同意见，认为应该是冰茹。

按照中国书法匾额题写规矩，从右到左，如大家熟知的武汉名胜“黄鹤楼”“晴川阁”均如此，“茹冰园”对面的“四顾轩”也是如此从右往左念，没有人念“轩顾四”。近在咫尺的两处景点，用两种方法念，为难了游客，不知如何是好？从右到左读为冰茹，有成语“含冰茹檗”，就不会产生分歧了。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9月18日军管会接管中山公园，景南为中山公园军管会主任，后为中山公园第一任管理委员会主任。一同南下的丈夫巴南冈曾任武汉市文化局长、园林局长等职，亦是文化名人，一直关心公园的建设，冰茹二字即为巴南冈所题。其子巴忠人先生在“我和中山公园的不解之缘”的回忆文章中，一再强调，父亲题写的是“冰茹”。

园方介绍“茹冰”二字为巴南冈1984年题，景点定名为“茹冰园”，但此“园”1930年修建时名“国徽桥”，解放后将民国时期的国徽换成了五角星。

▲1974年1982年照片均可见“冰茹”

我的一个朋友沈玲提供了1982年两女同学在此处的照片，又有一个朋友刘建国提供了更早、1974年与武汉二中高中同学毕业时的合影，“冰茹”二字赫然在目，与现在“冰茹”毫无二致，这说明园方的资料不准确。

▲巴南冈不是巴南岗，名字都搞错了 

巴南冈文革中受冲击，1970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恢复工作先后任武汉市城市建设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园林处党委书记、处长，武汉市园林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是否为上世纪70年代恢复工作后题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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