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之路（上）

紫云楼主人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这是五千年来的历史总结，是站在二十一世纪历史新高点回顾过去漫漫历史长河的宣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是经过数千年的苦难磨砺出来的，是一代代华夏儿女用勤劳和智慧耕耘的，是经过世界和中华的历史见证的。无论以秦汉或是唐宋的眼光放眼当时，还是用现实的胸怀来重新定位这个世界，这片每天最早出现阳光的大地总是用一个又一个的辉煌一直向世界证明着这种自信，尽管经历了一路风雨，她都依然坚定屹立在世界东方。

东方地平线的曙光

中华民族是数千年自然、历史的选择和多民族融合的结果，是地域、文化、血统不断磨合的传承延续。华夏文明的先进性不仅仅是历史和地域层面，更深的价值在于文化的积累和沉淀。

最早的华夏族来源于中原原住民，华是华山，夏是夏水（汉水），华夏就是居住在渭河流域的华族和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传说中都是炎帝和黄帝的子孙。黄帝在和炎帝争夺部落联盟首领的阪泉之战中获胜，炎帝的部落并入黄帝部落。这个部落联盟在中原逐鹿之战中又打败了河北山东一带的九黎族首领蚩尤，形成了更为庞大的华夏部落联盟，开启了中华文明发展之路。

黄帝和炎帝是后人的尊称，在上古时代，部落首领死后都称为“帝”。黄帝的姓氏说法不一，有公孙、姬、轩辕、有熊等多种说法，姬姓说法更普遍一些。从女为姓应该是当时的一种文化习俗，很多部落的姓氏都有女旁，这是母系氏族的习俗沿袭和对母性尊奉的体现。传说中的上古八大姓中姬、姚、妫，姒、妘、姞六个都是从女旁的姓，史学记载舜就是姚和妫姓，商汤的先祖叫有娀氏，夏的建立者启是姒姓，周朝文王一族是姬姓。在部落和部落联盟的上古时期，姓氏是血统和身份的象征，普通平民和奴隶是没有姓氏的。

远古人类逐水而居逐步形成部落，群体协作的生产生活带来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形成。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产生时间要早一些，距今7000多年前已经形成奴隶制王朝；幼法拉底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和我们夏商周同时期；恒河流域的古印度吠陀文明比我们晚一些，大约在我们春秋战国时期。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文明早已湮灭在历史长河中，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唯一传承至今，这也是中华文明的伟大所在，是中华文明先进、深厚和强大的体现。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创造的智慧民族，并且有记录的好习惯，哪怕用龟甲、兽骨、结绳的方式都要把探索自然的过程进行记载，更何况后面还有竹简、丝帛和伟大的造纸术。在现在的埃及、印度和伊朗伊拉克你找不到多少五千年前的文化影子，仅有的也只是废墟遗迹和史学考古的猜测分析，他们不像我们这样喜欢学习和记录，也没有几个像样的史学家。

尧、舜、禹都是黄帝后裔，按照后世史学家和儒家的说法，他们开启了中华的传统和礼法，是道德典范，司马迁认为尧、舜、禹及之前的部落联盟首领是通过禅让的形式产生。但按《竹书纪年》的记载，舜受尧禅让有些可疑，似乎政变夺权的可能要大一些，只是他又禅让于禹，由于禹的功绩和德望实在太高，就没有多少人去追究舜到底是受尧禅让还是夺权，况且后来的儒家也非常需要肯定尧舜禹都是通过禅让的事迹，才能让“有德者居之”深入人心。

公元前2070年，禹的儿子启破坏了这一规则，把禅让改成了世袭，史学界也没有再去深究到底是禹还是启坏了禅让的规矩，连夏朝的开创者到底是禹还是启都懒得去重新思考。

夏是中华历史的第一个朝代已经被史学界广泛认同，主要的原因就是夏启开创了世袭制王朝。当时的社会形态下，部落和城邦是政权构成的主要形式，社会依然处于不稳定的动荡和整合中。因此，一个相对统一和集权的政治构成，一个王朝的建立有助于社会稳定。夏王朝的建立基本结束了之前部落之间的战乱和争夺，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状态，这对人口的增长和社会进步有着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夏是中华文明开启的一个重要节点。因此，把夏定义为中华第一个朝代得到了史学家的一致认可。

其实不管是夏之前的上古时期还是夏之后的商，在这个漫长的阶段，当时的社会形态一直保持着部落、部落联盟或城邦的特征，这样的状态一直维系到周的建立。当时华夏还仅限于今河南、山西、河北、山东的部分地区。除了中原，当时的长江流域和其他地方已经产生了文明，但按当时的地域概念，把中原以外的其他方向视为蛮荒地带，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

夏朝的时候，部落联盟的共主并不叫“王”而叫“后”，活着时叫“后”，死后叫“帝”。比如第一个共主夏后启，他的名字叫姒启，夏是部落和族名，后是首领也就是王，所以史学定义夏的世系叫后启、后太康、后羿、后相......

