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保姆

信天翁

我的保姆

我的保姆，姓闫名梦贤，是一位河北籍妇女，大约长我父母十来岁。

她丈夫胡锡林，当年在东关某贸易公司做职员。夫妇俩一生无子女，却很喜欢孩子，尤其是男孩儿。

据父母亲和姐姐们说，我刚满月就请了闫妈照看。母亲产假休完上班后，闫妈就抱着我去了她的家。当时我家就在东关索罗巷口的1号大院，闫妈就租住在相隔不到百米的更新街马家大院南偏院里。

我家人都管闫妈叫胡妈（夫姓），我却从懂事起，就直接叫妈，与叫母亲沒有任何区别。以至于刚懂事时一段时间内，我总奇怪别的同院孩子们都只有一个妈，而我却有两个。她俩都在时，我喊一声妈，她俩总会不约而同地回头答应。

这是我百天时的姊妹合影照，三个姐姐围着我。

当时二姐在市二中上学，三姐在东关小学上学（大姐从小送去了张家），有时她们也来闫妈家与我一起吃午饭。

马家院子是个五进大院。在更新街上坐东朝西，门口是一店铺，印象中是卖土杂货的。铺南紧挨一小门，通过一长长的甬道，绕过店铺就是高高的二门。进二门是一长条形的四合院，上房则是一明两暗的过厅。穿过去才是拥有高大主房的大四合院，沿着两边砖道向东，再上几级砖石台阶就到了半人高的东家主房门前台地，主房也是一明两暗形式。主房台地的南北两端，各有一个偏院，偏院门前也都有几层台阶。闫妈家就在南偏院里，只是一间不算大的厢房。南偏院北靠主房高大的南侧墙，南边一堵土墙，东西两排厢房，围成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安静小院子，中间的空地也就一二百平的样子。

印象中，我们同院孩子们最常玩的游戏，是各竖坐一个小板凳，两手拉着板凳一头，围着院子转圈儿，时曰骑马比赛。为此我把闫妈家里的唯一一个乌木小凳都几乎拉散架了，母亲特意给我买来一把桔红色的小椅子，这可方便多了，从此騎马比赛时，我总能当第一。这把小红椅子一直用了几十年，到我儿子三岁时，正逢洛杉矶奥运会，他总要站上去，跟着电视升国旗唱国歌。

记得五六十年代，城里人家的灶头大都是垒在屋檐下拉风箱的烧煤锅灶（也能烧柴草）。进屋门口都放一陶瓷大水缸，主院正房门前的台阶上有一水龙头，全大院人都到那里去提水。闫妈是小脚，提水上台阶很吃力，一般都是胡伯伯下班去提水。胡伯伯去世以后，就是父母亲来时帮着将水缸打满了。

闫妈非常爱我，完全将我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来抚养，甚至到了宠溺的程度。尤其是胡伯伯去世以后，我便成了她生活的全部。河北人喜欢吃饺子，闫妈给我隔三差五的总包饺子吃。那时吃肉是很奢侈的事儿，闫妈将肉饺子馅儿只包给我一个人吃，她和我姐都吃素馅儿饺子。把剩余的肉馅儿封在一个小瓷罐儿里，沉在水缸中。只等我嚷嚷着想吃肉时，便拿出来给我包几个饺子。如此能反复好多天，包括盛夏都不坏。

闫妈不许我出大院子玩，经常给我讲鬼神狼虫的故事吓唬我，说外面白天有骗走小孩儿的，马路上有汽车马车撞人的；夜晚有狼有鬼专吃小孩儿…… 所以我们一群孩子都只是在几个院子里串着玩各种游戏。每到饭口或傍晚时，总能听到一声连一声带着河北腔儿的呼喚：方子儿一一。 不管我在哪个院里玩，一听见这声召唤，便连蹦带跳地往回跑。有时正玩得兴浓，实在是不忍离开，便尽量大声地回应：嗳一一我在这儿呢。不多时，闫妈就拐着小脚赶来了。一边拉着我的手往回走，一边数落吓唬着：小孩子要是不听话，一会儿就有……

