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才女萧红

飘忽轶男

（萧红1919.06—1942.01）

一代才女萧红

萧红，学名张秀环，又名张廼莹、悄吟、玲玲、田娣。1911年6月2日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毕业于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女子中学。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 其小说具有鲜明文体特征，超常规的文体语言，诗化、直率而自然，主要代表作品有《孤独的生活》《呼兰河传》等。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香港，享年31岁。

一

萧红的故事

01早年生活

1911年6月2日，萧红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呼兰县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远祖张岱，于乾隆年间从山东省东昌府莘县逃来东北，到萧红祖父张维祯一代才从阿城县福昌号屯迁到呼兰。

萧红父亲张廷举，早年毕业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长期担任官吏，具有浓厚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他对萧红冷漠无情，促使萧红最终走上背叛地主家庭的道路。母亲姜玉兰，生一女三子，萧红是第一个孩子。1919年8月母亲病故。

同年12月，父亲张廷举续娶，继母梁亚兰对萧红姐弟感情一般。

萧红乳名荣华，学名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乃莹。她深得祖父张维祯的喜爱，经常带她到后花园玩耍。由于受到祖父以古诗为主的启蒙教育，使萧红从小就打下较好的文学基础。

1920年萧红进入呼兰县立第二小学女生部读书，1924年升入县立第一初高两级小学。她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作文尤其突出。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呼兰县也掀起反帝爱国热潮，萧红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爱国斗争。

在萧红上小学期间，由父亲包办把她许配给呼兰县驻军邦统王廷兰之子王恩甲。

1926年萧红小学毕业，因父亲阻挠、逼婚，没能继续上中学，辍学在家。经过一年的顽强抗争，父亲被迫妥协。

02求学过程

1927年秋季，萧红考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

在第一女中，萧红除喜欢绘画外，还广泛阅读中外文学作品，校刊上发表过她署名悄吟的抒情诗。1927年冬，哈尔滨学生联合会组织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的游行，学生们情绪高昂，纷纷请愿。萧红在这一抗日爱国运动中表现得坚定勇敢，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面。

1929年祖父去世，萧红十分悲痛，因为祖父是她最亲的人。祖父去世后，她对家庭已没有感情和留恋。

1930年秋，萧红初中毕业。她不顾父亲反对，毅然背叛家庭，逃婚来到北平，并进入女师大附中读书。

1931年2月初，因无经济供给，生活困难，萧红只好离开北平返回呼兰。春节后她随家搬到阿城县福昌号屯，被迫与外界隔绝。在福昌号屯的这段生活，为萧红后来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她的一些小说、散文就是以这里为背景写的。

 （萧红萧军1934年摄于哈尔滨）

03结识萧军

1931年10月，萧红从阿城逃到哈尔滨。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违心地与王恩甲一起住进道外十六道街东兴旅馆同居。半年后，萧红怀孕，临产期近，王恩甲却不知去向。

萧红困居旅馆，处境艰难，只好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并因此结识青年作家萧军。两人一见钟情，互相爱慕。裴馨园、萧军等人给了萧红很大的帮助。

1932年8月，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萧红得以离开旅馆，摆脱困境，到裴馨园家暂住。不久她住进医院分娩，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出院后，萧红与萧军住进道里新城大街（今道里尚志大街）的欧罗巴旅馆，开始共同生活。

因没有固定收入，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生活非常困苦。但他们患难与共，感情融洽。

1932年11月，萧红、萧军从欧罗巴旅馆搬到道里商市街25号（今道里红霞街25号），有了自己的家。

04文学之路

1933年3月，萧红参加了中共党员金剑啸组织的赈灾画展，展出她的两幅粉笔画。同时，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1933年5月21日，她写出第一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作品通过描写王阿嫂一家的悲惨遭遇，愤怒地控诉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她便以悄吟作笔名陆续发表了《看风筝》、《腿上的绷带》、《太太与西瓜》、《小黑狗》、《中秋节》等小说和散文，从此踏上文学征程。

“牵牛坊”是画家冯咏秋的宅院，因院内种植牵牛花而得名，是位于道里水道街（今道里兆麟街）的一处平房。萧红、萧军经常到这里参加左翼文化人的聚会，常来的还有罗峰、白朗、金剑啸、舒群等人。通过与他们接触，使萧红开阔了眼界，增加了文学知识，而且还受到了一些共产党员爱国进步思想的影响。

萧红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萧军、白朗、舒群等人在抗日演出团体“星星剧团”中担任演员，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由于引起敌伪特务机关注意，剧团于公演前解散。