后羿是有穷部落的篡位者，和民间传说中嫦娥的丈夫后羿（射下了九个太阳的大能）没什么关系，有些传说其实是没有什么根据的。由于姒太康荒于政事，后羿篡位取代了太康，太康的后人少康后来复国，史称“少康中兴”，再次延续了姒家族对夏的统治，传说这个少康就是发明了酒的杜康。

夏朝传了14代，于公元前1675年在夏桀手上亡国，被商族的汤取代，享国471年。

商朝是奴隶制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商朝前期频繁迁都，直至盘庚迁殷后才稳固下来，史学界也把商代称为殷或殷商。商代王朝的继承方式是兄终弟及，只是在后期才施行父继子承。商朝的国家权利形式已基本稳固，有了稳固的官僚机构和军队，产生了文字，青铜业、手工业、纺织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代的国家发展，简单的商品等价交换在商代发展成了商业贸易。商代产生了贸易，商品交易形态也被后世称之为“商业“，商人被后世用来对从事商业群体的称谓，商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为西周文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商代后期，各地城邦的发展和分封制造成了各地诸侯势力不断坐大，到了西伯姬昌时，已经到了天下三分周有其二的地步，商被周取代已经成了必然。商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帝辛（商纣王）在牧野之战中败于周武王姬发，部分逃亡西方和北方的商人后裔形成后来的西北和北方少数民族（有说法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就是来自商人后裔），公元前1046年，分封制的周朝正式建立。

周朝是中华文明重要阶段，文化、礼仪、习俗、思想爆发式发展，周朝把源于上古的中华文明向前带了一大步，政治上的分封制，社会组织的宗法制，经济组织的井田制，文化思想的礼乐制形成于周并影响中国三千多年，周朝对中华文明的确立和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分封起源于商代后期，鼎盛于周代，封建就是分封建国的意思，在天子一统王权至上的宗法制度下，将国家分封给宗门子弟和有功之臣，目的在于巩固天子的统治。后世史学界把封建一词用来划分从秦代到清代的历史，称为封建社会。其实用封建一词来定义那段时期的社会形态不甚准确，因为秦代实行的是郡县制，之后的汉代和西晋虽然实行过一段时间分封制，但性质不同于周代的分封，且由于藩王叛乱而削弱，也就是说从秦代至唐宋，基本上施行的都是郡县制或州县制。至于元明清已经实行相对稳定的省、府、州县制了。后期的封王仅限于爵位和荣誉，他们的封地只限于食邑和税收分成，再没有据封地而建国的情况出现。至于一些纳贡称臣的域外番邦，中央政府对他们册封只是外交意义的藩属关系，大多没有法统和行政的直接管辖。

周武王实行分封目的在于巩固统治，可是事与愿违，分封制实行之后时间不长，诸侯的势力不断做大，君弱臣强已成定局，周天子的地位不断下降，经过周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和周幽王的无道，加上太子宜臼为争夺王位与岳父申侯勾结引狼入室，公元前771年周国都镐京被犬戎攻破，周幽王被杀，诸侯国拥立宜臼继位，宜臼（周平王）迁都洛邑，史称东周。周朝中后期也被后世史学家称为春秋战国，其中以“三家分晋”为节点，划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

周朝是中华文化传统形成的重要时期，百家思想在这一时期形成并蓬勃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思想大爆发，在华夏大地传承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百家思想和礼法文化蓬勃发展，其中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在中华文明传承的道路上影响深远，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特征。

儒学源于周公旦制定的早期礼教，春秋时期经过孔孟确立为学术思想流派，在汉代被董仲舒为代表的大儒融进了神学元素，在宋、明被程颢、朱熹进行了理学改良，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封建哲学被掺杂其中，因此，后世的儒家思想某些方与孔孟原生思想有些大相径庭。

