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激情岁月

周宇

八一到了，当兵的人说说那些当兵的事。

在艰苦劳作，平凡无奇的军营生活中，坐落在南大堤下的一连曾引发过一起小小的波澜。五十年了，没有人知道，知道的也许记不清楚，由于我的激情冲动挽救了一个战士的政治生命。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本来不想披露，讲了，觉得丢人，不讲，难以抚平心结。时过境迁，谈谈无妨，想听听吗？容我给你慢慢道来。

春来牵牛犁，寒冬战大堤。这是我们军垦部队真实生活的写照。那是我当兵时第二个年头的冬天，连队接受了一项冬修任务，一排长周运发在排里作动员工作时要求各班：“加把劲，努力干，哪个班完成得好可以早撤回来。”事情的结点开始了，一机班任务完成地快，回到连队洗漱好，有的便在操场打球。这个时候，恰遇副营长（邵阳人）路过一连到工地检查工作，看到有人在玩球，找到一排长说：“全连的任务都没完成，怎么就有人早收工了，赶快要他们回来。”一排长不好解释，只得转回连队要求一机班重上工地。大家心中很是不悦：“不是说早完成早回来吗？怎么又变了呢？”班里有个叫李光超的战士（湖南籍，团员）脾气较犟，指责排长说话不算数，表示不肯去，你一言，我一句地和排长吵了起来，言辞激烈。当时有不少战士围观，一排长自知理亏，见劝说不动，便气急败坏地甩下一句话：“今天不要求连队处分你，我这个排长也不当了。”

这就是事情的经过，我当时不在现场，只是后来有人说起，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我和李光超也无任何交往）。

这下好了，李光超顶撞领导的罪名有了。

不日，连队开会整顿作风说要对李光超顶撞领导的事作出处理。接着全连分党员片，团员片，群众片带开进行讨论，于是还暗示了是给团内警告还是开除团籍处分的调子。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叫人有点不可思议。那个年代，讲政治，讲路线觉悟，提倡做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都学解放军。解放军是政治思想工作做的最好的，怎么会是这样？没有做任何思想工作，顶撞一次就给处罚，是不是有点过激和仓促，这不符合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当兵光荣，如果背上污点，岂不是奇耻大辱。我揣测着连队这么做是不是应顺一排长的强烈要求，说整顿作风是不是有杀一儆百的意向。于是，一种道义在我胸中渐渐萌发。

团员片自然是由副指导员宋龙主持（此人后遭雷击身亡）。他讲了一番加里强组织纪律的重要性之后，要求同志们结合此事，谈谈看法。会上不很严肃，有的在开小会，有的三缄其口，好久无人发言。这时候我说：“李光超顶撞领导，不服从命令是为部队不允许的，应该作出深刻检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听说他干活很卖力，也不是一惯行为，不能就一次的顶撞就给处分，还是应以说服教育为主，能不能不给处分的就不处分。再说一排长工作方法是否妥当，动员时说了过头话，应该也有责任。”说完大家叽叽喳喳人云亦云，大都赞同我的发言。

党员片，群众片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几天以后，动真格的了。连队晚点名，各排整队进入饭堂，黑压压地坐了一片。连长程明祥讲评了工作以后，指导员黄成佳再次说到处理李光超的事来，说为了发扬民主，要求大家不要有什么顾虑，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在鸦雀无声一阵以后，我坐不住了，先前我在团员片里说了话，此时若不表个态，生怕人家说我退缩。于是我勇敢了一回，举手起来发言按时下的做法，先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的有关教导说：“该同志顶撞领导不对，也带来了一些不好影响，但他总的来说工作还是不错，不能因一次犯错就致人死地，政治工作是我们的生命线，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处分手段代替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许多时候不给处分，也可以达到教育的目的。”话音刚落，只见一排长脸色铁青，狠狠地指向我说：”你不要以为当过红卫兵"我理解他说我的意思认为我到部队造反来了。我回答他说：“这与我当不当红卫兵没有关系，大会上发表看法，难道有错吗？”一排长嘀咕着还想说什么，被指导员制止了。此时此刻，时间老人停止了脚步，气氛紧张得空气凝结，百十双眼睛齐刷刷朝我盯来，只听是靠后墙坐的山东老兵窃窃私语：“这新兵头厉害，当了这么多年的兵，还没有见过这阵式。”

