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芭蕉坪：进驻指挥所

张玉军（潍坊）

作者：沈顺根

编辑：张玉军

部队接防阵地前夕，我根据上级安排，提前进入友军阵地见习。旨在熟悉各阵地、各哨位人员配置情况，拟定接防文书。芭蕉坪阵地、芭蕉坪村，芭蕉坪坑道，成了我的“沙家浜”。

见习结束以后，我返回部队集结地——平坝。会同司令部全体战友参考友军布防资料，正式拟定作战文书。在紧张、严肃的工作过程中，我又时时书写和念叨芭蕉坪。芭蕉坪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啦。

说起来可能大家不相信，我的睡梦之中多次或者清晰、或者模糊地出现过芭蕉坪：纵横交错的坑道，跑不到尽头的道路，看不清楚面孔的敌人，精疲力竭的搏斗……

1985年5月23日23时0分，我团基本指挥所全体组成人员到达芭蕉坪。按照对口接防部署，基指成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进驻指挥坑道外面的驻地，由友军对口部门接洽、引领、熟悉、交接。一部分进驻指挥坑道内部指挥中心区域，由团基指各位首长具体负责对口交接。

友军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处主任等指挥员，早早地站在坑道口迎接我们的到来。尽管我早已经熟悉芭蕉坪坑道内的布局，甚至可以称作是熟门熟路。但是，接替作战值班任务真的到来，马上就要进入战斗岗位，我仍然是感觉到无比庄严、无比神圣。

我不知道其他战友踏上哨位之时，心中是怎样想的。而我当时，心中的确是激荡着必胜的信念和“天将降大任于我”的豪迈之情。

我背着由一床草绿色的军被、一床厚厚的毛毡垫子捆绑的行李，走进芭蕉坪坑道口，跨过两道防护门。望着狭长的、昏暗的、曲里拐弯的坑道，脑子里面瞬间产生一种幻觉，如同走进芭蕉洞一般。

我产生这种感觉，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第一，我小时候爱听老人讲故事，对《西游记》中牛魔王与铁扇公主记忆深刻。第二，芭蕉坪坑道确实环环相扣，神秘感十足。

刚接防，团长张发奎（左）、政委张以明（右）在坑道作战值班室，了解敌情，研究对策

仔细想想，我们团长、政委两位主责指挥员，与“牛魔王”和“铁扇公主”，还真有点儿相似之处。

牛魔王是一位武功修为可以与孙悟空匹敌的角色，堪称一头响当当的“神牛”。而团长是一团之主，坑道“道长”，基指指挥长。其军旅轨迹沿着基层军事尖子、先行连军事标兵、营军事标兵一路走来。技术全面，战术过硬，精于协同，指挥果断，是享誉全师、全军的猛将。

铁扇公主具有超强综合实力，拥有独步天下的法宝——芭蕉扇，能够扑灭人世间最大的天火。而政委文武双修，机谋胆志，军旅生涯，尽多传奇：从营部书记跳任连指导员，再由营教导员、团政委稳步提升。理论功底深厚，工作方法灵活，工作方式多变，工作角度巧妙。总揽班子、协调部队的能力堪称一流，是全师公认的思想政治工作强手。

牛魔王与铁扇公主法道合一，功夫了得。共同培养了一个上天让神愁、入地让鬼哭的红孩儿，成就了一个法道无边的战斗集体。百战百胜，独霸一方。而团长、政委强强联合，统帅班子，调配能手，带领全团指战员浴血南疆，谱写了一曲曲胜利的壮歌。

芭蕉坪坑道指挥所，位于芭蕉坪村东侧无名高地，编号为4号阵地。它的前身是云南边防部队为了完成长期驻守战备任务，而提前修建的指挥坑道。平时处于封闭状态，对很多人来说是军事秘密。