老子李耳和庄周创立的道法自然的道家学说在解释人与自然方面有一定科学性，但自从被鬼谷子、张角、张宝、张道临等人借用之后，一个好好的学术思想被宗教化，甚至沦为了神鬼学说。道家崇尚人生而分贵贱、命由天定的愚昧思想沉重地枷锁了老百姓两千多年。什么得道升天、羽化飞升、长生不老等思想愚昧了多少帝王，甚至被发展成了一些江湖骗术。炼丹术倒是为古代化学发展起了一点积极作用，医学和养生为中医的发展作了积极贡献。

至于阴阳家学说发展成了古代哲学和天文学；法家学说则演化成了法学；墨家后来发展方向更倾向于逻辑学、几何学、力学等方面。这些学说的发展对当时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科技和社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春秋战国是中华历史上诸侯割据战乱频频的时期，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室形同虚设，周王室的地域和管辖权仅仅在狭小的范围内，割据称雄的各地诸侯在势力扩张后以会盟诸侯的形式称霸天下，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就以这样的形式号令诸侯。强枝弱干的政治环境下，周王室的天子显得有些可怜，其最后一位天子周赧王管辖仅限于都城洛邑。试图恢复祖先荣耀的天子周赧王为了与当时的霸主秦昭襄王争锋，在楚国的怂恿下欲联络诸侯对抗秦国，奈何国力太弱，召集起来的几千人甚至连兵器都没有，周赧王便向商人们借钱，好不容易拼凑了兵器，可是各诸侯畏惧强秦，联合讨伐秦国的计划破产，被商人们讨债的周赧王只能在高台上躲债，一代天子只留下一段债台高筑的荒唐佳话。

公元前256年，秦灭西周公国，周赧王病逝，享国八百年的周朝灭亡。

帝国的建立

秦王嬴政的先祖在商代后期一直驻守西戎，属商朝贵族。周朝取代商朝后，秦人因为给周天子养马有功被周天子封为附庸国。周幽王被犬戎攻伐时，秦襄公率兵救周得到周平王赏识，周平王东迁时秦襄公派兵一路护送，秦被周平王正式封为诸侯。秦国的历代诸侯励精图治，在长期与西戎族的征战中先后灭掉了西戎诸国，奠定了其诸侯大国的地位。秦孝公时任用商鞅进行变革，秦国逐渐强盛，为嬴政最后一统天下打下坚实基础。公元前221年，嬴政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秦王朝的建立正式开启了帝国时代，这个辉煌的帝国一直延续至清朝结束，从存在的时间、疆域、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程度是世界历史上其他帝国无法媲美的。

世界历史上东西方曾经存在过的几个大帝国：波斯帝国在东周亡国前七十年灭亡；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在西汉初年结束了希腊时代；罗马帝国在我们的隋朝之前便结束了他的辉煌；之后的拜占庭帝国稍微长一些，从我们的东晋延续到了我们的明朝初年，拜占庭帝国仅只是被历史学家冠以东罗马的名义而已；阿拉伯帝国也就存在了几百年而已；由中亚突厥人在蒙元初建立的奥斯曼帝国延续到近代；大蒙古国更加短暂；沙皇俄国和大英帝国形成崛起晚瓦解得也快。

嬴政算得上千古一帝，是一个分水岭式的帝王，他终结了一个时代并开启了一个时代，他关上了一道两千多年的大门又打开另一道两千多年的大门。在他手上不仅终结了诸侯列国纷争战乱不休的局面，为华夏的传承和沿袭确定了基本的疆域范围和文化方向。他统一了度量、货币、礼教等，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制的政治制度，为后来的大汉更进一步确立中华法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点上，在他之后的汉武帝的历史功绩都达不到他的高度，因为汉武帝形式上只是在他基础上的继承式发展而已。

