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山那边

今年是母亲的百年诞辰，也是母亲去世30周年。封存了几十年的思念，突然就喷涌了出来。

1991年4月的一天，在海口病重住院的母亲从昏迷中醒来。

我拥着她躺在一张病床上。

母亲去年（1990年）8月离开北京，先在深圳的我家住了三个多月，又来到海口的哥哥家住了三个多月，计划四月就回到日思夜想的北京。

谁知三月底突发重病，住进了海口医院。

看到母亲清醒过来，我贴在母亲耳边说：“等你好点，我背着你上飞机，咱们回北京去！”

母亲的眼睛亮了一下。

停顿了片刻，母亲平静的对我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都没想到能活到七十。你看原来大院里的那些叔叔阿姨，哪个不比我条件好，很多都先我离世了。

我不知如何与母亲应答，只是说：你会没事的。

母亲接着说：尽人事，听天命吧。姥姥的骨灰已送回老家安葬，豆豆（孙女）的户口也落到北京，我到南方看看的心愿也已实现，没有什么遗憾了。你们一切都好，我没有可挂念的了。我走后，你们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全身投入工作和家庭了。

我泪流满面。

“最后告别时给我把假牙戴上”。

（母亲昏迷时，怕发生意外，把她的假牙摘了。）

这是母亲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1991年4月11日，母亲真的永远离开了我们。

直到最后，母亲没流一滴眼泪，就那么从容淡定告别了人世。

我的母亲叫刘鈺。小时候每逢邮递员送信，常常在门口大喊，刘金玉的信。鈺，当时算是个生辟字，经常被人拆开念。

生于1921年的母亲，拥有这么文雅秀气的名字。

因为我姥爷是教书先生。在曲阜教书。

母亲是山东泰安人。虽然生在农村，由于是家中长女，被姥爷视若掌上明珠，从小就把她带到曲阜城里念书。

母亲在曲阜上学时，与孔子70几代的子孙孔小姐是同学。不知是否因为姥爷是教书先生的原因，上学期间母亲一直住在孔家，与孔家四小姐同吃同住，坐一辆黄包车去上学。孔府家中的人都称母亲刘姑娘。

这段经历影响了母亲的一生。2000多年儒家文化的积淀，潜移默化的熏陶了母亲。使她自带了一股清雅高贵的书香气质。

母亲在曲阜女子师范念完了初中。在当地一所小学教书。

母亲认识了同在一所学校教书的父亲。

志同道合的他们很快结为了夫妻。

我的父亲原名夏天午。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有四个哥哥，三个姐姐。

父亲家住山东省泰安县东关永福街，此地位于五岳独尊的泰山脚下。1967年文革期间，我和妹妹曾回过一次老家。印象中里外几进的四合院，还有影背墙和天井，在当地算是有影响的大家族。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占了华北。山东的济南、泰安也被日军占领。国难当头，我们夏家先后有许多亲人投身到了抗日武装斗争中。

我父亲的三哥夏天鋆（我们称他“三伯伯”），1937年就参加了革命。1944年，20岁的父亲追随兄长加入了抗日队伍。

参加革命后，父亲改名夏灿华。其意应该是为灿烂中华而奋斗。从中可以看出父亲的文人气质和家国情怀。

1945年，在小学教书的母亲在父亲的带动下也参加了革命队伍。

在部队，父亲在抗战剧社搞宣传，母亲则当了文化干事，负责给战士们扫盲和讲课。

母亲穿军装的照片，端庄文雅。

父亲和母亲的芳华岁月。

摄于1950年。

1952年父母亲随平原军区的部分机关并入上一级的华北军区（1955年华北军区改称为北京军区），我们的家也搬到了北京。

进京后，父亲母亲的工作单位是华北军区（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

1952年底父亲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抗美援朝前线。

我亲爱的父亲，刚刚过上太平日子。

当需要保家卫国的时候，他又挺身而出！

他在践行灿烂中华的诺言。

这是父亲赴朝前的留影。

那时我还不到1岁。

父亲在朝鲜战场留影。

腹有诗书气自华。

摄于1953年。

我对父亲的印象，是模模糊糊的。

因为从我记事起，就一直过着寄宿制的集体生活。三岁上部队幼儿园，每周回一次家；7岁在部队的子弟学校上小学，学校位于天津，每半年才回一次家。

而父亲在朝鲜战场患上了肝炎，1956年回国后，一直在陆军总院住院治疗。有时周末他请假回家。

那时我不到5岁，刚刚记事。我不懂住院是什么意思，觉得就像下班回来。

我有时会到胡同口等父亲。远远的看到父亲，我会飞奔过去扑向他的怀抱。

父亲总是穿戴的整整齐齐。每次都带些好吃的给我们。

父亲心灵手巧，住院期间学会了织毛衣。至今我还记得父亲给我织的绿毛衣，紫毛背心，花样新颖，色彩美观，经常受到周围人的称赞。

后来听母亲说，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在抗战剧社搞文化宣传，当过戏剧队队长。他演过话剧，饰演杨白劳。他写一笔好字，喜欢画画，爱好摄影，喜欢游览。

