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艺术家——潘天寿

刘迎雪

潘天寿（1897年3月14日－1971年9月5日），字大颐，自署阿寿、寿者。现代画家、教育家。浙江宁海人。

潘天寿精于写意花鸟和山水，偶作人物。尤善画鹰、八哥、蔬果及松、梅等。落笔大胆，点染细心。墨彩纵横交错，构图清新苍秀，气势磅礴，趣韵无穷。画面灵动 ，引人入胜。潘天寿绘画题材包括鹰、荷、松、四君子、山水、人物等，每作必有奇局，结构险中求平衡，形能精简而意远

齐白石说"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追求神似，不求表面的形似，这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特点。墨为五色之主，然须以白配之，则明。老子曰："知白守黑。"画事以笔取气，以墨取韵，以焦、积、破取厚重。此意，北宋米襄阳已知之矣。用墨难于枯、焦、润、湿之变，须枯焦而能华滋，润湿而不漫漶，即得用墨之要诀。墨非水不醒，笔非运不透，醒则清而有神，运则化而无滞，二者不能偏废。色易艳丽，不易古雅，墨易古雅，不易流俗，以墨配色，足以济用色之难。水墨画，能浓淡得体，黑白相用，干湿相成，而百彩骈臻，虽无色，胜于有色也，五色自在其中，胜于青黄朱紫矣。淡色惟求清逸，重彩惟求古厚，知此，即得用色之极境。

潘天寿纪念馆坐落于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杭州南山路景云村一号，这里原是潘天寿先生晚年居所，1981年经文化部批准设立纪念馆并对外开放，1991年在原有故居基础上扩建现代化新馆。

潘天寿 指墨《红荷》

绘画上可见之处易“偷”，不可见处难学。

画面出现平薄，其原因之一是黑色不浑化。能不能浑化，关键在于用笔蘸墨、汲水、调色以及笔头着纸的方法是否准确。对于大块墨色处，尤当着意研究。

要不存偏见，博采众长。

艺术的重复等于零！

学习方法大体是：（一）从事中画技术基础的锻炼；（二）注意诗文书法金石之辅助；（三）骈考画史、画理，及古书画之鉴赏；最后的重点，在品德与胸襟的修养。持之有恒，不求速成，自然能得水到渠成之妙。

基础是现实生活，一方面向古人吸收技法，另一方面从自然界的生活中提炼精华。写生要活写，不能死写，好的作品应比生活更美好。

潘天寿 访荷浪踏翻

照着对象写生往往得不到艺术处理，因为自然界没有交代艺术手法。然而历代留存的遗产，积累了非常多的艺术处理手法，应该接受他们的经验。但是光是临摹只能在老本子中搬，这是“四王”一路的缺点。我们接受自然的真气，其中主要的目的，是以作者的感受来判断，再以艺术手法来表现作者所感受到的印象。

潘天寿 江南蛙声图卷

对于构图的形式，有时可以作为一个画家的特有形式存在于世上。这个特有形式，对于这个画家来说是个创新，可是对后来模仿的人来说却是一种常套或老套。

潘天寿 微雨蔷薇

作画不可落套，这是对某一个层次上提出来的要求。对于初学者，倒要落到套子中去，而且要注意落到几种套子里去。只有熟悉掌握几种套子，方能取长补短，融会贯通而别出心裁。只学一种套子是不够的，而且以后也难以从其中跳出来。

潘天寿 猫石芭蕉图 上世纪50年代设色、指墨 237.5×120cm

一个人的客观条件会起很大作用，有些人则在“穷而后工”的情况下得到了发展。石涛、八大若非失路王孙，恐亦不过膏粱文绣，金鞍游荡而已。纵使会画几笔，亦决不会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个样子。

潘天寿 写李青莲海榴世所稀诗意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画，从具体技法上讲很不错，而整个格调大不类也。因为格调只能体察于象外，临去秋波，出于纯洁，露于自然，无意于媚，而有百媚自生。搔首弄姿，求人一顾，或扮鬼脸引人注目，其本意何在非吾所知，人有“艺丐”之讥，或即指此，而前面所讲格调二字，于此可晓一二矣。

潘天寿 红菊熏风图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习惯这股力量确实是很大的，搞书画的人在笔头上，也常会有某种习惯，使你不知不觉被它牵着走。如果是好的习惯，可以成为优势不好的习惯，那就糟了，以后想要加以克服就较困难，所以学习者当慎其初也。