嬴政也是一个有雄心的帝王，是第一个具有天下胸怀、思想和眼光的帝王，他不仅把自己称为比“黄帝”还要牛的“皇帝”，而且还是前无古人的始皇帝，他看到了在历史舞台中他的地位和角色，他确实够资格拥有这个角色。他认为在当时的世间万物除了天之外他就是主宰，他睥睨天下藐视万物，所以他号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可惜的是，他的万万世既寿永昌的愿望没能实现，他开创的帝国仅仅二世之后就灭亡了，他无能的儿子胡亥断了他千秋万世的梦想，把嬴政和他祖宗几百年积累的基业败得一干二净。当然，亡国的责任也不能全算在胡亥头上，始皇帝在位期间的暴政早就埋下了祸根。刚结束战国之乱的天下本就民不聊生百废待兴，劳动力的短缺和生产力亟待恢复本应该是嬴政需重视的大事，可好大喜功头脑发热的始皇帝非要逆向行驶，征召大量劳动力大搞房地产。当我们站在长城、兵马俑、骊山陵墓这些两千多年前的历史浩大工程面前感怀的时候，却不知那时候的民间已经陷入了苦难，帝国大厦已即将倾覆。传说中的孟姜女哭倒的不是长城，而是这个大一统的短暂帝国。就像是开始打基础却没有建成的阿房宫一样（考古证实阿房宫并没有建成，秦始皇修建的仅只有前殿且也没有完成，后面的一些宫殿遗址其实是秦汉上林苑建筑，楚霸王烧掉的只是咸阳宫，只是杜牧的想象猜测让项羽当了两年前年的背锅侠），大秦王朝短暂得如同一个半成品阿房宫。

历史有时候充满了诡异，一个终结乱世后再统天下的帝国都十分短暂。一统天下的秦，灭了魏蜀吴的晋，终结南北朝混乱的隋，结束军阀割据的民国。在这条魔咒之后又留下一条规律，那就是一统天下之后的下一个帝国一般都是强大的。秦之后的汉，隋之后的唐，如果以此类推的话，民国之后的当今时代必定是中华的第三次崛起。

从行政体制来说，秦始皇在全国建立郡县制是行政制度的一个伟大变革，这个制度不仅在当时的世界还是后世都是一种科学的行政管理制度。家天下思想主导下的封地、封邑为基础的分封制是有缺陷的，对国家、王朝和社会秩序有着腐蚀性的伤害，秦始皇看清了这一制度的危害并终结了这一制度。中央集权下的郡县两级行政管理制度有利于政令统一和帝国巩固，也有利于秦始皇倡导的车同轨书同文改革和度量衡改革，这样的改革也促成了统一的中华文化、礼教、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形成。在之后的帝国王朝中，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国家行政制度逐步巩固，郡县制的科学性被广泛认同。

秦之前的王朝是以贵族阶级为主导的宗法制王朝，血统的重要性、合法性被世俗所承认和遵守，这一状况终于被打破是在汉朝。

统一的秦帝国从建立到完蛋只有短短15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出巡的路上驾崩，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公元前207年，秦灭亡，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项羽建立了大汉帝国。

刘邦打破了高贵血统的合法性专治统治传统，平民阶层第一次走上最高政治舞台，这归功于陈胜吴广起义所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理论被中下层民众广泛认同。汉取代秦不仅是一次政权的更替，也是一场思想的觉醒和革命，特别是底层民众思想的觉醒。平民阶层意识到他们在历史发展中不再是碌碌无为的旁观者，他们思想的觉醒带来了经济、社会和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汉帝国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一个大帝国。

在国家治理上，汉初期的帝王们在治国方略的选择上是幸运和明智的，他们无为而治的道家黄老思想开发了民间的智慧和创造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当然这也得益于天下的稳定。刘邦休养生息的方针还得到了子孙的坚决贯彻，所以汉初的盛世也就水到渠成地产生了。

大汉帝国的建立在中华历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从此之后，以“汉”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终于形成并延续至今，汉语、汉字、汉人、汉族、汉服、汉俗、汉国等等与“汉”有关的基础概念由此形成，“华”和“夏”的概念大多被融进了“汉”的概念，并在之后逐步成了中原或中央王朝以及人民的主体法统，在这样的概念基础上不断发展融合，最终发展成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大中华传承，汉的建立继承和发展了秦开创的帝国时代。

汉代也是本土的道家和儒家学说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动下，道家和儒家的学说逐步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思想，并开始形成体系。当然在形成体系之前不可避免地必须经过统治阶级的改良，在董仲舒等一干坚定的孔孟思想拥趸们的改良下，儒家思想的政治属性被挖掘出来并与统治者的统治利益挂钩，在百家思想中更加独树一帜。道家学说在这方面虽然失去了与儒家学说抗衡的能力，便偏向于向养生、医学、金石和鬼神方面的研究，也算占有了一席之地，其他的流派学说则逐渐失去了影响力。文化思想的统一有利于帝国的稳定，儒家和道家思想主体地位的确立和汉中期佛学思想流入和发展对中华的文化观、宗教观、历史观、民族观的形成、发展、和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稳固的文化传承也是中华民族历经苦难依然源远流长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主要原因。

