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黎世美术馆（下）

Wang Wei

最近欧洲的疫情继续发展，文化场所都已被关闭。居家办公多日，周末时也闲在家中，那就把下篇也写了。

纵观西洋美术史上的几次重大变革，古希腊到古罗马的那次是因为战争，艺术随着文明覆灭而演变；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那次是因为瘟疫将原有的社会次序推翻，艺术随着人性的启蒙而转化；文艺复兴到巴洛克那次是因为绅士阶层的崛起，艺术随着社会财富结构的重组而改变。艺术一直是被动地随着社会的重大变革而改变的。

到了十九世纪，在工业革命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和科技得以进步，合成颜料的发明，光学理论的完善，必然会引起艺术变革。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艺术革命是轰轰烈烈的，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之前，绘画有着一套公认的严格体系，什么内容可以画，应该怎么画。即使像卡拉瓦乔这样的叛逆者也只能在那个固定的框架里打着擦边球，可以说是万变不离其宗。而到了十九世纪，从塞尚、莫奈到毕加索、马蒂斯再到后来的蒙德里安、杜尚之流，无论是绘画的内容还是画法都是先前闻所未闻的。这批热血沸腾的艺术家们本着以实验精神为主导，抛弃了过去的传统，开始尝试以新的角度和想法去思考关于材料的本质、色彩的运用和艺术所能实现的功能，在短短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就开发出了几百上千年先人们都未曾踏足的领域。

我们这次就借苏黎世美术馆来谈谈现代艺术（Modern art）。这一切都是马奈惹的祸，他以那幅《草地上的午餐》（Le déjeuner sur l'herbe）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直至被波普艺术（或者叫通俗艺术，Pop art）替代而结束。

现代艺术又分成各种流派和团体运动，我们这里罗列一些直到二战前的几个主流风格和它们的领军人物，先来点空洞的外国人名，便于大家以后对号入座：

• 浪漫主义（Romantik）：戈雅（Francisco de Goya y Lucientes）、特纳（J. M. W. Turner）、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弗里德里希（Caspar Friedrich）
• 写实主义（Réalisme ）：库尔贝（Gustave Courbet）、柯洛（Jean-Baptiste Camille Corot）、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
• 印象派（Impressionnisme）：马奈（Édouard Manet）、德加（Edgar de Gas）、莫奈（Claude Monet）、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西斯莱（Alfred Sisley）
• 后印象派（Post-impressionnisme）：秀拉（George Seurat）、塞尚（Paul Cézanne）、高更（Paul Gauguin）、梵高（Vincent van Gogh）、土鲁斯-劳特累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Monfa）、卢梭（Henri Rousseau）
• 象征主义（Symbolisme）：夏凡纳（Pierre Puvis de Chavannes）、莫罗（Gustave Moreau)
• 那比派（Les Nabis）：维亚尔（Édouard Vuillard）、瓦洛顿 （Félix Vallotton）、波纳尔（Pierre Bonnard）
• 新艺术（Art nouveau）：慕夏（Alfons Mucha）、克林姆（Gustav Klimt）、高迪（Antoni Gaudí i Cornet）
• 立体主义（Cubisme）：布拉克（Georges Braque）、毕加索（Pablo Picasso）、莱热（Fernand Léger）
• 野兽派（Fauvisme）：德兰（André Derain）、马蒂斯（Henri Matisse）、弗拉芒克（Maurice de Vlaminck）
• 表现主义（Expressionnisme）：克尔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蒙克（Edvard Munch）、席勒（Egon Schiele）
• 未来主义（Futurisme）：巴拉（Giacomo Balla）、薄邱尼（Umberto Boccioni），希罗尼（Mario Sironi）
• 形而上学派（Pittura Metafisica）：奇里诃（Giorgio de Chirico）,卡拉（Carlo Carrà）
• 奥费主义（Orphisme）：库普卡（František Kupka）、德劳内（Robert Delaunay）、德劳内（Sonia Delaunay）
• 抽象主义（Abstraction）：康丁斯基（Vassily Kandinsky）、马列维奇（Kasimir Malevitch）、马尔克（Franz Marc）
• 风格派（De Stijl）：都斯博格（Theo van Doesburg）、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
• 包浩斯学校（Bauhaus）：康丁斯基（Vassily Kandinsky）、克利（Paul Klee）
• 达达主义（Dadaism）：恩斯特（Max Ernst）、杜尚（Marcel Duchamp）
• 超现实主义（Surréalisme）：达利（Salvador Dalí i Domènech）、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米罗（Joan Miró i Ferrà）
• 新即物主义（Neue Sachlichkeit）：贝克曼（Max Beckmann）、迪克斯（Otto Dix）

苏黎世美术馆收集了非常齐全的现代艺术作品，我们只能有选择地讲一些。这次有所不同的是，不按照年份顺序写，是按照艺术流派组合，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

先来看看劳特累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Monfa）于1898年画的《咖啡馆：老板和褪色的收银员》（Au café : Le patron et la caissière chlorotique）。

在讲述莫迪的故事时（燃情狂爱的一代大师 - 莫迪利亚尼）曾经提到过德加（Edgar Degas）和劳特雷克俩人，说过他们当时霸屏巴黎所有的画展，还都是挺有故事的人，一直在找机会讲讲他们。可惜他们的作品很多是私人收藏，而公共收藏又多集中在法国和美国，看着这疫情也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去观摩到。算了，不等了，干脆先把他们的故事说出来，让他们和大家混个脸熟。

乍一看劳特雷克的姓氏，我靠，咋这么长。唉，人家是来自图卢兹（Toulouse）显赫家族，可以上溯到查理大帝时期，所以把地名都加在姓里去了。父亲是个Lautrec的伯爵、Monfa的子爵，骑兵部队的首长。到了他爷爷这辈，家业开始有点衰败，于是找了个也是贵族的表亲结婚，为了家族不坠。亲上加亲，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但是结婚没多久，夫妻关系淡泊，伯爵当了甩手掌柜，不是去遛马打猎就是去掐花揪草。由于小伯爵生来体弱多病，母亲就带着他在尼斯（Nice）娘家的庄园里住着，吃喝不愁，无忧无虑，还请了私教，全心培养这颗独苗。小时候，劳特雷克的绘画与文学的才华便已展露出来 ，现在博物馆里还有他少年时画的他爹驾驭马车的画，还有那么一点感觉。

天有不测风云，十三岁时他被椅子下的扫把绊倒，左腿骨折。可是骨骼愈合有点问题，来年在疗养院的草坪上又摔进了一个不知谁挖的坑，把右腿也给废了。母亲带着他（一瘸一拐地）奔走各大三甲医院，怎么也治不好。正在长身体的他，腿部骨骼彻底停止了发育。其原因是祖上几代近亲通婚，曾有男丁过继到母亲家族，到他父亲这辈又把祖上的基因缺陷也给娶回来了。这样不但保持了贵族血统，还给医学界贡献了个学名 -- Toulouse-Lautrec症，影响了这孩子的整个一生。

一米五零的他，身材比例倒黄金分割，别说跑步骑马，就是连步行都要拄着拐棍。别人在跟鸟叔学跳江南Style时，他只能在边上手舞而无法足蹈。因失去自由活动的能力，闲暇时间转而花在绘画上，特别是他最喜欢的马匹奔跑、骑士驭马、帆船航行等景象，透过其视觉捕捉，出现在这时期的素描与油画里。

十七岁时由妈妈陪同去巴黎考学，经过努力终于上榜，但他因喜好绘画却想放弃入学资格，转去学习绘画。经过一番家庭斗争，最后伯爵夫人听从了她弟弟的意见接受了儿子的决定。先去一位聋哑老师那里学习动物绘画，但不久开始就觉得他才艺出众，老师摇头打着手势：这个孩子教不了，太牛逼了（大家脑补一下他做了个什么手势才表达了清楚）。于是劳特雷克去了一学院派画家处学习，但老师后来被巴黎艺校录用为正式教师，无力兼职而把画室关了。最后劳特雷克又不得不转去擅长绘画历史的柯罗蒙（Fernand Cormon）工作室学习。这位被时人誉为“最学院派的画家”在民国四大校长中教授过两位 -- 徐悲鸿和林风眠，那是后话。

柯罗蒙虽然是个学院派画家，但是对学生采取放羊式教育，教学随意轻松。到底是贵族的后代，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感觉吃不饱的劳特雷克自己花钱请模特习画，也常去美术馆临摹，在那里相继结识了马奈，雷诺阿，德加等印象派画家。尤其对德加，他是崇拜有加，自从1885年两人初次见面后，劳特雷克即视德加为精神导师。在德加的影响下，他的绘画题材由擅长的传统故事与动物逐渐转变为现实人物，德加不仅影响了他的创作内容和手法，还成为劳特累克逐渐完善自我的榜样。

1886年，柯罗蒙的画室来了一个北漂的荷兰乡巴佬学生，这个人叫梵高，喜欢画在田地里耕作的农民，画得很土很土，人也跟泥巴似的硬倔。但梵高有一句话触动了小伯爵：绘画里最美之处就是它锐利地刺穿世界虚假的一面。于是两人成了好朋友，全然不顾十一岁的年龄差距。

两年后，当梵高在生活节奏上和弟弟有了点小摩擦，也因厌倦了巴黎的生活想去南方寻找更纯粹的东西时。就是劳特雷克给他推荐了离他自己家乡不远的小镇 -- 阿尔勒（Arles）。

于是梵高就搬去了那里，用弟弟提奥的钱在一幢小楼里租了四间屋子，还想如同米勒建立巴比松派（École de Barbizon）一般，把这个地方打造成一个世界上画家们自由生活的地方，最后只有高更这个倒霉蛋为了让提奥替他还债才前来小住。要知道梵高自从去了法国，他的画变得明亮起来。他非常喜欢黄色（那个时候这个颜色还没有被我们玩坏），还把这栋楼画了下来，取名为《黄楼》（La maison jaune，幸亏他没有把小楼涂成青色，要知道他几乎只会用黄蓝青红这四色）。

岔开一下，那个时代正进入“颜色•革命”时期，新发明的黄色颜料是梵高喜爱厚涂的铬黄，一种铅的化合物 -- 铬酸铅。含有的铅很容易进入人体并导致神经系统紊乱等一系列疾病。在这之前，画家们常用的黄色颜料来自神秘古国印度。只被喂食芒果树叶和水而导致严重营养不良的母牛，其尿液中含有一种特殊的黄色物质。收干提取后捏成一团就是印度黄。近水楼台先得月，譬如英国画家特纳（William Turner）就偏爱这种材料。所以他在连续工作时，经常左手拿着三明治，右手调着颜料（好像与印度人相左啊），走出画室恢复嗅觉时感觉自己浑身都是艺术家的气息。

有点扯远了，我们还是说回劳特雷克吧。经过几年的正规培训和自己的努力与天赋，劳特雷克的画技突飞猛进，以前的老师甚至请他协助完成雨果作品的插图。

年轻时的劳特雷克还是比较有上进心的，这就是贵族气质，什么都敢去尝试。他在学画期间和后期曾两次报名参加官方巴黎沙龙展（Salon de Paris），但都落榜。这个不足为奇，当时很多后来名声震天的画家们也都被拒过，包括库尔贝、马奈、毕沙罗、惠斯勒等等。有意思的是那时他用的画名是“特雷克罗”（Tréclau），就是 劳特雷克（Lautrec）的反写。敢情法语中音节倒置的切口（Verlan，l’envers的音节颠倒）在他那年代就已经流行了啊。要知道，在法国想和年轻的屌丝潮男们打成一片，那可是一门必修课。他们觉得这样颠三倒四地说话很酷，譬如，Sa meuf est très chelou. Il est un peu relou, ce beur. Laisse béton, c'est trop zarbi. 这种编了码的俚语不懂一点，那就会被酷儿们贴上为人太正经（un mec coincé）的标签。

