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与我

自在

   我和我的母亲随想录

                             —— 母亲逝世三十周年祭

                             贺 小 平

• 我母亲贺戴氏出生于1907年（农历丁未年正月初三），殁于1991年2月25日（农历辛未年正月十一）。享年84岁。迄今，她离世整整三十个春秋。 作为母亲生前最小的儿子，我今天也正朝古稀的台阶举步。

• 時光退往七十年前：1952年3月14日（农历二月十九）寅时，我出生在上海市南市区东门路附近一条有着奇特名号的街道：里咸瓜街。借此容我戏傍一回大腕，插句三十年代的时髦语：“我的朋友胡适之”😜 —— 据史料记载，一代大师胡适先生的出生地也是“里咸瓜街”。但如今这条街在上海的版图上业已消失。

• 听母亲说起，那天凌晨，她腹疼临产，由当时栖居我家的大表姐秀凤护送去就近的浦江医院分娩。刚问世不久的我饥啼不止，时届高龄产妇的母亲（44岁）缺乏乳汁，身旁一时又无流质食物，舐犊情急之下，竟用一口嚼碎的面包喂入我口中，婴儿哭叫声倒是明显减弱了，但据说当时我喉咙里竟发出低哑的“呵呵”喘息声，急得护士小姐数落不已：“小毛头刚刚降生，侬就喂他面包，过两天侬可以给他吃炒蚕豆啦！

• 母亲一生共生育过八个子女，其中两个去世。第一个男孩，因患脑膜炎十二岁不治身亡；第三个尚未命名的女孩，出生七天因病夭折。

• 按《贺氏家谱》，我这一代属“孝“字辈。除却少年病故的哥哥华廷（孝伦）和出生一周便离世的姐姐，我和兄姐六人伴随母亲走完其跌宕起伏的一生。长兄贵廷（孝佑）、二兄汉廷（孝仪）、大姐宝珠（学名素珍）、二姐珍珠（学名佩珍）四人均出生于宁波。母亲的两个小儿子出生在上海，即小兄长和我：大平、小平（学名分别是正平、志平。其时已不流行以家谱命名）。顺记一笔，据《家谱》，我祖父一代属“师”字辈；父亲一代属“贤”字辈；本人一代属“孝”字辈；之后是“友”字辈（著名连环画大师贺友直即“友”字辈）。这丁点儿贺门“掌故”或称之为“钩沉”，到我这里也许就失传告终了。

• 母亲祖籍宁波，她娘家毗邻如今称之为“宁波老外滩”的轮船码头附近，居住地是江北岸二横街福馀里5号，一幢独门独户的石库门住宅。我外公家境不错，用如今的话来说，堪称“小康”阶层。据母亲回忆，外公遗产颇丰。其名下不仅有整幢的石库门房产；还有四艘运输大帆船；另有上万银元存于我父亲供职的钜丰钱庄；再有平房两套出租等。当年修缮宁波城隍庙，作为当地四名主要捐款者之一，外公的姓名曾勒刻于庙内的纪念石碑上。

• 每逢除夕祭祖，家中厅堂里的热闹非凡。通过母亲描述，我眼前依稀浮现出鲁迅先生的名篇《祝福》里描述的员外家热闹场面：搽洗祭祀器皿、杀鸡宰鹅、红烛高燃、亲友盈门，酒香四溢。外婆取出了平时收来的房租，开始给大大小小的子孙们发送“压岁钱”……

• 外婆膝下一子两女。百年之前，是封建传统意识深重的时代，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因重男轻女陈腐观念的束缚，母亲幼年便遭缠足痛苦，并无缘跨进学堂念书，更遑论外出求职（据母亲说起，外公有言，女孩子如果进厂做工，就“废”掉了）。至于外公的遗产，则基本由我母亲的哥哥继承。