印象中只有一次闫妈惩罚我。那时计划供应，每人每月只有二两食用油，油票印的花花绿绿。三四岁的我把家里全年的油票拿到院里，玩起了坐公交车的游戏，一张张撕给小伙伴们当车票用。闫妈发现后赶忙一张一张要回来，想教训一下我，又舍不得下手，便领我去了父母家，反正离索罗巷1号院也不过百米的距离。那是我第一次挨父亲的打，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刚刚伤心的哭了几声，闫妈就赶紧拉着我离开了1号院。出了院门我己经不哭了，可闫妈却一路抹着眼泪，心疼的不行。路上给我买了水果糖，进门又开始包肉馅儿饺子。

闫妈老两口儿感情很好，一直相敬如宾。有一年春节前夕，却因为我吵架了。仿佛是个下午，胡伯伯专门回来领我去他们公司开联欢会，印象中有糖果吃。路上胡伯伯牵着我的手，一提拉我就能借力“飞”过台阶、门道…… 等等人行道上的障碍物。我一路上兴奋的又叫又笑。回家后，我一边把玩着带回来的糖果，一边有一句沒一句的给闫妈分享了我的快乐。不料想却引起了闫妈对胡伯伯的指责：方子还小，你要把胳膊提脱臼了可怎么得了？！直到后来大了点，我才懵懵懂懂的意识到是我惹的祸。

似乎就在那一年中，胡伯伯因病去世了。河北任丘县老家来了人，和闫妈一起将胡伯伯灵柩送回去安葬，闫妈也将我一同带走了。在河北呆了几个月，据说闫妈还带我去了北京亲戚家。时间一久，父母亲着急了，一连三封电报催促闫妈带我回来。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远游，但五十年代的北京城与河北任丘乡村，究竟是什么模样？我连一点印象都沒留下。唯一印象深刻的，是闫妈独自带我购买返程火车票时，因为人流很大，把我夹在她两腿之间排队买票。我被连夹带挤地哭出了声，感觉难受了好长时间才被解放出来。

四五岁时，我喜欢上了小人书（连环画）。先是看同院小伙伴的，后来就偷偷溜出大门，到鸡市拐的小人书摊上去看。没有钱怎么办，按照小伙伴们的办法，将吃完的桔子皮晒干，捧着去大院对面的中药铺卖几分钱。正好我的四舅爷就是这家药铺的中药师，不伦我拿去的桔子皮是多是少，有时可能还沒晒干，舅爷一概都给我递下来五分硬币，还总不忘嘱咐一句：过马路要两边看噢。然后就坐在书摊里不动了，因为还不认字，只是看画，所以我翻的很快，经常反复翻看。有时还没看完五分钱的，闫妈就顺着院里孩子的指引找来了。闫妈没上过学，只认识自己的名字，还不会写。但她见我爱看书并不生气，只说想出来看书要让她知道，后来就经常陪我出来看书了。

闫妈还领着我去过八仙庵，毎个大殿都要进去磕头烧香拜神。但她从不要求我去磕头，只让我在旁边等她。

今天整理旧像册，偶然发现一张陈年旧照，似乎是从证件上撕下来的。别人不知他是谁，我却认识，这就是我的胡伯伯＿＿胡锡林。

我的百日纪念照

两岁照

记忆中我第一次进城，是父亲用板车拉着我和闫妈去看钟楼。后来又去钟楼市场里的剧院看过几次评剧与河北梆子戏。什么戏名己沒有记忆，反正除了武打场面，其余的我都是昏昏欲睡的状态。经常就在闫妈怀里睡着了，怎么回的家？我不知道。

好像在我五六岁间，我跟着闫妈搬家了。住到了北郊龙首村新盖的青砖家属楼上，据说是西安市最早的安置小区。似乎就叫龙首村西北区xx号楼，楼外不远处新建一小学（龙首村小学？）。学校的外墙，是一道花砖墙，能看到里面的教学楼和操场。三姐每天都要背着个高凳去这个学校上学（可见当年小学里连桌凳都配不齐），跟我们住在一起。麦收时节，三姐领着我去楼外的麦地里去检麦穗、逮蚂蚱……常常会扎了手，回来闫妈不说我，总是训斥三姐带我不小心，我都经常替三姐感到委屈。