不气馁也是贵族的气质，他改而参加布鲁塞尔的二十人展（Les Vingt），隔年参加第五届落选者沙龙（Salon des Refusés）甚至连续四届参展。在比利时二十人展闭幕时，有位画家Henry de Groux讥讽一同参展的梵高不学无术。此话一出，身为梵高朋友的劳特累克虽然身材瘦弱，但扬言要与其决斗，最后以肇事者的道歉才平息，看来劳特雷克还是位真哥们儿。

伯爵夫人看他学画步入正轨，再说自己也不习惯巴黎的都市生活，于是留下儿子一人自己住回南部庄园里的城堡去了。不爱孤寂的劳特雷克就搬去好友Albert Grenier（此人后来成为考古学家，当上法兰西公学院的教授）位于蒙马特的家合住。那片小区是一个充斥着诱惑的地方，各种声色场所数不胜数，此时年轻气盛的小劳开始学酷了，流连于当地的咖啡馆与酒吧，并结识小有名气的驻吧歌手Aristide Bruant。歌手介绍他认识了许多失足妇女，因身形丑陋而四处碰壁的小劳从风尘女子身上找到了渴望的温柔，于是他放飞自我，夜夜笙歌。

1889年，法国为了庆祝大革命胜利百周年，在巴黎举办了世博会。为了吸引蜂拥而至的观光人潮，蒙马特开张了不少夜总会性质的歌舞餐馆（Cabaret），其中一家因其建筑上有一个大红风车，人称“红磨坊”（Moulin Rouge，至今还是中国游客们的网红打卡之地）。老板看重劳特雷克的贵族身份，对他格外优待，还专门为其保留座位，这位矮富丑的贵二代就成了那里的常客，劳特雷克与红磨坊的故事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蒙马特区这类的夜总会竞争激烈，为了避免对手抢生意，红磨坊老板得知劳特雷克会画画，于是就请27岁的劳特累克设计绘制广告招贴画。这还真是找对人了，作为常客的他在招贴画的设计上颇有领悟，常年泡吧的小劳对那里从环境气氛到舞者配乐都耳濡目染、身历其境，知道客人喜欢看什么。再加上他以画家的功底和眼界来画个广告画，只要是他的设计几乎都能成为“爆款”，他们的生意也因此越来越红火。最著名的是画首创法国康康舞的红磨坊招牌舞星拉•古留的招贴画：“Moulin Rouge: La Goulue, 1891”。这幅广告画印了三千多张，贴在巴黎所有的旋转广告牌上，劳特雷克一夜成名，后来还被誉为“现代张贴画之父”。红磨坊在经历百余年后依然是巴黎的网红打卡地，应该说小劳的努力和才艺是功不可没的。

由于淑女们多因其外形而拒他于千里之外，于是劳特雷克就长期住在妓女、洗衣妇聚居的娼楼公寓，乐不思蜀，也画了不少那些社会低层女子的日常生活，自然也为上流社会诟病。

那个阶段，劳特雷克认识了一位麻豆瓦拉东（Suzanne Valadon），这是一位奇女子，我们来大致八卦一下她的经历。

瓦拉东出生在法国利摩日（Limoges），她是个私生子，母亲是洗衣女工，把她带到巴黎，幼年时送她入修道院学校学习裁缝，但是瓦拉东从小就有个性格独立且叛逆的骨子，因普法战争和之后的巴黎公社造成社会的动荡，使得她经常翘课混荡在蒙马特，那里有家酒吧叫煎饼磨坊（Moulin de la Galette，雷诺阿在那里画过著名的舞会，百度百科竟然把它与红磨坊搞混了）。瓦拉东9岁时就在那里遇见过德加， “。。。一个圆滚的小男人，脆弱而伤感，穿着胡椒盐粗花呢外套，脖子上裹着条羊毛围巾。。。”。

那年她母亲把她带去一家裁缝铺当学徒（在巴黎的话，应该叫时装工作室，这样显得逼格高一点），但是野性十足的她，不愿过这种繁琐枯燥的生活，于是就去酒吧里当跑堂，蔬菜摊小贩，后来还替马戏团遛马。精灵的小姑娘爱上了骑马，能在马上耍一套把戏，便开始了杂技表演生涯，最终摔成重伤而止。

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命苦，不得不再找一份经济来源，只有去蒙马特的画室里当模特。非同如今，那时麻豆是个档次极低的工作，因为要长时间摆出很难的姿势，而且基本上都要被画家们潜规则一番。那年她才16岁，生性活泼但身材已经非常成熟，而且还带着一股妖气，被画家们追捧。白天她在画室里摆pose，晚上就去酒吧喝被称为绿色小精灵的苦艾酒（L'Absinthe）。

17岁的她去夏凡纳（Pierre Puvis de Chavannes）的画室当模特，渐渐地成为了比她大三十岁画家的情人。夏凡纳当时和罗马尼亚公主Marie Cantacuzène有着长久的爱恋关系，最终在他们俩先后离世前几月才结了婚。

和夏凡纳分手后，瓦拉东又被老乡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盯上了，聘为模特。这时的雷诺阿刚从意大利旅行回来，吸取了古典艺术的精华，思考着要画一些流芳百世的作品，所以是他画风转变的时期。那年他为恩重如山的画商鲁埃尔（Paul Durand-Ruel）画三幅巨大的装饰画（《布吉瓦尔的舞会》，《城市里的舞会》，《乡间的舞会》，1883），前两幅的模特就是瓦拉东，美丽动人而散发着青春活力。他们一起在大街上散步，一起在煎饼磨坊前跳舞，一起去郊外野餐，过着甜蜜的生活。但将时间倒回两年到1881年，看看雷诺阿当时完成了他著名的作品《划船人的午宴》（Les Déjeuner des Canotiers），画中有个人物就是他后来的妻子Aline Charigot（她也是《乡间的舞会》那幅画里的模特）。顺便说说《划船人的午宴》这幅画的归宿吧。十九世纪后期，法国人对印象派的后知后觉确实让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美国收藏家Duncan Phillips在1923年仅仅花了十二万五千美元就买下了这幅油画，在当年买这幅画的时候他就说过：这幅画将比我其他所有收藏品加起来都更吸引人，如今这幅画静静地陈列在华盛顿特区的菲利普斯收藏馆里。如果大家路过那里，一定要去看看。除了这幅画和著名的《煎饼磨坊的舞会》之外，雷诺阿还有一幅精品肖像就在苏黎世，先挖一个坑，等我下次看到了再给大家介绍。

18岁的时候她意外怀孕了，生了个儿子，但不知孩子的父亲是谁。她找了恋人和密友，一个正在巴黎学习工程后来也成为画家的西班牙学生Miguel Utrillo，让他顶替当了爸爸。 从那个时期开始瓦拉东开始学画，要知道她那时的老师们后来个个都是大师级别，最后不仅自己成了位名见经传的画家，而且还培养自己的儿子成为了画家。真是个非常励志的故事，不失为那些想在艺术方面有所成就而又无路可走的女士们的一个榜样。

然而在瓦拉东寻求成为艺术家的过程中获得了真正的帮助和支持来自两个人：一个是劳特雷克，还有一个就是德加。1887年春天，瓦拉东在她所居住的楼里遇见在顶楼开了绘画工作室的劳特雷克，他除了身体畸形外，有一个大大的鼻子，黝黑而油腻的皮肤以及遮盖住一半脸的大胡子，尽管如此，长期的泡吧经验使得他成为一个性格开朗、善于交际的人。他那间工作室成了蒙马特艺术家和艺评家们聚会的场所，有吃有喝，聊着艺术潮流。成为他模特的瓦拉东经常会来帮忙张罗，端茶递水，非常乖巧。在那些热血青年画家们的熏陶之下，她也会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没有比这个再好的美术课了，劳特雷克成为第一个购买她素描作品的人。这个有品位的贵族不光在艺术上给予她指导，甚至还在服饰方面给出不少建议，两人成双入对地逛街血拼。小劳最好的肖像画之一就是他以瓦拉东作为模特而画的《宿醉》（Gueule de Bois，1888）。还为她画了一幅《洗衣女工》（La Blanchisseuse，1888），2006年这幅画在嘉士德拍卖标到2240万美元。

劳特雷克还把她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兼老师德加处，瓦拉东常常带着自己的画册让德加点评。她回忆德加拿着画册走到窗台边细心地翻阅，边喃喃自语，然后看着她说出一句她终身难忘的话：艺术感情非常真实，你确实是我们的其中一员了。。。

瓦拉东和德加成为了终身的朋友，当德加视力下退，不愿出门时，瓦拉东经常去登门造访，给他带去蒙马特最新消息和艺术动向。瓦拉东称她认识的艺术家里德加是最值得尊敬的，甚至他因视力衰退而易怒的脾气也非常可爱。而德加用自己的画廊为她举办第一次画展，还把很有影响力的画商Ambroise Vollard推荐给她，关照他好好呵护这位自学成才的女画家。

好，再聊回到我们的画家劳特雷克。男女关系中如果掺入了金钱，那就会变味了。瓦拉东因为小劳家境阔绰，就不断索要钱财（她甚至也欠德加很多钱），最后甚至闹到以死相要挟，小劳伤透了心，就与她一刀两断了。

于是劳特雷克又回到了声色犬马的夜生活，还染上当时很时髦的一种病 -- 梅毒。之后沉溺于酒乡之中，他甚至还有一根特制的手杖，中空可以装酒，还自带一个小酒杯。终日酗酒加上通宵创作，常会失眠，自毁了身体。

最后两年，劳特雷克由于酗酒被送去精神病院里治疗了几个月，极度痛苦的劳特累克开始不停地作画来证明自己没有疯，其实在疯人院里证明自己没有疯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创作了50余幅作品，向医院证明他是真的没疯，成功出逃。后来巴黎世博会请他当绘画评委，那时的他已经只能坐轮椅去了。最后劳特雷克离开了巴黎回到他母亲身边，那个他出生的地方，36年后的劳特雷克在母亲的陪伴下带着众人曾有的期望静静地走完短暂但而激烈的人生旅程。

回首劳特雷克命运多舛的一生，他渴望自由、洒脱与尊重。现实却恰恰相反，残疾的身体，父亲的嫌弃；出身高贵却浪迹风月麻痹自己，寻求情感上的慰藉却屡屡被骗，逃出疯人院后却因疾病离开人世。现实也很讽刺，正是他所经历的一切苦难才成就了今天被我们所知的劳特雷克。

下图是在网络上找到的莫迪利亚尼于1918年画的瓦拉东。

德加（Edgar Degas）于1895年作的《出浴时的早餐》（ Le petit déjeuner à la sortie de bain）

这是一幅画浴女的图，经常看画的朋友大概能猜出是德加的作品，因为画浴场之外单独女人洗澡的画家并不多。除他之外，可能就是德加一手栽培的瓦拉东了吧。

岔开一下话题，画男人出浴的画家，比较出名的就要数卡耶博特（Gustave Caillebotte）了。就是那个画《削地板的人》（Les Raboteurs de parquet）的画家。他画有一幅《浴男》（Homme au bain），这幅画曾经参加过布鲁塞尔的二十人展（Les XX）。因为过于醒目了，不能对大众展出，只放在隔壁的小展室里仅供内部参考。十年前，波士顿美术馆卖掉莫奈、雷诺阿、高更、西斯莱、毕沙罗等人的八幅画来筹款拍入这一幅作品，一切都是为了和已被美术馆收藏了的卡耶博特同时期同一场景的另一幅作品《浴后擦腿的男子》（Homme s'essuyant la jambe）来配对。