• 在封建家庭成长起来的母亲，从小工于“女红”，针线活儿不在话下。我父亲身着的各类长衫，有不少出自母亲的针线。当年父亲在沪上某行供职期间的“行头”（如今称之为“包装”）均由母亲打理。小时候听母亲聊起父亲春夏秋冬四季外出衣着服饰，一套一套，如数家珍。遗憾当时我年幼（也没见识过）没能记住各种衣料材质。至于母亲的手工活，我有幸在其她晚年亲身领略过一点。母親年过古稀时节，虽老眼昏花，还亲自为我裁剪过一件外贴袋的毛蓝布中装棉袄罩衫。再后来她耄耋之年（在她临终前两年），我有件银灰色中装棉袄罩衫的“8结纽”，是她生前最后的“作品”。记得当时我穿在身上，引来不少注目礼，当听说是我年过八旬的老母所为，不禁愕然。

【我儿中学时代身着我这件有先母手泽的冬衣之留影。原物已失，幸存纪念】

• 母亲不仅心慧手巧，且处事干练果敢。我曾听她说起，尚待字闺中的她，一次闻讯她哥哥在酒店中冤遭欺负。她忿而当即携其妹赶去，据理怒斥，致使对方赔礼道歉。还有一回，我听母亲说起过（其时我大概五岁左右，尚有依稀印象）：有段时期，我家客堂间一度租给他人作为年糕作坊场地。当时有一个大砂锅里煮滚着沸烫的蜡油（制作年糕所用）突然漫溢出锅，顿时炉上火焰骤起，顷刻间火势节节上串，直逼天花板（二楼是地板）。一旁站着好多个大男人似乎都吓蒙了，傻傻地站着不知所措，只见母亲一个箭步冲前去，扬臂挥手一扫，将那漫溢剧燃蜡油的砂锅甩在地—— 避免了一场惊险的火灾事故。我记得母亲曾转述过以前外婆说过的：“当年如果不是外公的阻扰，我大女儿小辰光能上学念书的话，那她就更强了！” 

• 那个时代，姑娘年方十八便是谈婚论嫁的年纪。当时有人向外公介绍两位供职于当地一家较体面的钱庄里的男青年。旧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违，但母亲则执意要亲眼前去“遴选”。她悄悄看下来，第一位是个眯眼壮实高个子；但母亲相中的是位略显清瘦的中等身材而具文人儒雅气质者，即我的生身父亲。 

• 母亲晚年时，逢年过节，家人劝年迈的她喝上两口活活血。我记得母亲有一回微醺薄醉，乘兴道来：“……当年你爹爹在行里担任账房先生时，每周要去理发店，头势煞清，眉毛嚓乌，鼻直口方，面色红粉细白…… ”。这种时刻，哥们会在一旁欢笑着打趣：“呵呵，今朝姆妈老酒喝多了……”。父亲比母亲大一岁，自我儿时记事起，父亲便与疾病连在一起（他45岁生我，54岁去世时我年仅八岁），乃一瘦骨嶙峋的老者形象。后来数十年的岁月中，通过母亲“淘古”，我脑海渐渐钩勒出父亲当年沉稳而不失风神俊朗的形象。

• 据母亲回忆，当年她的嫁妆相当可观。一艘运输大船上装得满满当当，小到针头线脑、锅碗瓢盆，大到绫罗绸缎、金银细软一应俱全，由她阿哥（我舅舅）陪同驾船送往夫婿故里宁波镇海大契，堪称当地书香门第的贺兴寿房。据母亲说，一路上吹吹打打，登舟上轿颇为风光，但她哥哥很是伤感，潸然泪下地连声道：“我妹妹小小年纪嫁到这么远的地方去了，这么远的地方……”。后来母亲还提到，初到到婆家后，看到夫婿家岁末“祭祖”的排场，年经的她曾不经意流露出与己娘家不可同日而语的口气，引得祖母不无尴尬。记得幼年时，我看到母亲提起诸如此类话题时，饱经忧患的颜面上浮现出不无骄矜的笑纹。 

