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相册散架了

老鹰

　　家里的电脑坏了很久了，终于换了台新的之后，原以为旧电脑硬盘中的资料还能复制出来，谁知多方努力之后到底还是丢失了一部分。最可惜的是是我的“相册”散架了，丢失了很多照片。我原来辛辛苦苦一张一张扫描进去的黑白老照片、我28岁当妈妈之前的“青春年华”、我成为“胖子”之前的“倩影”通通丢失了。难道真是要强调“青春一去不复返”、“往事不可追忆”么？不过虽然电子相册坏了，所幸大部分旧照片我还保存着原始相片，我还有实物相册。于是去翻我的老相册，想重新翻拍，谁知刚打开最老的一本黑白照片的老相册，照片就像雪片似地散落一地，我的老相册也散架了。

　　我有个闺蜜喜欢收藏旧物，她小时候的准考证啊、学生食堂的饭票啊，当年我们写给她的信件和明信片啦……什么她都保留着。而我则相反，我连当年的情书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不仅不擅保存旧物，还喜欢扔旧物，比如我女儿高中一毕业我就把她的校服一件不留全扔了。我刚一退休，我不仅把我的制服扔了，也把与工作有关的东西都扔了，连得过的奖状、荣誉证书都一张没留。不过有一例外，就是我保留了从小到大的绝大部分照片。

　　记得我妈以前有本小相册，里面每一页是她的一张单人特写照，从她十八岁开始，每年一张，直到她升级做了母亲。我年满十八的时候，广州已经开始有彩照了，但十八、九岁那两年我还是模仿我妈去照相馆拍过几张大头照，欲与我妈当年“比美”。但是遭到我弟的无情打击，我弟瞥一眼我的照片不屑道：“当然还是妈妈漂亮！”后来，除了拍证件照或结婚照之外，我就再不去照相馆拍大头照了。

　　我的最老的这本相册是从我父母哪里搜刮来的，它的“年纪”估计也和我一样“年过半百”了吧。我人生的第一张照片是“满月照”，这张照片现在仍比较清晰。不过我小时候并不喜欢这张照片，因为我觉得家人把我穿戴得有点像电影里的地主婆。我那时更喜欢我的“百日照”，因为我戴着白色的毛茸茸兔儿帽有点像“草原英雄小姐妹”。我刚一出生我母亲就生病发高烧，我没有吃过母乳，在医院的婴儿室里足足待了十七天。一回家，六颗脑袋（我父亲兄弟姐妹六个）立刻围上来看。那时物资供应紧张，连白糖都凭票供应，更不要说奶粉了。全家人各显神通想办法到处为我找奶粉。我的周岁照面黄肌瘦，不知那时候我是不是开始生病了。我妈说我幼年身体很弱（也许是没有吃过母乳的缘故），三周岁之前就已经生过两场大病了，一次肝炎，一次是肺结核。后来我有了记忆之后还模糊记得大人会经常带我去医院查血，大概是怕肝炎复发吧。好在有一大家子亲人的呵护，我不仅康复而且这两场大病都没留下后遗症。

　　当时我父母两地分居，我母亲产假满了之后原本是带着我回安顺去的。白天把我寄放在保姆家里，晚上接回来。没过多久我的大孃和小孃（我父亲的妹妹）从贵阳到安顺去看我，她们直接去到保姆家。据说她们看到保姆家里的状况，感觉我受了“虐待”，一刻都不能忍，马上把我抱回来了。而且这两个胆大的、从没带过娃的年青姑娘居然用棉被包着奶瓶，抱着我坐了好几个小时的闷罐车，把我带回了贵阳。后来我就一直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直到上小学。但是那时我爷爷奶奶还没有退休，所以白天还是把我寄托在院子里的杨婆婆家。那时我们家住博爱路，但是我对博爱路的家毫无记忆。我八个月大时，我妈，我大孃和小孃分别抱着我在同一个房子前拍过照片，想必就是我们在博爱路时的家门口了。我的小孃是我爸爸最小的妹妹，我出生时她才十七岁。我小时候小孃经常带我上街去玩，还瞒着奶奶偷偷买冰棍给我吃。但我因为体弱很不争气，吃了冰棍回家就会发烧，小孃就会挨奶奶痛骂。可是我偏偏特别馋冰棍，下一次上街还会再要吃，又会害小孃挨骂。我两三岁时有一次小孃抱我上街，走了一半小孃抱不动了，就放我下来自己走，然后小孃又不忍心，叹口气对我说“你好可怜哦！”而我抬头看看她说：“你也好可怜哦！”后来小孃谈恋爱和男朋友上街拍拖也带着我当小电灯泡。