潘天寿 松鹰 1948年作

潘天寿“画笔”随谈

制笔之毫料，有柔软强健之不同，初学画者，从羊毫入手力量宜。羊毫细而柔软，含水量强。笔锋出水慢，运用枯墨湿墨，有其特长。作画时，调用水墨颜色，变化复杂，非它笔所及。紫毫、鹿毫、獾毫强劲，含水量稍弱，笔锋出水快，调水墨颜色较单纯，学者可依各人习性与画种等诸关系，选择其适宜者应用之可耳。

潘天寿 江洲夜泊

画大写意之水墨画，如书家之写大字，执笔宜稍高，运笔须悬腕，利用全身之体力、臂力、腕力，才能得写意之气势与物体之神态。作功细绘画之执笔、运笔与小正楷同。

画事用笔，不外点、线、面三者，然线实由点连接而成，面亦由点扩大而得，所谓积点成线，扩点成面是也。苦瓜和尚云:“画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一笔也。即万有之笔，始于一笔也，盖吾国绘画，以线为基础，故画法以一画为始也，然而点却系最原始之一笔，因线与面实由点扩积而得也。故点为一画一面之母。

画事起于一点，虽体积细小，须慎重考虑，严肃下笔，使在画面上增一点不得，少一点不得，乃佳。作点作线，大笔要圆浑沉着，细笔要纯实轻快，故大笔笔头宜于短胖，如羊毫之“玉荀”是也，细笔笔头宜于尖瘦，如兔毫中之“衣纹”、“叶筋”笔是也。

潘天寿 战地黄花分外香

吾国绘画，每以笔线为骨架，故以线为骨，骨须有骨气，骨之气也。以此为表达对象内心生气动力之基础。故爱宾云：骨气形似，皆本乎立意，而归于用笔。

笔不能离墨，离墨则无笔。墨不能离笔，离笔则无墨。故笔在才能墨在，墨在才能笔在。盖笔墨两者相依则为用，相离则俱毁。

绘画以表现之技法，不外点线面三者。中国绘画，以线为主，点为次，面为末。欧西画以面为主，点为次，线为末，两者恰成相反，而各成其风格意趣。

执笔以拨镫法为量妥，指实掌虚，由肩而臂，由臂而腕，由腕而指，由指而运于笔锋，则全身之力，可由笔锋而达于纸矣。运笔要点与点相连，画与画（划）相连。点与点连得密些。即为积点成线，积点成面之理。点与点连得疏些，整整斜斜，缤纷历乱，远近相应，疏密相顾，而求一气。

线与线连得密些。即成为线上相接之长线或线线相碰之密线。线与线离得疏些，如下棋落子，声东击西。不相干而相干，纵横错杂，完成整体。使画面上之点点线线，一气呵成，全面之气势节奏无不在其中矣。气势节奏在其中，而气韵也自然成矣。画中两线相接，不在线接而在气接，换言之即两线不接之接。两线相让，须在让而不让，不让而让，古人书法中常有担夫争道之喻，可以体会。

1915年至1920年，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1920年春，参加浙一师进步学潮。夏，毕业，回宁海下正学高小教书。工作之余刻苦自习绘画、书法、诗词、篆刻。

1923年春，任教于上海民国女子工校。夏，兼任上海美专中国画系国画习作课和理论课教师。结识吴昌硕、王一亭、黄宾虹、吴茀之、朱屺瞻，画风向吴昌硕接近，由原先的恣肆挥洒向深邃蕴藉发展。改"天授"为"天寿"。

画面的布置（或构图），是国画创作传达阶段中的重要一环，即由“胸中之竹”变为“手中之竹”的重要一步。马蒂斯说：“所谓构图，就是把画家要用来表现情感的各种因素，以富有装饰意义的手法加以安排的艺术”。一幅画的立意很好，笔墨技艺也不错，但没有好的构图，要造就一幅诗情画意的好作品，还是困难的。唐张彦远认为：“至于经营位置，则画之总要”，是有道理的。尤其是中国花鸟画，是靠平面的布置来造形，所以，画面的形式美的结构的布置就显得特别重要。