• 祖母信奉佛教，养尊处优。在婆家，母亲恪守为媳之道，相夫教子。祖父去世，祖母看中某块风水宝地，期望自己百年后能长眠于此。孝子的父亲想方设法筹措大洋数百，使之如愿。据说，该墓地范围之广，足以容纳贺氏“孝”字辈百年后的全部成员。但后因土改等因素被全部征收充公，地契之类不足为凭。
• 随着时光推移，母亲后来的人生之路逐渐进入命运多舛的坎坷历程：成婚后早年时期，备受战乱颠沛流离，携儿带女饱受饥寒。人到中年，又逢家道中落，丈夫失业多病而亡故。
• 当年，病中少言寡语的父亲曾私下对我大姐感叹道：“你娘这一辈子跟着我，真是啥苦头都吃尽了！”

• 日寇入侵宁波之前，我父母举家（包括当时已守寡的祖母）从父亲故里宁波镇海大契搬迁到宁波城里，也就是母亲的娘家—— 宁波市二横街福馀里5号居住。

• 听母亲说，当时舅舅一家住在二楼，我父母一家就栖居在三楼九平方左右的房间兼一小阁楼。我的四个兄姐即诞生于此。从母亲的口气里，挺感恩她母亲的关照庇护。而我，母亲的幺儿则是多年后在上海降生，对外婆这位先辈毫无感性印象。据母亲说，闻悉外婆故世，当时已定居上海的她怀抱着刚满周岁的我，登宁波轮船赴甬奔丧，踏进二横街福馀里5号门槛，正赶上在做外婆的“遗世羹饭”，我母亲当即屈膝跪倒，一直跪步至厅堂祭桌前。当时婴儿的我竟闹着要吃桌上的供品。 

• 日寇侵占甬城期间，父亲供职的宁波钜丰钱庄倒闭，失业在家，家境十分拮据，靠典当变卖家中首饰等度日。期间，要面子而文弱的父亲只得放下架子，偶尔在轮船码头做些小生意贴补家用。听母亲说，为节省开支，那段时期孩子们的头发都是我父亲剪理。

• 那个夜里，日本陆军军舰在宁波码头靠岸，父亲从事牛肉摊的生意甚好。而我那位未曾谋面的大哥，十二岁的华廷就在当天咽气！几十年后母亲提及，每每依旧黯然伤怀：“华廷是个很懂事的小囡，平时话语不多。在家境艰难的日子里，当我愁着短缺买菜钱时，他会悄悄地取出自己积下的零花钱塞到我手中道，‘姆妈你莫急，我这里还有着’。他患的是脑膜炎，当时因医治条件的制约，回天无术……那天你爹爹做生意赚得的钱，正好给他置办一口棺材……”此后，母亲因忌触景伤怀 —— 再也不吃牛肉了，此为母亲心中永远的痛！

• 四十年代，为了全家生计，父亲告别家人，只身离甬城赴沪上。当时父亲在上海十六铺大公鱼行就职，做帐房。

• 后来，随着日寇入侵战火蔓延，上海沦陷，导致沪甬间的信息阻隔，父亲每月的家用开销汇款被中断，家中陷入濒临揭不开锅的境地。听母亲说，当日寇铁蹄踏上了宁波码头，为逃难，在我二姐出生才三天，母亲凌晨三四点钟起身炒了一升蚕豆，尔后抱着二姐，拖着我哥姐们，躲到附近的天主教堂内。每人每顿各分30粒蚕豆充饥，挨过两天。

• 后被迫离开教堂，回到家，外婆拿出一碗粥，饿慌了的二哥迫不及待用手扒粥入口，不慎撒落在地上的也捞起来就吃。 其间，上海父亲信息不通，家中经济来源中断，全依仗母亲帮人家浆洗衣服、帮佣，甚至为附近旅馆刷洗马桶所得。她每天除了为全家生活开支含辛茹苦，还要为一家六口（她和四个子女及祖母）的吃穿费心操劳。家中每天靠半升米加蔬菜煮成一大锅粥，作为全家一整天三餐的口粮。

