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风骨｜虽千万人吾往矣

程风

虽千万人吾往矣

——汴梁风骨之血性开封

文 | 宋泳

如今的开封，既没有北京的霸气，也没有西安的大气，更比不上南京的秀气，便是与洛阳城相比，也少了些帝都的华贵之气。这里安逸、舒适、闲淡，里巷瓦舍充满着随意而喧闹的市井气息。无数的贩夫走卒、商贾役作、布衣百姓、文人墨客，诸色人等集聚在城市的角角落落，营造出浮世百态的人间传奇。然而，性格大气随便的开封人骨子里却流淌着桀骜不驯的血液，这里的男女老幼仿佛心中都揣有一团火，血气方刚地涌流着暴躁和狂狷，全无一点温良恭俭让的谦和。

　　远古传说，禹画九州，豫为九州之中，而开封就处于豫州的中心。这里地势平坦、四通八达，无险可据，自古以来就是“天下之枢”，素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战之地”，开封人与生俱来的血性是中国其他古都很难望其项背的。我很认同易中天在《城市与人》一书中的说法：“不知有多少血性男儿在那里横刀立马，挥戈上阵，与守城之军或来犯之敌一决雌雄。所以这类城市往往有一种豪迈之气或强悍之风。”

　　北宋向来被人们认为是一个“文弱”的王朝。但是，北宋末年发生在开封的东京保卫战，却使人们对开封人的血性有了新的认识。

1125年，金兵分两路进攻北宋。次年元月（靖康元年），由完颜宗望（斡离不）率领的东路军渡过了黄河，长驱直入，进逼北宋的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宋徽宗禅位给太子赵恒（钦宗），自称太上皇，匆忙逃到南方避难。宋钦宗本来也打算逃走，但在李纲等人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留守东京。

据《宋史·李纲传》记载，时任尚书右丞的李纲赶到宫中时，钦宗已在禁军的护卫下准备出发避难了。李纲大声问禁军：“你们愿意留在京师保卫社稷，还是愿意随驾逃难？”禁军都高呼愿在京师死守。李纲进见钦宗陈述利害，钦宗被迫决定留下。李纲传旨：“陛下已决定留下，有敢言迁都避难的，斩”。禁军伏地高呼万岁。守卫京城的士兵听闻后，都感动得泪流满面。

进士出身的李纲被钦宗任命为“亲征行营使”，全面负责开封的防务。受命后，李纲立即指挥动员京城军民严密布防备战，并亲身登城冒死督战，多次击退金兵凌厉的进攻。然而，宋钦宗缺乏抵抗的决心和意志，在投降派的鼓动下，为了保住皇位，派使者到金营求和，为讨好金国，还罢免了李纲、种师道等主战派的职务。此举激起开封军民的无比愤慨。

二月初五，与李纲素不相识的太学生陈东，率几百名太学生，拥到皇宫的宣德门外，上书请愿，要求朝廷恢复李纲、种师道的原职，惩办李邦彦、白时中等奸贼。开封军民数万人赶来声援。这时候，李邦彦正好从宫里退朝出来，群众纷纷数说痛骂他的罪状，有的还要上前殴打他，吓得李邦彦抱头鼠窜。宋钦宗派人宣布，金兵退后恢复李纲的职务。群众不肯答应，冲进朝堂，拼命敲打“登闻鼓”（有急事上奏时候敲的鼓），把鼓面也打破了，抗议的呼声震天动地。开封知府王时雍赶来，威胁太学生说：“胁天子可乎？胡不退？”太学生高声回答：“以忠义胁天子，不愈于以奸佞胁之乎？”一面说，一面又要把王时雍揪住，吓得他灰溜溜地逃走了。禁军将领王宗濋害怕事情闹大无法收拾，进宫劝钦宗答应大家的要求。钦宗没法，只好派耿南仲当众宣布：“已经传旨宣召李纲入宫了。”因宣召李纲的内侍朱拱之行动迟缓，引发群众愤怒，竟把他活活打死，并杀内侍数十人。朝廷见事态严重，于是立即恢复了李纲、种师道的职务，并让李纲出面安抚军民。群众还不放心，不久，种师道乘车赶来，大家掀开车帘，确认是种老将军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这才陆续散去。

主战派李纲等人重新被起用后，开封军民同仇敌忾，士气高涨，加上各地“勤王”援兵陆续到达，迫使金军不得不降低和谈条件，不等凑足所索要的金币数量，就于二月初十匆匆退师北去。

令人扼腕痛惜的是，自金兵退后，昏庸无能的北宋朝廷自以为高枕无忧，“上下恬然，置边事于不问”。不久，主张积极备战的李纲又以“专主战议”的罪名被排挤出京师，贬谪到南方，种师道亦被罢去兵权，于靖康元年十月病死。同年八月，金兵再次大举进攻北宋，很快就兵临东京城下，尽管宋军顽强抵抗，但已于事无补。在宋钦宗及投降派的错误政策下，东京从被围困到城破仅历时23天，接到“勤王”命令的李纲，还没有到达，东京就沦陷了！