我们说回正题来，德加出生在巴黎一个既富又贵的家庭，父系是贵族，法国大革命后去了意大利（他姓中的德是分开来的，de Gas，因他为人低调不想借家族名望来自抬身价才连拼在一起，Degas），母系是移民新奥尔良的法国人，做棉花生意，靠着汤姆叔叔们的血汗发的财。他的祖父那一辈就是开银行的，积累起了家族的财富。他的父亲亦是子承父业，因此在他四十岁前，从来不用考虑经济来源。直到兄弟们清点父亲遗产时才发现老爸留下了一个大窟窿，从那时起，他才开始成了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

德加比马奈晚生两年，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点。都是来自优渥的家庭，他们走的道路也比较相像，家里都很支持他们习画。他在巴黎艺术学院接受了传统的绘画教育，然后又去意大利临摹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作品。这是条很经典的画家道路，属于印象派领军人物中少有在美院接受过正规训练的画家。所以早早就被绘画界的主流和市场接受，可谓锋芒毕露。

他们两人都不承认自己是印象派，但他们又都与印象派有着坚实的关系。可能是因为印象派过于随意，基本功都不够扎实。再说德加眼神不太好使，不喜欢那些哗众取宠的光啊影啊的论调。他注重的是要让观者看到什么而不只是画家自己的感觉。个性自大的德加是个参展狂，印象派的八次画展他参加了七次，嘴上说不，身体却很诚实。

但他与印象派有所不同的是，别人都搬着画架在外面东奔西跑，而他却拿个小本本记录自己的所见，然后他回到画室，凭借自己的记忆和笔记，起草稿，抠构图，画习作，最后才是成品。既然作一幅画，那起码要画完它，在室外匆匆忙忙的，怎么能来得及画完呢。对他来讲，在外面蹦蹦跳跳是种锻炼，在家里做瑜伽，练劈腿也是种锻炼，况且他是个体型控，有品位的贵族，科班出身的画家。

德加还是个芭蕾舞女控，这是他最著名的绘画题材，一生画有两千多件习作中，有一半是芭蕾主题。可惜在苏黎世美术馆里没有这类藏品，这个题材我们留在以后去巴黎或者伦敦参观博物馆时再讲。所以我们只能以他另外两个最擅长的主题：浴女和赛马，作为介绍他的切入点了。从这些题材可以看出，德加真正喜欢描绘的东西：动态，这也是文艺评论家们把他拉入印象派的原因之一。

德加天生患有影响视网膜成像的眼疾，在普法战争报名参军时被检查了出来，此后他渐渐地失去了视力。1880年以后，由于视力下降的原因不常去歌剧院欣赏芭蕾舞表演，他开始对另一画题产生了兴趣：浴女，认为洗澡的女人是另一种动态的美。在这些画中，德加把粉彩的功用发挥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虽已看不太清了，但德加对于结构和光感的直觉依然准得可怕。大家注意到没？这些看似自然的色块，其实都是以各种不同色彩的线条堆叠而成的，是不是有点像线条版的那个点描画家秀拉？

德加对于瞬间的把握非常老练，画中的人物凝固在一个很自然的姿态，没有丝毫的刻意。作为观者，通常都不会觉得这是一幅静态的画面，原因就在于尽管画布不会动，但我们的大脑在得到这些瞬间信息时会自行脑补接下去的场景，这种不露声色的动态是非常巧妙的。

一般绘画中描绘的肉体通常都是经过美化的，就像朋友圈里的自拍像，这是千百来年来的传承，让这些美化几乎成为了创作者的一种义务。所以我们常常被图画中之物所迷幻，甚至逐渐忘记了本质，胡乱地点赞。就连同时期的雷诺阿笔下展现的也都是风光秀丽的舞会，珠光宝气的淑女和西装笔挺的绅士。也正因这些义务性的美化，让德加的浴女们显得格外珍贵。他笔下沐浴的女子，是种很直白的描绘，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女人，做着普普通通的日常。

见过光的人最不能忍受黑暗的折磨，我在读波切利（Andrea Bocelli）的生平时深感此点。然而世界只会前行，但德加却被困在了失明的那一刻，由于视力的严重下滑，德加变得非常焦虑但又无可奈何。失明后，他画的场景居然来到了室外，幽静的树林中，深山的湖水边，无垠的草原上，还有很多根本看不出是什么的地方。他的后期作品色彩尤其鲜艳，斑斓的大地，诡异的世界，以往精妙的线条越来越粗放，精致的形体也逐渐模糊，这反倒使他的作品看起来更接近印象派了，似乎是人生对他开的一个玩笑。

最后总结一下：德加的成功，是扎实的基本功和前卫思想之间的摩擦，是辛勤耕耘的人设和无法磨灭情感之间的纠缠。

德加于1885-87年画的《赛马》（Les courses）

如果见多了徐悲鸿画的马，就会感觉德加的赛马少了许多韵味。

马奈（Édouard Manet）于1880-81年画的《罗什福尔的逃亡》（L'Évasion de Rochefort）

我们这里不聊画家，只聊聊这幅画的背景，马奈的生平留在以后去巴黎介绍他的经典作品时再说。

罗什福尔（全名Victor Henri de Rochefort-Luçay，人称Henri Rochefort）是何许人也？他是一名记者、剧作家、政治活跃分子，总而言之，那个时代的法国公知、名嘴。

他的政治主张是反教权主义者，倒皇派（本人却是Rochefort侯爵的后代），反德民族主义者（布朗热将军的支持者），反犹分子（德雷福斯事件中他站在人权的对立面），支持巴黎公社的社会党人。他所做的工作是报章时事评论员，见什么就反什么，善于雄辩，天生就是一个刺头。人称“身背二十个决斗和三十个诉讼的人”（l'homme aux vingt duels et trente procès）。

这位雨果的迷弟起初在巴黎市府当文职，后成了法国《费加罗报》的记者，但因其偏激的政治倾向被迫辞职，后因创办自己的政治刊物《灯笼》、《马赛曲》、《不妥协者》，反对拿破仑三世、向往美式的共和制（拿破仑三世是支持南方蓄奴州组成的美利坚邦联，年初时邦联的旗帜随着那批捣乱的Proud boys第一次进入美国国会，这注定是个历史性的事件）而遭禁，并判入狱。

罗什福尔逃往布鲁塞尔寄居在同样因倒皇而流亡的雨果家里。继续他的政治抵抗生涯，屡次被捉放，直到1871年在巴黎被捕，因支持巴黎公社而被判终身监禁（其实他算是不坚定的骑墙派，因为在初期太招摇才被拿来儆猴），并流放大洋洲的法属新喀里多尼亚（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至今还在闹独立，自从发现镍矿后法国政府的态度就变得非常坚定了）。1874年，罗什福尔在共济会澳洲分会的帮助下乘船成功逃亡旧金山、后到伦敦、再去日内瓦避难，成为历史上那所监狱唯一出逃成功的一批人。

马奈就这个事件画了两个版本，第一幅收藏在苏黎世美术馆，第二幅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Musée d'Orsay），我在这里一并贴出来。在画这幅画的时候马奈已入暮年，德高望重之时。为纪念这起事件，他想以此作为一份政治声明，参加次年的沙龙展（此时的他去参展沙龙，就像赵本山上春晚那么容易）。在第一幅画里，大家可以看出罗什福尔是在C位，画的主题。后来马奈发现这孙子人品不怎么样，过河拆桥的主，甚至连原先说定的帮助他出逃的佣金都赖掉。于是他又画了一幅，明显把船和人画得很小，已经看不清是谁了，留出大片空间给海浪，只让观者感觉出风高浪大。一叶轻舟和汹涌的海浪共同造成了一种孤立无援的危险气氛。为描绘这片颤动的海面，马奈用跳跃的笔触覆盖了整片画布，很印象派。很明显，马奈在表达一种对罗什福尔的失望和对共和党派希望的破灭。

最后，马奈放弃了用这两幅画参展的打算，只以一幅罗什福尔的肖像参展。

塞尚（Paul Cézanne,）于1880-82期间画的《五浴者》（Les Cinque Baigneurs），此时毕加索出生了，中国出世了个鲁迅（后来害得我背了好多他的文章，但是越老就越发现他真是很犀利）。

塞尚一直绕著同样题材摆荡，他刚出道即绘浴者，临终才完成的仍是群浴的画题，或三人、或四个、或五位，其间大小不一的浴者尚有十七幅之多。在塞尚身上，有点法国南方佬的执拗，我们所谓的“一根筋”，不过要吃艺术这碗饭的人大概就是需要这点精神。

在巴塞尔美术馆（下）这篇里我们曾介绍了高更的生平，那我们今天来讲讲另一个同时期的保罗 -- 塞尚的故事。

塞尚是在现代美术中把具象绘画引领到抽象绘画的关键人物，可以说他是美术界里接通两大阵营的一座桥梁，地位独特。在他生前已被前卫画家们尊为天才，即便在他身后，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有增无减。

在我们的眼中塞尚颇为小众，不像梵高那样牛逼。按理说我对一幅画的好恶不是来自是否理解它，只要在某一时刻触及内心即可，哪怕只是在看见画时掠过心灵那一瞬间的感动。但是看塞尚的作品还是需要花那么一点小心思去理解的，这个人需要去挖掘，或许是因为塞尚的为人低调孤僻，家境殷实而不屑迎奉他人，甚至还有点窝囊的个性。

塞尚于1839年出生在普罗旺斯地区的历史文化名城艾克斯（Aix-en-Provence），号称“千泉之城”，欲与济南试比高。他的祖上一直是小手工业者，但到了他父亲这一辈，站到了风口上，从帽店小老板摇身一变成了银行合伙人，此后事业一直蓬勃发展。母亲是店里的制帽工人，两人有了塞尚和其妹妹后才结了婚。

塞尚从小就比较抑郁胆怯，但对色彩很敏感，喜欢绘画。事业成功的父亲希望他能子承父业，所以管教甚严，这就更增长了他的孤独与不自信。十三岁时愣头青塞尚在中学里帮人拉架，拔刀相助了后来大名鼎鼎的作家和政治运动人物左拉（Émile Zola），还有一位科学家和企业家巴耶（Baptistin Baille），三人成了心腹之交。此时的塞尚永远也无法预见到自己的人生会被这两个小伙伴改写成什么样。

后两位都是雄心勃勃有理想的青年，觉得巴黎才是他们一展宏图的地方。听从父命而去艾克斯大学学习法律的塞尚遭到这两个先去巴黎小伙伴们的书信轰炸：“此地美女如云，艺术自由”等等。于是他整天回家就撅着个嘴，搞得茶不思饭不想，闷闷不乐。已是银行家的父亲痛心疾首地对他说：“孩子，想想未来吧，人会因天赋而亡，却要靠金钱生活下去！”，这句话即便放在今天，谁又能说这位父亲的担忧不对呢？后来父亲实在拗不过他，才允许塞尚去巴黎学习绘画，甚至买通了当地的人武部门找了个顶替让他免除兵役而专心学画。