• 偶尔有点干稠些的菜饭，先满足当时最小的二女儿吃，不懂事的幼女把沾米粒的菜片挑出碗外的桌上，饿慌的两个哥哥连忙捡过来吃。那时，就连缝做子女们脚上鞋子的鞋底线，也是母亲自己双手搓成。她当时一天劳作竟达11小时以上，难怪她当时一天下来，上三楼有时几乎连腿也提不起来！

• 据母亲回忆，在母亲的居住一带也遭临过日寇的胡作非为，一天，几名日本鬼子闯进二横街我家的石库门，一边狂叫着“花姑娘的有？……花姑娘的有？”

• 鉴于前两天已闻悉鬼子的兽性，大表姐秀凤躲藏在家中楼梯下面暗室多日，每日饮食也是送到其躲藏处。只听到鬼子皮靴上楼时“蹬、蹬……”的脚步声，踏上二楼，见房间内捏着念佛的祖母（据母亲说，祖母保养较好，肤色白皙），淫笑地示意房内床铺，我祖母慌忙跪倒在地，以手指点点自己头上花白的头发（示意高龄）连声求饶，那鬼子（据说是个海军军官）也许是良心发现怎么的，嘻嘻怪笑着扬长退出。这一刻，我母亲正紧紧拉着几个孩子，缩躲在三楼的角落里，憋着大气也不敢出。幸好那天鬼子直接从二楼返下楼出门，家人总算逃过此劫。据说后来“解禁”重见天日后的大表姐，面容洁白如玉。

• 母亲和大表姐过从甚密，姑侄关系一直很好。当年在宁波她俩都是“越剧迷”，常结伴去兰江戏院观剧，欣赏徐玉兰等名角（记得晚年时的母亲，我曾陪她去大众剧场观看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越剧电影《追鱼》）。表姐初到上海时，一度在我家暂居。本文开头提到过，她见证了我的问世。还有，母亲弥留那天，她闻讯从市中心南京路山西路急急赶来，上了我家楼梯，便径直跪移于我母亲床前哀泣…… 这位大表姐（因年长于我大姐，我称她为“大大阿姐”）虽当年出生家境不错，但后来她身世也颇艰辛，中年后信奉佛教。

• 1949年前夕（新中国解放前几年），在宁波的母亲和他的四个子女，先后登上十六铺码头，来到上海父亲处—— 全家总算团聚了。但开初境况也颇困窘，父亲一度失业，帮人抄抄写写收入低微，兼典当家产，一家人在租居屋里勉强度日。

• 期间，母亲从宁波老家乃至婚后故居带来值钱的细软等物件逐渐变卖殆尽，连母亲一直佩戴指上的一枚翡翠嵌宝戒指也进了当铺。后来大姐出阁后，特去当铺赎回此物 —— 鉴于该物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它见证了母亲饱尝的甜酸苦辣和世态炎凉。

• 期间，失意的父亲浩叹“听天由命”。我母亲曾苦笑着回忆道：你爹爹有次变卖东西后，立马叫黄包车夫装几石米送到家中，他超脱地自嘲道：“先保障我们家子女不会饿死！” 

• 真所谓“天无绝人之路”，父亲的几个朋友找上门来，邀他合伙做鱼类生意，开办鱼行，邀请我父亲主管帐务，店面就设在里咸瓜街。我们全家居住店面楼上，以兼顾门面。嗣后，贺家门就在此地“落脚生根”、“开枝散叶”。随着业务扩大，家里境况有所改善，在原址住宅后面加盖了上下两间屋子。与此同时，几个大的哥姐分别陆续就业，家庭经济面貌总算有了起色。尔后，母亲的两个小儿子大平小平，间隔四年，相继来到人间。

