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参加了各种庆祝游行,在高度兴奋之中,尽情体会和抒发了胜利的10月带来的激动和欢乐。毛主席身边的大坏蛋被抓出来了,中国的情况一定会变好,这种看法成为全民共识。当欢乐喜悦的激情慢慢消退以后,我们又回到了乡下,恢复了日常的出工劳动生活状态。但是,在每个人心底里,新的希望已经萌生。我们天天注意听广播,期待并观察着将要发生的变化。</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回到生产队大约两个月以后,从二伯伯家搬到了同一个生产队的社员刘友全新盖的草房里。这草房是刘友全为结婚盖的,因为婚事吹了,房子盖好他仍然住在父母家里,这房子就我一个人住。生产队按规定在房子不远处给我量了三丈的自留地,解决吃菜的问题。从此,我每天收工以后回到住处就多了一件事情,自己烧火做饭吃。</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我当年住过的房子,草顶换了青瓦</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开始的一段时间,我吃的蔬菜,还是二伯伯家给我提供的。有了自留地以后,二伯娘给了我一些菜苗帮我种下去,主要是莴笋、白菜,还教我栽了包谷秧。这些东西种下地以后,我按照二伯娘教我的方法浇水施肥,差不多天天都要去看一次,希望那些菜快点长大,只要发现一点点变化我心里都很高兴。想不到土地对一个从小生长在城里的人,也有如此神奇的魅力。</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自留地所在的小山坡</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开始自己生火做饭时我很不习惯,农村使用的燃料主要是柴山上捡的树枝丫和庄稼稿杆。烧柴火对知青是一个考验,既要会找柴,还要会烧柴火的技术。搞不好满屋烟熏把自己弄得眼泪长流,锅灶里还是冷冰冰的。在城里,我习惯烧煤,但从家里挑来的煤也很快就烧完了。其实烧煤也很麻烦,每次生火都需要先引燃木柴,引燃木柴需要更容易点燃的报纸稻草之类的东西。有一天收工后回家生火,我寻遍屋里屋外,找不到任何可以引火的稻草之类。点不燃火就只有饿肚子了,我有点着急。忽然想起听其他知青说过扯草房上的草引火的故事,我一下茅塞顿开,走到屋檐下,在厚厚的麦草中扯了一把下来,用这把麦草生火之后,才解决了我那天晚上的吃饭问题。可是第二天白天我再到那屋檐前,发现已经被雨水和时间变黑的草檐,露出了一块黄白色,非常显眼。一看就知道这里的草被扯过。我赶紧把草弄整齐掩饰了一下,再也不敢去上面扯草了。要是被房东发现了,那一定会造成矛盾引起别人怨恨,那是我绝对不愿意发生的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烧柴用火不方便,蔬菜和副食品缺乏,再加上劳作一天以后的疲累,吃饭这事我基本上就是对付着过。为了省事,我蒸一次米饭就蒸够吃一天的,每顿都是把饭用水煮一下,放一点菜叶子,再放一点盐,菜叶子煮熟以后就可以吃了。幸好那样的日子时间不算长,如果时间长一点,造成营养不良的情况肯定不可避免。因为下乡地点离家近,这一点给了我改善伙食的方便,一个月我基本上要回家一次。由于一天之内都能轻松打来回,所以我回家回队都比较随意。</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生产队的农田</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77年的春节过完以后,有一天我和初中的几位同学相约到翠屏山顶上去玩。那天天气很冷,好像要下雪一样。我们东拉西扯相互交流道听途说的消息,聊得很高兴。到下午大家要分手的时候,我忽然决定要回到乡下去。我和同学们告别后就从后山下去走到偏仓子,经广东馆沿着水渠到红旗大队,翻过一个叫黄泥榜的山口回到菜胜六队。当我走到山口的时候,一阵冷风吹来,我打了几个寒颤。在山口上的一块大田里,我发现了一层发亮的东西,好像是冰!我蹲下用手去摸,那层冰被我戳破了,大约有一毫米多厚。我很惊奇,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自然的冰块。我捡起一块看了看,然后轻轻的扔到冰面上,那块薄冰碎成小块吱溜溜地滑到了很远的地方。我又试了一下,发现冰块在冰块上面确实滑得又快又远,就像没有阻力一样。无意之间我验证了书本上关于冰上的摩擦力很小的说法。</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77年夏天要到的时候,全市开展了一场打击投机倒把和赌博的运动。一天,大队通知我到公社去,说是去协助办案。去了我才知道,公社根据平时的了解,抓了很多犯有这类违法行为的农民,每个人都要做口供笔录。公社的人手不够,所以抽调了一些知青去帮他们做这个笔录。在记录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农民主要是犯了打牌赌钱或者赶场倒卖鸡鸭禽蛋之类的事,有些已经是老油条了,被抓的人里面有几个还是菜胜大队的社员。记录口供的时候,他们说,我负责全部记下来,记完以后要念给他们听,再按上手印留档。大概用了两天时间我做完了安排给我的工作。回到大队不久,从公社和大队都有关于我的传言回来,话是那些被抓的农民传出来的,说菜胜六队有一个知青很得行。他们说:“询问的时候,我们一边交代,人家一边写,我们说完人家就差不多记完了。念给我们听,比我们自己说的还要清楚”。我听了觉得有趣,没有想到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在这里派上了第一次用场。但表扬我的人不是领导,而是被惩治的违法之人。</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日子在一天天过去,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得到中央同意。这是中国政坛一个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其它变化也在在悄悄发生,比如恢复承包制,田土要下放到户这样的说法,通过一些小道消息慢慢流传出来。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暗暗忧心了几天。我想,真要分一份田土给我,我这样混在农民队伍中的南郭先生,怎么能种出庄稼来?