二十一岁的塞尚到达巴黎后，投考国立高等美院落榜，于是去瑞士画院就读，课余时间去卢浮宫临摹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和普桑（Nicolas Poussin）的作品。在画院里，他交了毕沙罗、雷诺阿、莫奈、西斯莱等新朋友。在唐吉老爹（Père Tanguy）处，塞尚还结识了马奈。

这位和蔼善良唐吉老爹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是前卫画家们的尊敬与爱戴的长辈，他开了在蒙马特不远的圣乔治小区开了一家颜料铺，是前卫艺术家们的聚集地，其中就有加歇医生（Paul Gachet，那位精心照顾梵高塞尚等人的，在画家中医术最高明而在医生中绘画最出色的人）、毕沙罗、莫奈、雷诺阿、高更、基约曼（Armand Guillaumin）、劳特雷克、塞尚，当然还有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梵高。

梵高还在一封1887年给提奥的信中亲切地叫他“老爹”，唐吉老爹隔三差五给梵高送去颜料，还总请他吃饭。店铺也经常展出些“不入流”的新绘画，当然这些画几乎无人问津，于是那些穷困潦倒的画家们也懒得再拿回去，就和唐吉换几支颜料。所以为人善良大度的唐吉成为印象派绘画的第一批收藏家和经销商之一。还有一位就是前面提到的德加的画商Ambroise Vollard，也当过塞尚、高更、梵高、马蒂斯、毕加索的经纪。当然，梵高是个扶不上墙的烂泥巴，只卖出一张画，那还是他好友的妹妹（卖瓷器的那家德国唯宝的千金）看他身无分文接济他才买的画，现收藏在冬宫。和梵高不同之处是，塞尚不用为生计发愁，但是他很在意自己画作的标价，对高更的画卖得比自己的贵而耿耿于怀。

许多画家都画过唐吉这个人物，莫奈，贝尔纳（Émile Bernard）等人，当然还是数梵高的唐吉老爹最为著名。

再说回塞尚，虽然结识了不少新朋友，但这个不善言辞的外省乡巴佬在帝都巴黎总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考学落榜，参赛被拒，塞尚总是郁郁寡欢，打不起精神来，可想而知他的绘画风格。

与根本不能把自己绘画理念解释清楚的木纳的塞尚相比，那个发小左拉不仅才华横溢，而且是一个能说会道善于经营自己和管理时间的人，很快就成为了当时巴黎文化圈能直播带货拉流量的网红。那个阶段，左拉不断地帮衬和鼓励着塞尚。甚至在生活上也给了塞尚很多补贴，因为他老爸每月给他的125法朗使他的生活经常捉襟见肘。

对一个画家来说，最难过的不是自己的作品受到批评，而是根本无人问津。作为一个人，每一个行动都是需要动机的，当自己的作品被一次次地忽视时，他也就渐渐地失去自己的创作动机了。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纠错和评估的标准，一次次挫败后，这种失落的困苦不是常人都能想象的。1894年，唐吉老爹过世时，那些画家帮助他的遗孀在Hôtel Drouot拍卖行举行一次唐吉收藏品拍卖（就是贫穷画家留在他铺子里的那一堆画），塞尚的画只卖在45到215法朗之间。

塞尚在那段时间一直在巴黎和普罗旺斯往返，也可以说是在徘徊。他唯一的收获就是认识了在瑞士画院的模特Hortense Fiquet，和她结婚生子。塞尚可不像其他前卫艺术家们那样都是些花花肠子，他只专心画自己的老婆，一共画了四十五张她的肖像。塞尚也的确是个窝囊废，直到儿子四岁时才敢和他父亲说他已成家了。而他唯二的收获就是在巴黎认识了毕沙罗，在十几年里，他们经常一起创作山水风景画，在他最落魄的时候帮助鼓励过他，毕沙罗对这位年轻于他的艺术家产生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在塞尚去世的前几日，他还为毕沙罗回顾展寄去一幅油画，上面署名：塞尚，老毕的学生（Cézanne, élève de Pissarro）。

然而压垮塞尚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左拉。就连这个最了解他的朋友也开始质疑他是否只是一个凡庸之辈。爆炸点是左拉于1886年写的一部小说 --《作品》（L'Œuvre），书中的主角是一个没有才华的落魄艺术家，从失败走向失败，最后自缢于自己未完成的画作之前。无论左拉是把塞尚的经历当成故事的灵感来源，还是在暗讽小伙伴，但对于塞尚来说这个打击是毁灭性的，友谊的泰坦尼克瞬间撞上了冰山。

塞尚在1902-06期间所作的《圣维多山》（La Montagne Sainte-Victoire）

就在把左拉拉黑的那一年，心灰意冷的塞尚带着妻儿搬去了普罗旺斯的加尔达讷（Gardanne）。后期的塞尚一直在反复地画圣维多山，据说前后总共画了十五个版本，共八十多次，其中近一半是水彩画。如今，当地人都把它叫做塞尚山。

当一个人看一件物体很久之后，他眼中的那件物体往往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你盯着你的名字看，看久了估计都觉得不认识这几个字了。塞尚每次回到普罗旺斯就画圣维多山，一直画到他生命的最后。他本来就是一个注重色块与体积关系的画家，所以慢慢的，他眼中的圣维多山变成了由一个个几何色块组合而成的图像。更进一步塞尚发现所有的物体，山，树，甚至人都能用最简单的几何体来概括与简化，从二维的世界进入到另一重更高深的境界。“线是不存在的，明暗也不存在，只存在色彩之间的对比，物象的体积是从色调准确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就这样塞尚创造出了现代艺术中最伟大的概念之一 —— 解构（Déconstruction）。从而瓦解了四百多年来一成不变的透视学法则，赋予绘画更多元的思考和辩证。甚至可以说这是西方近代绘画对传统的象征与装饰化伊斯兰细密画法的一次毁灭性冲击。

这该是一个多么孤独的人才能连续画出一堆主题对象几乎雷同的画时，所以不是每人都能Get到塞尚的画点。左拉去世后，他的收藏品被拿去拍卖，上面文章提到的那个名嘴罗什福尔参观了拍卖前的展览。他后来在《不妥协者》报上刊登一篇题为“热爱丑陋”（L'amour du laid）的文章。罗什福尔描述观众们看到“超印象派塞尚”的画作时，会如何放声大笑。

1906年的秋天，塞尚像往常一样外出作画。他遇到了一场雷雨，在回去的路上晕倒了，幸好被人发现送回家中。醒来后，他打算继续作画，但再次晕倒，从此卧床不起，几天之后便病逝于肺炎。

塞尚去世后，他的圣维多山入选了1907年的巴黎秋季沙龙展。一个沉迷于物体结构却苦于找不到创作方向的西班牙小伙子恰好看见塞尚的作品，瞬间就被震撼了，他从塞尚的画中找到了解构的正确答案，顿悟了如何在大自然里找出圆锥、球形和圆柱的结构，沿着塞尚指出的实验性新方向，进而创造了立体主义，而后成为现代艺术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他称塞尚是“现代绘画之父”（Père de l'art moderne），塞尚之后的画家们因他而获得了解放。此人就是毕加索。

塞尚一生为艺术奋斗不息，追求形式的美感，通过色调的相互关系表现物像。他的生平就像是一个编排精良的黑色幽默，虽流芳百世，却让人苦笑无奈。

高更于1889年画的《猪栏》（ La Barrière）

那个时期高更在阿凡桥（Pont-Aven）认识了贝尔纳（Émile Bernard），两人成为了好友，画风受到贝尔纳的分隔主义（Cloisonnisme）影响，俩人还一起搞出了个综合主义（Synthétisme）。

仔细看看，这些平涂面是彼此对立的，为的是不依靠中间调子而表现出空间感，是不是和他那幅《布道后的幻影》有点像？有些色彩涂得很随意，他的用色纯粹是为了象征和装饰，不是反映现实：树是墨绿、橙黄色的，石头是粉蓝色，房子是紫褐色，猪是黄色，放猪的孩子穿的是紫色与褐色的衣服。但是没有感到太大的不协调，这幅画在整体上形与色是统一的。这就是所谓的艺术脱离了物的表皮，回到了它的自身。这些都是印象派大师们所追寻的艺术本质，就如同梵高所画的向日葵，他是在寻找黄色与黄色之间色块的协调而不是在还原向日葵的本来面目。

高更这幅画有那么一点印象派，但画面总的风格已是另外一种了，即建立在“艺术家的视觉会不符合现实的视觉，要从后者中抽象出来”的新理论基础上。高更一直在现实和综合之间平衡，把这种主题写实而用色反常的风格发展延续下去，并且至死不渝，而且还影响了后来的毕加索，马蒂斯和蒙克等人。

阿密特（Cuno Amiet）画于1893年的《卧躺着的布列塔尼亚妇人》（Liegende Bretonin）

瑞士现代艺术的先驱，属于高更的阿凡桥派（École de Pont-Aven）。此人是第一位在构图上以色彩为主的瑞士画家。由于他对实验性绘画的偏爱，使他的作品初看觉得迥然不同，但一直不变的是色彩的首要地位。

这是罗丹（Auguste Rodin）在1886年创作《加莱六义民》雕塑群中其中一个人物Jean d'Aire的习作。

梵高于1888年画的《杏树开花》（Abricotier en fleurs）

1888年的2月，梵高于暴风雪中抵达阿尔勒（Arles）。一个月后冰雪消融大地复苏，各种果树次第开花、争奇斗艳，将梵高从低迷的状态下唤醒。心情大好的他走出户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画各种果树开花，大约十四幅此类作品。梵高用海牙画派、传统印象派、新印象派等各种笔触去画果树，并渴望自己的果树系列能像莫奈那样获得商业上的成功。画虽然没有卖出，但展示了法国南部的春天以及他内心的喜悦之情。

梵高于1888年画的《Patience Escalier老头的肖像》（Portrait de Patience Escalier）

众所周知，乡下人梵高对农民是情有独钟，早在比利时矿区里当牧师助理时就表现出来了，再由于对巴比松画派的乡村画家米勒的崇拜，他一直以“农民画家”自诩。

要知道梵高身无分文，靠他当画商的弟弟资助生活，请模特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印象中他好像没有画过什么光屁股的女人，真是难能可贵），那只能对着镜子画自画像，甚至成了他的招牌作品，如同莫奈之池塘中的睡莲或者塞尚笔中的圣维多山。

再怎么自恋，画久了也是件很枯燥的事情。于是他就找老头来当麻豆，为什么是老头呢？第一那是农忙的夏季，没有什么闲人，第二但也是最主要的，因为他们不收钱，有时只给一幅画来打发了事。但这些画作后来价值连城，应验了马云的“免费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那句话，其实马云什么也没有发明，英美人抄袭了日本谚语“ただより高いものはない”，被马云看见而已，就像eBay、PayPal摇身一变就是某某宝一样。嗅觉灵敏的外语老师摇身一变在互联网上呼风唤雨，老百姓们花钱造的那堵墙又十足地帮了他一把。

当然也有不识货的，梵高在阿尔勒医院里为瑞医生（Félix Rey）画了一幅肖像画，但后者及其家人并不怎么喜欢这幅画，便用它来修补鸡舍，与鸡屎为伍近十年。后被在那里服役的一个画家买去，转入那个画商Ambroise Vollard的陈列室，最后被Sergueï Chtchoukine（这个人眼光独特，有空要好好说说他，被斯大林分散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64幅西方现代美术精品都来自他的收藏）收藏，现高悬在莫斯科的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内。