在昆明军区发起老山作战的时候，根据战局需要启用其为某部进攻作战指挥坑道。据说，这里曾经在援越抗美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芭蕉坪坑道整体造型呈现凹字，是典型的半圆拱顶工字型结构。坑道总长不足300米，宽约3米，高约2.5米。坐南朝北，东出入口位于高地东侧北口，西出入口位于高地西侧北口。

坑道内沿着两侧坑壁分布着8个耳房，依势而建，大小不一。在67军轮战期间，此处设有413团基指、138师炮兵群指挥所。两家单位以凹字坑道的正中间为界，用木板分割开来。西边为413团基指，东边为138师炮兵群指挥所。耳房平均分配，均衡对称着各占四间。

团参谋长苗见春在作战室，亲自拟定成功战例，用以前沿阵地防御作战

5月下旬，正是老山战区的雨季。阴雨、浓雾连绵不断，气候十分闷热潮湿。芭蕉坪坑道内虽然由于独特的战备施工设计，四季温度均衡地保持在大约25度、26度左右。但是，有一个难题却根本没有办法克服——湿度非常大。

空气中的水分子凝聚成为葡萄粒一般大小的水珠儿，悬挂在坑道的拱顶之上。明亮的灯光一照，常态化地“天上布满星”。而且，每一颗星星都晶莹剔透。随着坑道里面各种设备散射的光线辉映，闪烁出绚丽夺目的光彩。

“星星”们不停地从拱顶呈自由落体向下运动，“滴滴答答”弹击出错落有致、深浅不一的声响。静心赏听，不同的人会听出不同的风格。比如我，就听出了家乡特有的音乐曲目——苏州评弹的律动。

如果没有战争，洞外满目青翠，洞内水珠成韵，风轻云淡，低吟浅唱，一切是多么地美好啊！可是，如今枪炮轰鸣，硝烟弥漫。残酷的战争在扼杀掉鲜活生命的大背景下，必然会挤压掉所有的温柔。

那些滴水声响犹如声声战鼓，日日夜夜敲击在我和战友们的心头。如果我说它们已经对我们形成心理重压，相信每一位亲历者也是能够认可与赞同的。

从左至右：作训参谋马宝山、闫作湖、庄立社在作战值班

我和作训股的连兴旺、宫雁军、庄立社、马宝山、闫作湖以及炮兵股杨其文、陈泽郊、刘立年等战友，在王副参谋长的带领下，紧随团首长身后穿过总机重地。

总机重地的斜对面，是团长宿舍。我扫了一眼，里面“奢华”得无限酸爽！政委、主任的宿舍，更是“奢华”——一道木板与炮兵24团首长们将一个坑道耳房隔开，鞋底大小的空间还得两个人分享。也不知道他们俩出出进进，会不会鼻子碰鼻子?

写到这里，我都不好意思提及参谋长的宿舍！可是，其他首长都“奢华”了，不让参谋长“奢华”一把，我怕他还像当年一样劈头盖脸地批评我。

我们参谋长住在哪里啊？我们参谋长囿于指挥坑道内部空间有限，不得不住到坑道外面去——在坑道出口西南侧，搭一间木板房，里面套上工字钢框架，窄小得可怜。

这样的房子我如果硬说可以防炮击，估计所有的内行人都会给我一个蔑视的眼神儿。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已经不受坑道内部空间限制了，干嘛不给参谋长把房子盖得宽绰一点儿呢？”

同志，这是战场！盖得小尚且保证不了安全，盖大了挨炮轰谁负责？芭蕉坪指挥坑道旁边就是芭蕉坪小学操场，敌人的炮弹常常在这里炸响。

几位首长谁也顾不上走进自己的住所，一直在跟友军首长交流。首长的行装，由警卫员们分别安置。坑道无法通风，处处阴冷潮湿，每一个房间都充满了霉味。

参谋长苗见春（左一）和炮兵股参谋陈泽郊，在作战室研究炮兵建立火障区

越过团长的“豪宅”前行10多米，就是团基指指挥中枢——作战值班室。作战值班室往里的整条坑道走廊右侧，都被安置成团基指政治处战友们的住所与办公区域。

作战值班室对面是一个大耳房，那里被辟为作战值班人员的卧室。大耳房以前肯定救治过伤员，坑壁上面“伤员休息室”五个草体大字特别醒目。遥想当年，这里必定滴落过战士的鲜血。也许，还会有年轻的生命在这里逝去。