真的分田土了,我该怎样来养活自己?今天想来,只有和我一样,从小只知道相信集体,在一切服从组织安排,一切按照计划分配,一切不能自主的环境中长大的人,形成了简单的头脑,死板的思维,僵化的思想,对生活无知和缺乏自信,在受到这些消息冲击时,才会产生像我这样杞人忧天的想法。就像一条拉磨一辈子的驴,突然获得自由以后,不知道广阔天地可以任由奔驰,仍然只会一遍遍转着磨子大那个无形的圈。</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不过,另外一些变化却使我和其它知青都很受用,那就是送到乡下的坝坝电影开始多起来,收工之后我们的夜生活就多了一项内容。逢上本队或附近有生产队放电影,吃完晚饭之后,我去约杨健夫,或他来约我,我们就一路去看电影。说起看电影,农民们和我们一样热情高昂。夜深时电影散场,乡村的羊肠小道上照明的火把闪闪烁烁,老老少少,人影相连,人笑声,狗吠声此起彼伏,还有点电影里某些镜头的意境。有一天我们又约着去看电影,那天大队的另一个姓苏的知青和我们一路。看完第一场后,听说放映员还要去另一个生产队放一场,而且放的是一个新的片子。我们三人又跟到那个生产队去。到了放电影的坝子里,放映员在挂银幕和做其它准备工作。我们看见坝子后面有几个很大的稻草垛,就爬到其中一个上面去躺着,等待电影开始。我和他们两人说着话,渐渐感觉眼皮沉重起来。一会儿听说电影开始了,他们喊我起来看,我已经迷迷糊糊的不想睁开眼睛,接着就昏昏沉沉的进入了梦乡。不知道什么时候电影放完了,他们把我喊醒起来一路回家。那天放的第二场电影,我连一眼都没有看,却在山村夜晚的露天草垛上睡了一大觉。一个好像很爱好电影的假文艺青年不知不觉露出了马脚。</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仅仅下乡不到一年的时间,我这个城里来的学生,在生活上确实已经完成了很多向贫下中农的转化。我已经成了一个吃饭只要求填饱,睡觉不必要床铺,走路喜欢打赤脚,浇肥不怕用屎尿的人。</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77年的国庆节,是我下乡一年又一个月的时间。国庆节前一天我从生产队回家过节,以往回家我都是背一个小挎包,这次我是挑着一挑担子回家的。担子里挑的是生产队分到的几斤酒米和四十多斤红苕。我长到二十岁,此前吃穿都完全是靠父母,除了打过一个月的临时工,我在经济上对家里没有过什么贡献。下乡一年以后,能挑着这酒米和红苕回家,我感觉很兴奋。虽然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更谈不上值钱。但这是我一年劳动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我要自己把它从乡下挑回到家里。</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那天天气比较暖和,中午吃过饭休息了一下,我挑着担子就上路了。因为已经习惯了打光脚走路,我把塑料凉鞋放到萝筐里,那是我第一次挑着几十斤东西走十几公里的长途。一路上我试着检验自己担子不下肩能走多远,单肩不换能走多远,然后心里暗暗得意。那天我途中只休息了两三次就到了火车站附近,看看要进城了,我才把凉鞋穿上。回到家里的时候,母亲看见我挑了几十斤红苕回家,高兴的问我:你自己挑回来的啊?然后摸着我被扁担摩擦红的肩头,十分心痛地喊我快点休息。</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把几十斤东西挑回家后,我内心真的很为自己劳动能力的变化骄傲。一年前的我,真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一年后的我,居然能打光脚挑担子走十几公里路。一年的经历让我意识到,人的身体的忍受能力和可塑性确实很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就有什么样的身体能力,人的身体完全可以被环境轻易的改造。相比之下,人的思想和见识要被改造可能要难得多。比如,我下乡的目的是为了锻炼好自己,希望各方面符合要求了,能早一点去参军或安排工作回到城里。这一点我一直没有变,而不是觉得身体锻炼得能够适应农村劳动了,就准备在农村生活一辈子。</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回到家没有几天,听到一个小道消息在社会上越传越真,大家都在传说中央可能要在明年恢复大学招生,恢复公开考试的办法。这不明来路的小道消息唤醒了许多人的梦想,大家都希望这是真的,而且很多人都希望当年就能实现。</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读大学也是我一辈子最大的梦想,这消息似乎让我看见了走出农村的又一个途径。我特别希望它是真的,而且我还想,如果我考上大学离开农村,就不会分田给我这个不会种庄稼的人,我也不会为自己种不出庄稼养活自己而担忧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家里度过国庆节以后,我又回到了生产队。一边劳动,一边期盼着小道消息能变成正式的消息。1977年10月21号,中国各大媒体终于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同时透露当年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喜讯!</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从1976年10月到1977年10月,刚刚一年,全国人民期待的国家的重大变革出现了,恢复高考这个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改变千千万万青年命运的重大决策出台了,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对中国现实的社会和历史,必将产生长久和深远的影响。</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当天就回到了城里。我准备买来报纸,细细的阅读有关内容,确认自己有没有参加报名考试的资格。</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部分图片来自网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