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伪中队长李春芳,</p><p class="ql-block"> 岐沟反正奔明光。</p><p class="ql-block"> 日寇围剿根据地,</p><p class="ql-block"> 烧杀抢掠汉奸伥。</p><p class="ql-block"> 平西军民反扫荡,</p><p class="ql-block"> 浴血奋战保家乡。</p><p class="ql-block"> 良心发现枪口转,</p><p class="ql-block"> 前沿倒戈报国殇。</p><p class="ql-block"> ——2021.1.24</p><p class="ql-block"> 注:我的家乡岐沟关,是古今雄关要塞,在哪里发生过许多历史大事件,这是我写的第八篇。</p><p class="ql-block"> 文史专家赵海声写的《敌工工作和李春芳岐沟反正》,已录入涿州革命史,平西烽火,涿州文史资料等书籍。在1941年日伪最猖獗的时期策反伪军反正,在华北抗战史,乃至全国抗战史上都是靓丽的一笔。有的抗战书籍写到的其他地区的伪军的反正,都是1943年后大反攻时期,在我军强大攻势下反正的。这个传奇事件也是历史名村岐沟对中国社会历史有重大影响的历史大事件之一,至今进村的影壁上铭文以记。</p><p class="ql-block"> 1940年秋,日寇对平西抗日根据地大扫荡,日伪军两万多人,在侵华日军华北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式的大扫荡,实行铁壁合围。</p><p class="ql-block"> 1940年9月,日寇对我平西抗日根据地大扫荡时,伪军汉奸助纣为虐,首受其害的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屏障“涞涿县”。我活动在岐沟村东面贾庄、韩村、常村一带开辟新区的“涞涿独立支队”或称独立营被打垮,驻守岐沟的八路抗战外围武装“联庄会”被缴械,<span style="font-size:18px;">路西涿县抗日根据地,全部被日伪占领,使抗战政权和武装遭到严重破坏,</span>根据地大大缩小,平西抗战到了极其艰难的阶段。</p> <p class="ql-block"> 但“涞涿抗日政府”在王巍县长(“朴特使” 朝鲜人 真名 朴一禹 到中南海送“抗美援朝”求援信的特使)的领导下,多方位开展武装斗争,一方面整顿人马,重组抗战武装,另一方面,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把瓦解伪军作为同武装斗争同等的斗争任务来抓。“驻防岐沟的伪军中队长李春芳,在我涞涿抗日政府的秘密策反下,毅然反正,率部三百多伪军弃暗投明,奔赴解放区,壮大了平西军民的抗日力量,在涿州和邻县的伪军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涿州革命史第四章第六节称“敌工工作和李春芳反正”(引自《涿州人民革命史》河北人民出版社P110—114)。</p><p class="ql-block"> 父亲郑福顺,名郑君 ,涿县岐沟村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参加共产党员、教师王巍组织的“抗日军政训练班”,1938年2月跟随老师王巍(朴一禹、朝鲜人,涞涿首任抗战县长)过涞源到五台山参加八路军并入党。时任 “涞涿县"政府秘书兼七区区委书记、区长,曾任八路军“挺进军涞涿支队”第一任政委。接任的第二任是李致远,八路军四纵十一支队三十三大队政委,55年授少将,解放后任河北军区副政委。作为当时的区委书记参与了策反此事。因是发生在自己村子的抗战大事,所以常给我讲这段传奇故事。在日伪猖獗扫荡之时,驻守岐沟的伪军前沿反正,在全国尚属首例。这个事件,是李春芳老前辈的英雄壮举,也是历史名村岐沟关的一段光辉的革命史诗,成为佳话,在燕赵大地广为传颂。</p><p class="ql-block"> 革命前辈李春芳,1909年生于辽宁凤城县李家堡子村。带领伪军中队反正后,到涞涿县政府任敌工部副部长。因“反正”时涞涿代理县长是东北人许烈,1941年6月许烈县长调平北(现张家口地区)的龙赤县任县长,因介绍许烈入党的平西挺进报社长张致祥(原名管亚强,1909 年出生于江苏常州,考入北平中国大学,解放后任文化部副部长),也到平北地区任专员,42年春李春芳也到了张家口地区抗日根据地。