现在，我们一行10名作战值班战友，就要在此地共同生活、共同战斗，共同度过我们的南疆轮战时光。很多没有军旅阅历的人，会觉得战友之间的情谊，真挚、厚重得难以理解、不可理喻。

生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在一个单一的环境里，在一系列繁重的工作中，在一次次危险降临时，在一场场生死考验下，用关怀和担当浇灌的信任之花，是什么样的狂风暴雨可以摧折的呢？

芭蕉坪指挥坑道内部的“军事重地”——作战值班室，位于坑道门口往里大约20米的过道西侧。这个全团尽皆知晓、全员寄予厚望的地方，说起来提精神，听起来振士气。实际情况却像周敦儒笔下的莲花，可远观不可“亵玩”焉！

你要是不相信，就到现场来看看吧，你会发现这里简直比刘禹锡的“陋室”还要简陋。当然了，我们比刘禹锡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们不但把芭蕉坪指挥坑道，当作是“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而且，我们完全可以骄傲地说：“此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此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此处”其实就是在坑道的过道上，用几块宽约一米的长条木板，蒙上硬塑料布，搭建而成的作战指挥台。指挥台上方的坑道顶部，悬吊着几盏大瓦数电灯。

由于是依靠自发设备供电，那几盏大瓦数电灯就像是睡不醒的人们勉强睁着眼睛。怎么看，怎么带着老大的不情不愿。眼睛一睁一闭，光线时明时暗，摆出一副随时罢工、休班、不伺候的架势。

为了应对突然停电，我们准备了几盏煤油灯和足够多的蜡烛补充照明。指挥台西侧的坑壁上，装钉着几块三合板，醒目地悬挂着《敌我防御态势图》《我军老山地区防御作战兵力部署图》《我军老山战区防御作战炮兵兵力部署图》。

长长的指挥台上，摆放着10多部有线通信电话。只有我们作战值班人员，才能够准确分辨出来哪几部电话连通军、师指挥部，哪几部电话连通军、师炮兵群指挥部，哪几部电话连通团属营、连指挥所，哪几部电话连通团、营炮兵阵地、观察哨、前沿重点阵地排长指挥所。

指挥台最右侧的角落里，摆放着一部底座较大的保密电话。这部电话直达师指挥部，专门用于重大军事行动命令的下达和请示。

团前指作战值班室。从左至右：军务参谋张国文、作训参谋刘杰、作战室工作人员

部队接防后，团首长在坑道作战值班室研究战情。从左至右：团长张发奎、后勤处长方振清、政委张以明、参谋长苗见春、副团长孙万国、政治处主任崔徳润

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尚作为，在坑道内工作

我们作战室战斗值班的战友们，各自背着背包、携带着作战工具箱和文书，鱼贯走进“伤员休息室”。“伤员休息室”里面，早已经被友军战友们收拾得干干净净。

大家都是当兵的人，虽然序列不同，心性总是相通。我从一尘不染的房间环境中，深昧了即将告别芭蕉坪指挥坑道的友军战友们，心中波涌的不舍与感怀。

“伤员休息室”大约八米进深，四米横宽，紧贴着南、北墙壁，整整齐齐摆放着两排三张双层单人床。我们9个人按照各自的生活习惯，占住9张床铺。其余三张空闲床铺上，依序放置作战工具箱和个人物品。

大家迅速安排妥当，距离战区统一规定的接防时间已经非常接近。战友们抓紧准备值班资料和战情记录簿，我抓紧时间与友军作训股长进行细致交接。然后，我们两位作训股长随同各自的团长、政委、参谋长履行指挥权文书签字手续。

