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塬”和“原”

木易

2021.1.24./作者：乔孝堂/编辑：杨永辉

“原”是古字，意为宽广平坦的地方，如平原、高原、草原、原野等，后来也同“塬”，最典型的词组有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华北平原、关中平原、呼伦贝尔草原，等等；“塬”是新造的字，正如“她”字一样，“她”是1917年刘半农造的字，因分工精细，指代明确，虽然被当时的保守派猛烈攻击，但却受到全国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后被国家字典采纳，便成了汉语中的一个常用字。如今谁再提出把“她”改回去，改成“他”，那将是一件多么尴尬的事儿！

“塬”是国家地理工作者为西北黄土高原因雨水冲刷而形成的，四边陡，顶上平的高地量身打造的一个专用字，同样因分工精细，指代明确而被国家语言文字主管部门采纳，遂成了一个新的汉字。这是汉语言文字发展的一朵小小的浪花，绝对是一种进步，所以国家的各类字典、辞典都采用了这个字和这一解释。《辞海》还特意举了两个例词，一个是陇东的董志塬（世界上最大的黄土残塬），另一个是陕北的洛川塬（陕西省残塬较多），这便是国家的一种“规定”，全国14亿人都必须遵守。基层如有异议，可通过正规渠道申请国家主管部门改正，否则，就只有执行的份儿了，绝对不能各行其是。

改变了红军长征目的地的哈达铺，属于甘肃省的宕昌县，这个“宕”字，字典上只有一个音（dànɡ），但当地人历来念（tàn）。甘肃省人民政府以公文的形式写明了详细情况，向国家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幸被采纳，得到明确答复：下次出版的字典上，一定将“宕”由单音字改为多音字，增加一条地名读音（tàn），这一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现在《陇东报》要将“塬”改为“原”，同样，要通过这一渠道。不过，我估计《陇东报》怕是不行，要把“董志塬”改成“董志原”，如果陕西人要把“洛川塬”改成“洛川原”，恐怕《甘肃日报》与《陕西日报》联合起来也不行，即使甘肃省政府与陕西省政府联合行文，恐怕国家主管部门也不会批准！

1980年，国务院启动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1984年前后，庆阳地区经省民政厅批准，出版了七本带有法规性质的地名普查资料，其中董志塬、早胜塬等12条大塬；南庄塬、金村塬等8条小塬全部按照国家规定采用了“塬”字。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地名管理条例》，从此，地名的命名与更改走上了正规的法规管理轨道。此后出版的《庆阳市志》《庆阳大辞典》等多种官方典籍，全部采用“塬”字。

2014年，国务院启动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工作，计划出版国家、省、市、县四级地名志书，词条由各市民政局按国家统一规定提供。庆阳市提供给国典和省典的词条中，关于董志塬、早胜塬等词条全部采用“塬”字，且已通过国家民政部和省民政厅审核认可，作为规范词条已列入国典和省典。截至2018年年底，国典和省典已全部定稿，部分分册已经出版。据悉，陕西省、山西省等省区提供的黄土残塬词条也都用“塬”字（国家要求全国统一）。庆阳市将于2022年年底出版十本地名志书，目前正在紧张编撰中，初稿大多已经形成。为与国典、省典统一，董志塬、早胜塬等词条全部采用“塬”字。

对于“塬”和“原”，庆阳地方志工作者和地名工作者，早已达成了共识。2019年，在评审几部县志的时候，市内专家学者对涉及到的“崾崄”与“崾岘”，“咀”与“嘴”，“塬”与“原”三组字词进行了严肃认真地讨论：

关于“崾崄”与“崾岘”，庆阳以往所有的志书和文件中全部使用“崾岘”，几乎没用过“崾崄”，就连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七本地名普查资料也全部界定为“崾岘”。这次讨论中，重新查阅国家权威典籍，国家典籍中没有“崾岘”词条，但有“崾崄”词条，举例为“白马崾崄”等。庆阳的学者经讨论达成两点共识：一、今后的志书，包括地名志要用“崾崄”不用“崾岘”；二、已经形成固定地名、早已深入人心、已被社会普遍认可、且刻了公章的重要地名，如“九岘”“吉岘”等，因改动难度较大，故保持现状，仍用“岘”；新命名的其他“崾崄”，统一使用“崾崄”。正如“大什字”和“小什字”，为保持文化传承，仍用“什”字，而新命名的“医院十字”“三中十字”“四中十字”等，以及各县新命名的“十字”一律不许加立人，必须用“十”字。这些都是庆阳学者的共识，且已取得省民政厅的认可。