李春芳抗战胜利后去安东省,通化等地公安局任职。东北解放后到辽西凌源,1987年12月逝世,享年78岁。</p> <p class="ql-block"> 过程:为了反围剿,重整抗日队伍,壮大抗日力量,“涞涿县”政府在王巍(朴一禹 朝鲜人)县长的领导下,一方面把突围出来找到的“涞涿独立营”和“联庄会”的人员,整顿改编成“涞涿基干大队”,另一方面实施攻心战术,瓦解伪军,消弱敌人。</p><p class="ql-block"> 由于日伪扫荡时,不坚定分子叛变投敌。我独立营被打垮后,三个中队,就有两个中队长欺骗部分人员带去投敌,其中一中队副中队长张庆云带30多人叛变投敌,三中队长刘新民向日寇投降,成了可耻的叛徒,当了凶恶的特务队长,狠毒的清查杀害我抗战干部和人员。只有二中队长肖炳林带部分人员突围。郑君陪同王巍县长等政府人员紧急出山,把突围出来的人员接到了山里。</p><p class="ql-block"> 王巍县长又派郑君(字:福顺 王巍县长秘书)等本地人,秘密潜入岐沟城,找到被日伪缴械后躲藏的“联庄会”大队长郭宗善,秘书董一欧等十几个人,也接到山里。把独立营突围出来的人员与“联庄会”接出的人员,整顿后重新组成“涞涿县基干大队”,由一中队长孙庆丰任大队长,二中队长肖炳林任副大队长,郭宗善任二大队长。董一欧第二年初,接任郑君任岐沟一带的涞涿县七区区长。突围出来的这几十个人都是坚定的抗战骨干,涞涿抗战的精英。</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 重组后的“涞涿基干大队”,人员士气很高。因为肖炳林(涿州泽畔村人,解放战争时期的47年7月任平西独立5团团长,北京离休)、董一欧(新城台中旺村人,后任“涿县(路西)”县长,广西副省级离休)、郭宗善(新城县杨漫撒村人,后落户涿州东古丘村,41年秋季反扫荡壮烈牺牲)、何才(董一欧同村人,后任游击队长,林彤任县长的政府警卫队长,高碑店市离休)等领导都是被日伪扫荡打惨了,被赶出了家乡“老窝”的,报仇心切,主动请缨打回去。</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 这时也由于日寇向太行山、平北、岳北等晋察冀根据地的进攻,涞涿县七区岐沟这一带日伪兵力有所消弱。因此基干大队长孙庆丰、副大队长肖炳林带一、三大队,到岐沟东面的松林店、肖炳林的家乡泽畔一带打伪军,杀汉奸,阻断岐沟城伪军与涿州城的联系。郭宗善带二大队,在岐沟西面北面南面除叛徒,震伪保,袭绕驻扎岐沟城的李春芳伪军中队。各区干部随同各大队深入活动,父亲郑福顺(郑君)作为七区区委书记、区长,随郭宗善的二大队秘密开展活动。忽南忽北,东西夹击,把岐沟城围得水泄不通,搞得伪军惶惶不可终日。但由于武器破旧,直接攻城还是有一定困难,也会伤亡涞涿政府死里逃生仅剩的这几十个人。为了配合策反岐沟伪军,实施了对岐沟城袭而不打,对捉住的伪军款而不杀的攻心战术。</span></p> <p class="ql-block"> 同时瓦解伪军的敌工活动加紧实施。日伪扫荡后,为了守住通往进攻易县涞源太行山八路根据地的补给运输线,就把参加打击我涞涿独立营的“东北派”伪军李春芳中队,留驻岐沟这个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因“地方派”伪军知道“八路”的厉害,迟早报复,日军扫荡后都退到县城周围或铁路沿线去了,编瞎话骗伪县长杨开明,没人敢去守地处偏远的岐沟城。</p><p class="ql-block"> 因策反统战是王巍县长的拿手好戏,他知道围剿根据地后住在涿州城西、城北、城东的周文龙、王凤岗、裴宏远、白秀亭、张海等伪军,是策反不了的,因当年他们就是被“八路”统战为抗战武装,后背叛投日的,又参加了这次对平西根据地的扫荡,何况这时抗日根据地遭到围剿后相当困难。“东北派”伪军不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还以为“八路“像东北军一样一打就会跑呢,所以他们敢驻岐沟。但他们都是“九一八”东北沦陷后逃亡关内的,有家仇国恨,是可以策反。分析情况后,郑君陪同王巍县长到冀熱察区委汇报,书记马辉之和挺进军司令肖克都很支持。但说当时挺进军主力团都在岳北、平北一线抗击日军,对付百八十个伪军让地方政府去处理。