得益于汉初期刘邦的休养生息和文景之治盛世的积累，国力的强盛催生了汉武帝刘彻开疆扩土的野心，东征西讨南征北伐的战争形态一直贯穿于整个刘彻时期。在卫青、霍去病、李广利、路傅德等一干名将的征伐下，刘彻的眼界大大拓展，丝绸之路的开通更让刘彻的目光看到大秦罗马城和埃及的金字塔。东征朝鲜，南平闽越、夜郎、滇蜀，西纳河套西域，北击匈奴于漠北，并在征服的地区设郡置县开都护派官吏进行实际统治，帝国的势力东到大海，南达南海，西到里海，北边达贝加尔湖，开拓疆域的功绩和能力超越了始皇帝嬴政，成为历史上为帝国开疆拓土的大汉民族帝王中无人能及的一代雄主。

放眼世界，大帝国的形成和发展其实就是一部战争史和民族融合史。纵观华夏漫漫历史长河，从帝国的产生到灭亡，中原王朝与周边的碰撞在促成地域融合的同时也促成了民族融合，尤其是与北方民族的融合。从战国至满清，中原王朝与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以长城为界处于激烈的统合状态，战国、秦、汉、三国时期的匈奴，两晋时期的“五胡”，隋唐时的突厥，宋代的契丹（辽）、党项（西夏）、女真（金）、蒙古，明代的鞑靼、瓦剌（分裂后的蒙古部落）、满（女真人后裔的后金和满清），北方草原部落对中原王朝的威胁来没有停止过，甚至可以说，冷兵器时代华夏帝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史。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原王朝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大多处于劣势，汉唐时期是难得的具有优势的时期，尤其是汉代。2000多年来，中原王朝面对北方草原部落基本上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从战国后期北方各个与草原相邻的诸侯开始一直到明代，以修筑防御性质的长城作为抵抗北方特别是蒙古高原草原部落的袭扰成为一种主要防御手段，在大部分的王朝，对北方的军事防御作战消耗了帝国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许多王朝甚至亡于北方游牧民族。

中原王朝与草原部落的战争被动的根源在于农耕与游牧生产方式不同，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草原部落没有固定的村庄和城邦，他们不需要任何城防，有河流草场的地方都能成为他们流动驻牧和生活的家园。艰苦的生存条件下部落与部落之间互相摩擦不断，争夺草场、牛羊、物资甚至人口的部落间战争基本就是生活常态，彪悍又善于骑射的特点更是他们的优势。农耕民族不同，固定的土地耕作和稳定的生活方式限制了流动性也限制了人们的思想，只要丰衣足食就不会有忧患意识，有时候还会出现经济越繁荣军事力量越弱的情况，比如晋唐后期和宋、明、清中晚期。

中原民族是一个不具侵略性的温和民族，即使在航海能力已经非常发达和强大的明朝初期，郑和率领的船队在完全有能力称霸海外的情况下，庞大的舰队也仅仅发挥了通商功能，而不久之后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不列颠等西方蕞尔小国们却依靠强大的舰队把世界抢劫了一番，并吞并了整个美洲、大洋洲，让大半个世界沦为他们的殖民地。即使在具有战略优势的时期，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部落的战争历来都是以防御为目的，不论是汉代北击匈奴，唐代驱除突厥，明初深入漠北，都不具有侵略的特征和占有的目的，再强大的军事进攻都是为了国土防卫，从来没有改变过。一方面是基于当时广袤的北方草原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生存条件下，驻守和管理的成本远高于产生的效益，更主要还是中华民族从来没有抢占他人东西的不良习气，因此，即使在取得军事胜利的情况依然把长城作为国土防御的前线。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少有的具有开拓精神和勇气的帝王，当然他的功绩也得益于手下有一批同样具有开拓能力的将领。大汉初期与匈奴的战争造就了一世名将卫青和霍去病，这两个将军杨威漠北、封狼居胥的豪迈让汉武帝刘彻威震茫茫草原，甚至让汉武帝的自信膨胀到为了得到一匹汗血马就灭一国的地步。但是，军事开拓也必然带来不良后果，大汉朝经过几代人休养生息的积累被刘彻消耗得干干净净，穷兵黩武的后果就是民不聊生，从武帝以后，大汉王朝便由盛转衰。