应该说，梵高后来为世人所了解还要归功于他的弟媳对他的推广工作，到底是开保险公司的大收藏家的千金。十年间她办了多次展览，并整理了他与弟弟提奥的几百封书信。和毕加索一样，讲述和作品相关的故事，梵高的作品也慢慢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了，那些艺评家听完故事后很感兴趣，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评论，并开始对这个天才刮目相看。

说回麻豆的事，用老头当模特最好的优势就是他们有耐心，尤其对有郁躁症的梵高来说。巧的是这位曾在卡马格（Camargue）养牛后成为阿尔勒果园园丁的农夫就叫耐心（Patience），看来老外不懂用生辰八字取名，但对性格取名法还是有点了解的。

梵高于1888年画的《滨海圣玛丽村的三间白色小屋》（Cabanes blanches aux Saintes-Maries）

随着阿尔勒最后一个花瓣的凋零，梵高依然没有卖出画，他重新陷入了孤独。他开始不喜欢这个小镇，因为满眼望过去都是枯萎和衰败。1888年的6月，梵高去了离阿尔勒不远的滨海圣玛丽小渔村画画，罗纳河在那里汇入大海。对他这个来自北方的乡巴佬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波涛汹涌的大海，色彩斑斓的渔船以及布满海岸上的小屋，所有这一切都沐浴在灿烂的地中海阳光之下。

此时此刻，他心情又开始好转，期待着好基友高更的到来。

梵高于1889年作的《耳朵上扎绷带叼烟斗的自画像》（Autoportrait à l'oreille bandée）。

这幅画虽然说不上是旷世杰作，但是应该和梵高的向日葵与星空齐名了，即使对美术毫无兴趣的人可能也会知道这幅画的存在。在梵高的三十多幅自画像中只有两幅头戴皮帽、穿着大衣、耳朵上扎绷带的自画像。一幅在伦敦的科陶德美术馆（Courtauld Gallery），不抽烟斗、青绿色调，背景是日本浮世绘版画，比较写实。还有就是保存在苏黎世美术馆的这幅，梵高叼着个烟斗，画风显得更主观一些。背景被分割成橘色红色两大块，上面橘色与蓝色帽子相对，下面红色与绿色大衣相对，中心的脸是大面积的黄色。都是对比色和补色放在一起，学过画的人都会说这是不协调的，如果看过他画的阿尔勒《 夜间咖啡馆》会有同感。但梵高要的效果就是造成一种独特的矛盾和压抑，这种有意的视觉矛盾能更好地表现出一个沉思的受伤男人。

那梵高为什么自残呢，说法有很多。据说梵高对去他那里小住的高更提出集合几位画家共同“创造”一幅画的想法，原文是：“咱们每人都把自己拿手的东西画上去，秀拉画空气，你画风景，塞尚画平面，我则画太阳、月亮和星星，合在一起，可以成为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 这个奇思异想被高更十足地嘲笑了一番，于是发生了争执，高更选择了夜不归宿，在寒冬腊月的马路上游荡，却发现梵高拿着剃刀在他身后若即若离地紧跟。这次高更真的被吓到了，落荒而逃。梵高把高更视为知己，换来却是讥讽、伤害和离弃，就在这样一个绝望的夜晚，梵高割下了自己的耳朵，把它包好交给与高更共享过的一个失足妇女处，让她好好保管，然后自己回家睡觉去了 。

梵高于1889年画的《麦田里的丝柏树（Le cyprès et L'arbre en fleurs）

感觉有点似曾相识，几年前我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里见过。在介绍梵高重要作品时经常会被拿出来评论。其实他画了四幅同样的画，两幅大的，两幅略小一点准备送给自己的妈妈和妹妹。一幅大的在纽约，另一幅大的在伦敦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我们在苏黎世美术馆见到的就是其中一幅小的。

在割耳事件后，在邻居们的联署之下，治安部门把梵高安置于当地医院，他的朋友希涅克（Paul Signac）来看望过他两次，之后他搬到那个有眼不识泰山的瑞医生家。又过了两个月梵高终于离开阿尔勒，住进圣雷米（Saint-Rémy-de-Provence）的精神病院疗养。这开始了梵高著名的圣雷米时期，他仿佛用全部的生命在拥抱大地、高树、麦田、阳光、草野以及天上的风、云、鸟或星空。

这是个在修道院里的封闭式疗养院，大部分时间梵高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描绘窗外的景色或临摹别人的作品。在他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别人陪同他出去走走，梵高总喜欢去看那些在麦地旁边的柏树。在旷野中，这些柏树如同翠绿的火焰一般，扶摇直上，直冲云霄。梵高把柏树画成火焰一般的形状，也绝非巧合，这种意向与真实生命力的结合让梵高很是着迷。金黄的麦田，灰绿的橄榄树，翠绿的柏树，加上净蓝的天空和雪白的云朵，谁会不喜欢这个诗一般的风光景色呢？

再仔细看看这幅画，似乎有种超级魔力。或是因为纯净但热烈的色彩，或是因为厚重且弯曲的笔触（这一点梵高和点彩画派很相像，只是他比较急躁，没有耐心画点，于是搞成了弯曲的小长条），一瞬间就把观者拉进了画布上的那个世界，仿佛一伸手就能摸到那拂过麦田的微风，一吸气就能闻到柏树的芬芳。梵高对现代绘画的影响就在于此，他把强烈的情感诉诸于画面之中。

梵高于1890年画的《莎芃瓦的沙岩茅草小屋》（Chaumières à Chaponval）

这幅画作在梵高开枪自杀前不久，那里属于法兰西岛大区的农村，塞尚、莫奈和卢梭（不是那位哲学家，有两个画家叫卢梭，我在下面文章里慢慢道来）都在那里作过画。在富二代塞尚画中是田园般的诗情，而曾是牧师助理因太体恤矿工被排挤的梵高画中却是简陋的茅屋和贫穷的生活。

此时的梵高掏空自己拼命作画，创作的快感一定非常强烈，用生命淬炼出来的画作也一定很美丽，这是梵高艺术的巅峰，但同时他也在走向精神崩溃的末日。

希涅克（Paul Signac）于1887年画的《杨树》（Le Peuplier）

先稍微介绍一下画，主要是让大家认识一下点彩画派（Pointillisme）的重要人物。那年希涅克陪同表兄去Comblat-le-Château办事，在那里用三年前学到点彩技法画了七幅作品，是他对点彩画派最初的探索。

17岁时准备读建筑学的希涅克在《现代生活周刊》（La Vie moderne）举办的画展时看见莫奈的作品，深受启发，决定将艺术当作终生的事业去追求。

稍微提一下这本周刊，十九世纪末的巴黎，真是个文化运动的中心，人才辈出。Georges Charpentier于是想到办一个插图周刊来介绍这些文学家和艺术家，他本人就是左拉、福楼拜、莫泊桑好友。Charpentier请了一位诗人、剧作家Émile Bergerat来当主编。而这个Bergerat周围一圈都是文学家、剧评家、和艺评家，如都德（Alphonse Daudet）、庞维勒（Théodore de Banville）、杜兰蒂（Louis Edmond Duranty）、雷诺阿的弟弟（Edmond Renoir）等人。于是他俩把杂志搞得风风火火的，吸引了一大批文青读者。

希涅克在23岁时与秀拉（Georges-Pierre Seurat）交往后，对秀拉的点画法非常着迷。秀拉跟他介绍了分区主义（Divisionnisme）的原理和色彩理论，于是希涅克开始接受新印象主义理论，他决定尝试这种新的绘画技术，即用纯色的小点和谐地直接并置在画布上，然后将它们融合到观者的眼中，而不是由画家事先将颜料在调色板上融合在一起，再将它们涂到画布上。要知道这和我们现在的彩电成像或者数码摄影使用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1885年，希涅克结识了毕沙罗，并向他介绍了秀拉。毕沙罗大为赞赏，觉得点彩画法是他渴望所拥有画风的理性答案，所以也采用了这种画技。1886年，作为组织者的老毕公器•私用，违背了其他印象派画家的意愿，邀请了希涅克参加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印象派画展。

1891年秀拉去世，希涅克成为新印象派的领袖，他不仅留下大量的画作，还有一本重要的理论著述，出版于1899年的《从德拉克罗瓦到新印象主义》（D’Eugène Delacroix au Néo-Impressionnisme），对后来的野兽派和立体主义影响颇大。

希涅克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向往着乌托邦式的生活。在巴黎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就有官方举办的沙龙展（Salon de Paris），但是许多艺术家和公众对官方沙龙带偏见的严格筛选政策越来越感到不满。于是拿破仑三世为了表现自己对艺术的宽容，还同时举办了落选者沙龙（Salon des Refusés）。直至八十年代，秀拉和希涅克共同创立了独•立艺术家沙龙（Salon des Indépendants），他们宗旨是“既无评审也无颁奖”（Sans jury ni récompense），反映了他们对自由艺术的向往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该沙龙与后来的秋季沙龙（Salon d'Automne）一起渐渐成为了二十世纪艺术的领军者。他从1908年直到去世前，一直担任“独•立艺术家协会”的理事长。

希涅克非常鼓励年轻画家们创作，尤其是对于马蒂斯和德兰的野兽派青睐有加，他是马的伯乐，也是第一位购买小马作品的人。

亨利•卢梭于1886年画的《在森林里散步》（La Promenade dans la Forêt）

说到卢梭，大家马上会想起那个写《忏悔录》的日内瓦哲学家。其实画家里也有叫卢梭的，前面说过，还不止一人，还有两个。

一个是和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一样在法国巴比松村（Barbizon）终老的巴比松七星之一的风景画家，泰奥多尔·卢梭（Théodore Rousseau）。

另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亨利•卢梭。记得有次和同事们一起用早餐时聊到周末是怎么过的，我说看见了卢梭的画了，挺有意思的，两个同事异口同声地问：那个税务员卢梭？（Le Douanier Rousseau ?）呵呵，都是识货的人。也可能是因为法国歌手甘斯柏格（Serge Gainsbourg）备受争议的那首歌《Lemon Incest》里有句歌词“天真如同收税员卢梭的一幅油画”（naïve comme une toile du nierdoi sseaurou）让他名声大震。nierdoi sseaurou是douanier Rousseau的音节颠倒（Verlan）。

卢梭被称为“天真画派”（Art Naïve）的鼻祖。他本应过着平平常常的生活，来自卢瓦尔河地区（Pays-de-la-Loire）的一个锡匠家庭。年少时认真学习，读了法律，在律所工作。因为犯了个小错误，于是参军以求避难。退役后爱上了房东的女儿，结婚生子。后成了一名公务员，在巴黎税务局负责酒精饮料的收税工作，收入稳定，工作清闲。端着个铁饭碗混吃到退休，然后去跳跳广场舞颐享天年，在我们的眼中，他是个完全可以凡尔赛一通的人生赢家。可是偏偏画画是他的爱好和热情所在，于是去卢浮宫自学绘画，没有师授。他的画风稚拙，充满了童趣，这也让他在艺术史上显得尤为特别。