现在家里还保存着当年父亲买的《北京旅游手册》。

这是父亲在陆军医院的留影。

摄于1959年。

这是我与父亲最后一张合影。

最右侧为父亲。

摄于1959年。

母亲留给我儿时的印象则要具体些。

母亲和我

摄于1954年。

母亲很爰美，凡事讲究仪式感。她爱穿旗袍，身形婀娜。洗脸用蜂花牌香皂，夏天喷花露水，波浪般的头发上扎着一块手帕。她还总给我梳一条大辫子，说扎两个小辫儿太土。

母亲后来颇有点自豪的和我说起，刚参加革命那会儿，条件很艰苦，有一个从大城市来的千金小姐一度产生了动摇，想溜回家。就在她犹豫不决时，从宿舍窗户看到了正在院中晾衣服的母亲，那般文静秀气。后来这位千金小姐对母亲感叹到，你这么气质高贵的人都在这坚持，那我也不走了。

1954年，母亲前往朝鲜探亲。这是母亲第一次出国，也是唯一一次出国。她专门去烫了头，希望带着美好的形象出现在父亲面前。然而部队领导却批评了她，这是去前线，形象要朴素。母亲赶紧回家洗头，结果越洗卷越多。最后只好去四联理发店把头发拉直。

这是1954年母亲带哥哥去朝鲜探望父亲。蓬松的头发依稀可以看出烫过的痕迹。

母亲热爱大自然，喜欢一切美的东西。每逢假期，母亲都会带我们去公园赏花，还总让我们跑到草地上打几个滚，闻闻草的芳香，以此亲近大自然。

母亲爰看京剧和话剧。有一次母亲带着妹妹去军区大礼堂看戏，在门口被拦下了，因为不能带小孩进去。母亲就把妹妹寄存在警卫班。看完戏才接走。

每逢年节，母亲都给我们几个孩子换上新衣服。还经常组织我们表演节目。她希望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文艺爱好。最终哥哥学会了吹笛子，弟弟会吹口琴，妹妹拉手风琴，我标新立异，自学了一段京胡，最终无法忍受噪音的摧残而放弃。每次演节目，我只能负责报幕。

母亲要求我们从小要树立远大理想，具体说就是明确长大要干什么。她还总要我们在新年伊始时把理想大声说出来。哥哥喜欢文学，长大要当作家；弟弟喜欢数学，长大要当工程师；妹妹喜欢白大褂，长大要当护士；妈妈纠正她，要当医生。而我喜欢玩，想当个旅行家。

我家兄弟姐妹

摄于1956年。

母亲热爱生活。我家的台灯上总是蒙着一块漂亮的手帕，窗户上挂着白色的钩花纱帘。绿色的细高玻璃花瓶插几支绢花，鱼缸里有一只活灵活现的金鱼。

”室雅何须大， 花香不在多”。母亲经常用古人的诗对我们进行美学启蒙。

这是当年的花瓶。母亲送给了我。

60多年前的金鱼，至今仍活灵活现。

母亲房间对着床的墙上挂着列宾女儿手捧鲜花的油画。每当我睡醒睁开眼，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张画。

搬到北京后，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大翔凤5号，是北京军区文化部的宿舍。

同院的邻居有部长，有作家，有作曲家，还有画家。但只有我们家的孩子拥有自已的小书橱。这令全院的孩子都十分羡慕和向往。

小书橱里面装满了各类小人书和儿童读物。我现在还清楚记得有一本叫做《蝴蝶有一面小镜子》的彩色画册，还有一本儿异域风情的小人书《沙恭达罗》，给我留下美妙的记忆。

随着年龄增长，小人书渐渐换成了字书，《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踏平东海万顷浪》…。

每当我们过生日时，都会收到一本书作为生日礼物。书的扉页上母亲会题上字，某年某月送给哪个孩子。

坐在小书橱前翻阅书籍的情景，成了我儿时最美好的记忆。

这是唯一的全家福照片。

摄于1958年。

幸福的日子戛然而止。

1960年12月1日，身染重病的父亲英年早逝了。享年36岁。

那年母亲39岁。

哥哥11岁，我9岁，弟弟7岁，而妹妹只有5岁。

父亲的三哥，我们的三伯伯，当时在天津工作。他到学校接上我和哥哥，坐火车回到北京给父亲送葬。

那是个寒冷的冬天。耳边是母亲悲痛的哭声。我挤在送葬人群中，透过缝隙，看到躺在棺槨中的父亲，穿着一身中山服。

那一刻我知道，从此再也没有爸爸了。

参加完葬礼，我又回到天津继续上学。年幼的我，不知道那段日子母亲是如何度过来的。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