汉帝国的政治具有明显的外戚特色，从吕后专权开始，外戚在帝国权力中心便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汉武帝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武断而又专横，但在削弱相权和藩王势力的同时又在重用外戚。在汉武帝当政时期，强势的内廷主导着国家政治，相权严重削弱，丞相甚至成了高风险职务，随时都有丢官杀头的危险，而外戚身份的卫青、霍去病等外戚的权势则让丞相们顾影自怜，再经过霍去病的兄弟霍光发扬光大，汉帝国政权的外戚特征便成了汉帝国的一个标签。在外戚当政皇权旁落的情况下，内部纷争和朝政混乱加速了汉帝国的衰亡，公元8年，外戚王莽夺了刘氏政权改国号为 “新”，西汉结束。

公元25年，汉朝宗室刘秀利用绿林赤眉起义的乱势再次平定天下，恢复汉朝国祚，都城洛阳，开创了光武中兴。但是，东汉王朝依然没有摆脱外戚专政的魔咒，而且愈演愈烈，外戚和宦官的争斗导致朝政更加混乱，黄巾起义不仅严重削弱王朝的统治，地方豪强的崛起和军阀混战让东汉王朝难现雄风，除了早期勒石燕然的窦宪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班超，东汉王朝没有多少值得史学家称颂的亮点，反而是挟天子令诸侯这一怪相被人津津乐道，期间形成的一些门阀士族对政治的影响甚至延续到了隋唐。

东汉时期佛教的传入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佛教流入中土后与汉文化进行了充分的融合，直至被改良成具有中华特色的宗教文化。这首先是佛教文化和儒家、道家文化在普世、济世思想方面有相似性，能被儒道思想熏陶了几百年的大众所接受。其次是佛教思想和儒家思想一样非常适合统治阶级的统治利益，这也是一种宗教能得以传播和发展的关键。

佛教传入始于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时期大月氏国使者伊存在长安传授浮屠经，史称“伊存授经”。主动引入佛教的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汉明帝刘庄，头顶反射白光的梦中金人让刘庄仰慕不已，经过大臣解释，刘庄得知西方有神叫佛陀，便谴使西行求法，在西域大月氏遇到天竺沙门迦叶（she）摩腾和竺法兰，求得佛教经卷，用白马驮载经卷回到洛阳，刘庄在洛阳建造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汉译佛经四十二部，称四十二章经，中原自此有佛法僧三宝，佛教正式传入中原。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是朴素文化发展的早期表现，是政治和文化共同滋养的产物。

出于对宇宙、世界、自然和生命认知的有限性，宗教往往产生于社会发展情况相对落后的地区和时代，然后逐步被先进思想文化改良发展，并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升级进化，这是世界宗教发展的基本规律。从佛教后来的发展轨迹不难看出，华夏之于佛教发扬光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华夏强大厚重文化的推动下，佛教在中华大地以及中华文化辐射的地区蓬勃发展，并形成了与发源地印度大相径庭的后时代教派。其中与汉文化融合发展的部分形成汉传佛教系统，与蒙藏文化融合发展形成藏传佛教系统，与东南亚融合发展形成南传佛教（上座部佛教）系统，在这些系统内部又形成各种宗派分支，不一而足。而在印度本土和中西亚等曾经广泛流传的地区，则由于当地文化发展、战争和其他宗教的侵袭，反而渐渐没落消亡。

儒、释、道被列为“三教”，其实把儒学归为教派是错误的。与释教（佛教）和道教相比，儒和儒学是儒家思想不同形式的表述而已，它没有宗教的性质和特征，没有特定的、固定的修行场所和严格的戒律约束，也不像寺院道观一样分不同派别，没有各种各样需要尊奉的神。虽然孔夫子被尊为圣人，虽然他的直裔后人在很多王朝时期曾被封为奉祀君或衍圣公等世袭爵位，但他本人和后代从来没有宗教教主这样性质的身份。改良也好，引进也罢，大汉朝是汉文化形成的一个特殊时期，也是宗教产生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宗教融入到了文化体系中，助推了汉文化的进步发展，自此之后，以“汉”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体系基本确立并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历代帝王中，东汉末代皇帝汉献帝是最可悲帝王，从他登基到被赶下宝座，主导他命运的人走马灯式的来来去去，天子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称号和一件外衣，他的命运只能由权臣们来决定，尽管他也想有所作为来个建安中兴，但天下实际上已经早已不姓刘了。后世还给了他一个“献帝”的谥号，对他来说这其实不公平，他何曾想过把祖宗的江山献给他人呢？