团长、政委、副团长、副政委同团后指主要成员合影

零时零分，双方正式交接指挥权。作训6位战友、炮兵3位战友，准时准点接替作战值班任务。团长、政委、团正副参谋长、团政治处正副主任，紧靠作战室指挥台东侧坑壁就坐。

我们参谋人员坐在指挥台的折叠椅子上，每人负责接听两部电话。作训位右，炮兵位左，人手一个战情记录本。接听、记录营、连、分队、团前指、团后指接防情况报告，记录前沿阵地、哨位情况报告，传达首长指令。

团长、政委、参谋长分工，分别与各营长、连长通电话。指令部队充分做好前沿阵地警戒任务，对敌情要做到早发现，早处理，早报告。争取尽早适应实战要求和前沿作战环境，保持防御态势稳定。

根据我们了解到的越军作战规律，他们总是在我军换防以后，趁着接防部队初来乍到、立足未稳，对我军进行偷袭或者强攻。所以，从团指到连指，从阵地到哨位，大家头脑里面的战斗之弦绷得紧紧的。

从左至右：三连指导员靳洪军（左二）、三连连长赵荣福（左三）、一营营长于显军（左四）、一营教导员徐继顺（左五）、，一连连长唐勇（左六）

部队接防初期，越军虽然大动作没有，小动作却不断。这些不间断的小打小闹，让几位团首长和我们作战值班人员，根本没时间休息。

团前指、团后指作战值班人员，也同样面临着很大的压力。顶在前线的各营指、各连指和广大战士们，更是紧张不已。这是从和平到战时必须经历的过程，每一个人都要在战斗中锻炼成长。

现在，大家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都会哑然失笑。但是，接防以后连续几天，我们各级指挥员确实没有睡得着觉。团基指、团前指、团后指作战值班人员，精神高度紧张，状态过分夸张。别说是没有时间睡觉，就是让睡也睡不着。

忙起来心里面还安宁一点儿，往床上一躺脑袋里面就转“走马灯”。害怕吗？好像不是。担心吗？好像不是。忐忑吗？好像不是。兴奋吗？好像不是。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确定，反正就是睡不踏实。

前一个星期，我们白天跟随首长上阵地熟悉情况，看望驻守前沿哨位的官兵。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晚上坚守作战值班室处理突发情况，完善布防格局。及时上传下达，准确记录战事。

前沿阵地发生的各种情况，只要汇报到作战值班室，就会立刻得到回应。每一种情况，都会及时、合理、正确地处理完毕。全团上下团结一心，相互支持，较好地使部队度过了战场适应期。人心稳定，前沿稳定，阵地稳定，部队稳定。

二营营指。中间排从左至右：通讯排长董浦、医生王玉国、连光法、副营长李刚纯、营长饶前进、教导员曹范彩、副教导员李纯玉、管理员王玉良，志愿兵李久生、管理员扬金峰

接防初期，参战部队面临的一项重要过度，就是属于“内部矛盾”的战时各级指挥中心磨合与理顺。由于我们是一线作战部队，与敌军当面锣对面鼓地唱对台戏。敌我双方前沿阵地除了相距不远，就是近在咫尺。所以，阵地前沿突发情况很多、很频繁。

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且长期存在，直接导致指挥员产生急躁情绪。而急躁情绪，是最容易传染的。你也急，我也急，大家就急到了一起。然后，意见分歧。然后，吵架、拍桌子。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吵架、拍桌子这件事情，仅仅局限于本指挥所内部、同级别范畴。有时候小宇宙爆发，大家更擅长跨“行业”、跨级别“作战”。

团首长及时发现苗头，及时铁腕整顿。沟通思想，制定措施，引导大家统一认识，硬性规定各项工作必须紧紧围绕着服务前沿、服从基指运转。

经过团首长的努力和实战的磨合，终于在短时间内理顺了各级指挥关系，建立起迅速反应、高速运行、快速处理、保障有力的组织指挥体系，为取得轮战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