1933年8月，长春《大同报》文艺周刊《夜哨》创刊，萧红做为主要撰稿人，在夜哨上发表了《两个青蛙》、《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上》、《八月天》等作品。

同年10月，萧红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在中共党员舒群等人的帮助下，自费在哈尔滨出版。萧红署名悄吟，萧军署名三郎。《跋涉》的出版，在东北引起了很大轰动，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也为萧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跋涉》集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抗争，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进步色彩，引起特务机关怀疑。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34年6月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

在青岛，他们与先到这里的舒群一家住在观象一路一号。萧军在《青岛晨报》任主编，萧红集中精力，勤奋写作，不久完成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此间，他们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到鲁迅的指导与鼓励。

由于青岛局势紧张，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舒群被捕，萧红、萧军处境危险。1934年10月，他们离开青岛去上海。

二

 与鲁迅的历史性会面

萧红萧军夫妇与鲁迅的初次见面，于其两人来说堪称是一次历史性的会面。1934年的深秋时节，萧军和萧红乘上一艘日本轮船，离开青岛，驶往上海。此行的目的，就是前去拜会文坛大师鲁迅。在此之前，萧军曾怀着虔敬的心情，给鲁迅先生写过一封信，而鲁迅的及时复信，则使这两位“小人物”喜出望外。事实证明，鲁迅的回信是具有历史性的，倘若先生当时对萧军的来信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或未及时答复，那么两萧的未来命运将会如何呢？我们不得而知。由此可见，萧红与萧军确实是非常幸运的，在他们还名不见经传的时候便得到了鲁迅这样的文坛盟主的诚恳相待，作为欲在文坛上大展宏图的年轻人来说，还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吗？

然而遗憾的是，上海并没有张开双臂，以现代都市的胸怀热情欢迎两萧的到来。当萧军和萧红领略了低等舱的恶劣环境、走上甲板望着眼前的上海码头时，竟没有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轮船走上岸，一股举目无亲的感觉顿时油然而生。于是，因未能及时见到鲁迅先生而产生的焦急心情，使得萧军发出了这样的抱怨：“我们是两只土拨鼠似的来到了上海！认识谁呢？谁是我们的朋友？连天看起来也是生疏的！”事实上，萧军对来到上海后没有马上见到鲁迅先生所发出的牢骚，完全是由于对 鲁迅当时的处境缺乏了解所致。几十年过去后，萧军仍在为自己当年怀有的疑惑情绪感到内疚。他忏悔道：“当我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期以后，我才知道了自己所知道的上海政治情况，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已，事实上的险恶与复杂，是在想象以外的。”当时的鲁迅，已被当局通缉几年，自然处理起事情格外小心谨慎。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当你尚未了解对方时，绝对不可贸然行事，这并非摆架子或出于大人物的矜持，而是因为现实环境过于残酷了。尽管如此，鲁迅依然及时地给他们回信，只不过提出见面的事，应当“从缓”。鲁迅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他希望通过“从缓”来进一步加深对两萧的了解。与此同时，他的真诚与关怀又是不容置疑的。与前一封回信才相隔一天，鲁迅便又复信给两萧，其中特别提醒他们要警惕“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并再次发出友善的信息：“我想我们是有看见的机会的。”

这里，有一点似乎需要特别指出，真正使鲁迅对两萧的印象产生飞跃性变化的，看来是基于萧红的一次天真的“抗议”。鲁迅曾在信的末尾加上一句“吟女士均此不另”，不料萧红对“女士”一词表示不满，她坚决反对鲁迅这样称呼她。这一“抗议”，从根本上改变了双方一直保持的礼貌拘谨的态度，气氛似乎一下子变得融洽了。在下一封信里，鲁迅便半开玩笑地问道：“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从现在起，鲁迅开始用调侃的语调来写回信了，这无疑是一个好兆头。由此而产生的疑问是：当时萧红所提出的“抗议”，是真的属于幼稚，还是出于一种女性的机敏？看来我们无需对此进行深究了，其中有一点是确凿不移的，那就是萧红的“抗议”，使鲁迅对这位女性产生了相当的好感。他似乎已经发现了这位尚未晤面青年女子身上有着某种可爱的品质，否则，他便不会在信的末尾，继续制造出一个“俪安”的小花样，并打上箭头问萧红对这两个字抗议不抗议。