卢梭最为著名的作品都是描绘热带丛林的场景，其实他从未离开法国，更没见过真的热带丛林。卢梭的灵感来源于书中的插图、巴黎的植物园和野生动物标本。在军中服役时，他常与那些参加过法墨战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法国为了讨债而远征墨西哥，拿破仑三世以失败告终，劳命伤财）的幸存者聊天，听他们讲述在墨西哥等亚热带国家的见闻。每当他走进植物园的玻璃棚，看到那些来自异国的神奇植物，就好像走入了梦境中，顿悟许多在世俗中容易忽略的事物。

从他的画中我们看到对童真的怀念，对梦幻的追逐和远航时偏离航道的兴奋与刺激。这名平日的税务员在业余时间摇身变成异国情调、珍禽猛兽和奇花异草的走私贩， 游走在理性和幻想、文明与野蛮之间。

我每次在美术馆中拍他的作品都会手抖，在巴塞尔美术馆见过他的那幅《落日中的原始森林》（Forêt vierge au soleil couchant），因照片模糊就未使用。这次苏黎世美术馆拍他的《未知先生的肖像》（Portrait de Monsieur X），又是画面模糊，还好仅剩下面这张可以用来介绍卢梭。画中的人物是卢梭的亡妻Clémence，38岁时因肺结核去世（十九世纪四分之一的死因是这个病，莫奈的原配Camille也是32岁时因此而故，奥赛博物馆有幅莫奈画灵床上亡妻的画，我们现在能不再为结核病所困扰真要感谢发现抗生素的弗莱明）。之前，他们经常会在休息日去位于巴黎西部的圣日耳曼昂莱（Saint-Germain-en-Laye）林子里散步。画中她的手轻轻放于心口并回首远方，过份解读的话就是象征着她过往的情感。这幅画从未被画家拿去展出，可能是因为它对于卢梭有着特殊的意义。

卢梭曾在1895年画过《一个女人的肖像像》（Portrait d'une femme），不知去向。十年后的某一天，毕加索无意间在一家旧货摊里发现这幅画，摊主收了毕加索五个法郎，说至少画布可以拿回去重新使用。于是毕加索把画抱回了家，这是他所收藏的四幅卢梭作品中的第一幅，称它为在他的收藏品中最得意的一件，如今是卢浮宫的藏品。

从这幅画开始，毕加索结识了卢梭。1908年，毕加索还专门为卢梭在家中举办了一次聚会，把卢梭的这幅画高挂于客厅。在这次后来被艺评家称作“二十世纪最引人注目的社交聚会之一”的团伙碰头会上，毕加索把他的一票立体画派朋友介绍给卢梭。卢梭巴不得能被承认并引进巴黎艺术圈内，他立即与这帮年轻人成为好友，并为其中的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在蒙娜丽莎被盗事件调查中，毕加索还因为和他是好基友被收容了两周）、罗兰珊（Marie Laurencin）作画，此画收藏在巴塞尔美术馆。

应该说卢梭有点“生不逢时”，因为他认识毕加索和那些先锋派艺术家们实在有点晚了。尽管画作上尽是天真，可他本人依然陷入了怀才不遇的心理困境。如果他还能再多活几年，那他的名气将不可同日而语。卢梭在去世前曾经对阿波利奈尔说：“您将展开您的文学天赋，为我曾受到的误解和轻蔑讨回一个说法。” 看来卢梭并不如儿童那般天真，字里行间都透露他被世人视为野路子周日画家（Peintre du dimanche）的意难平。

不过后人还是多次向他致敬，1998年的法国动画片《叽哩咕与女巫》（Kirikou et la Sorcière），其视觉风格的部分灵感来源于卢梭的画作。无独有偶，2005年的动画片《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中的画面也受到了他作品的启发。

莫奈（Claude Monet）于1865-67画的《撑伞的男人》（L'homme à l'ombrelle）

莫奈不仅画过一幅著名的《撑伞的女人》（La femme à l'ombrelle），画的是他的妻子Camille和儿子Jean在散步，算是莫奈最出名的画作之一了。她站在花草间的山岗上回眸一笑百媚生，满眼都是温柔。轻风徐徐，流云缓动，一袭素白长裙映照着湛蓝的天空，一派“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景象 。

他竟然也画过《撑伞的男人》，而看了这幅画，感觉太不莫奈了，哪里是追光逐影，打破桎梏的莫奈。因为这是他早期的作品，正在摸索自己的艺术道路，那时的他一心想着是如何在绘画界里出人头地当老大。所以特地摆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他画风的变化和他艺术升华的过程。

莫奈于1882年画的《迪耶普附近的悬崖》（La Falaise à Dieppe）

自从莫奈的爱妻卡米尔Camille因肺结核过世后，莫奈的心情非常压抑。我在介绍高更时讲过，1879年法国经历了一场股灾，那家三年后倒闭的天主教银行Union Générale从每股3000法朗的股价一哧溜滑到了500法朗，简直是膝盖斩。当地主家都没有余粮时，那艺术家们日子更可想而知了，莫奈过着比较艰难的生活。

一直到了1882年，Union Générale银行终于挺不住了，关门大吉。法国中央银行担心会引起海啸式的连锁反应，出手为金融系统注资，制止了金融危机的恶化。圣经里早就说过：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历史总是不断地重演，神明的马克思也早看清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和它走向灭亡的必然性。

就在1882年，高更投银从艺下海去画画了，他是个十足的黎明之前倒下、解放前夕退党的货色，如果他要再坚持那么几个月，就又可以过上会所嫩模式的生活了，但我们也损失了一个伟大的画家。这一年也是莫奈转折的一年，画商们又开始向他订画了。从那段时间开始，莫奈就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创作画成系列作品。

迪耶普（Dieppe）位于诺曼底大区，这时候法国工业革命刚刚起步，从巴黎开往诺曼底的火车为画家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诺曼底的旖旎风光与自然光线，为户外写生带来丰富的创作灵感。莫奈曾多次前往绘画，同名的一幅作品还曾在尼斯美术馆被盗，于马赛被找回。此时，莫奈开始改变了阴影和轮廓线的画法，他的创作力正待喷薄。

莫奈笔下1885年的《诺曼底的茅草屋》（Chaumière à Normandie）

莫奈于1891作的《太阳下的干草垛》（La meule au soleil）

1890年，莫奈已经成为了最炙手可热的绘画大师了，在诺曼底的吉维•尼镇（Giverny）买下了一座别墅，他还没有了来得及挖池塘养睡莲打造梦想的花园。在散步时偶遇的干草垛，他原来想只画阴天和晴天两个版本，没有忍住创作的激情，从1890年夏末到次年春季莫奈一口气画了25幅，这是把他推向神坛的三个系列之一。在吉维•尼，莫奈完成了自己艺术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升华，用全新的手法去表达那非常简单的对象，我们只看到梦幻的光影，而被表达的物体对象已经不重要了，所谓的去指代性，虚与实交错着融成了一体。

这幅画值一亿美元。

莫奈于1904年画的《夕阳下的议会大厦》（Le Parlement, coucher de soleil）

莫奈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伦敦了，最早的一次是在普法战争时期，惜命的他觉得绘画事业尚未完成，于是躲避征兵跑去伦敦了，在那里还遇到了自己的贵人画商，同样在那里避难的杜朗鲁耶（Paul Durand-Ruel）。他一直在精神上和金钱上支持着莫奈等印象派画家，直至给他贷款的Union Générale银行倒闭，后来他为了开发新兴市场去美国开连锁画廊，以至于大量印象派绘画流向美国，成为了法国人永远的痛。

这是从圣托马斯医院（St Thomas' Hospital）的一个窗口看英国国会大厦 -- 威斯敏斯特宫，他一连画了19幅。莫奈是以画水著称的画家，其实在绘画里空气与水是最难搞定的。水就如一面镜子，但不同之处是水中的倒影并不是纯粹的反射，水面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使得它倒映出来的物体都经过了一系列的重组，实体感是被打散了的。而这个时候的莫奈已经走火入魔般的进入另一种境界了，他已不是要去把握那些波光粼粼的影像，而让水面的倒影几乎失去了指代性，变成了一种色彩交织的律动感。

去过威尼斯的人在圣马可广场应该都拍过类似的照片吧，调皮的莫奈夫妇应该算是鼻祖了。

前面讲过莫奈在39岁时丧偶，忘了介绍他的继室了。话说1873年，莫奈结识了一个卖花布的老板，叫Ernest Hoschedé。由于工作的原因，也非常喜欢艺术，还是《美术公报》（La Gazette des beaux-arts）的股东。Ernest非常欣赏莫奈的才艺，向他订不少画。在法国那次经济大萧条时期，他破产了，不得出售自己所有的藏品抵债，其中莫奈为他城堡画的那些作品最后多数都流去了俄国。于是他家和莫奈一家一起搬迁去了法兰西岛大区更便宜的韦特伊（Vétheuil）居住。他偶尔回家，几乎所有时间都是一人留在巴黎继续打拼。他的妻子Alice带着孩子们和莫奈一家互相照应。当莫奈的原配Camille得病以后，他们俩的关系就更加紧密了，一起拖着两家的八个孩子并照顾着病人，算是相依为命吧。直到Ernest于1891年去世后，莫奈才和Alice正式结婚。后来莫奈的大儿子Jean甚至娶了Alice的二小姐Blanche，真是亲上加亲。Blanche跟着莫奈学画也成了一名画家，她是莫奈唯一的弟子，几乎和莫奈的画作难以分辨真假。

莫奈于1908年画的《从圣乔治· 马焦雷岛观总督府》（Le Palais Ducal, Vu de Saint-Georges Majeur）

1908年，莫奈夫妇被邀请入住威尼斯的巴巴罗宫（Palazzo Barbaro），整天忙于应酬，尽管如此，他在那里画了三十多幅作品。

Alice自从这次威尼斯小住后回家一病不起，后年就离世了。

在莫奈的妻子爱丽丝去世后，他所钟爱的长子Jean也离开了人间，心力交瘁的莫奈由继女加儿媳Blanche悉心照顾。作为画家的莫奈还患了白内障。最后在他的好友，人称“法兰西之虎”，当过医生还两次任法国总理的克莱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建议下动了两次手术，开刀前莫奈看东西偏红，手术后他所见的光线偏紫。

莫奈的晚年把自己在吉维•尼的别墅打造成了一个梦幻世界，力排当地居民的反对，在花园里挖了一个三千平方的池塘，睡莲、芦苇、垂柳甚至日式小桥都是脱离群众的他亲自指挥和亲自部署的。如今成了一个圣地，入驻着莫奈基金会（Fondation Claude Monet）。在那里莫奈画出了最集大成的系列 -- 《睡莲》（Les Nymphéas），散落在世界各大博物馆，这也是莫奈艺术生涯的顶峰之作。

这套系列作品是西方绘画与和风的结合，自1853年日本改革开放之来，西方画家对日本美术的审美非常崇拜，尤其是对于浮世绘作品，甚至一张茶叶包装纸都能让他们如获至宝。梵高甚至还造了日本主义（Japonisme）这个单词来描述日本艺术的影响力，莫奈当然也未能脱俗，甚至还是兴风作浪者。

在一战期间莫奈绘制了一系列垂柳树以表达对法国阵亡将士的敬意。他的朋友克莱孟梭建议他画些大型作品（Grandes Decorations）留给法国的后人。于是莫奈在花园里支起来大棚，创作大型作品并答应捐赠给法国政府。可是那些文化部门为了表示自己的独立性，死活不给这些沉浸式作品合适的陈列空间，理由是给莫奈的礼遇有点过了，即使身为总理的克莱孟梭也无能为力。不像我们的领导可以管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Ipse Dixit 赵丹）。