在中国历史上，对在位帝王一般用年号和尊号称谓，过世的帝王一般用庙号和谥号称谓，习惯上唐代以前一般称谥号，如文帝、武帝等。唐代之后一般称庙号，如高祖、太宗等。明清时期的帝王大多一人一个年号，所以一般用年号来称谓，如洪武、永乐、康熙等。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和亡国帝王、傀儡帝王的谥号差别很大，文、武、明、睿、康、景、庄等溢美之词都给了有作为的。而傀儡和亡国之君一般都不体面，只能享用恭、哀、怀、闵、顺、献、纣、炀等平谥或恶谥之词。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秦皇一统天下到东汉末年的衰败分裂，历史沿着分合的轨迹滚动着。外戚、宦官、门阀士族之间的争斗最终导致汉帝国的崩溃，汉献帝之后，历史进入短暂的三国时代。

乱世的惨痛

华夏传承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多个历史时期经受着血与火的考验，发展的道路充满了坎坷艰辛，而民族发展道路上的每一次外患皆源于内部的不稳定。从三国时期到近代，只要内部出现纷乱外族就会趁虚而入，这冰冷的历史规律一直在重演，这值得我们每一个华夏子孙深思，我们必须精诚团结让这样的规律不能再次出现，这是我们作为华夏子孙的责任。

三国魏晋是中华历史上一个纷乱的时期，碰撞也促成了华夏这片土地上多民族的融合。虽然经过西汉霍去病“封狼居胥”和东汉班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强力反击，但由于从根本上缺乏对西域和北方的有效统治，随着大汉帝国的崩塌，中原王朝对北方的防御优势也消失殆尽，北方的威胁如野草一般不断疯长。随着游牧部落的内迁和崛起，从东汉到魏晋，帝国的都城从长安到洛阳到建康，帝国的势力一直往东南收缩，比西方黑暗中世纪还要悲惨的五胡时期来临，同时也开启了华夏历史上低文明游牧民族统治文明农耕民族的先端。

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和三国时期的战乱让人民陷入了苦难之中，司马家族短暂的统一也没能挽救民族继续沦入危难的泥潭。鸠占鹊巢报应式的历史在曹氏家族和司马家族中重演，于此，曹操和司马昭何其相似。由于分封而造成国家混乱在西晋王朝再次重现，于此，司马炎和刘邦何其相似。只是西汉初年的诸侯之乱并未伤筋动骨，还能出现文景之治和刘彻的伟业，而西晋的八王之乱则让司马家族很快丧失了半壁江山，同样是官二代，刘邦的子孙比司马昭的子孙要强一些。

由于对历史的视角不同，民间眼中的三国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无论是蜀汉的五虎上将、卧龙凤雏，还是江东让人称羡的孙仲谋、周郎，蜀汉和江东的这些人物都被冠以英雄称号，而由于身上有挟天子令诸侯的污点，曹操父子却只能成为负面形象的枭雄。特别是蜀汉，由于刘备自称汉室宗亲（破落的中山靖王后人），在各种文学作品中成了人物主线，各种英雄汇集于麾下，只是奈何天要亡汉，纵有不世奇才的诸葛亮相助，扶不起的阿斗宁愿当“乐不思蜀”的安乐公也不愿学卧薪尝胆的勾践，成为无能官二代的反面典型。倒是义薄云天的关云长进位成了圣人，被后世视为义气的化身，各种帮会少不得都要供奉他老人家。诸葛亮凭着相助刘备三分天下、七擒孟获、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为后人称颂，与他的主公刘备相比，人们对他的记忆要更深一些，成都的昭烈皇帝庙明明是刘备的陵寝，却被后人叫做武侯祠。

历史上南方政权在与北方政权的交锋中似乎从来没占过上风，一统江山的使命一般都由北方政权来完成，而南方政权都被史学界定义为偏安小朝廷，南朝（宋、齐、梁、陈）、南唐、南宋、南明几乎所有的南方政权最后都会统一于北方，只有近代革命先驱中山先生领导的北伐是个例外，但也不完全是军事层面的因素。自称汉帝国中山靖王后代的刘备政权没能再次中兴汉室，割据江南的东吴也最终败于北方司马家族，但司马炎建立的晋帝国却再也没有汉帝国当年的威风，帝国疆域大幅缩小，实力大大减弱，经过八王之乱，晋帝国迅速衰亡。而此时，被帝国震慑了数百年的北方部落纷纷崛起，最后把司马家族赶出了洛阳城。