其实，当年两萧是太急于见到这位幽默的前辈了，从他们到上海给鲁迅写信求见，到鲁迅以诙谐的笔调给二人回信，中间才不过十来天。虽然表面上鲁迅仍在说着“青年两字，是不能包括一类人的，好的有，坏的也有。但我觉得虽是青年，稚气和不安定的并不多，我所遇见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这种人来往”，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已开始考虑如何安排与两萧的会面了。

11月30日，对于萧红萧军来说无疑是一个盛大的喜庆之日，他们终于等到了与鲁迅相见的那一刻。根据约定的时间，两萧准时来到了内山书店。出入意料的是，鲁迅已在那里等候他们了，这使萧军萧红简直有点不知所措。鲁迅迈着缓慢的步子走过来，平静地问道：“是刘先生悄吟女士吗？”二人迷乱地点着头。接着，先生便引导二人走出书店到一家不远的咖啡店。也许，按照两萧本来的设想，与先生初次见面的一刹那不应是这样的，他们可能要说上许多问候语，场面也会比眼前发生的热烈。然而，刚才发生的一幕却是如此的朴素，如此的自然，多余的寒暄和客套都被省去了，这使两个人一下子便回到了本真状态，不再感到有什么拘束。特别是当萧红望着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大师原来竟是出奇的平和与充满善意时，那横亘在大人物与无名之辈之间的界限顿时消失了。萧红注视着眼前这位面色苍白显得有些衰弱的老人，他脸颊消瘦，颧骨突出，嘴上留有浓密的唇髭，头发极富于特征，硬而直立，眼睛喜欢眯起来，但目光却异常锐利，后来萧红曾特别描述过先生特有的那使人“感到一个时代的全智者的催逼”的目光。尽管鲁迅的外表与萧红想象的可能有所不同，但先生给她留下的印象仍是深刻而难忘的，这就是杰出人物身上所特有的素朴和自然。他们从不靠什么精心的包装来抬高自己的身份，而是以极度的坦诚赢得你的尊敬。

初次见面可以说是极其令人愉快的。鲁迅先生喜欢萧军萧红的纯朴爽直，而萧军萧红呢，他们完全被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征服，不由自主地倾倒在鲁迅面前。为了使这次会面的气氛更加和谐，鲁迅可以说做了精心安排。不久，夫人许广平领着儿子海婴也来到了咖啡店。萧红感到与许广平真是一见如故，特别是淘气的满嘴上海话的海婴，很快就和萧红混熟了。后来，许广平曾以满怀诗意的笔调描述过这初次的会面，“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着，战斗，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随便，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临了，先生又取出20元钱送到两萧面前，这使萧红萧军激动万分。

从此，在鲁迅的引导下，萧军和萧红开始走入上海文坛，并与当时的许多重要人物建立了广泛联系，而他们与鲁迅之间的友谊，则对日后自身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出于对导师的热爱和关心，第一次会面后不久，两萧便怀着不安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以表达对鲁迅健康状况的忧虑。关于这一点，鲁迅显示出他一贯特有的达观态度，指出这是自然法则，不必为此而悲哀。其次，鲁迅回信中更多是对两萧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当他看到两人目下正处于一种焦躁状态无法工作时，提出了如下忠告：“我看你们的现在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毫无疑问，在先生忠告的背后所包含的无限情意，两萧是深深体会到的。

从此，在鲁迅的引导下，萧军和萧红开始走入上海文坛，并与当时的许多重要人物建立了广泛联系，而他们与鲁迅之间的友谊，则对日后自身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三

萧红的情路历程

01与鲁迅亦师亦友

要读懂萧红与鲁迅先生的关系，必读她那篇著名的《回忆鲁迅先生》。

所有的人都承认，纪念鲁迅先生最好的文章出自萧红之手，只是因为，她从平视的角度，用平实的文笔，毫不炫技地素描了鲁迅。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在萧红镜头一样的记录中，鲁迅最后十年的归属地大陆新村9号，立体而鲜明地生动起来了。从居家摆设，到生活工作习惯，从衣食住行到性情爱好，从许广平母子到往来宾客，萧红张开了一个女作家记忆的雷达，如实呈报。

这段成为鲁迅家常客的日子，可以说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安定的时期。在文坛上初露峥嵘，经济上因此得到安顿，感情上也相对踏实。

一个生活安定，没有被感情和战乱迫使的萧红，在文章里栩栩如生。活泼、健谈、善于观察甚至不大知道进退，不知道到可以随意进出先生的卧室。这份自信与自在是鲁迅先生给她的，只有被人真正呵护、善待，才可以这样“没有数”地频繁登门“骚扰”，无论先生健康还是病中。深夜通读了一遍回忆长文，这回见的不是鲁迅，而是萧红。