尽管如此，莫奈还是承守诺言，一边与那些文化官僚们周旋，一边燃烧自己最后的生命继续创作这些超大号作品。在他去世后，八幅作品才得以进入杜乐丽花园（Jardin des Tuileries）西端的橘园美术馆（Musée de l'Orangerie）。

苏黎世美术馆收藏的莫奈所作的《睡莲，绿色效果》（Le bassin aux nymphéas, effets verts, 1920-22），《睡莲和鸢尾花》（Le bassin aux nymphéas avec iris, 1914-22），《睡莲，夜晚》（Le bassin aux nymphéas, le soir, 1916-22），这三幅巨作。倒在椅子上的雕塑是罗丹的《烈士》（La martyre, 1885）。

再看看那些睡莲，虚幻与现实已经在画中失去了分界，只是一片由色彩构筑而成的抽象，在观者的脑海里自成印象，莫奈自始至终在告诉你我：绘画只是光与影之间的游戏。

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于1901年作的《白衣少妇》（ Jeune femme en blanc）

雷诺阿在那个团伙里是最佛系的一个了，但也算是一杆不倒的大旗，和他的老大莫奈相比，他的肖像画却更胜一筹，尤其喜欢画白衣女子。他甚至画过六次嫂子，而莫奈几乎每次都把Camille画得笑容僵硬，只有在那幅《撑伞的女人》中，几乎没有面部细节，才成为旷世佳作。

德兰（André Derain）于1905画的《伦敦港口》（Le port de Londres）

1905年对年轻的德兰来说发生了许多变化。在这之前他只是一个爱画画写诗，常思考人生，在部队里锻炼过三年的小文青。

就是那一年他追随马蒂斯去了科利尤尔（Collioure），两人一拍即合，搞出一个自乐自嗨的流派，还拉了自己的室友弗拉芒克（Maurice de Vlaminck）加入了这一团伙。当时他们还不知如何给自己的绘画风格取名。所谓的风格就是大胆地使用强烈色彩在画布上平涂简洁的色块，不再讲究透视和明暗、放弃传统的远近比例，完全脱离对自然的摹仿。兴起的时候直接用纯色的管子在画布上涂抹，就譬如你跟一个孩子说：不用刀叉和碗筷，直接用手去锅里抓着吃吧。没有家教的孩子肯定会乐死，但被管教过的孩子多少还是会觉得有点别扭，起码还要分个左右手，各司其职上下有别是吧？野兽派的那批人就是要当任性的孩子而学院派的画家们就有点看不惯了。

还是在那一年，他结识了那个画商Ambroise Vollard，答应作他的经纪人，并建议他去伦敦，以重复几年前莫奈在泰晤士河上的绘画经历。到了伦敦，他撒开蹄子涂抹一通，于是有了下面的这幅画。

一直在锅里吃抓饭总会有被烫着的时候，那年的巴黎秋季沙龙，他们的画放在一起被艺评家嘲笑为笼中的野兽（ La cage aux fauves）。从那时起，他们破罐破摔，野兽派也正式诞生了。

这是弗拉芒克（Maurice de Vlaminck）画的《沙图的帆船》（Voiles à Chatou, 1907）和《房子与树》（Maisons et Arbres, 1907-08）两幅画。

弗拉芒克，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有点陌生，我试着把他介绍得有血有肉些，让大家有个先入为主的好印象。

弗拉芒克的父亲是提琴手，母亲是钢琴师，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地位很低，因为不是直接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所以要技艺非常精湛才能活得下去。所以弗拉芒克从小经历过饥寒，给他的一生留下了鲜明印记。贫穷与自由而且亲近大自然是他的人设标签。

一切都要从1900年开始说起，他坐上去巴黎的火车，火车出轨（又是中看不中用的法国货），于是他在车厢里找人搭讪来打发时间，遇到也去巴黎的德兰。两人相谈甚欢，气味相投，都期望通过绘画来实现自我价值。于是双方约定一起画画，从此生活将与之前不同。他们在巴黎一起合租画室，分享颜料。一年之后就共同建立起那个招人非议的粗野风格。

通过德兰，他了解到了梵高的作品，成为他早期绘画灵感的源泉。于是他也使用纯粹的色彩和漩涡的笔法。颇费颜料，但是给人种宽大而自信的印象，牛掰，感觉他有热情而坚定的个性。风景是他偏爱的题材，于是跟风也去户外画实景。那帮野兽派伙伴们试图逾越当时所有的艺术参照和文化价值观，用色彩来嚎叫，用潦草来掀翻旧世界，搞他个天翻地覆。而弗拉芒克是其中最疯狂的一个，所以也是被艺评家们盯上而备受指责，他们用尽了一切文人说得出口的词来诋毁他，这反而使得他变得越来越离谱和激进。

好在弗拉芒克是个喜欢探索新鲜事物的人，秋季沙龙的野兽派风波过去之后，他开始把目光转向别处。当他感觉达到一个梯阶之后却无法走向更高时，就会改换前行的方向。他慢慢放弃可见的笔道，转而使用色彩平铺。就在创作下面两幅画的时候，他发现塞尚在孤独地画着苹果，于是他的画风又得到了改变。我们通过第二幅画可以看到立体主义的到来，配色没有以前那么张扬，变暗了许多，渐渐地向塞尚靠拢，这也是他远离野兽派之时，是一个从通过色彩到通过形状来表达的质的改变。

在描绘形状的同时他又开始探索线条，于是乎出现了几何空间，然后迈向立体主义。感觉他在往毕加索和布拉克的方向过渡，但他永远也没有越界，因为他珍惜野兽派这个名号。更何况他也不鸟这个绘画新星毕加索，说他把法国绘画拖入了致命的死胡同，陷入无法形容的混乱而且混然不知（Picasso est coupable d'avoir entraîné la peinture française dans la plus mortelle impasse，dans une indéniable confusion qui le conduit à une insouciance）。呵呵，这句话出自一个造反派之口真是耐人寻味。但他确确实实远离了德兰这位好友，十五年后再握手言好。

要等到1925年之后，我们才看见弗拉芒克树立起了自己的风格，此时才有天地之间共融的感觉。不多讲了，等以后有看见他晚期的作品再给大家介绍。

马蒂斯（Henri Matisse）于1908年画的《巴比松》（Barbizon）

巴比松位于巴黎南郊的枫丹白露森林，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一批画家群居在那个村子里实践科学风景的画法，人称巴比松派(比École de Barbizon），较有影响的人物是柯洛（Jean-Baptiste Camille Corot），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卢梭（Théodore Rousseau），多比尼（Charles-François Daubigny）等人

马蒂斯去的时候算是晚了一点，不过枫丹白露森林一直是画家们喜欢去吸收大自然养分寻找灵感的地方，要是野兽的话，那更没得说了。

我们在画里看见背景里的树林，而前面好似是个池塘。我们只是用常人的角度在看画，或许马蒂斯画的是小径或其他东西。

马蒂斯作的四个版本的《露背》（Nu de dos, I, 1909, II, 1913, III, 1916-17, IV, 1930）

他曾经说过：我和绘画一样喜欢塑造（J'aime modeler autant que peindre）。他亲自完成每一步骤，从切割石膏，雕塑，打磨，灌注直到布置摆设空间，感觉他对雕塑乐此不疲。

柯克西卡 （Oskar Kokoschka）与1917年画的《情人与猫》（Liebespaar mit Katze）

奥地利的东北人，从名字来看属于捷克族，自幼酷爱美术，克林姆特（Gustav Klimt）的学生。一次大战中负伤，脑子有眼瓦特了。所以看下面这幅画，感觉是嗑了药后画的一般。二战前夕被纳粹迫害，逃往英国，最后定居瑞士蒙特勒。

他最著名的画作叫《风的新娘》（Die Windsbraut），堪称表现主义的代表作品。此时他正和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马勒（Gustav Mahler）的遗孀Alma打得火热。而她已经改嫁建筑师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包豪斯的创办人和校长）了。《风的新娘》里的女主人公就是Alma，画面中的情侣纠葛在一起，其轮廓也近乎与背景相融，仿佛象征着爱情的消逝。柯克西卡明知Alma风流成性，但还是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无力摆脱这场虐恋。此画现收藏在巴塞尔美术馆，上次参观时竟然被我漏了。

这个女人真是法力无边，那些艺术家/文学家情人和她在一起时就创作激情大发。她原是克林姆特的初恋，她在当马勒夫人时和格罗皮乌斯是公开的情人关系，马勒当时很痛苦，还专门为她谱交响乐，最后这个心病算是被弗洛伊德医好了；在当格罗皮乌斯夫人时成了柯克西卡的情人；最后嫁给了小说家威尔佛（Franz Werfel）。

下面《情人与猫》这幅画是在他从战场回来后追忆与风流的Alma度过激情岁月时所作的，爱情一直是艺术家们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却又如同毒药般令他们无法自拔。

塞冈蒂尼（Giovanni Segantini）于1893-94期间作的《阿尔卑斯山区牧场》（Pascoli alpini）

他是我这次的新发现，在他这幅画前驻足良久。此人出生在奥意边境，后移居瑞士生活，他的题材多是山区牧村，散发出独特的阿尔卑斯山麓乡土气息，被世人称为“农民画家”。这幅画看似现实主义，其实用的是点描手法。他的笔道敦厚纯朴、细致生动、凝重又富于光感，与大自然融合一体，很有意思，满满的人道主义精神。苏黎世美术馆收藏了他的12幅作品，这一幅最有感觉。在瑞士著名的滑雪小镇圣莫里茨（Saint-Moritz）有个塞冈蒂尼博物馆，据说里面有一幅大型阿尔卑斯三联画《自然、生命、死亡》（La nature, la vita, la morte）非常值得观赏。

他还是布加迪兄弟的舅舅，兄弟俩一个是雕塑家，另一个是Bugatti的创始人。

塞冈蒂尼于1888年所作的《我的模特》（I miei modelli）

这是他的室内作品，比较少见。自从他搬到瑞士Savognin小村后，他一直用身边的熟人来当模特。那个女的叫Barbara Uffer，他孩子的保姆，也是他最中意的模特。男的是个农夫，也是他厨师的儿子。农夫手中的那盏灯形成一个半圆型的光束，这种渲染是不是有点卡拉瓦乔的感觉？

他们沉思在塞冈蒂尼即将完成的画作前《Ritorno all’ovile》，现收藏在一个温特图尔（Winterthur）“艺术、文化和历史”美术基金会里（Stiftung für Kunst, Kultur und Geschichte）。背景里的那幅画是《耕作》（L’aratura），收藏在慕尼黑的新绘画陈列馆（Neue Pinakothek）。

其实这幅《我的模特》的画题有双重意义，这两个劳动人民甚至包括那些辛劳耕作的动物不仅是他的创作对象，更是他的生活榜样。为这幅画赋予了一个超越现实的意义，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于1827-28期间作的《弥尔顿让女儿们记录他的史诗—失乐园》（Milton dictant à ses filles son poème épique, Le Paradis Perdu）

我们来看看在那些印象主义运动先前法国人是如何作画的。

德拉克罗瓦是在法国艺术史上绝对不能被忽视的人物，这位浪漫主义画派的典型代表于1830年画作的《自由引导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影响了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很多年后写成了长篇小说《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这部文学作品是对德拉克罗瓦画作的呼应。《自由引导人民》曾被印在欧元出现之前的一百法朗钞面和1980年的邮票上。他的画作对后期崛起的印象派画家有很大影响，被雷诺阿、马奈和梵高等人敬仰。而德加的崇拜对象是德拉克罗瓦的死对头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卢浮宫里藏有他大量的佳作，如果想了解他建议去那里看看。