　　我有一张两岁时我五叔抱着我的照片。那时候五叔自己也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大男孩。听我妈说，我还在婴儿时期时，有一天五叔正用背扇把我背在背上玩，突然他的同学来找他，吓得他赶紧躲到衣柜后面让家里人对同学说他不在家。是啊，五叔那时才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如果给同学见到他背着一个婴孩该有多囧。家里有长辈曾经跟我说我五叔对小孩子好起来宠得不得了，凶起来又凶得要死。不过我从不记得过五叔对我凶过，倒是见过五叔怎么宠我的女儿的。我女儿小时候我每个寒暑假都会带她回贵州，那时我父母还在安顺，爷爷奶奶在贵阳跟五叔一起住，因此我们回贵阳时就住五叔家。有一次听见我丫头在五叔的房间里玩得热闹，进去一看，已经不年轻的五叔竟爬在地上当“大马”，驮着小丫头满屋子转，小丫头口中还“驾！驾！”地吆喝着，爷孙俩玩得不亦乐乎。五婶“妒忌”地说：“看看，连他儿子都没享受过这待遇！”

　　我两岁以后，在照相馆拍的单人大头照就极少了。照片大多数都是室外照的。1969年的照片刻着时代印记，我的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

　　我们家仍有去照相馆拍照的习惯，只是很少拍单人照了，拍的多是合影。有几年我们家每年春节全家老老小小二十几口人都要到照相馆拍全家福。先全家老少拍一张，然后孩子们再合影一张。后来也许是我妈妈回娘家去传授了经验，后来我外公外婆家春节也去照相馆拍全家福。不过我手里没有全家福照片，只有我们这些孩子的合影。

　　除了我亲弟弟之外，与我拍双人合影最多的就是堂妹小耘了。小耘是我二叔的长女，只比我小两岁。二叔家住白云区大山洞（贵阳郊区）某厂矿宿舍，说起来比我家离贵阳近，但实际是我们因为远每个寒暑假都长住贵阳爷爷奶奶家，而二叔家不远不近的尴尬距离（那时交通远没有现在方便，又没有私家车）使得他们每次来去匆匆，很少在爷爷奶奶家过夜。不过我倒是寒暑假经常会去二叔家住几天。二叔二婶在他们厂子弟学校当老师，二婶是上海人，却说一口东北普通话。因为他们厂大部分都是东北人，所以在贵阳土生土长的小耘的“母语”就是大渣子味普通话。二叔家甚至还有火坑，我这辈子第一次睡炕就是在二叔家。

　　有好几张照片背景是乡野，甚至是雪景，这些都是在惠水拍的。惠水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一个县，当年我的大孃大学毕业之后就分配到这里的民族中学教书，后来就在这里结婚成家。我小时候几乎每年都会去惠水大孃家住几天。大孃个子高脾气暴，本来就很大的眼睛一发火瞪得更大。我小时候还真有三分怕她。不过大姑父却是个好脾气，耐心好得不得了，厨艺又好，还有台相机，每次去惠水都是好吃好玩款待我们，还拍不少照片。听家里老人讲过大孃和大姑父的“八卦”，大姑父原是印尼华侨，上世纪六十年代独自回到祖国上大学，大学毕业就分配到惠水民族中学，我大孃大约比他小两三届。大孃初到惠水时，大姑父作为师兄兼“资深”同事，对大孃颇多关照。而我奶奶去惠水探望女儿时，了解到这个小伙子亲人都在国外，孤身一人在这个乡旮旯生活。而且这小伙子细心能干脾气好还长得帅，我奶奶她老人家顿生怜爱之心，对我大姑父也很关照。就这样关照来关照去的，终于把大孃和大姑父关照成一家人了。

我有一组照片被全家人调侃为“土得掉渣的乡下姑娘”。照片一共有三张，背景是乡村田野，一张是我奶奶和我，一张是大孃和我，一张是我单人照。我穿着乡土气息浓重的碎花衣裳，表情也是一言难尽。照片已经泛黄斑驳了，不过我却非常珍惜这组照片。因为它记录了我一段特殊生活。照片上的我大约五周岁左右，刚刚随爷爷奶奶从福泉农村回来，身上穿的花衣裳的确也是当地乡民送我的。大约是1970年，我爷爷奶奶被下放到福泉农村。那时我妈刚生下我弟弟，两地分居的父母显然无力照顾四岁的我，于是我就跟着爷爷奶奶下乡去了。我上小学前没上过正儿八经上过幼儿园，我的学前启蒙教育正是在福泉乡下完成的。爷爷便是我的“私塾先生”。我觉得我是个非常幸运的孩子，爷爷奶奶在最艰难绝望的岁月、在苦寒的乡村煤油灯下，也没有放弃我的启蒙教育。不过听长辈们说，爷爷奶奶在乡下生活的那段日子虽然我的陪伴给他们带来不少慰藉，但我有的时候也挺“犯嫌”。第一年，爷爷奶奶的自留地没有种苞谷，我天天闹着要吃苞谷。于是第二年爷爷就种了苞谷，我却不吃了。