• 似乎岁月静好，母亲可以过上安稳恬淡的日子了。唉，可怜命运多舛的母亲啊，安定没能持续长久，我父亲病了，肺结核——相当于如今的癌症 ！一病不起，缠绵病榻整整六年。届时，四位兄姐先后成家立业，贺府的第三代也产生了。
• 于是，我母亲又投身其苦难人生“第二阶段”的艰辛跋涉。 接下来，便是我与母亲“母子一场”—— 近四十年时光的相处概述和散记：

• 印象中，从我“呵呵落地”以来（非“呱呱落地”，即篇头提到，因无缘母乳，我过早尝到“面包的味道”），母亲几乎没有享受过较长时段的舒心惬意日子。首先，出自对父亲身体状况的忧虑和悉心照料；其次，大家庭一摊子的日常家务要操劳；再次，四个儿女的职业、婚嫁、生育要费神；还有，中年所得两个小儿子要抚养（大平10来岁时腿上患严重的骨髓炎要寻医问药）；再有，数十年来贺门大家庭内四个大儿女的家庭，随着时光流逝难免产生的恩恩怨怨，乃至纠葛矛盾要烦心；更有，四个大儿女的下一代（11个孙辈）先后要管带。 幸亏有居家从事“外包工”（加工缝制纱手套）活儿的大姐，是老人家的得力帮手。随着母亲晚年老去，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便逐渐由大姐“接管”家中事务，并成为照料年迈母亲的主力。

• 由于当年医疗水平的局限，父亲仅活了54岁就过早地离开家人。母亲对父亲的病体关顾有加，十分体谅他的心境，顾不上身上长了一个鸡蛋般大的肿块，依旧日夜为全家生活操劳奔波。在物品匮乏“三年困难时期”，凭票供应的年代里，紧俏稀缺的肉类等营养食品首先保证给父亲。这一家中的俗成约定，始终不移。记得父亲去世当天，母亲大清早去菜场排队买来的肉，还在锅里煮着（当时母亲还曾征求父亲：“红烧”还是“白笃”）。那天父亲提议早餐吃南瓜，他吃了一小碗，母亲看他似还有胃口，就把自己将吃的那小碗让给父亲，孰料，父亲不一会竟然口咳鲜血……

• 当晚我父亲遽然去世（有关情节，我另篇《怀念父亲》专记）。此后，伤心的母亲再也不进食南瓜了，就像当年拒吃牛肉一般——又是她生前永远的痛啊！父亲的逝世，对当时还是中年的母亲而言，打击之大可以想象；31年的丧偶生活，令她体历人间的另一番沧桑。

• 记忆的库房之门一经打开，尽管时过数十寒暑，感觉毫无尘封之感。母亲的音容依旧栩栩如生，有关境况恍如昨日。我幼年（学龄前）时期，印象中母亲的脾气不太好，至少对我，并非人们习惯上所称的“姆妈喜欢小儿子”（伯仲叔季中，我排行垫底）。记忆中好多次遭到她的责打，当然是我调皮不乖或“闯祸”。如，一次跟随她去“老通裕”酱园买油盐米面，中途我手里的盐罐没捧稳掉地，顷刻罐破盐撒——遭惩；一次节日我要尾随阿姐和小姐妹们去城隍庙观灯，被阻的我哭闹不息——遭惩；一次忘情地坐在靠墙的八仙桌上，导致桌边沿的热水瓶落地粉碎——遭惩……

• 至于责骂，在所难免，当然也事出有因。记得刚上小学时一次我风寒发热，病愈后准备上学。清晨，病卧床上的父亲特地喊住我说：“几天没去念书，你该交张‘请假条’。”父亲慢慢直起腰来，背靠床架，把细韧的老花镜的镜腿挂上耳轮，伏衾就书。记得他写的是竖排的旧体文句。也许是难得的父爱使孩提的我欣喜难控，在我出家门时忍不住把父亲写就的假条在母亲面前一扬。不料遭到母亲的好一阵责骂：“你这小鬼真不懂事体，你爹爹身体有病啊！你不会叫你阿哥去写！” 我小兄弟俩自幼蒙受母亲叮嘱：要记牢，你俩有别于他人家的孩子，在家要“低卑”，平时要尊重兄姐。我欲言又止，蓦地想起，听说当年父亲一次为人代笔文稿时，当夜呕血病倒的。想到此，我的心一沉，匆匆赶去学校。而父亲亡故后，母亲在我小兄弟俩前有关“你爹爹走得早”之类的叹息，在少儿时代的我心中烙下的阴影，挥之不去……

