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巨人，已然离却 ——老舍先生留下的话语

老 关

清末戊戌年，腊月二十三，京师西北方位一条顶不起眼儿的窄小胡同，出生一个男婴。他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巨人老舍先生。生怹那天换为公历，则是1899年2月3日。

先生一生著作等身，人文关注范畴宏阔。这里，谨撷取其有关话语56则，以志纪念。

“我昔生忧患，愁长记忆新。童年习冻饿，壮岁饱酸辛……”

“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我是旗人，但旗人也是中国人。”

“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作一件事讨她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青蜓一直到我梦里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个小的事件里有一个我，我的每一思念里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

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啊！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但是辜负了北平，也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来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里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

“那时，我须把一点点思想，像变戏法的设法隐藏起来，以免被传到衙门，挨四十大板。”

“……我觉得自己可笑，别人也可笑；我不比别人高，别人也不比我高。谁都有缺欠，谁都有可笑的地方。”“他一定说他是圣人，叫我三跪九叩报门而进，我没这个瘾。”

“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在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

“我不能吆喝我的作品是‘人类改造丸’，我也不相信把文学杀死便天下太平。”

“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

“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奖为荣，示甘为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终，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喜。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也不后悔。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我是由旧社会过来的人，假若自诩能够一下子就变成为今天的思想家，就是自欺欺人。”

“……我觉得自己可笑，别人也可笑；我不比别人高，别人也不比我高。谁都有缺欠，谁都有可笑的地方。”“他一定说他是圣人，叫我三跪九叩报门而进，我没这个瘾。”“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在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

“……我却没有给《月牙儿》中的女人，或《上任》中的‘英雄’，找到出路。我只代表他们伸冤诉苦，也描写他们的好品质，可是我没敢说他们应当如何革命。”“我看见在当时的革命文学作品里，往往内容并不充实，人物并不生动，而有不少激烈的口号，像：几个拣煤核的孩子，拣着拣着煤核儿，便忽然喊起：我们必须革命。我不愿也这么写。”

“我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的斗争……这是因为我未能参加革命，所以只觉得某些革命者偏激空洞。”

“糊涂是我们的要命伤……经济，政治，教育，军事等等足以亡国，但是大家糊涂足以亡种。”“猫人的糟糕是无可否认的。我之揭露他们的坏处原是出于爱他们也是无可否认的。”

 

“北京的巡警是最服从民意的。只要你穿着大衫，拿出印着官衔的名片，就可以命令他们，丝毫不用顾忌警律上怎怎么么。假如你有势力，你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察厅什么时候你在街心拉屎，一点不错，准有警察替你净街。”

“路上有个小石子，忽的一下，一群人全蹲下了，人潮起了个旋涡。石子，看小石子，非看不可！蹲下的改成坐下，四外又增加了许多蹲下的。旋涡越来越大，后面的当然看不见那石子，往前挤，把前面坐着的挤起来了几个，越挤越高，一直挤到人们的头上……”

“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一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要有这么四万万个出窝老，这个国家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吭的呜乎哀哉了！”

“城市生活发展到英国这样，时间是拿金子计算的：白费一刻钟的工夫，便是丢了，说，一块钱吧。除了有金山银海的人们，敢把时间随便消磨在跳舞，看戏，吃饭，请客，说废话，传布谣言，打猎，游泳，生病；其余普通人的生活是要和时辰钟一对一步的走，在极忙极乱极吵的社会背后，站着个极冷酷极有规律的小东西──钟摆！人们交际往来叫‘时间经济’给减去好大一些，于是‘电话’和‘写信’成了文明人的两件宝贝。白太太的丈夫死了，黑太太给她写封安慰的信，好了，忙！白太太跟着给黑太太在电话上道了谢，忙！”

 

 

“他们（指英国人——引者注）对牲口们是尽到力量去爱护，即使是为了杀了吃肉的，反正在它们活着的时候总不受委屈。中国有许多人提倡吃素禁屠，可是往往寺院里放生的牲口皮包不住骨，别的畜类就更不必说了。好死不如赖活着，是我们特有的哲学，可也真够残忍的。”