母亲从此又当娘又当爹，撑起了家中的天。

由于父亲是在朝鲜战场上患病后去世的，部队组织将他定为烈士。每月发给我们每个孩子20元的抚恤金。母亲1956年转业到地方，每月78元的工资。经济上虽不富余，但还能过得去。

父亲去世后，母亲把老家的姥姥接到北京。姥姥在生活上给予了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帮助母亲抚育我们成长。

现在想想，母亲最难的，应该是如何从天塌地陷般的悲痛中走出来，把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拉扯大，教育好。

记得母亲对我说，宁死当官的爹，不死要饭的娘。你们没有爸爸了，但还有妈妈。有妈妈在，就有家在。你们要争气，不要让人看不起。

过年过节，母亲仍给我们换上新衣服，扎起蝴蝶结。寒假暑假，我们和同院的小朋友一起捉迷藏，去什刹海游泳。生日或节日，我们都能收到书籍做礼物。母亲希望我们不因没有爸爸而产生自卑和自怜。

我们虽然年纪尚小，却懂得不让母亲伤心。我们从不在母亲面前提父亲。我们努力做到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期末带回三好学生的奖状。

这是父亲去世后我们全家的合影。

摄于1962年。

全家人身上穿的，都是父亲织的毛衣。然而却已物是人非，天人永隔。

父亲去世时是1960年，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我们在部队子弟学校寄宿上学，没有挨饿也没有受冻。

逢年过节，部队都发给我家很多粮油副食品，包括部队农场自已种的粮食，榨的油，打的黄羊。这些年货使我们幼小心灵感到了温暖。

部队没有抛弃我们这些烈士遗弧。对这份抚育之情，母亲始终怀着感恩之心。母亲跟我们说的最多的是感谢组织，感谢部队。

父亲去世对母亲打击很大，她患上了高血压心脏病。那时我们还小，没有医学常识，每当母亲后背疼（其实是心绞痛），我们就用稚嫩的手轮番给她捏后背。有时我们真怕母亲也离我们而去，那样我们就成了孤儿。

母亲总安慰我们说，不怕，万一我不在了，还有组织呢。

母亲把对党和国家的这份信任传递给了我们。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部队就是我们的家，党就是我们的亲人。

把我们培养成对国家有用的人，也是母亲的最大心愿。

我家四个孩子在加入少先队时，母亲都要带我们去中国照相馆，照一张正式的彩色红领巾照片。

这是一种仪式，更是一种信仰。

哥哥和弟弟的入队彩照。

我和妹妹的入队彩照一时找不到了。

母亲把全部的爱都投入到我们身上。但她的爱不是儿女情长的溺爱。她言传身教，教育我们要自尊自立自强。

记得父亲刚去世的那年寒假，我和哥哥从天津回北京。

寒暑假时，北京军区都会派两名干事去天津学校，把我们这些北京的学生接去坐火车，再带到北京军区大院门口（小西天）。我们再各自乘车回到自己的家。

记得那天我穿着一件小棉猴。走热了，就把它脱下来，像斗篷一样披在身上，只系了脖子下面的一个扣子。后来坐公共汽车的时候，车上人很挤，觉得脖子有点勒，就把扣子解开了。下了车，走到家门口的时候，突然发现身上的棉猴不见了。

那可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每人每年只有几尺布票。12岁的哥哥气的嚷嚷，把你卖了！

一进家门见到母亲，我就开始放声大哭。

母亲没有一句埋怨话。她说，只要孩子没丢，就比什么都强。

第二天母亲带着我跑到公共汽车总站，开始了寻物启事。

整整一个寒假，我们不断的去问结果。当然最终也没有结果。

那时我还小，却记住了母亲说的话：“尽人事，听天命“。

每逢母亲遇到困难时，她总会说这句话。

这即表达了母亲克服困难的决心，也反映了母亲顺其自然的豁达。

母亲常常引用红楼梦中的一句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她告诉我们不要成为书呆子，要学会待人接物，懂人情世故。

但凡家中来了客人，或者老家来了亲戚，母亲都让我出面接待，一起聊天，一桌吃饭，希望我能向山东人一样好客，热情，大方。

母亲告诉我们不要做杵窝子，凡事闯荡些。她总说，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

有一次家里订的牛奶少了半瓶，只有十多岁的我拿着半瓶牛奶，倒了几次车，找到了牛奶公司，补回了一瓶。母亲表扬我，牛奶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勇气。