轮战期间，我团经历、组织了多场战斗。在团长、政委为统帅的基指统一指挥下，充分发挥团指、营指、连指各级指挥员主观能动性。科学组织，坚定指挥，稳定了军心，凝聚了士气。一线指战员们服从命令，英勇战斗，圆满完成防御作战任务，兑现了出征时刻全团官兵人人承诺的铿锵誓言。

全团参战干部282名，战士1881名，各类车辆61台，各类武器16060件。于1985年5月23日24时0分接防，于1986年4月23日24时0分交防。坚守阵地，对越作战335天。

全团2163名指战员，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和指导思想，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和指示。全团先后打退敌加强连级规模进攻、偷袭各一次，排级规模偷袭22次，班级规模偷袭、袭扰170次，经受了敌几千发炮弹的轰击。

在完成防御作战任务的同时，还配合友邻部队完成了“9.23” “1.28”出击作战，组织对19号阵地、马黄坪、张家冲旧址的敌阵地抵近侦察。共歼敌1073人（毙敌614人、伤敌459人），摧毁敌观察所12个、火力点和发射工事105个，摧毁一批敌各类火炮等重装备武器。

我部牺牲的十三人（干部二人 战士十一人），实现了“以小的代价，换取较大胜利”的作战要求。

第一次重访战地芭蕉坪“三道弯”留影。从左至右：梅雪荣、沈顺根、王玉根、葛洪成、张建光、陈静荣

30多年过去了，弹指瞬间。但是，芭蕉坪坑道，指挥所，作战室，……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脑海。

我们吴江参战战友，曾经先后两次重返战场，祭祀长眠在麻栗坡烈士陵园的英烈们。第一次是2012年4月21日，我与王玉根、张建光、葛洪成、梅雪荣、陈静荣同行。

第二次是2018年4月12日，我与张建光、郭正刚、周海荣、吴金海、邵云明、沙德华、葛洪成、陈静荣、钮学良、陆宏斌，以及部分夫人组成16人团队，跨过曼棍桥，抵达天保镇。

三营 从左至右：前排：九连连长王永全、三营营长张景才、三炮连副连长尹学典。后排：八连连长韩振华、三机连连长尹书生、作训股长沈顺根、七连连长张相龙

我站在天保镇极目四顾，不可抑制地强烈思念芭蕉坪坑道。我清晰地想起当年作训股、炮兵股战友们绘制的三幅作战地图，轮战期间一直悬挂在作战室西侧墙壁上。

我们一行重返战场的时间节点非常巧合，恰逢麻栗坡县政府举行“收复老山32周年战争纪念活动”。平时处于封闭状态的芭蕉坪坑道再次开放，让我有幸再入其中。

我几乎是一路小跑冲进作战室，作战室一侧耳房门口的红色草书“伤员抢救室”仍然是那样地醒目。我久久地站在作战室中间，仿佛置身于当年的那场战争。

作战室西侧墙壁在我的视线里面出现完整画面，三幅作战地图依照次序排列眼前：炮火——炮火——7连阵地前沿有较大规模敌情，马上报告师指挥部，请求师炮群火力覆盖；八连阵地前沿出现较大敌情，赶快连通24团炮指，请求炮火支援；23号、8号阵地同时遭遇敌人偷袭，团长命令团预备队作好向前机动准备；25号阵地已经发生交火，赶快命令100炮连支援……

一天深夜，非值班人员早已经休息。坑道拱顶不断滴落、溅响的水声，愈发衬托出坑道内的寂静。值了一天班的我又困又乏，躺在紧靠休息室北出口的双层单人床下铺陷入睡眠之中。

突然，作战室传来急促的电话铃声。值班参谋庄立社的声音几乎在同一时刻响起：“张营长，张营长，请讲清楚。哪个阵地前沿有情况？哪个阵地？多少敌人？”

我闻声一跃而起，顾不得登上鞋子，贴身穿着背心、短裤直冲作战室，一把抓过电话听筒放到耳边。话筒里面首先传来一阵枪声，紧接着响起23号阵地指挥长李学季的声音。李学季的嘶喊声里夹杂着密集的枪声，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把敌人放近了打！把敌人放近了打……”