关于“咀”与“嘴”，争论最大，部分学者认为地名中的“嘴”，来源于尖尖的鸟嘴，所以要用“嘴”字，但查阅国家典籍，对此二字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咀”与“嘴”都是合规的。庆阳学者基本达成如下共识：今后命名有“嘴”字的地名，尽量用“嘴”；已经形成固定名、且已刻了公章的重要地名，如王咀子、肖咀、蒿咀铺等，保持现状，仍使用“咀”字。

关于“塬”与“原”，讨论这一组的时候，庆阳的学者没有任何争议，大家一致认为，既然国家权威典籍有明文界定，我们就必须遵循，不得各行其是。庆阳所有的黄土残塬，包括董志塬等，统一用“塬”，不用“原”。所以，鉴于国典和省典的定稿和已出版资料中都使用了“塬”字，恐怕在第二次地名普查资料中，黄土残塬中的这个“塬”不可能改为“原”了！

各级文字工作者，不管你有多老的年龄，不管你有多么渊博的学识，都必须活到老学到老，尤其要注重知识的更新。汉语言文字在不断更新进化中，这是其生命力所在。比如曝（pù）光改为曝（bào）光，说（shuì）服改为说（shuō）服。20世纪80年代，“黏”是“粘”的异体字，一般不再使用； 90年代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粘”字基本退出了（nián）的功能，只留下“粘（zhān）连”“粘（zhān）贴”几个词组了，而黏土、黏结、黏膜等，通通要用“黏（nián）”字。这些知识都来源于新旧字典的对比。这是知识更新的第一个渠道，“塬”就来于这这个渠道，所以要随时掌握新版字典的新知识。

第二个渠道，新华社不定期通过《新闻阅评动态》向新闻界公布一些禁用词和通用词，比如20世纪50年代广泛使用的“行政村”，现在不许使用，只能用“村”；村委会主任，可简称为“村主任”，但不得称“村长”。不要问为什么，这就是国家规定。

第三个渠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不定期联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其中有《标点符号用法》《数字用法》《计量单位用法》，等等。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连续书名号之间的顿号删去，应写成《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以后扩展到连续双引号之间的顿号和逗号也删去。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可简写成“刑法”，但不能写成《刑法》。同理，《宪法》《婚姻法》《条例》等简化的写法都是错误的，凡非全称不准使用书名号，所以简称应写为“宪法”“婚姻法”“条例”等。这类错误，国家级的文件中都经常出现，而基层的文字工作者有几个人注意学习这些知识呢？不错才怪呢！

第四个渠道，国务院和省民政厅不定期发布一些关于机构建制更改的批复，比如庆阳地改市的标准日期是2002年6月22日，以国务院发文为准，如果不及时掌握各级建制更改的准确时间，行文或撰写史志的时候，往往都会发生错误。

以上是四个比较重要的渠道，来源于这些渠道的各种最新知识，都可视作国家“规定”。基层行政单位、新闻单位、出版印刷单位等，除文学作品之外的其他正式印刷物，都要无条件地执行。文学作品是个例外，作家有创作的自由，可以实写，也可以虚写。比如原驰蜡象中的“原”与《白鹿原》中的“原”，可以特指，也可以泛指，可以指小，也可以指大，可以是现实存在的，也可以是虚拟的，这要由作品的意境决定，读者不可对号入座，见一个“原”就问具体在哪里？见到大观园，见到那块石头，就问在哪里？这种问法本身就是违背常识的。陈忠实将华池县南梁列宁小学的张景文改名为白灵写进了白鹿原，有谁认为不妥呢？至于白灵人物的虚实，读者可以研究，但绝对不能指责陈忠实侵犯了张景文的姓名权。同理，白鹿原可实可虚，那我们还有必要追究文学作品中“原”与“塬”的对错吗？

知识的更新实际上有很多渠道，比如交通部门的变化，庆阳的汽车牌号甘25、甘38、甘M，具体的执行和终止日都有记载，不了解这些知识，在审查历史性电视剧的时候，看到汽车牌号，你连发言权都没有！所以要注重知识的更新，知识的更新是基层文字工作者的一门重要功课。

（免责声明：图片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