位于虹口公园的大陆新村9号，被作为鲁迅故居保护起来，并对外开放。几次去上海，都断不了去串个门。穿过公园卖甘蔗的、鸭血粉丝汤等摊铺，拐过街角，触目皆为沪上特有的石库门房子，鲁迅家就跻身在一个普通的院落里，别有一番烟火情致。方而窄的院子，根本无法施展园艺手脚，小楼说是三层，建筑面积总计也就200平米出头，红砖红瓦木质结构，具体到每一层实际使用面积也就40多平米的样子了。

想象梳着两条辫子愉快地前来串门、拿自己不当外人该帮厨帮厨，该吃饭吃饭，该闲谈一口气谈至深夜连最后一班车都错过的萧红，笑声清脆神情怡然，而咬着烟斗含笑看着她抖着各种年轻人的机灵心下愉悦，十分放松的鲁迅，还难得地点评了女人的着装技巧，小楼里弥漫的谐趣轻快的家常气息……

这种互动持续了几年，直到鲁迅病逝。着墨1936年被肺病折磨的鲁迅，萧红用了不能再减的简笔，以三步并作两步的节奏结束全篇：10月17日，鲁迅先生病又发了，又是气喘。17日，一夜未眠。18日，终日喘着。 19日，夜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像他平日一样，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与前文的铺陈和洋洋洒洒迥然不同，简直可称得上草草了之，实在是不愿再在回忆里重温一次。这篇纪念长文呈现了特殊的“脚轻”现象。

揣着一身才华，携着一副寻常容貌和矛盾的不够果决的性格，萧红生前没有得到世界和她爱过的男人们的善待。刚烈的萧军管怎么还在她怀孕生产时致命地帮过她，绵和的端木蕻良则在战乱中无情地丢弃过她。

1938年8月，萧红与端木计划离开战局吃紧的武汉，两人仅得到一张船票。最终怀着身孕的萧红开口决定，端木先走。端木离汉后，时有轰炸，萧红不愿孤独地守在小金龙巷，大着肚子前往汉口。当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三教街的房子已住满人。萧红说，自己可以睡在走廊楼梯口的地板上，她不容分说买来一张席子就疲倦地躺下了。后来在找船时曾被泥绳绊倒无法自己起身，雨地里直躺到有人前来拉扶。

萧红是带着满腔的悲愤离开的，临终留言：“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多么清醒，又多么知己知彼。

回过头再感受她在大陆新村9号秀时装的天真，包韭菜合子的欢悦，与鲁迅深一句浅一句随聊的安适，实在替萧红欣慰，她还毕竟拥有过这般温暖的几年。即使在鲁迅重病期间，看到推门探望的萧红，也不忘努力亲切地递上一句“来啦！”。

对于敏感的萧红来说，她一定是感受到了鲁迅巨大的善意与爱护，才胆敢一次次登门讨扰，宾至如归的舒适、默契的懂得与相知，是谁也无法抗拒的。而让人宾至如归的人，往往都不是爱人。爱情中的男女都是盲人，只有剔除强劲热烈，安静从容的友情，才长久，才滋养人。

萧红（中）与文友在鲁迅墓前留影

如果没有鲁迅，文坛上很可能就不会有萧红这个名字。

鲁迅之于萧红，是伯乐，是恩师，是慈父，亦是知己。

萧红是以一个小女子的样子出入鲁宅的，在这里，她可以没有过去。在这里，她可以选择记忆，她只需记得祖父的后花园里面的花儿、草儿、虫儿、鸟儿。如果可以，此后的种种最好能从她生命中挖去，然后一切留在现在，留在这里。在这里，她喜欢听到鲁迅先生明朗的笑声，看着他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笑得咳嗽起来。

她喜欢与先生聊天，一聊聊到十二点电车也没了，然后许先生送她坐小汽车回去。她喜欢挤在小车里与先生一家逛公园、看电影。她喜欢陪许先生编织毛衣，剪裁缝纫，听鲁迅讲鬼故事。她把这里当成了她祖父的后花园。

无疑，鲁迅是宠她的，把她当作孩子一样宠。她在《回忆鲁迅先生》中写道：“一个月没有上楼去，忽然上楼还有些心不安，我一进卧室的门，觉得站也没地方站，坐也不知坐在哪里。许先生让我喝茶，我就依着桌子边站着，好像没有看见那茶杯似的。鲁迅先生大概看出我的不安来了，便说：‘人瘦了，这样瘦是不成的，要多吃点。’鲁迅先生又在说玩笑话了。她说：‘多吃就胖了，那么周先生为什么不多吃点？’鲁迅先生听了这话就笑了，笑声是明朗的。