我的脑海中立刻锁定李学季连长的指挥位置——阵地顶端东侧哨位。他和战友们已经进入堑壕战斗哨位，与敌人全面接触作战。为了让我们能够随时了解一线阵地战况，李连长把话筒直接放在战壕边上。

话筒里面传来各种枪械发出的声响，手榴弹、炮弹也在不断炸响，震耳欲聋。没有人招呼，没有人命令，眨眼之间，团首长和全体作战值班人员齐聚作战室。

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咬紧牙关，攥紧拳头，为前线的战友们加油。一个小时过去，当李学季连长“打退敌人 我阵地无一人伤亡”的报告声传来，作战室里一片欢腾。我们举起茶杯一一碰击，庆祝这一场完美的胜利。

炮营营指，营长李战胜（左），营教导员王泽信（右）

也许有人不理解，我们作战指挥人员为什么会举杯欢庆这样一场小小的胜利。坦率地说，我们这些指挥着战士们冲上前沿阵地的人，最不愿意听到、看到的，就是战士们受伤、牺牲。也许他们不认识我们，我们却把他们当作亲密战友、亲爱弟兄。

有一件事情，至今留存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那是9月10日晚上，大雾弥漫着4连阵地。哨位与哨位之间，几乎无法看到。敌方特工10多人借着大雾的掩护，赤着脚偷偷接近4连前沿阵地。

配属4连一排一班作战的高机连一排二班班长杜晓吉，正和本班战友在哨位的隐蔽洞中向外观察。为了发挥重武器的作用和威力，机枪位置普遍突出便于观察、射击。杜晓吉的哨位，位于马家弯东北380米无名高地东侧。

敌人行动虽然隐密，杜晓吉却及时发现了异常。他一边命令战友隐蔽观察、不要乱动，一边向连队阵地长发出信号，并且迅速移动到哨位射击位置。敌人刚刚出现在视线之中，杜晓吉便扣动扳机。

密集的火力，当场打死、打伤几名偷袭之敌。敌人瞄准杜晓吉的射击位置扔进来一包TNT炸药，杜晓吉避无可避，被严重炸伤大腿根部。敌方特工的这个举动不啻于捅了马蜂窝，给自己招惹来根本解决不了的麻烦。

4连一排一班，是我们团响当当的战斗班。敢打敢拼，团结一心，军事素质、心理素质双双过硬。眼见得战友身负重伤，痛苦不堪，全班战士都急红了眼，抄起手边所有武器，和偷袭的敌人大打出手。

敌人想撤，却发现撤退已经成为妄想。我们的战士不要命地压上去，紧紧包围、合击、剿杀偷袭之敌。一仗打下来，4连一排一班荣立集体一等功。4连一排一班班长王泽宇，荣立二等功；高机连一排二班班长、烈士杜晓吉，荣立一等功。

战斗刚刚打响，团基指电话已经接通二营前指。值班参谋大声呼叫二营副营长李刚纯：“刚纯，刚纯，首长在作战室，请报告四连遭遇敌人偷袭战况。”“等一等，团长同你讲话。”“什么？有位战士被炸伤大腿根部无法包扎，正在下送途中？”“团长已经下达指示，通知沿线阵地所有哨位全程警戒，确保伤员运送安全。我们马上通知卫生队作好抢救准备，请你报告下送公路点准确位置。”“在上埧东侧？好，好，救护车马上到那里等待。”“后指吗？团长命令卫生队马上前出至上埧东侧公路点。四连一名伤员大腿根部被严重炸伤，正在下送途中，请做好抢救准备……”

团长最近给我打电话来，专门讲起这件事情。战场上生死全在一瞬间，炮弹、子弹、手雷、地雷甚至炸药，统统不长眼睛。很多的不巧和巧合，都在战场上发生、上演。4连阵地被敌军偷袭，配属作战的高机连一排二班班长杜晓吉被敌人扔进哨位的TNT炸药炸伤大腿根部，就是其中一例。