县长王巍作出部署,他首先派本地人董一欧,郑君(岐沟村人)何才等熟悉家乡岐沟情况的政府人员抵近岐沟,通过亲友了解敌情,观察城防部署。进而化妆秘密潜入,进城联络关系,与伪军交朋友,散布“八路”要攻城信息,在周围据点散布岐沟伪军私通“八路”的消息等。</p> <p class="ql-block"> 董小个子(董一欧,后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省级干部),教师出身,又有“联庄会”几年的抗战经验,点子特别多,刚参加“八路”政府也立功心切。贴标语写策反信散布消息,与郑君、何才等化妆入城,警告伪保甲长,还与李春芳的副官、同乡马庆恩等交了朋友,请他吃饭喝酒,暗通曲款,借此接近李春芳(见《涿州抗日战争史略》第125页)。进而以八路首长的名义给李春芳写策反信(其实给每一个伪军头目和伪保甲长,都视不同情况写了震慑或策反信,发动政治攻势),离间伪县长对岐沟伪军的信任……。手段不用其极,非常凑效。观察他们的思想动态,并见机行事。</p> <p class="ql-block"> 李春芳,辽宁丹东凤城县李家堡子人。东北沦陷后逃亡华北,经人介绍投奔逃进关内的伪涿县县长杨开明,后被委以伪警备队二中队长。他的家乡凤城县,是中国最早由邓铁梅成立抗战武装的地方,东北沦陷,他有家仇国恨,有强烈的报仇思想。懵懂之中加入伪军,但到涿县后,也听到了日军在涿县制造的数起惨案,不断接触了许多抗日分子,也被我敌工人员逐渐感化。扫荡时又看到我涞涿抗日军民的舍生忘死,奋勇杀敌,民生涂炭,遍地狼烟的悲壮,因此有参加抗日的内心活动。</p><p class="ql-block"> 岐沟这里抗战基础好,以前是八路军抗战外围武装联庄会的司令部所在地,这里是京津进步人士进入解放区的“红色通道“,从前没有日伪住过,伪军的驻防,打破了乡村的平静生活,抓鸡拉羊搞得鸡犬不宁,就是本村几个被“八路”清算过的地痞汉奸,也都如鼠钻地,或躲到新城县乔刘凡的大乡队去流窜,明显看到岐沟村民对他们伪军的仇恨和冷眼,又有我县大队的时时袭扰,许多本地伪军士兵都知道“八路”的厉害,感觉小命不保,也偷偷逃跑了。所观所感,李春芳弃暗投明热血涌动。王巍县长也化妆成八路首长与其交谈,经过我多方努力,决意反正。本预定过了年3月起事,由于王巍县长启程去太行山桐峪八路军总部,参加“朝鲜抗日同盟大会”,再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经王巍县长推荐,上级指派冀东暴动过来的卜雍临时代理县长,但他不大安心在这里工作,两个多月就回冀东去了,44年10月在丰润县壮烈牺牲。又加之李春芳夫人接近临产等其他情况,起事推迟。</p> <p class="ql-block"> 1941年3月,上级派平西“挺进报”经理,东北人许烈来代理县长(1903年出生黑龙江五常县,1933年毕业于北京国立大学法学系,解放后曾任中央司法部副部长),他虽然不熟悉情况,但依靠郑君、董一欧等政府当地抗战骨干,积极开展策反工作。5月底,麦子熟了,住涿日军和伪县长,给岐沟伪军中队摊派了几十万斤的小麦抢夺命令,又加之对李春芳私通“八路”的小报告不断飞到伪县长案头,早就引起怀疑,决定派人对李春芳下手,消息传来,李春芳觉得形势紧急,派人急告涞涿政府,经商议请示,6月1日凌晨起事。派郑君、董一欧等化妆入岐沟城,安排部署,“挺进军”也派出部队接应。驻扎涿县城西南的岐沟伪军中队,在中队长李春芳的带领下反正,调转枪口,奔向平西抗日根据地,投入了全国抗战的滚滚洪流。</p> <p class="ql-block"> 续语:这些老的革命事迹,多年来没人提及。80年代初,涿州党史办成立,主任宋俊然,赵海声同志,不辞辛苦,骑着自行车遍地寻访,到处收集能找得到的当事人或子女以及知情人的回忆材料,开写革命人物传记之先河,为涿州革命史的编纂打下了基础,并出版了几部书籍,使涿州革命史录初具规模,功不可没。</p><p class="ql-block"> 赵海声主任是我后来结识的好哥们,是我十分敬重的文史老师。海声大哥勤勉儒雅,文笔了得,但为人谦逊随和,非常接地气。他说那时条件很差,没有交通工具,没有通讯设备,道路泥泞难走,上级只有任务没有经费,就是外出吃饭也得自己掏粮票,钱倒是不多,百姓家吃顿饭两毛钱,但那时一个月工资也只有几十元。收集资料就凭两条腿和一张嘴。有的叙述人还不识字,一件事情八个人八个说法。他说这也正常,因人站的角度不同,经历也不一样,那些事又没有文字记载,更没有今天的录音录像,能给我们提供资料信息就很可贵了,非常感谢了,再过些年还就断线了。