“小坡过年的时候，这‘各色人等’也都过年；所以显得分外的热闹。那里有穿红绣鞋的老太太，也有穿西服露着胳臂的大姑娘。那里有梳小辫，结红绳的老头儿；也有穿花裙，光着脚的青年小伙子。有的妇女鼻子上安着很亮的珠子，有的妇女就戴着大草帽和男人一样的作工。可是，到了新年，大家全笑着唱着过年，好像天下真的是一家了。谁也不怒视谁一眼，谁也不错说一句话；大家都穿上新衣，吃些酒肉，忘记了旧的困苦，迎接新的希望。”

“九一八不是去年降生的么？是的，紧跟着九一八就是重阳，去年的重阳也是很热闹啊！是的，我从抽屉里找出去年的日记，上面有几句不像诗的诗，是去年重阳写的。因为不像诗，所以写完就放在抽屉里。重阳又到了，诗仍在那里，人民仍在山上，九一八的降生地仍在仇敌手里，……我非发表那些诗不可了。诗不像诗，是的；可是国民不像国民呢？有此国民有此诗，至少合乎‘中国逻辑’。”

“平津失陷的消息来到，阴城偷偷的哆嗦一下。哆嗦只能把身上敛缩。阴城要像刺猬似的缩成一团；不，缩成一个小豆，好藏在什么安稳地带，或滚到远方，避免敌人的炮火。有钱的赶紧去到银行，惊喘不定的签了支票，取出法币，塞圆了皮包，紧抱在胸前。……火车站挤满了人，踩死了小孩；买了票的平民没有车坐，无票而有势力的上了车而把车门锁上。……国事的危急全表现在几家报纸的特号字的标题上。城里空了许多，连天空的尘雾都小了一圈。那负着保卫国土之责实在没法逃脱的人们，都无可奈何的多吃顿好饭，多喝半斤黄酒，多洗洗澡，多听听戏；茶馆酒肆与妓院戏园反显得繁荣，活一天是一天，且现赚个快活。”

“国难期间，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儿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

 

“有一点可是很清楚，就是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假若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幽默便有了很大的重要；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文艺的因素之一的缘故吧。”“有人管我叫幽默的写家。我不以这为荣，也不以这为辱。我写我的。”

“文人也是如此，他们读书作文……一定要把那抽象的哲学名辞搬来应用——道啊，理啊等等总在笔尖上转。文学就不准是种无所为、无所求的艺术吗？不许。一件东西必定有用处，不然便不算一件东西；文学必须会干点什么，不拘是载道，还是说理，反正它得有用。”

“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进步，要人人幸福。他的居心与圣哲相同，恐怕就不屑于，或者来不及，再管衣衫的破烂，或见人必须作揖问好了。……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正如他平日的那些小举动被视为疯狂，他的这些舍身救世的大节也还是被认为疯狂的表现而结果。即使他没有舍身全节的机会，他也会因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或不肯赞谀什么权要，而死于贫困。他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诗。诗，救不了他的饥寒，却使整个的民族有些永远不灭的光荣。诗人以饥寒为苦么？那倒也未必，他是中了魔的人！”“及至社会上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这个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它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躏，以至于灭亡。会引来灭亡的，无论是什么东西和道理，总是该及时矫正的。北平已经亡了，矫正是否来得及呢。”

“中华民族是好是坏，一言难尽，顶好不提。我们‘老’，这说着似乎不至于有人挑眼，而且在事实上也许是正确的。科学家在中国不大容易找饭吃，科学家的话也每每招咱们头疼；……谈到民族老不老的问题，自然也不便刨根问底，最好先点头咂嘴，横打鼻梁：‘我们老得多；你们是孙子！‘，’于是，即使爷爷被孙子揍了，到底孙子是年幼无知；爽性来个宽宏大量，连忤逆也不去告。这叫‘劲儿’。明白这点劲儿，莫谈国事乃更见通达。”

“我虽然同情革命，但我还不是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并不真正理解革命，而对不理解的东西是无法写出有价值的东西的。