我们今天讲苏黎世美术馆里看见的这幅画里的故事背景。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是一名诗人，也是英国伟大的思想家。出自清教徒家庭，在剑桥完成学业后，精通古希腊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的他便潜心于诗歌写作。

十七世纪是英国动荡的世纪，1603年终生未嫁（所以有“童贞女王” 之称）的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驾崩后，苏格兰的国王詹姆士六世（James VI）被推为英国国王。由于新教领导人诺克斯（John Knox，此人神学思想在日内瓦受到卡尔文很大的影响，把《新约圣经》翻译成英文，甚至把卡尔文宗派变成了国教）在苏格兰推行宗教改革非常成功，所以教士们和议会不断挑战这位优柔寡断的国王，同时还要应付荷兰和法国外来势力的威胁，以至于英国不得不避开他们向印度发展。他在苏格兰搞得那套君权神授（Divine right of kings）到了英格兰就吃不开了，再则天性胆怯、一味求和的他让英格兰人觉得自尊心受伤，为后来的政局埋了很多雷。

到了他次子查理一世（Charles I）继位时，英国国王与议会之间的矛盾变得非常激烈，最后大家都撕破了脸，爆发了英国内战（English Civil War），也称清教徒革命（Puritan Revolution）。1649年1月国王以叛国罪被处斩，震惊欧陆。同年5月，英国宣布为英吉利共和国（Commonwealth of England）。君主制被废除，保皇派议员们被肃清，史称残缺议会（Rump Parliament），议会派领袖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自封的一个护国公（Lord Protector）的头衔统治国家。

弥尔顿在此期间积极投入资产阶级革命，曾任英吉利共和国政府的拉丁文秘书，写了过不少捍卫共和国的檄文，他曾经写过出版史上里程碑式的文献——《论出版柿油》（发音有偏误实在怨不得我啊，不然你们就看不到这篇文章了，真是好讽刺），被译成多种文字为世人推崇。克伦威尔去世后他的儿子又无法控制局势，于是1660年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顺便说一下，此人被称为快活王，Merrie Monarch，学习法国人极会享乐，茶饮就是那时被引入英国，成为了我们的痛）回国复辟。胡汉三又回来了，那自然就对议会派人士要进行迫害，弥尔顿一度被捕入狱，在朋友帮助下才得免一死。在双目失明的状态下，他完成了长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和《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以及诗剧《力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的写作。

德拉克罗瓦的画就是描绘弥尔顿在女儿们的帮助下写完这些史诗的场景。

德拉克罗瓦于1852-53年画的《摩洛哥橘贩》

1831年，法国出兵征服阿尔及利亚之后，岔开一下，这个出兵的理由很蹊跷。十八世纪末，法国为军队在阿尔及利亚征购小麦，但赖了二十年帐，于是就一直谈判拖着。有一次会议，急了的阿方首领用扇子敲了领事一下，法方求道歉不成，于是法国派舰封锁阿尔及利亚港口。一封就是三年，阿方被逼烦了，就开了一炮，于是就派兵吞并了人家一百三十多年。这和亚罗号事件及西林教案为导火索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有点像啊，当时把我们都打失禁了，这个账我们一定要算的。

七月王朝的路易-菲利普一世（Louis-Philippe Ier）委托Charles-Edgar de Mornay伯爵出使阿尔及利亚邻国摩洛哥来安抚那里的苏丹，德拉克罗瓦作为陪同。这次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和北非的旅行给画家留下深刻印象，那里的建筑和风光，穆斯林以及犹太人的服装、习俗和生活方式对德拉克罗瓦触动很大。这个游历对于他画技和美学思想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他不知疲倦地记录，创作和描绘着，一共作了七本笔记，只有其中四本得以保存，他一直探索这个题材三十年直至去世。

德拉克罗瓦把这种带有东方气息的风格带回到法国之后，在当时的文艺界引领起了一股不小的东方热。卢浮宫收藏着一幅德拉克罗瓦画的《阿尔及利亚女人》（Femmes d'Alger dans leur appartement）。他出行摩洛哥后在回途中在向导（chaouch）的帮助下进入阿尔及利亚两天，在阿尔及尔的后宫里，德拉克罗瓦打下了草稿。这幅画在1834年的沙龙上，轰动一时。

柯洛（Jean-Baptiste Camille Corot）于1827年画的《罗马乡村》（Campagna Romana）

他是著名的巴比松派画家，被誉为十九世纪最出色的抒情风景画家。画风自然朴素，充满迷蒙的空间感。

柯洛1825年开始旅行，踏遍了全法国以及英国、荷兰、瑞士及意大利乡间，一路素描和油画写生他所看到的风景。好想像他那样一路流浪，感觉真正欧洲的人文风光。

库尔贝（Gustave Courbet）于1872年画的《鳟鱼》（Truite）

不要小看这条鳟鱼，这幅现实主义画派创始人的作品可是一幅名画。1872年是库尔贝最很艰难的一年，在这之前他曾拒绝拿破仑三世授予的荣誉军团勋章（Légion d'honneur，后来莫奈也干过这事）。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曾被选为艺术家协会主席，保护了众多博物馆的藏品，但在他的主张下推倒象征帝国主义战争的旺多姆圆柱。这个铜柱是拿破仑为了纪念奥斯特里茨战役胜利，用缴获的1200门大炮熔铸而成。公社运动失败后他被判入狱6月并为摧毁圆柱而罚款500法朗。出狱后回到离瑞士边境不远的奥尔南（Ornans）老家，重新过上画家生活，向他订画的人都踏破了家门。又到了下一年，新总统麦克马洪元帅决定重树旺多姆圆柱，预算323091.68法朗，而且全部要库尔贝出资。此时的他已经走投无路了，所有的资产已经被充公，因害怕再次入狱，他就外逃去了瑞士，在法语区六个州生活直至去世。感觉他还是很融入瑞士生活的，他替日内瓦印刷协会设计徽章；为一个洛桑律师画肖像，此人后来当上了联邦主席团成员；甚至还代表La Tour-de-Peilz（雀巢公司总部所在地）当旗手去参加体操节（fête de gymnastique，在瑞士生活的人都知道这个活动）。

这条鳟鱼就是他回汝拉的奥尔南老家时画的。它张着嘴巴，搁浅在鹅卵石堆上，鱼身僵硬，腮边的血红色表现了挣扎的刚结束，给人种窒息感，这是不是库尔贝命运的预言？

钓鳟鱼是汝拉地区的传统，至今在那里还有许多可以去垂钓的池塘。库尔贝用写实的方式处理这个熟悉静物主题，并给予一抹悲剧色彩的浪漫主义。但其实那不是一幅静物画，而是此时此刻画家的自画像。

波纳尔（Pierre Bonnard）画的《日落》（Soleil couchant, 1912）和《夕阳下的风景》（Paysage au Soleil Couchant, 1927）两幅作品

波纳尔是那比派（Les Nabis）代表和创始人之一。他以色彩而闻名，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色彩画家之一。他认为，绘画是对“视神经的探索”进行的临摹，尝试展现肉眼捕捉到的形状与颜色在被赋予意义以前的面貌，对描绘对象做主观处理，故而他的画达到了一种随心所欲的艺术境界。

波纳尔先是听从父命学习法律，后去朱利安学院（Académie Julian）学画，在那里他随意来去也不交作业，而且还结识了许多绘画的朋友。而这批年轻的学生在十九世纪末的巴黎成立了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画派。

1888年10月波纳尔的画友塞律西埃（Paul Serusier）怀着朝圣的心情去布列塔尼的阿凡桥拜访高更，在高更的指导下在香烟盒盖上画了一小幅风景，即《护符，阿凡桥的爱园》（Le Talisman, l'Aven au Bois d'Amour）。他把这幅作品带回巴黎，向他身边的同学们波纳尔、丹尼（Maurice Denis）、朗松（Paul-Élie Ranson）等人展示。

他复述着高更的指导：“你看那树是什么颜色?是绿色吗?那就用绿色，用调色盘中最绿的绿色。阴影呢?蓝色，还有什么?好吧，就用你最蓝的颜色画下来。”这一事件导致的最直接后果便是1889年由他们建立了那比画派。

这群年轻人一下子成了高更的追随者并称这幅小画为《护符》，而把有幸得到这“福音”的这伙人称为“纳比”，即希伯来语中的“先知”。这就是纳比派的由来，这个流派反对十九世纪成为主流的现实主义（Réalisme），主张艺术的装饰性作用，用平坦的色块表现现代都市生活中的各个侧面，同时蕴含不可见的精神世界。那比派在西方艺术史中，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画派，它的成立时间也仅持续了十年，但它承前启后的作用非常明显。

维亚尔（Jean-Édouard Vuillard）于1897年画的《六人大幅内景》（Le Grand Intérieur au Six Personnages）

维亚尔是那比派的另一个重要成员，他热衷于表现室内的场景，尤其是母女、姐妹、闺蜜等在房中亲密放松的日常生活，这一风格被称为“内景主义”，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见许多个人情感的融入。

维亚尔以他的姐姐玛丽（Marie）与那比派画家朋友罗素（Ker-Xavier Roussel）的婚姻作了一系列作品。 该系列从1893年的《求婚者》（Le Prétendant）开始，到这幅《六人大幅内景》达到了高峰，这是对那比时期视觉和心理交织的概括，这种大型横幅形式在他的画作里比较少见，故事性和装饰性都很强。

维亚尔的作品，无论其质量、数量上还是艺术风格上都不比波纳尔逊色半分，但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原因可能有二：首先，他的画大部分都尺寸比较小；其次，许多维亚尔的画在私人手中收藏，这不利于整理、宣传及交流。我们以后还有机会感受他的画风。

瓦洛顿 （Félix Vallotton）在1892-93期间作的《夏夜浴场》（Le Bain au Soir d'Été）

他出生于瑞士洛桑的一个中产家庭，后去巴黎朱利安学院学画，也成为那比派画家。他也是现代木刻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创作了大量的版画作品。

瓦洛顿用这幅画克服了他早期作品的现实主义色调，并宣称他进入那比阶段的多彩合成主义。从主题上看，他遵循传统沐浴者的场景，表现手法甚至很接近夏凡纳（Pierre Puvis de Chavannes）。但在1893年的独立沙龙展出时却成了一桩丑闻。引起非议的不是题材本身，而是图案的风格和锐化：那些发型怪异、面部特征和体型夸张的女性和当时的审美观是格格不入的，被视为对当时社会的恶意挑衅。正是这种形态的开放性使得瓦洛顿的视觉世界有别于他人，让其作品至今令人兴奋。今天和两个朋友去洛桑美术馆（Le MCBA），看了几幅瓦洛顿的作品，下次介绍给大家。

苏黎世美术馆还收集了大量的毕加索，蒙克，还有瑞士的贾科梅蒂家族（Giacometti），霍德勒（Ferdinand Hodler），勃克林（Arnold Böcklin）以及形而上学派（Pittura Metafisica），抽象主义（Abstraction），风格派（De Stijl），包浩斯学校（Bauhaus），达达主义（Dadaism），超现实主义（Surréalisme)的作品。种类和藏品的数量与质量远远超过我的想象。

可惜限于篇幅，只能忍痛割爱，希望以后有机会写编外篇。

谢谢大家的关注，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