清人黄宗羲曾有一句名言：“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八大古都中的其余城市没有一个象开封一样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和变故，数不清的兵灾水患，天灾人祸，使这个城市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以国都、省会、普通州府以至废墟的面目不断变幻。然而，开封人在苦难中从没有放弃过自己刚强不屈的血性和尊严。小至个人生死，大至国家兴亡，无不表现出一种慷慨赴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气节。

明朝末年，各地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崇祯十四年(1641)一月，李自成率农民军一举攻克洛阳，杀了福王，声威大震。二月初，李自成趁明军惊魂未定之时，长途奔袭，意图一举攻下河南省城开封。然而，在河南各地攻城拔寨、所向披靡的农民军，在开封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封藩开封的周王出重金悬赏守城将士，开封守将高名衡、刘永福、王燮、黄澍等人竭尽全力抵抗，并召募市民及河南各地逃来开封的士绅子弟，编成队伍，与官军一同守城。战斗空前激烈，双方死伤惨重。农民军采用挖地道至城下埋炸药爆破等方法，炸毁了多段城墙，仍无法攻入城内。受到重创的农民军不得不两次撤离开封，无功而返。

崇祯十五年（1642）四月底，势如破竹的李自成挥师第三次包围了开封。五月下旬，农民军在朱仙镇一举击溃了由丁启睿、左良玉等率领的10余万明朝援军。自此，各路援汴明军畏战不前，开封被团团包围，成了一座孤城。这次围困一直持续了四个半月，虽然没发生大的战斗，但城内既无粮草，又无救兵，疫病流行，军民饿病而死者十之一二，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九月十五日，有人在开封之北的黄河大堤扒开两处缺口，开封遭到有史以来最惨痛的灭顶之灾。据史书记载，黄河决口后，犹如巨雷奔腾而至，水势所至庐舍荡然。开封城内一片汪洋，数十万居民被淹死十之八九。洪水过后，城内原有的37万多人口，除去少数外逃者，大部溺死，仅剩3万多人。

这场在中国战争史上堪称经典的重大战事竟以这样一种悲惨的方式宣告结束。难怪后人叹息：“使夫甲申、乙酉之间，以汴之守守两京，则天下可不不亡；辛已、壬午之间，以两京之守守汴，则汴人可以至今不死。”（清·白愚《汴围湿襟录》序）作者的心情是很沉痛的。他认为，假如用开封人守城的决心和意志，来守卫北京、南京，那么天下就不会灭亡。而用北京、南京两地不战而降的做法，来守卫开封，那么开封人就不会遭到灭顶之灾。

无独有偶。开封历史上第一次因兵祸水患而遭受的灭顶之灾，发生在战国末年。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率兵攻魏，大梁久攻不克，遂采取决河灌城的办法，三个月之后，城毁魏亡。史家只有寥寥几笔：“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结局与明末开封如出一辙，但人们已无从想见当时的战斗是如何惨烈。

同样是在明末。著名爱国将领、南明兵部尚书、开封人史可法在扬州督率军民抗御清兵，用生命和血性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悲壮千秋、可歌可泣的一页。

顺治二年（1645年）5月，豫亲王多铎统率十万清兵南下越过淮河，直奔扬州。其时，苟且偷安、醉生梦死的南明小朝廷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阻挡清军铁蹄南下，孤立无援的史可法抱定“城亡与亡”的决心，不计个人利害安危，不畏强敌，与将士坚守孤城。围城的清兵统帅多铎数次致书史可法，劝其投降，都被史可法坚决拒绝了。二十四日清军以红衣大炮攻城，入夜扬州城破，史可法拔刀自刎，被副将史德威等救下。众人拥下城楼，但不巧与破城的清兵相遇。史可法临危不惧，大呼：“我史督师也！”清兵将史可法带往统帅营帐，多铎再次劝说：“以前多次写信请你归顺，你都拒绝了。现在，你已尽了作臣子的义务，不能算有负于南明了。假如你能辅助我军平定江南，我一定委以重任。”史可法大怒道：“我是朝廷重臣，岂能苟且偷生，作万世罪人。我头可断，志不可屈……”史可法又对多铎说：“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使碎尸万段，也甘之如饴；但守城是我的事，与扬州百姓无关，不要杀害扬州百姓。”遂慨然就义，时年四十四岁。多铎因为攻城的清军遭到很大伤亡，恼羞成怒，下令屠杀扬州百姓。大屠杀延续了十天，死亡八十万人，史称“扬州十日”。

铮铮铁骨的史可法，以其“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气节和风骨，成为南明抗清以身殉职第一人。史可法死后十二日，其遗体不知下落，隔年，史德威将其衣冠葬于扬州城外梅花岭。清代文人张尔撰写了一副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赞颂史可法忠贞为国，捐躯战场的高尚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