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的主张

张瑞学

我前几天写了一篇“有幸活到古来稀”的短文，有朋友问为啥说“有幸”呢？真的是幸运呀，我有两次很危险的病情，但都被幸运眷顾着，最终转危为安，今天说给你听听！ 一、高烧 1990年初夏，我扁桃体发炎了，病情来势较凶，发烧38.9度。周一在原单位宿舍区的医务室打了消炎针，拿了退烧药，开了两天的病假条。周三还是无力上班，周四才挣扎着去了单位。 早上一到单位，我就去处长办公室交了病假条，并向处长说明了病情。处长说了句，注意身体，假条先放我这里吧。 下午，局办公室来电话，说月底了，让我们各处负责考勤的同志把考勤表送过去。 我负责记考勤，就到处长那里去取回了那张病假条。但打开假条时却发现，假条上方空白处，多了一行字：开了两天，实际休了三天。 认真说起来，这行字应该很好理解，可能是督促我填考勤时要记三天病假，而不是两天。也可能是去年“春夏之交”事件后，机关对工作人员的要求更加严格了，工作时间的去向要仔细记录下来。但不知道为什么，这行字有点儿扎心，说不出是什么味道。 忙忙碌碌地处理完积压的工作事项，晚上回到家，没有食欲，吃了消炎药就睡觉了。但早上醒来时，明显感到昏昏沉沉的，测测体温37.3度，估计病情有点儿反复，按照以往的习惯，最好再去医务室看看，是不是炎症还没有好转。但掂量一下，处长写的那行字在脑袋里巡游着，算了，坚持一天吧，明天就是周日了。 勉强换乘了三次公交车到了单位，迷迷糊糊的混了一天。再回到家中，体温窜上了39度。又去了医务室。医生说，打青霉素吧，扁桃体化脓了。做了皮试，没大事，又问我以前是否有过敏史，我说，每次发炎都打青霉素。 打了针，吃了退烧药，但半夜了，仍是39.8。熬到黎明，浑身发抖，上下牙齿止不住的瞌碰，每个关节都疼的不能碰。 只能去医院，住进了急诊室。输液、降温，以往的药物都失去了作用，体温在40度徘徊，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 住院吧，各种消炎药轮流使用，用到红霉素时，体温陡降至35.3度，我终于在满身大汗中睡着了。似乎是半夜，查房的医生叫我的名字，我困的不行，没应声。一会儿的功夫，好几个医生护士推着几种仪器拥到我床前，一个医生又开始叫我，两个护士给我做心电图。我有些烦了，睁开眼睛问：怎么了？他们同时都抬起了头，相互看了看，那个呼喚我名字的医生说，刚才叫你名字时，你听见了吗？我点了点头。他又问，你为什么不答应啊？我无可奈何地说，让我睡会儿行吗？旁边另一个医生对那些医生护士说，没事了，走吧！ 我这一觉，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醒来时，老爸和赶过来的表姐夫正在说话。表姐夫是医生，见我醒了，就提醒我说，你昨晚上把值班医生吓得够呛，体温那么低，叫你也不答应，以为你…。我接过话来说，以为我死了！然后就有气无力地笑了一下。 这一笑，只坚持了几个小时，大规模的反弹就开始了。在后来的二十多天中，每天下午两点到第二天的凌晨，40度高烧准时报到。有一次弟弟来送饭，正赶上刚给我测完体温，递给他一看，他大叫一声，41度！护士进来收表，说40度01。 怎么就高烧不退呢？肝、脾、淋巴开始肿大，肺部形成了间质性肺炎，全身除了脸上，布满了红通通的皮疹。 医院下达了三次病危通知书，主持召开了两次外院医生集体会诊，他们各持一词，提出了多种可能。我就像一个活标本，被各院医生反反复复的“望闻问切”，小小的特护病房，经常被医生护士们挤得水泄不通。