“喔呵”炸锅了，全连都知道六〇班有个江西老表敢跟连队叫板。拿现在的话来说叫“牛”。一名势单力薄的士兵和连队集体的力量掰手腕那还了得。果然，我日子不好过了。吃饭，无人跟我蹲在一起。好友，不再跟我嬉笑搭讪，班长梁石财对我爱理不理。随之而来的是冷漠的目光，辛辣的讥讽。生怕受到牵连，大家对我避之不及。顿时，我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又像是一片孤叶在大海中任凭漂浮。人性的百态，世俗的偏见，尽展无遗。那情，那景，多年以后在我脑海中难以忘却。

也有老乡的规劝，说要吃亏的。我清楚不论事情结局如何，将影响着我的军旅生涯，也许会身败名裂。但我话已放出，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只有硬着头皮，孤军苦撑。正在百思求解的时候，突然我眼前一亮，对，学毛选，在毛主席著作里找答案。于是我挑灯夜读（其实就是用手电筒照着在被子里看），也无任何收获。我徬徨，我困惑，难道我错了吗？带着这个问题我向营里副教导员刘诚作了汇报，他听完我的讲述说：讨论中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不要背思想包袱，他会关注此事。领导的话虽不多，却给了我一丝安慰。

打那以后的日子里，因为事情悬着，我依然生活在事情的阴影中，时不时有不屑的眼光飞来，处境仍旧尴尬。这时候，解放军报刊载的一篇报道给我启示。我决心找回个人的尊严，越级向师领导去信，和盘托出事情的经过和遭遇。几十天后，还真收到师副政委的信：你关心连队建设，关心同志进步，思绪慎密，很好。所反映的问题我将告诉有关部门给予了解，还没处分的不给处分，处分错了的要纠正过来。希望你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焦林义

师领导的信给我信心，我如释重负，一颗忐忑的心终于放下来了，底气也足了起来。

不记得又过了多久。一天，三排战士周含顺（上饶籍）乐颠颠地找到我说：“老乡，好事。”我心情不悦回答他道：“吊毛好事会轮到我。”他把我拉到一边，神秘兮兮地说：“昨天晚上上岗，见会议室有人说话，便靠近偷听了一下，正说李光超的事呢，营部首长正在批评连队领导，群众思想不通，不能操之过急......”我问他：“你没听错吧？”他说，他发誓并伸出大拇指：“你赢了。”

就这样，一排长还是当他的排长，处分的事再也不见提起，一场看似轰轰烈烈的波澜悄然平息了。（李光超后调营部当通讯员）

纵观我的军旅生涯，有过美好，也有苦恼。新兵头年，由营部指名我和全师的七名同志，在一名首长的率领下，赴广东潼湖基地（0642部队）参观学习，兄弟部队的热情接待，一路吃的，住的很是享受。在那个时代，一名新兵能出湖跨省去公干，那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事呀！有一次，上级来了一名领导下连调研，听说我的字写得好，叫到连部，给他抄写一份文字材料。那时的连长是谢献义。我是战斗班的，多次被抓公差，不是文书，却做着文书的工作：野营拉练到赤山的总结报告是我执笔，连队的墙报由我编排。因粗通器乐，牵头组成战士业余演唱组，敲锣打鼓了一阵子，没有演出一场节目。个人爱好打乒乓球，曾二次代表团里参加全师比赛，取得较好名次。喜欢写作，利用空余时间向党报投稿，多次获得团政治处的奖励，为连队带来了荣誉。

苦恼的是，我抱怨自己的命运不好，生不逢时，路走对了，门进错了，当了个“装甲兵”（庄稼兵）。在那样的军垦连队强调的是怎么完成生产任务，吃苦，肯干进步就快，对于有没有文化并不看重，一般的高中生也说你是知识分子、臭老九，要脱胎换骨，彻底改造世界观。超强的农活，刚走出校门的城市兵动作自然会慢些，便被看做是怕苦。像我们这样的城市兵，干不过农村的，大都没有好的作为。尽管我以后注意克服自身缺点，也为连队有过光彩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却始终未能如愿。真是个：

错把陈醋当成墨，

写尽军营半是酸。

    今天，由衷地看来，我是不是有点“傻冒”，不是英雄救美，也非两肋插刀，为一个普通士兵鸣不平，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是什么因素执拗着我如此举动：激情冲动乎？不谙世事乎？文革遗风乎？究竟是对，是错，作为闲话谈资，欢迎多多点评。

（145师四三四团一连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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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领导的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