潘天寿先生是一位极重形式美的画家，他对于花鸟画的形式结构的布置，有着独到的创造和成就，是很值得作一番研究和探讨的。潘天寿先生主张花鸟画的布置，应以势为主，他说：“气要盛，势要旺，力求在画面上造成蓬勃灵动的生机和节奏韵味，以达到中国绘画特有的生动性。”至于布置的方法，他认为“是以‘搜尽奇峰打草稿’选集奇峰凑配奇峰（即以奇配奇，出奇制胜），使构成不落平常的作品”的办法。所以，他的花鸟画布置，往往有奇思别想，能奇中有平，平中有奇，既讲究全局气势的呼应开合，结构的严整性，又十分注意局部的严谨安排，使画面的每一部分，包括题款、印章、都能互相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即使寻丈巨帧，亦是条理井然，繁处自繁，简处自简，板处自板，灵处自灵；极简略时，虽着笔无多，却含意无穷；极繁复时，满幅似无空白，而仍觉境界空灵。主从虚实，总是恰到好处，你要在他的画幅上加一点或减一点，都似觉困难。从整幅到一个细小的局部，都非常讲究结构和造形之美，讲究发挥绘画形式语言的作用，这在写意派开创以来，还是罕见的。

他认为，布置的关键在于开合取势，通常一幅山水花鸟画的布置，只须一大开合，一个大气势，即王原祁说的，开合、起伏要本于龙脉。并要注意开合中的主体和主点（画眼）突出，主次分明，给人有一个明确的总体效果。如《雨霁》这样的巨帧，它就只有一个大开合，大气势，画中的松树、水流、岩石、花草，虽各有小开合，但都统一在一个大气势中；松树、水流、岩石的主体取横卧不等边的三角形交错和组合，造成一个前冲感，由于总气势（龙脉）向左下，所以主点（画眼）布置在左下角，这里的松头、水口、岩石和岩花野草，互相交织，为画家最着笔的地方，不仅使主点突出，而且能增强画面的气势。这也是他布置中主张从不平衡中求气势的表现，从画面的布局看，单向倾倒的气势，显然是极不平衡的，但由于松干的刚劲，松头的勃茂，可知其扎根之深；水流奔腾倾泻，势不可当，但其流长源远，使人有相向伸展的感觉；岩石虽亦向左倾斜，却坚实厚重无比，再加右边一山岩向右延伸，所以总的感觉效果，是不平衡中有平衡，虽险而无虑。同时，也是他主张以动取势（常常用水流的动力来加强画面的运动感和气势），寓动于静，静中有动的布置的典范。这幅画虽大，但使人感到复杂而不复杂，简单而不简单，既变化又统一，气势伟大，有不可一世之雄，确是他布置中的创格。

他认为，虚实疏实是布置中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中国画的重要特点。他说：“画事之布置，极重疏、密、虚、实四字，能疏密，能虚实，即能得空灵变化于景外矣。”

以虚实而论，他说：“大抵实处之妙，皆因虚处而生，”即“以虚显实”，“老子说：‘知白守黑’，就是说黑从白现，深知白处，才能处理好黑处”，所以，画事布置重在布虚，即着眼于空白。实际上，摆实就是布虚，布虚就是摆实，无虚不能显实，无实不能存虚。并且，还要能“以实求虚，以虚求实”，“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虚者实之为求虚，实者虚之为求实”，而“实中之虚，重在大虚，虚中之实，重在大实”，于迫塞之中求空灵，空灵之中求气韵。布置中这种虚实相生的辩证处理方法，是他独到的成就。例如《睡鸟》，由于虚实对比强烈，使画面明豁无比，主点十分突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这就在于他虚实处理的妙处。两只睡鸟用重泼墨画成，是实；石头本实，为突出睡鸟，实者虚之；背景一片空白，本虚，但因画的是水边雏鸟，使人一看即知空白是水，这是虚者实之。这种大虚大实的处理，使画面空灵开朗，气韵生动。又如《秋酣南国雁初飞》，一座庞大的山岩布满了画面，加上几乎与纸面平行的直角形山头，使画面处于迫塞之中，这是虚以实之，重在大实；但是这座山的三分之二未加皴，使近处的树林道路层次清晰，这是虚中求实，以虚显实；上头不多的空白处画一行初飞之雁，遂使人有天地无限辽阔之感，这是虚中求实为求虚，画中的扳塞之气就消失了。这是他虚实相生的原理在实践中的运用。