　　我翻遍老照片发现很奇怪的是二孃的照片非常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张我和二孃的合影，那时我差不多十来岁了。其实说起来我和二孃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当年我爷爷奶奶终于从福泉返回贵阳时，家里的房屋已经被占要不回来了。爷爷奶奶和二孃一起住的时间最长，先是市西路，后是团坡桥，再后来是翠微巷。只中间曾到五叔家住过几年。我虽然上小学就回到安顺父母身边去了，但每个寒暑假都回贵阳，小学时甚至等不及寒暑假，还动不动就请病假溜回贵阳。所以我每年在二孃家至少要住三个月。

　　印象最深刻的是团坡桥轧钢厂的宿舍，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回贵阳都还住那里。记得在那里每年过年我和二孃一起用小电炉做蛋饺。记得爱干净的二孃天天要为两个调皮儿子搓洗一大盆衣服。后来市面上刚一有洗衣机二姑父就买了一台。但是二孃家住的宿舍只有公共水房，二姑父每天要把洗衣机搬到水房去，好在那洗衣机很简单小巧（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种式样的洗衣机）。二孃的两个儿子，我的两个小表弟小时候，我也没少背他们抱他们。后来我自己结婚成家有了孩子，在我父母搬来贵阳之前，我们回贵阳还是经常住二孃家，所以我女儿从小也和二孃比较亲。

　　还有一张照片是我和小霞孃孃的合影，小霞是我妈妈的表妹。她的父母也就是我妈妈的大舅大舅妈当时在新疆阿勒泰工作（据说因为大学学的是宝石专业，而阿勒泰有宝石矿，于是毕业就分配到那里去了）。小霞是长女，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但小霞从小是被送回贵阳祖父母处抚养长大的。高中时小霞孃孃来安顺借读，住在我们家和我们生活了一年左右。大约是1976年吧，马上就要高中毕业的小霞因为父亲突然病故，她母亲死活要她去新疆顶替当工人。于是在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贵州长大，平时不吃牛羊肉的的小霞只好去到了那个夏天40℃，冬天零下40℃的北国边陲当了工人。因为是边境地区，青年工人都自然是民兵，于是原来在贵州时连小虫都害怕的小霞夜间也要背着枪去巡逻。后来我想，如果当时她的母亲能够多坚持一年，小霞孃孃或许就能考大学了，她的人生也许完全不同。不过世事难料啊，就像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大孃一家移民香港一样，当时是觉得他们的生活有了质的飞跃。现在回头看，如果他们不是定居香港而是深圳或珠海，说不定更好。可是，谁想得到呢？历史没有“如果”啊！

　　还有一张照片很特别，是在一个熙熙攘攘的乡村集市上，我在一个卖药的摊子上帮着数药。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妈在安顺卫校工作。好像是带学生下乡实习吧，正逢暑假，所以把我们姐弟也一起带下乡去了。这张照片应该是赶场天卫校师生在集市设了医药摊，我跟着帮忙的。那时候也蛮有意思的，我妈一个教基础课的物理老师，也带学生下乡实习，后来我妈还办过校办工厂生产“鱼腥草针剂”。我长大以后经常取笑我妈他们当年是“非法制药”。

　　当然，还少不了同学的照片。我小学没毕业，读完四年级就跳级到初中了，因此我没有小学毕业照，只有一张和几个小学女同学的合影是我小学阶段的唯一印记。当然初中、高中同学的照片就相对多了，这本老相册里甚至还有几张刚入大学时和“老乡们”在中大和广州各处的合影。而我相册里有一个小学女同学和一个中学女同学都已经不在人世了，而且都不是病逝，而是遭遇飞来横祸。不禁教人唏嘘人生无常！

　　我的老相册里除了家里亲人和学校同学的照片之外，还有好几张当年邻居小孩们的合影。前几天我发到我的“发小群”里，惹得发小们百感交集。

这本一共二十张活页的老相册，竟然差不多囊括了我从出生到十八岁成年之前的人生历程。照片背后有说不完的故事，老相册里面满满都是爱。我拾起散落的照片，把它们一张张翻拍存档，又从网上买来相片贴角，一页一页地修复。此刻窗外冬雨淅淅沥沥，室内两枝蜡梅散发着淡淡幽香，我蜷在沙发上写下这些文字，想以这种方式，保留住那些老照片背后的故事，那些爱、那些与这老相册相伴共生的人生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