对于世族豪雄来说，皇帝大家轮流做，你方唱罢我场的闹剧在四处上演。而对于人民，上演的则是家园沦丧背井离乡掠人而食的民族灾难惨剧，北方的经济、文化和文明遭到极大破坏摧残。匈奴、鲜卑、羌、氐、羯纷纷登场，五凉四燕三秦二赵一大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宋齐梁陈南北朝，加上其他各种粉墨登场的政权，这段时期的中华大地似乎回到了战国时代。

起于公元220年的三国到终于公元420年的东晋，直至公元589年隋灭南国陈朝，360年的纷乱让华夏大地千疮百孔，整个北方基本变成了游牧民族的马场和屠场，大量被蹂躏屠杀之余的汉人离开家园逃向南方，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华法统只得偏安于长江以南。幸运的是，号称投鞭断流的苻坚没能在淝水之战中实现他的宏愿，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恐惧中再也没有图霸天下的野心和资本，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

在世界上，落后与文明发生过无数次碰撞，虽然文明经常遭到野蛮的破坏，但野蛮最终都不会长久，在缺乏基本的文化思想底蕴支撑的情况下，野蛮的强大仅仅只是表象，在文明面前其实很柔弱，最终都会被文明消于无形。所以，不管是南北朝时期搅乱中原的五胡，还是之后的契丹、女真、蒙古和满人，他们短暂的辉煌最终都会被文明的炼丹炉炼化。从五胡进入中原到拓跋鲜卑统一北方，来自北方草原和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逐步融入农耕文明，以拓跋家族为代表的北方游牧部落融入中华文明是文明发展的必然。同时，大量汉人的南迁和中原王朝南移也促进了南方的开发，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促成了北方民族与华夏在碰撞中融合，华夏文化和文明进入一个新阶段。

文化在战乱中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与春秋战国时期样，南北朝时期中华文化的发展甚至超过了秦汉，文化领域产生了大量大师级人物。以曹操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风，祖冲之的数学圆周率，郦道元的地理学经典《水经注》，贾思勰农学《齐民要术》，王羲之的书法……

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在激烈斗争中也出现合流迹象，道教的葛洪结合佛教改造道教，建立了道教神仙体系，佛教在北方被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打击，在南朝却被梁武帝萧衍大力推崇。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个自称萧何后人的皇帝早年在抗击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军旅生涯中可圈可点，做了皇帝后早期尚勤于政务，史书曾说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但后期却痴迷佛教广建佛寺，置江山于不顾四次舍身出家钻研佛道，每次均要大臣们捐巨量银钱“赎回”还俗。由于荒废政事，导致朝政昏暗，萧衍在叛乱中被囚禁，最后落得饿死的下场。

佛教在中原的传播和辉煌对于其开创者乔达摩悉达多来说是多么的意外和幸运，其灭度时头朝北面朝西预示了他对佛教在这个世界的北方和西方传播充满了希望，后来佛教的传播方向也确实沿着这样的轨迹，但也出现了出乎他意料的事情。他的思想从当初的口口相传经过几次闻名于世的“佛教集结”后，通过信徒们讨论、整理、充实、改良、记录后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并不辞辛劳地向外传播，从南亚次大陆一直传播到中亚、西亚、西域，继而传遍中原大地。不幸的是，他的这一思想在中亚、西亚甚至他的祖国却未能流传千古，倒是在这个世界的东方找到了生长的土壤。

佛教在中原的传播也并非一帆风顺，在与中原的儒家、道家思想的融合过程中也经历过激烈的碰撞，但在强大厚重的华夏文化的改良下，形成了更具特色并符合中原文化需要的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体系。

佛教在与华夏文化的碰撞中有辉煌也有低谷，辉煌时如梁武帝萧衍、爱新觉罗福临这样不惜舍弃无尽荣华舍身侍佛的帝王，低谷时几次面临毁灭的危机，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时期的“武宗灭佛”和吐蕃的最后一任赞普“朗达玛灭佛”事件几乎对佛教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在这些灭佛事件中，一方面有宗教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因素，另一方面是佛教在中原发展过程中过多涉及政治、经济和一些社会问题而遭到弹压。主要原因是部分时期寺院僧侣势力过度膨胀，造成国家劳动力流失，劳役、兵役被逃避，寺院占有大量田产而不承担国家赋税，寺院和僧侣参与放贷和其他经济活动，宗门过多卷入政治斗争等，这些因素导致佛教在晋唐时期几次遭受毁灭性打击，之后，佛教在中原也没能再现晋唐时期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