以疏密而论，画材之排比，相距有远近，交错有繁简，就有疏密也。他说：“排疏密须以三点为基础。只要有三点的排比，才能有气势，有疏密，有高低，才能附合艺术的构图规律。”“三三相排比，相交错，可至无穷。”这是他布置中紧紧把握的主要方法，不管画幅大小，皆是如此。如《初升》，画中的梅月松石，皆以三角形组合，枝干、石皴、苔点亦多作三三相排比，相交错；而且岩石、树干，多作直角形转折，犹如钢筋水泥骨架，坚硬厚实，浑朴峥嵘。这种布置法的优点是能显示力量，统一中有变化；缺点是易入平、板，易入险绝之境。如松梅月石皆成品字形，显得平板无变化，已入险路，但潘天寿先生往往能从平板险绝之中出奇制胜，求得生动的气韵。如这幅画，他用泼墨画出行云，（烘云托月），不仅破掉了平板，而且使松梅月石贯联一气，既加强了画面的疏密变化和整体感，又使其变化中有统一，统一中有变化，并使画面气势倍增。

他又认为，“无疏不能成密，无密不有见疏”，疏密相用，要能“密不通风，疏可走马”，“疏中有密，密中有疏，疏而不疏，密而不密，疏中有物，密而不闷疏密对比而得中，遂得疏密相用之道矣。”如《雁荡山花》，画中的山花野草并不多；但由于大片的空白，对比之下，使人感到密而繁多，这是以疏显密，又如《雨后千山铁铸成》，山与江流的对比，有密不通风，疏可走马的好处。但山中云气的飞白和江流中的题款；使画面产生密中有疏，疏中有密，密而不闷，疏而有物，整幅画面疏密对比强烈而恰到好处。

中国画中的大虚大实，大疏大密，是为求画面的清楚明豁，主体之点突出。因为人看东西，往往“心不在焉，视而不见”， “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所以，画家作画，只要着眼干“两三枝”，其他“心不在焉”的东西，一概予以省略，以至代之空白，使“两三枝”清楚，突出，给人印象深刻就好了。

另外，他对大幅小幅的布置的互相关系的处理，亦很辩证。他认为：小幅要当大幅画，大幅要当小幅画，大幅讲气势，小幅讲情趣。他说：“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作大幅画亦然。须目无全牛，放手得开，团结得住，能复杂而不复杂，能简单而不简单，能空虚而不空虚，能闷塞而不闷塞，便是佳构。反之作小幅，须有治大国之精神，高瞻远瞩，会心四远，小中见大，扼要得体，便不落小家习气。”如小品《诚斋诗意》，画面虽小，而气概非凡，笔墨可谓简到不可再简！却扼要得体，小中见大，清新秀发，意趣无穷；又巨帖《雨霁》，境界峥嵘壮阔，却构图十分严整，使人感到宏伟崇高，气概豪迈，惊心动魄，不可向迩。

他的布置还有几个重要的特点，如他注意四边四角的布置，以求画外之画。他说：“画事之布置”，尤须注意于画面四边四角，使与画外之画材相关联，气势相承接，自能得气趣于画外矣。所以，他的画，在造意上，往往着意在有限显示无限，小中见大；在造形上，往往中间多虚，四边四角多实，由外而内，这是布置上的新突破。古来一般布置多着眼于画幅的中间部位，所以中间多实，四边四角多虚，他一反传统常套，实者虚之，虚者实之，正者偏之，偏者正之，使画面的形式美产生新奇的变化。这一创格，不仅是他艺术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中国画布置上的新贡献。如《露气》、《正午》、《秋酣南国雁初飞》等等，皆是这一布置法的好例证。

其次，他喜欢把花鸟与山水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山水花鸟画的新形式，是他晚期的创格，为画史所未见。他说：“古人作花鸟，间有采取山水中之水石为搭配，以辅助巨幅花卉意境者。然古人作山水时，却少搭配山花野卉为点缀，盖因咫尺千里远景，不易配用近景之花卉故也。予喜游山，尤爱看深山绝谷之中山花野卉，乱草丛篁，高下欹斜，纵横离乱，其姿致之天然荒率，其意趣之清奇纯雅，其品质之高华绝俗，非平时花房中之花卉所能想象得之。故予近年来，多作近景山水，杂以山花野卉，乱草丛篁，使山水画之布置，有异于古人旧样，亦合个人偏好耳。有当与否，尚待质之异日。”显然，这种新形式的创造，主要还是来自师造化，为山水花鸟画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比如他的《小龙湫下一角》、《灵岩涧一角》、《之江远眺》、《雨霁》、《华光旦旦》等等，都是山水花鸟有机结合的成功杰作。