• 父母责罚子女，天经地义，何况事出有因。后来我回顾反思，更理解、体恤母亲当年的环境和心境。兄姐们就业伊始，但父亲病情却每况愈下。母亲本人和她两个小儿子的生活费有赖我兄姐接济（长年来，母亲又先后为带养10来个“第三代”，即我兄姐的子女，倾注了相当的精力和心血），家中经济状仍不宽裕。长年生理上的艰辛劳累，难免导致心理上的压抑郁闷。生活的重荷，家务的劳顿，经年的逆境，好强的母亲脾气变得急躁易怒完全属于情理之中。不过，随着时光的推移，家庭生活条件逐渐改善，母亲的脾性也不那么急躁了，慢慢变得平和慈祥起来。

• 暑往寒来。今我执笔之际，正值“小寒、大寒”隆冬节气，不由联想起母亲当年曾亲口向我讲过这样的话：“三九大冷天，有时候真不想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因为当年买菜紧张，菜场天不亮就开秤），但我一想到“我自己还有两个‘小儿子’！……就强打起精神掀开被子起身”。从而使我联想到早先战乱年代，远在上海的父亲信息遭阻不通，而时在宁波的母亲即心怀着“我还有四个儿女！”的信念，度过的那些更为苦难的岁月 —— 我脑海里浮现出当年的母亲，在故乡敲开结冰的河面洗菜洗衣的景象；我脑海里想象着当年的母亲，迈着缠过的小脚，挺着大肚子在河边洗衣劳作时身上竟已“见红”的状态；我脑海里闪掠出当年的母亲，为解父亲生意资金的燃眉之急，只身登轮赴甬，继而冒雪转道大契故居变卖家产筹集钱款，尔后匆匆返回上海家中时父亲庆幸不已的场景……我想，母亲也许就是凭着那股子劲，迎着凛冽的寒风赶往菜场。有时，一手提着满篮子的菜，一手抱着还不会走路的外甥女，奋力挤出人头济济的菜场，穿过清冷的东门路，疾步返回里咸瓜街家门……… 

• 当年历转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初期的1966年，母亲已年过六旬。当时全国各地学校停课，学生们积极响应号召，兴起全国大串联。当时我是初中六八届毕业生（实际上在校正儿八经仅念了一年初中）。我虽也如其列，但自幼在家秉承母亲教诲，丧父的小兄弟俩在家要“低卑”；在外则要“规矩”。一言以蔽之：免给家中带来麻烦。

• 我小兄弟俩虽然常年衣着简陋甚至寒伧。如：“护膝裤”，即有时穿的是兄长的破旧裤，膝盖上打着两块对称大补丁（被当今“破牛仔”时尚一族或视作“保守”乎？）；“唱片臀”，即裤子屁股磨破而用缝纫机针脚一圈圈打上的布丁；“纱布衫”，即用纱布拆开制作的圆领汗衫，三个纽扣设在右肩头。母亲还为我编织过“镶拼毛衣”，即用手套纱编织的套衫，于袖口部位分别镶拼两寸蓝色绒线（展露袖口时，有外衣遮掩可充作整件绒线衫）。偶添或改制新衣，往往仅春节期间穿上两三天即收起。记得我10多岁时添过一双灯芯绒“大舌头”冬鞋（为来年能再穿计，特意制作得挺宽松），穿到正月初三，过后就被母亲收藏起来，第二年春节取出，呵呵，根本套不进去啦。