母亲教育我们要勇敢，要学习新事物。

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在母亲的鼓励下就学会了游泳。有一次我去什刹海游泳，母亲陪我去。我爬上10米跳台，犹犹豫豫不敢跳。只见看台上的母亲一个劲冲我挥手，一闭眼我跳下去了。出水时看到母亲正自豪的和旁边人说，这是我女儿。

哥哥上高中时，家中买了一辆自行车。母亲要求我们都要学会骑车。

她说，艺多不压人，谁会不如自已会。

母亲站在胡同口，看着我们骑着骑着就冲向墙边摔下来。她不惊呼也不心疼，只是给我们加油。

文革中大串联，母亲鼓励我们参与，说要经风雨见世面去。15岁的我，拿着母亲给的20元钱，和两个女同学一道，挤火车去了武汉，杭州，广州等地，一走就是一个月。

1966年，由于文革停课，我们都从学校回到家中。闲得无聊的我们天天嚷着要回老家看看。母亲竟然同意了。

1967年6月，15岁的我，带着12岁的妹妹，70岁的姥姥，2岁的小表妹，老的老小的小，扛着大包小包挤进了火车，回到泰安老家痛痛快快玩了1个月。

那是我第一次当家作主，掌握着母亲给的50元钱，走亲戚，串门子，掰玉米，叠煎饼。体验了一把农村的生活。

不做温室的花朵，到大风大浪里锻炼。是母亲对儿女的期盼。

母亲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每到过年，给老家的亲戚寄茶叶寄糖果成了雷打不动的惯例。

母亲还把老家的姑姥姥，三姥爷接到北京玩。

因为这些长辈在母亲小时候都帮助过她。

我记得带着三姥爷去逛颐和园时，这个农村的老头，一口泰安方言，把颐和园长廊上的故事讲得津津有味，头头是道，引来周围很多人跟着听。

母亲把姑姥姥家的春英姨接到北京看病。春英姨得的是肺结核，需要每天打针。母亲自己居然学会了打针。

母亲处处与人为善，教育我们好东西要与人分享。

我家一旦有了什么稀罕东西，比如老家寄来了煎饼，自家院子里种的丝瓜，她总是让我们给街坊邻居都送过去尝一尝。她常说，自己吃了填坑，别人吃了扬名。

母亲不会算账，更不会算计。她说她从小不喜欢算数。

母亲物质上简单，从小吃素，绝不吃各类肉食。连炒菜锅都和我们分着用。但她重视精神上的享受，看话剧，听音乐，逛公园，看花展，买图书。

那么多年，我家只有400元存款，那是父亲的抚恤金。

每到年底，母亲就让我把压在最底下的皮箱搬出来，找出那张存单，和她一起去银行把8元钱的利息取出来。

我们用这笔钱买灯笼，买年画，逛庙会。

母亲一生没什么钱，可她从不斤斤计较。

她精神上很富足。

1969年，一年间我们四个孩子先后参加了工作。

摄于1969年。

哥哥去了内蒙建没兵团，弟弟去了东北建设兵团，我做了工人，妹妹当了兵。

母亲身边的儿女一下子就远走高飞了。

母亲没有伤感，也没有流泪。她说：好儿女志在四方。

带着母亲给予我们的坚强和力量，我们走进了社会。

我们终于成了对国家有用的人。

母亲弥留之际，我守在她的身旁。

望着昏迷中的母亲，我在想，如果母亲不到深圳和海口，而是一直留在北京，也许就不会病成这样了。

我想起和母亲漫步在深圳街头，她目睹这个昔日小渔村在改革开放中焕发出蓬勃朝气时的激动心情，她为祖国的进步欢欣鼓舞。

我想起带母亲去珠海参观孙中山故居翠亨村时她的兴奋神态，那是母亲上小学时课本中提到的地方，此生终于到此一游。

我想起母亲在海口参观完海瑞墓东坡祠后在信中流露的自豪心情，海瑞的刚直，东坡的风骨，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更是母亲心中的偶像。

我想起和母亲在海南兴隆农场洗温泉时她的笑容，她爱海南的椰风海韵，纯朴民风，自然风光。

母亲实现了她和父亲饱览祖国壮美山河的心愿。

我想，如果让母亲再选择一次，她一定还会坚持到祖国的南方走一走，看一看。

虽然她已是体弱多病，虽然她知道此行荆棘丛生，乌云密布。

但她还是勇敢的出发了。



因为她一生不甘平庸。

我拥着母亲的后背，贴着她的耳朵轻声说：“妈妈，下辈子还做你的女儿！”

可是，我忘记了最重要的一句话：谢谢你，妈妈！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2021.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