……

革命的第一阶段是爱国主义的。第二阶段是爱国主义和要取得推翻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反动派的胜利。所有人都能理解所发生的事情，连没有文化的祥子都能明白。现在，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重点是改变思维方法，而不是改变生活条件了。

我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希望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无法描写这一斗争。我也无法和一九六六年的北京学生一样思维或感受世界，他们是用马克思主义看待世界的。

你们大概觉得我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资产阶级老人，一方面希望革命成功，一方面又总是跟不上革命的步伐。我们这些老人不必再为我们的行为道歉，我们能做的就是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为那些寻找自己未来的青年人扬手送行……”

“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这些病，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会使历史无声无色的，平凡的，像一条老牛似的往前慢慢的蹭；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多少照耀全世界的发明与贡献。及至国家遇到危难，这些病就像三期梅毒似的，一下子溃烂到底。”

“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那么，在抗战中，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地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在生死的关头，我们绝对不能讳疾忌医！何去何从，须好自为之！”

“一人群单位，有它的古往今来的精神的与物质的生活方式；假若我们把这种方式叫作文化，则教育、伦理、宗教、礼仪，与衣食住行，都在其中，所蕴至广，而且变化万端。……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

“任何想通过战争解决人类问题的人，思想都是落后的。战争是最原始、最野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时常自我称赞，说我们有文明，有文化，但是假若不放弃战争，我们的文明和文化算什么？你们和我，都必须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俩（指罗常培，满族，老舍挚友，著名学者——引者注）在作人上有相同之点，我们都耻于巴结人，又不怕自己吃点亏。这样，在那浑浊的旧社会里，就能够独立不倚，不至被恶势力拉去作走狗。我们愿意自食其力，哪怕清苦一些。……遇到一处，我们总是以独立不倚，作事负责相勉。志同道和，所以我们老说得来。……莘田所重视的独立不倚的精神，在旧社会里有一定的好处。它使我们不至于利欲熏心，去趟混水，可是它也有毛病，即孤芳自赏，轻视政治。莘田的这个缺点也是我的缺点。我们因不关心政治，便只知恨恶反动势力而看不明白革命运动。我们武断地以为二者都是搞政治，就都不清高。”

“半老无官诚快事，

文章为命酒为魂。

深情每视花常好，

浅醉惟知诗至尊！

送雨风来吟柳岸，

借书人去掩柴门。

庄生蝴蝶原游戏，

茅屋孤灯照梦痕。”

“中年无望返青春，

且作江湖流浪人；

贫未亏心眉不锁，

钱多买酒友相亲。

文惊俗子千铢贵，

诗写幽情半日新。

若许太平鱼米贱，

乾坤为宅置闲身。”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人人都有批评的权利。我们的作品不仅是文学批评的靶子。每个读者都对作品有自己的说法。理论上说这是大有好处的，批评只会鼓励更好的作品。但是粗暴的批评却鼓励不了任何人。相反，这不过是乱打棍子。……打棍子鼓励不了好作品，只能毁掉作品。”“我们应该珍视一切能够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这才是繁荣我们文学的道路。再有，我们应该鼓励而不是妨碍每个作家有其自己的风格。……我们的作家无论属于什么党派、什么流派或什么特长，也不管是通晓古典文学的老作家还是大胆创新的青年作家，就都可以开放出鲜艳的花朵。这样我们就会有手法和题材上五彩缤纷的文学。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是充分贯彻了我们的百花齐放的方针。”

“我的见解总是平凡。”

“好吧，随便写吧，管他像样不像样，反正我又不想发表。……我初写小说，只为写着玩玩，……钢笔横书，写得不甚整齐。这些小事足以证明我没有大吹大擂的通电全国——我在著作；还是那句话，我只是写着玩。”

“我的确认识《茶馆》里的那些人，好像我给他们都批过‘八字儿’与婚书，还知道他们的家谱。因此，他们在《茶馆》里那几十分钟所说的那几句话都是从生命与生活的根源流出来的。”