有一年我过生日，父母亲都忙得没顾上来看我。闫妈就领着我到北稍门去赶集。当时我们站在小区门前的龙首路上（应该还是土路）向南望，除了农业展览馆一座高大建筑外，到处一片庄稼地和低洼荒草乱坟地，远处的北稍门和青门村都是一片低矮灰暗的老房屋，一目了然。但我俩从荒草乱坟地里穿过去也走了好长时间呢。在集市上，闫妈花了五角钱给我买了一个茶鸡蛋，算是给我过了生日。

后来又搬到了龙首村东南区去住。当时这一片算是“别墅区”，全是较为别致的平房，花草树丛道路都有点像现在的小区了。邻居也是河北人，和闫妈很熟，似乎是个高干家庭。有个大我一点儿的小姐姐，名叫小荷，经常骑着一辆三轮童车来找我玩儿。原来马家偏院里的邻居邢妈妈也住在这一片。马路南边正在盖新区，工地上的工人需要开水，闫妈就与邢妈妈一起搭伴儿做起了卖开水的生意。闫妈在家烧开水，我也能帮忙拉风箱了，邢妈妈提着水瓶送到工地上去卖，好像一天能嫌好几元钱呢。

我七岁那年，母亲送我去到城里后宰门第二小学上学，而且要住校，每周只有星期天才能回家一天。闫妈不放心，开始时每天都从龙首村走到后宰门来看我一次。学校是封闭式管理，平时不让人进，也不许学生出来。闫妈就坐在校门口的石礅子上，请传达室的赵老师递话儿进去找我。当时我同班一个女生叫贾志先，热情外向，总跑来给我送信：丁小方，你妈来了，在大门口等你呢。一下课她就跟着我一块儿向校门口跑，闫妈就把带来的吃食也分给她一份。闫妈不停的冋东问西，吃的住的穿的教的……我边吃边答。上课铃响了，闫妈目送我们进校直到看不见，才恋恋不舍地往回走。后来连贾志先似乎都知道了我有两个妈。

闫妈就这样陪了我一个学期后，终于向我父母告辞要回河北老家去了，并拿出了她妹妹寄来的邀请信。胡伯伯去世后，闫妈己是孑然一身，我父母亲早已把她当做一家人看待，张口必先称胡嫂，所以一直不同意她孤身回去。闫妈很要强，觉得我己长大，又住校上学，确实己不需要她照顾了。她说老家有一院房子，还有自留地，侄子胡铁中可帮她照料，在生产队里她可享五保户待遇。父母亲见劝不住她，便在我第二个学期开学后，买好车票送她上了火车。

从此，闫妈与我开始了“两地书” 的日子。我小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初始，就在父母亲逐字逐句的教导下，一笔一划地写完了平生第一封信。其中半数以上的字是用拼音代替的（当时连拼音都还不熟呢！多亏有当过教师的母亲帮忙）。后来才知道，我的这封处女作可苦了我的闫妈！她找村里的老先生给她读信并回复，可老先生不认识拼音，又找的大几年的小学生才算明白了大意。这以后的信我就不敢再用拼音了，多是父母亲按我的口授先写成草稿，然后再由我照猫画虎的誉抄一遍才能寄出。隔段时间父母亲还要汇点款和全国粮票过去。因为当时的农村一遇到灾害，就会出现饿肚子的事情，这种节奏一直延续到我们全家被下放到岐山农村。当时的下放干部去农村都是“三带”（带工资、带居民户口、带商品粮食关系），所以父母亲到了农村也依然具备有接济闫妈生活的能力。