连现场教学也过来了，估计这稀有的病例丰富了某些论断。 　　说来奇怪，仅有的那次退烧后，尽管后来仍然持续高烧，但与当初相比，关节不疼了，嗓子不疼了，头脑清醒了，最奇怪的就是，平时顽固的头疼也没有出现过。身上红通通的一层皮疹那么厚，几乎成为一层铠甲，医生护士都来问过几次，痒不痒？我总是说，没感觉，只是全身皱的紧绷绷的。最奇怪的是，除了高烧时感到身上冒火，但神志异常清醒，与医生的对话中，连点虚弱都没有。有一次退烧间隙，闻到楼后职工食堂飘过来的饭菜香味，我立刻来了精神，让家人马上去买一份“红烧茄子”。 这么稀奇古怪的病症，这样表现异常的病人，可给医生们带来无限的猜测，皮疹是过敏的反应，但不痒，而且用了抗过敏药，反而升高了体温；高烧是炎症的问题，但所有的消炎药物都用上了，甚至有价格昂贵的德国自费药，仍然丝毫不见退烧的感觉；淋巴肿大，取了淋巴结活检，也不见什么要命的因素。 反反复复的检查、化验，用上最先进的医疗设备；但每天的查房总结，除了一次次不同的结论和设想，就是再次更改医嘱和用药，结果仍然是高烧、高烧！ 医院各科的冰箱里，平时备着的冰块，成了我的专用品，每天下午都集中到我的床头，腋下、脖颈、腹沟都被冰块包围着。 　　连续三次的病危通知书下达到家属和单位，父亲推着自行车在住院楼下来回走动，不敢轻易的上楼看一眼女儿，害怕听到更坏的消息。母亲被父亲蒙蔽着，直到看见厨柜深处多了一个保温饭盒，才审问出父亲每天早上，趁着母亲去小公园锻练身体，急忙煮好大米粥，然后假装去骑车买菜，其实是给我送点可口的饭菜。 单位领导来医院慰问，局领导甚至在出差前写好了悼词。同事和同学都来看望，只能泪眼相望。这时的我已骨瘦如柴，儿子说，抬起我的小腿，只看到垂下来一层皮。估计大家看到我的样子，都感到无力回天了。 一天早上，温和、慈祥如长辈一样的张主任提早过来查房，身边跟着一位与他年纪相仿的医生，一样的稳重、和蔼，但透着一种刚毅。我以为又是从什么医院请来会诊的专家。 张主任说，他要去北戴河参加一个会议，这期间我的主治大夫暂时由另一个相关科室的杨主任负责，希望病人和家属一如即往的做好配合。 我和家人只是默默地点点头，近一个月的奋斗已消磨了意志，医生们也是爱莫能助了。 张主任匆匆的走了，杨主任先是按程序听心肺、查全身，问温度，看输液。然后看我配合的很好，就和我聊天。一夜的高烧刚退，我想睡一会儿了。但想起表姐夫曾经的嘱咐，又看到杨主任亲切且老到的检查，竟然还要和我拉家常，我只好强打精神应付着。 估计是看出了我的疲惫，杨主任话锋一转说，咱俩聊几句我就看出来了，你整体状态还好，其码脑子没烧坏。我想和你也包括家属商量一下，前期所有该用的药，该做的检查都做了，我也详细地研究了你的全部病历，其实我也参加了你的每次会诊，应该说我不是半路接盘，这一点请你和家属放心，否则历来以严谨出名的张主任，也不会把你交给我。你们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病人进了手术室，外面的人可能都没指望你活着出来，但有一个人则千方百计的要救你，那就是主刀大夫。明白了吧，我们希望你活！ 我感激地点点头，竟然半开玩笑地说，您让我怎么活？停药！从今天开始，把所有的药都撤下来，除了正常吃饭，每天喝上五暖瓶水，三天以后看结果。 　　我本来就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听到杨主任说我脑子还没烧坏，立即就涌上一些想法。是啊，天天输的这些药，似乎都没用了，而且每天看着护士们在我长满红疹的手上、胳膊上艰难地寻找血管，真难为那些漂亮的小护士，整天让护士长训的抬不起头来，最后只能让护士长亲自上阵。 