“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这两个字就立刻有几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开映。”“在抗战前，我已写过八部长篇和几十个短篇，虽然我在天津、济南、青岛和南洋都住过相当的时期，可是这一百几十万字中十之七八是描写北平。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一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济南和青岛也都与我有三四年的友谊，可是我始终不敢替它们说话，因为怕对不起它们。”

“我早已下定决心，如果日寇从南边打来，我就向北边走，那里有嘉陵江，滔滔江水便是我的归宿！我决不落在日寇手里，宁死不屈！”

“跳江之计是句实谈，也是句实话。假如不幸敌人真攻进来，我们有什么地方、方法可跑呢？……不用再跑了，坐等为妙；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  

 

“北平除了风没有硬东西。”

 

“报纸与宣讲所里常常提倡自由；事情要是等着提倡，当然是原来没有。我原没有自由；人家提倡了会子，自由还没来到我身上，可是我在宅门里看见它了。民国到处是有好处的，自己有自由没有吧，反正看见了也就得算开了眼。

你瞧，在大清国的时候，凡事都有个准谱儿：该穿蓝布大褂的就得穿蓝布大褂，有钱的也不行。这个，大概就应叫专制吧！一到民国来，宅门里可有了自由，只要有钱，你爱穿什么，吃什么，戴什么，都可以，没人敢管你。所以，为争自由，得拼命的搂钱；搂钱也自由，因为民国没有御史。你要是没在大宅门待过，大概你还不信我的话呢，你去看看好了。现在的一个小官比老年间的头品大员多享着点福……自然如今搂钱的也比从前自由的多。别的我不敢说，我准知道宅门里的姨太太擦五十块钱一小盒的香粉，是由什么巴黎来的；巴黎在哪儿？我不知道，反正那里来的粉是很贵。我的邻居李四，把个胖小子卖了，才得到四十块钱，足见到这香粉贵到什么地步了，一定是又细又香呀，一定！

好了，我不再说这个了；紧自贫嘴恶舌，倒好像我不赞成自由似的，那我哪敢呢！

……自由的搂钱，专制的省钱，两下里一合，你的姨太太就可以擦巴黎的香粉了。这话也许说得太深奥了一些，随便吧！你爱懂不懂。”

“伟大与藐小的相触，结果总是伟大的失败，好似不如此不足以成其伟大。”

“盼哪，盼哪！只盼谁都讲理，谁也不欺侮谁！可是，眼看着老朋友们一个个的不是饿死，就是叫人杀了，我呀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松二爷，我的朋友，饿死啦，连棺材还是我给他化缘化来的！他还有我这么个朋友，给他化了一口四块板的棺材；我自己呢？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看，遇见出殡的，我就捡几张纸钱。没有寿衣，没有棺材，我只好给自己预备下点纸钱吧，哈哈，哈哈！”

“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作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

“穷人的的狡猾，也是正义。”

“年轻人，总急着出名，他们不知道，名人不是那么好当的。成了名人，那名字就不只属于你自已，有许多的社会义务。当名人，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甚至牺牲个人的自由。”

“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主权。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枪口还热着。他们的长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盾，都有什么用呢；连祖先和祖先的神明全不灵了啊！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枣红色多穗的镳旗，绿鲨皮鞘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听说，有人还要杀下皇帝的头呢！”

“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

“我觉得我的一段鼓词设若能鼓励一些人去拼命抗战，就算尽了我的微薄的力量。假如我本来有成为莎士比亚的本事，而因为乱写粗制，耽误了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一点也不后悔伤心。是的，伟大作品的感动力强，收效必大，我知道。可是，在今日的抗战军民中，只略识之无，而想念书看报的正不知有多少万；能注意到他们，也不算错误。”

“……从印度接来佛法，

放大了爱的光明，

从西域传来可兰，

发扬了清真洁净；

无为的老庄，

济世的孔孟，

多一分真理，

便多一分人生，

多一份慈善，

便多一分和平；

道理相融，

渗入人生，

善为至宝，

何必相争？

我们的心地和平，

我们建造了和平，

和平！和平！和平！”

“他们对一切负着责任，前五百年，后五百年，全属他们管。可是一切都不管他们，他们是旧时代的弃儿，新时代的伴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