我和闫妈这张唯一的合照，是她离开西安前特地去照相馆留下的。

现在从鸡市拐人行桥上看东关正街，远处是西安大东门。

现在的鸡市拐

鸡市拐的街边现在立有牌子

这个小区就是在当年马家院子的地基上盖的

这是在当年索罗巷1号大院地基上盖起来的家属楼

现在的索罗巷口

现在的八仙庵正门

八仙庵街边一溜儿看相算命滩儿

一九七五年夏天，我用十几天的探亲假时间，专程前往河北省任丘县探望了闫妈。

一路上用了两天时间，汽车转火车，再倒汽车才到了白洋淀边上的端村码头。在等船时，无意中看到几位当地妇女，席地而坐，周围全是芦苇篾子。只见那些长长短短的白篾子，在她们手中上下翻飞，宛如仙女舞袖般，令人看得眼花缭乱。几瞬间就在她们身边被编织成了一领微白光滑的新席子。直到湖边传来“开船了”的喊声，我才从呆楞中回过神来。七八个人的小木船，由船夫摇着撸，吱吱呀呀一摇一摆地进了白洋淀。小船一会儿穿行在荷花丛中，一会儿又钻入到芦苇荡里，似乎无边无际。晃了好久后才终于看见了对岸的码头。

我的干兄高秉建，小时候也是被闫妈照看过的，他依着我先前信中所约的时间，推着自行车，正站在码头上等我。他高高的个头，大大的眼睛，很帅气的模样。虽然我俩之前并未见过面，但是那口我很熟悉的河北腔调，立刻就带给我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感。他用自行车带着我，沿着乡间小道，先去了他家安新县刘李庄村。然后就直奔任丘县的西良淀，那是闫妈的妹妹家。进了闫姨家大门，我一眼就认出了分别十多年的闫妈，可她却看了好半天才确定是我一一她的方子儿。因为我己从一年级小学生变成了二十出头的大小伙子。在我陪着闫妈回到任丘县小关村她的老家那天夜里，我们说了大半夜的话，闫妈问的很多很细…… 待我睡着以后，她又端着一盞煤油灯（当时村里还沒通电）静悄悄的摸我，把我摸醒了。不过我强忍着痒痒继续装睡，任由她从头发面庞一直摸到脚趾脚跟。我知道她这时的视力己下降的很厉害，听闫姨说是经常想我哭坏的。

她侄儿胡铁中有两个女儿，一个三四岁，一个五六岁的样子，都很活泼可爱。每天都从院子里柔声喊着奶奶，一路跑进屋来找闫妈玩，能看出来闫妈对这两个侄孙女也很喜欢。

我还与闫姨家的儿子一起去当地集镇上赶过集，我给闫妈买了块白绸布料做了件衬衣，留下些钱安慰她。日子过的很快，离我的假期快到了，秉建哥打算带我去趟北京，说是可以住在亲戚家。

于是我俩坐火车进了京，他亲戚家就在距建国门不远处的长安大街上，再向西走一点就是东单，晚上我俩就沿着长安街散步，走到天安门广场上转一圈儿，再回来睡觉。去看了故宫、天坛、颐和园…… 还去先农坛体工队营地去找过他的老乡。

那也是我第一次见识地铁，北京一号线，当时是全国唯一通车运营的地铁。

这是我俩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合影。

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次与闫妈的相见，竟成了我们的永别。

一九七七年，我就收到了闫妈去世的噩耗。

老人给我的爱，是整整七个年头的真诚的母爱。反过来对她而言，我却是她整个后半生的全部精神世界。

退休后我一直在筹划着再去趟河北，一是旧地重游，看看秉建哥一家的生活；二是去给闫妈上个坟，寄托我的哀思。可惜一度与秉建哥失去了联系，寄去的信石沉大海，未能如愿。前年偶然又试一手机号竟然成功了，与秉建哥四十多年后又在视频中相见，我高兴坏了。本来相约二O年春天我带老伴儿前往河北，了此宿愿，没成想让新冠疫情给打搅了。又筹划着推到今年，不想河北疫情又有反复，秉建哥电话上说，他们哪儿又封村了！但他非常期待我们老哥俩的再次重逢。

唉，看来好事多磨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