再有就是无法报答的亲情了，自己家人的日夜值守；嫂子及妹妹、弟妹的寻医问药，每天必到的温暖。 如果坚持着治疗会有什么好处呢？ 杨主任的“无为”，可能是个“死马当活马医”的方案吧。家里人无奈地看着我，低声和杨主任交流了一会儿，最后只能按杨主任的指示，跟着护士去借暖瓶了。 仅仅三天，体温就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竟然降到了38度，相比一个月的高烧，变成小菜一碟了！我感到了轻松，感到了舒适，真想洗个热水澡，好想理个发……。杨主任说，先稳住阵脚，千万别大意，现在血色素太低，派护士盯着，从献血人中尽快筛选合适的400cc血液，输进去再看。 一周后，红疹退了，全身暴皮，显出了瘦弱的身躯，从来没这么苗条过呀！温度持续正常，肠胃最跟劲，吃了饺子吃糖包，吃了茄子吃青椒。 张主任回来时，我已经可以扶着栏杆下床走路了，虽然双腿仍有些哆哆嗦嗦，但身上每天都在长肉。 出院结论：药物过敏。 二、手术 40岁时的高烧，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出院时心脏检查出了“二尖瓣关闭不全”，但当时被“起死回生”冲昏的头脑，根本没拿心脏当回事，导致60岁时心脏出现了中到大的返流。造成了突然的瞬间昏倒，摔断了左手腕，才知道心率160次并伴有房颤。 几秒钟的昏厥，醒来感到那就是死亡时的感觉吧？体验到了别人描述的“脑子一片空白”。 从此开始了反复的住院和检查，各种医学术语，几乎耳熟能详。同学同事们把我当成了细说心血管疾病的能人，时不时的就向我咨询这方面的问题。但大家不知道，又一次的生死考验再一次与我擦肩而过。 一次次的住院检查，终于发现了更大的问题，二尖瓣发生了病变，建议到心外手术。 到心外，恰逢副主任门诊，马上收住院，征求我的意见，如换机械瓣，用的时间长，但容易长血栓，需终生服用抗血栓的药；如换生物瓣，可用十年八年的，但副作用小。 我当即表示换生物瓣，二十万手术押金交上！ 住院后，一切按部就班的做着手术准备。各种检查做了一个星期，最后一项检查是最常见的，我几乎每半年就在老年门诊做一次的“超声心动”。但不同的是，这次是在大门诊做，几个检查室齐开，但走廊里仍然排了很长的队。 轮到我时，医生先问我是不是马上要手术的病人，我点头称是。检查时感到上下反复的次数比较多，停顿的时间比较长。让我想起来，在老年门诊时也有几次是这样，好像医生有些疑惑或有些犹豫，有的甚至在我这个病人面前嘟囔着：怎么回事呢？ 检查完了，医生说，回病房后尽快给主治医看看报告单，因为没有发现大的返流情况，他会明白的。 我认真的感谢了医生，用急匆匆的脚步返回病房，医生正在手术台上，我向助理反馈了检查结果和医生的意见。 晚上8点多钟，副主任来了，他说约了超声心动室的两个主任，三个人反复观看了我当时的整体检查情况，研究了我以往的检查报告，最终证实，检查医生的结论是正确的，二尖瓣的返流确实是中度，尚未达到大的返流程度。明白的说：目前可以不换瓣！ 第二天，拿着二十万元的支票，我出院了。惧怕了好多天的开胸、换瓣，特护病房，康复训练……，都烟消云散了！ 　　自从那次高烧后，我养成了从容面对各种健康问题的习惯。这次“手术未遂”的经历更坚定了对生命力的主见。疾病虽有它的任性和疯张，但生命更有它的自律、缓冲和坚强。始终善待生命，容忍疾病，我们必然会有幸运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