团长声音沉重地说：“小沈，你说巧不巧？敌人扔进哨位的那一包炸药，偏偏炸的就是我和政委看望过他父母的兵。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叫杜晓吉。这个战士表现很好，积极要求进步，是高机连优秀班长。参战命令下达，小杜写下决心书坚决要求到一线作战部队去。部队出发之前，小杜的父母过来看望儿子。他的父亲也当过兵，是副营职转业干部。我同政委两个人那时候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走访来队的干部、战士家属。我们俩走访到二营，和小杜的父母见面、交谈。小杜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他的母亲向我和政委提出来让儿子留后。留后人员都是有硬性指标、硬性规定的，绝对不可以随意变通。我和政委耐心细致地向小杜的父母说明情况，小杜也在一旁向父母保证能够活着回来。小杜的父亲不愧为军人出身，行事、做派仍然保持着军人本色。看得出来他也十分担心儿子的安危，却在听了我和政委的解释说明以后，转回头和我们一起劝解、安慰小杜的母亲。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对小杜一家人的印象非常深刻。临上阵地之前，我还特意留心关注了一下小杜去了哪里。听说他被配属到4连作战，我还想，4连的人勇敢，小杜也勇敢。一群勇敢的人在一起，一定会打得猛、打得好、打得立功受奖。谁成想刚刚开上阵地不久，他就被炸伤、牺牲。30多年过去了，想起小杜和他的父母，我还是感到痛心。记得当时连队送他下了阵地，我直接打电话给卫生队长，特别关照要全力抢救。卫生队长告诉我，最好要输血。团卫生队没有血库，要开车去师医院拿。我知道大事不好，那哪能来得及啊？卫生队长让我给骂得狗血喷头，却也毫无办法。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小杜因为无法包扎，失血过多而牺牲。”

团长的话，让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杜晓吉烈士身后事，我知道一些：战后，团烈士处理组成员将小杜的骨灰盒送到家中，并代表团党委对小杜的父母表示慰问。小杜的父母什么要求也没有提出，只是紧紧抱着覆盖八一军旗的骨灰盒，久久不愿松手。

压抑哭啼，痛苦不堪。后来，小杜的母亲忍受不住悲痛的刺激晕倒在地，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烈士处理组成员跟到医院，一直等到小杜的母亲身体恢复正常以后，才放心离开。

团长、政委听到返回部队的烈士处理组成员汇报情况，沉默了很长时间。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的心里必定是非常难过。不仅仅是杜晓吉烈士，我们团里任何一位为国牺牲和负伤的官兵，都给两位首长留下终生的牵挂和遗憾。

此时此刻，我笔下书写着残酷的战事，脑中映现着详尽的作战地图，心中回想着熟悉的战友，忍不住思绪万千。

当年腥风血雨的战场，从来不曾远离我的记忆。

作者：沈顺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人。1958年6月出生，1976年2月入伍。原济南军区陆军第46军138师步兵第413团作训股股长，于1985年2月至1986年5月赴云南老山前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于1988年10月转业回苏州吴江工作，先后担任乡镇，区政府机关部门主要领导。

编辑：张玉军，1963年2月生，山东省东营市人，1980年9月自地方考入济南军区军医学校，1983年7月毕业至2004年11月在步兵第138师医院先后任化验员、检验军医、主治医师、防疫所长。1985年3月至1986年5月参加对越防御作战，参加了9.23出击作战和1.28出击作战的战地救护，完成了战时的医疗保障和卫生防疫任务，1985年5月在云南老山前线入党。1998年因工作突出，荣立三等功一次。2004年12月转业地方，自主择业，现在潍坊市区某综合门诊部工作。2015年1月加入公益组织——潍坊市奎文区徒步协会，任宣传部部长，2016年至2019年连续四年获得“最佳宣传奖”，2015年至2020年连续六次随奎文徒协参加了环泰山T60大徒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