当时我们认真做笔记,晚上睡不着觉把各方信息归纳分析,尽量得出较为逻辑的史识。我们也是不断修改完善。就“敌工工作和李春芳反正”一文,前后就有三个不同版本发表在《涿州文史资料》,第四版本定稿《涿州革命史》,还不一定准确,但毕竟事情的有无和好坏已经表达出来了,记录在案。</p><p class="ql-block"> 他们的努力,不禁使我想起写《史记》的司马迁谈写史,他的“太史公自序”中说:“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p><p class="ql-block"> 我说我作为岐沟人,抗战老兵郑君的后代,特别关注岐沟的历史。我知道的“岐沟伪军反正”等过去的事情,都是打小时候起,听经历过那个年代参与此事的父亲家人,乡亲老人讲述,以及后来我因工作之便多次去广西南宁,得以机会见到董一欧老前辈时,谈起他在岐沟的光辉经历,津津乐道,犹如昨日。我几十年耳闻目染,记忆犹新,我们岐沟今天的进村影壁上还写着这件事。所以我说,我是从前辈述说中记忆写的,比较准确。其他人的文字虽然不一定全面、准确,人物也有些杜撰、戏剧性,由于当事人大部过世,未免人物张冠李戴。因角度不同,文字内容也会有所差异,但都是肯定,歌颂。</p> <p class="ql-block"> 我问赵海声主任,涿州革命史的事件很多,您怎么会想起写岐沟伪军反正一节。他说有时真是灵感,不是走访我们真的不知道多少,因为那个时段我们毕竟没有走过。正如你是岐沟人对岐沟的历史十分关注一样,我对涿州的革命史喜欢挖掘和写写。也是一次到北京(八大处)参加平西抗战纪念活动,邀请了当年健在的平西抗战老领导,我就爱打听关于“涞涿县”的事儿。一位老领导说抗战时期,你们哪儿岐沟村伪军中队长李春芳参加了八路。我觉得这事很新鲜又有份量,正好弥补了涿州革命史“敌工工作”的空白,所以写了《敌工工作和李春芳反正》一事。</p><p class="ql-block"> 我又问他为什么不叫“起义”?他说到中间也想叫“起义”,但《涿州革命史》还是定格为“反正”。说当时董一欧、肖炳林等看到后不认可,说是被我们打得“不得不向我们妥协投降”(见董一欧回忆录),他们说“拉锯区”有时他们把我们打得很惨,我们有人叛变,有时我们把他们也收拾得够呛,他们有人向我们投降也是常有的事。还有一种史学界的说法:一国内不同派别、军队斗争,后举义旗加入另一方,可叫起义。但卖国贼、汉奸的派别、队伍投靠对方,只能叫“反正”。我说词意程度上有所差异,但都是弃暗投明,走向抗日,可能都可接受。我也向专家们请教过,说有相同点,更有差异。</p><p class="ql-block"> 当然细节追究也没有多大必要。父亲郑君(郑福顺)也讲过,你们大家写得都很好,没有忘记过去,歌颂那段不同凡响的岁月,不容易,难能可贵。也告诉我,其实后来住岐沟的伪军就百八十人,“反正”时真正到山里的只有十几个人。当然根据地在日伪扫荡后十分困难是事实,人民军队自井冈山起就有政策,放下武器只要不再作坏事,愿留下的欢迎,想走的发路费。父亲说发什么路费,我们都吃不饱饭呢,能放他们走就不错了。</p><p class="ql-block"> 我也问过父亲郑君见有的文章写的是老七团也参与了策反,父亲说之前八路正规部队没有来过我们这里,当时老七团也正在平北抗敌。王巍县长前期做了周密的部署后,他41年初到延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就走了,卜雍代理县长时不大管这事,“反正”前后到进山时县长是东北人许烈。策反这事儿的主要是“涞涿”的县、区政府人员和基干大队,因后来这些人有的牺牲了,有的后来成了普通人不出名,如王巍县长还成了朝鲜的“延安派”宗派头子被“处决”了,可能就会被人遗忘了或不敢提及了(我理解父亲说的意思,如果有些当事人当了“首相”,或后来成了“大官名人”,肯定会被拉大旗作虎皮的)。但老人家说,无论如何,都是共产党办的事,有利于抗战的文章歌颂我们党就行。父亲的话让我们钦佩,艰难时代过来的人,都是那么高风亮节,真是现代人应该学习的楷模,我想这就是中国魂。</p><p class="ql-block"> 想想革命年代老一辈的艰辛,拼着命也要抗日的英雄壮举,我们更加珍惜得来不易的今天幸福生活。</p><p class="ql-block"> 以此篇献给涿州解放72周年!</p><p class="ql-block">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