鲁迅在病入膏肓时还惦记着她的瘦，他帮助过许多年轻人，男男女女数不清，而关心到宠爱地步的，也只有她。他大力推荐她的作品，为她写序，找人给她写后记，如数家珍地点评她的小说。萧红之所以名扬天下，与鲁迅的激赏有很大关系。

1936年5月，鲁迅在家里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访谈，斯诺问他：“当今文坛上最有影响力的作家有哪些？”鲁迅毫不犹豫地回答：“萧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如此肯定地褒奖一个人，萧红是独得殊荣。

萧红曾一度偷懒，睡得多，发胖，她就请鲁迅像严师一样催促她，甚至打她的手心。鲁迅回忆说：“我不想用鞭子去打你，文章是打不出来的。从前的塾师，学生背不出来打手心，但愈打愈背不出来，我以为还是不要催促的好。如果胖成蝈蝈了，那就会有蝈蝈样的文章。”

 02两段尴尬的婚姻

人们从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的字里行间读出了异样，读出了隐秘的情愫，从而大胆地推测，他们之间有一种爱，与情爱有关。

萧红心灵的天线太过敏感，风吹草动也会让她的心涟漪荡漾。她亦是一个跟着感觉走的女子，心在哪里她就到哪里。

第一次离家出走，她跟所有五四女青年一样，是为了反抗包办婚姻，因为她的未婚夫王恩甲吸食鸦片。这是能够理解的，谁都有权寻求自己的幸福。问题是她跟另一个名叫陆振舜的男子，一起私奔到北平，两人靠着陆振舜家人寄的生活费过日子。可惜好景不长，后来陆家断了陆振舜的生活费，甜蜜的二人世界一下子陷入冰窖之中。抵不住饥饿，两人只好各自回家。

打骂与羞辱，看管与白眼，没有挡住她第二次出走的脚步，她藏在运白菜的大卡车上，再一次飞出笼子。身无长技的她只有流浪街头。这时候，取消了婚约的王恩甲寻踪而来，不知为什么，此时，王恩甲吸食鸦片的恶习以及他的愚蠢，都从萧红眼中消失了。她与王恩甲入住东兴旅馆，同居生活了七个多月。王恩甲说欠了六百多元食宿费，要回家讨钱，将大肚子的她丢在旅馆，一去不复返。她走投无路之际，写了一封信给报纸副刊编辑萧军。

萧军来了，将她从人生的谷底打捞上来。萧红把王恩甲的孩子生下来，送了人，一心一意跟着萧军过。一开始，萧军便讲得很明白：“爱便爱，不爱便走开。”但萧军和其他女子暧昧不清，萧红为他洗衣煮饭，抄写文稿，义无反顾地照顾他，换来的却是他的打骂和侮辱。

端木蕻良适时地出现了，内向，瘦高，文质彬彬，说话悄言低语。与萧军的粗暴一比较，端木蕻良的伟大形象突显出来，一下子俘获了萧红的芳心。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嫁给了端木，又当了一位尴尬的母亲。

03被人宠溺的幸福

在上海的岁月，正是与萧军决裂的时期，萧红太冷了，跑到鲁迅家，实是取暖。鲁迅也确实喜爱这位孩子气十足的俏太太，将她介绍给上海文坛的宿将，巧妙运作出版了《生死场》，并在序言中说：“这自然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家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可以说，没有鲁迅的帮助，萧红能不能从绝望中站起来，都很难说。萧军不仅背叛了她，且轻视她的才华，认为她的小说平平，散文也没有结构，文章读起来絮絮叨叨，一如小女孩坐在外婆家的门槛上喃喃自语。是鲁迅给了她最后的温情，但不是爱情。或许萧红误读了先生的情谊，也或者我们误读了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

1937年春，萧红在北平疗伤，与女友李洁吾谈心，李洁吾后来回忆，1937年，萧红从上海来北京看她的时候，偶然之间她们谈到了父亲，李洁吾说：“鲁迅先生待你，真像慈父一样呢！”她马上说：“不对！应该说像祖父一样，没有那么好的父亲！”

原来她对鲁迅，有着索求祖父溺爱的隐秘，所以她跑得那么勤，撒着与身份不相称的娇，写着细如绢丝的文字，让后人揣测不已。而鲁迅对她的喜爱亦很好解释，莱蒙托夫有一句诗：

我深深地被你吸引
并不是因为我爱你
而是为我那渐渐逝去的青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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