还有，他喜欢把工笔重彩和水墨写意结合起来，把双勾与没骨结合起来，不仅充分地发挥了线条、水墨造形的作用，而且也很好地发挥了色彩造型的作用，使画面概括、明快、美丽，既有传统的特点，又有时代的新鲜感。这是为了革去旧文人墨戏之蔽，依据自己习惯于粗笔山水花鸟的弱点，使艺术造形美观、物象形神兼备，而求写中之工，工中之写，粗中之细，野中之纯，以适应新的时代和新的欣赏对象的要求的一种创新。

融诗书画印于一炉，是中国画后期形成的重要特色，使中国画如传统戏剧融唱念舞乐于一炉一样，成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为我国人民所喜爱。潘天寿的题款，不仅使内容丰富画面的意趣，加深画的意境，启发观众的想象，增加画中的文学和历史的趣味等等作用，而且，使题款和布置紧密结合起来，或长或短，或多或少，皆视画面布置需要，或使画面增长气机；或拦住画幅的边缘，使布局紧凑；或补充虚实，使画面平衡；或弥补散漫，增加疏密交错的变化等等，总之以补画面之不足和助长气势为要，使其成为画上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他的题款往往能在不甚妥当的布局上，一经题款，使布局发生无限巧妙的意味，成一幅精彩的作品。

他的钤印亦如此，总依布置的需要，印色朱红、沉着、鲜明、热闹而有刺激力，在画面题款下用一方或两方名号章，往往能使全幅的精神提起。起首章、压角章也一样，可以起到使画面上色彩变化呼应，破除平板，以及稳正平衡等作用。都能使画面更丰富，更具有独特的形式美。如《雁荡山花》、《雨后千山铁铸成》、《露气》、《雨霁》等等作品中的题款和印章无不是如此。他在题款和钤印上确比前人大大的发展了一步，使中国画这一特色更臻于完美。

布置，不光是技巧问题，还有思想内容与情感的问题，它是依据立意的要求而来，在构图过程中，感情、主题起着很大的作用。如布置只着眼于形式，因奇求奇，玩弄技巧，是创造不出好作品来的。正如清沈宗骞说的：“因奇求奇，奇未必得，而牛鬼蛇神之状毕至。”潘天寿先生在布置上很注意艺术技巧与思想内容的有机统一，这也是他布置上所有创造和获得成功的原因。

画面的布置（或构图），是国画创作传达阶段中的重要一环，即由“胸中之竹”变为“手中之竹”的重要一步。马蒂斯说：“所谓构图，就是把画家要用来表现情感的各种因素，以富有装饰意义的手法加以安排的艺术”。

西欧与东方的地域不同，人种肤色不同，生活方式、性情脾气、风俗习惯都不同，西洋人说自然界没有墨色，但中国画却利用墨色来表现对象，中国古代的彩陶就是用墨色来表现的；吴昌硕常常用墨色和红色画牡丹，充分发挥墨色的效能，使其色彩的变化非常复杂，对比强烈，达到淋漓尽致的程度。

指头画之运纸运墨，与笔画大不相同，此点即指头画意趣所在，亦即其评价所在。倘以指头为炫奇夸异之工具，而所作之画，每求与笔画相似，何贵有指头画哉？

指头画，宜于大写，宜于画简古之题材。然须注意于简而不简，写而不写，才能得指头画之长。不然，每易落于单调草率而无蕴蓄矣。

指画是偏侧小径，第于运指运墨间别有特致，故自高且园后至今未废也。

指墨以凝重生辣见长，为笔墨所难到。

用笔须在凝练中求畅快，畅快中求凝练，此可与书法中屋漏痕、折钗股，二语互相参证。

湿笔取韵，枯笔取势，然太湿则无笔，太枯则无墨；笔有误笔，墨有误墨，其至趣不在天才工力间。作线最忌信笔，信笔者即随笔滑去之笔也。既无所谓落笔，亦无所谓收笔，自然不会理解，无垂不缩，无往不复之意趣。与之言：“入木三分”，“积点求线之理，可谓对痴之说梦矣。以颤笔作书画。虽非郑重纯实之语，然胜于信笔多矣。执笔须平直，笔锋须圆尖，以圆锋直下，着于纸面上，所成之线与点，即是圆笔中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