• 然而，在品学方面则毫不含糊。我小兄弟俩在校内的表现一以贯之受到师长们的首肯，学习成绩从没给家里丢脸。我清楚记得，母亲曾对我的几位兄姐有言：“四个哥姐对两个小阿弟是不错，不过，两个阿弟也是争气的，没有坍家里的台……”时值少年的我闻及此言，心底顿然涌上几缕苦涩和酸楚，母亲貌似淡淡的话语间，隐情蕴意之良苦，我深感。

• 由于当时“红五类”走红，当年由于非工农家庭成分的学生（我家庭成分是“职员”），虽是校内成绩优秀的少先队干部，我却被剥夺去北京串联的名额。后有位同学在其做教师的家长陪同下，特邀“逍遥派”的我同行南京串联。由此算领略了所谓“大串联”，也是我平生以来首次离开上海去外地的阅历。行前，在母亲的关顾指派下，阿姐阿哥分别为我俩打点行装、备用经费（那时候基本免费，没怎花费钞票，回沪后即交母亲）。记得临别那一刻，我分明感到母亲的眷恋不舍，她那已有点混浊的双眼内噙闪着泪光…… 

• 如果说，青少年时代这这短暂的四天南京之行，我深切感受到母亲的眷恋悬念，那么，在而后的“上山下乡”汹涌浪潮中，我的体会更是刻骨铭心。显然，母亲是执意不希望我离开她。而自幼体弱多病的我，眼看同学邻友们在“一片红”的浪潮卷裹下，相继奔赴全国各地“广阔天地”，或去祖籍乡下“自谋出路”，甚至廿岁不到的女同学与农村人员攀亲结婚。随着一次又一次送别，我不时收到来自天南海北的远方来信。

• 处于迷乱彷徨中的我，则经历着喧天震耳的锣鼓口号、硬磨软泡的动员。母亲当时在家明确有言：“小平身体不好，如果去外地农村的话，不但少不了寄钱寄物，而且麻烦更大。不如在家调养好身体再说。家里不少他一口饭！”（我估计母亲此话主要是讲给兄姐们听）。说实在的，母亲那婆娑的泪眼是我心底的磐石。而当时“政策”是针对城市人员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农村去，而我父已亡、母无业（无单位）。年过花甲的母亲曾被单独传唤到居委，施之咄咄逼人的“动员”，母亲则不屑地据理对之。后来，因了解我弱体确有病史，他们便不再来寻扰我了。人事代谢。若干年后，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当初蜂拥奔赴外地的同学和邻友们，纷纷以“病退”等名目的政策重返故乡上海，其中有几位居然还和我在同一单位共事过一阵。对此，我母亲曾意味深长地感叹道：“兜了大大的一圈！唉，命运哪……”

• 其实，母亲的“拽儿情怀”不仅仅体现在我身上，早有先例。上世纪五十年代，二兄长技校毕业分配到四川成都勘察设计院。当时父亲认为蜀地乃“天府之国”，可以考虑，但母亲执意反对，导致二兄滞家数月无业。幸好后来出现转机，得以重新分配工作。 记得母亲提起解放前战乱年代的“逃难”旧事，观点很明朗地四个字—— 生死与共：“逃难时，我坚决要拉着子女一道走、一起躲。活着在一起，死去也一道”。而我父亲则不以为然，认为就生存的概率而言，逃难还是适当分散为宜。

• 在那段前途迷茫的彷徨日子里，我平时基本蜗居家中，协助干些家务，或帮大姐做些手工活。往往将当时被斥之为“封资修”的古今中外书籍，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被母亲戏称为“书独头”—— 喜欢书籍，不善八面玲珑、圆滑处世，也缺乏商业头脑。但这段时期，由于大量文学经典的涉猎浸润，既填补、疏解了我心理上的空虚和郁闷，无形中也为日后攻读“中文专业”乃至从事文字职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可参见拙作《人生如书，书如人生》）。

• 然而，当初那段日子对年少青春的我而言，无疑是失落且相当郁闷的。记得一次，我因故与一刁蛮的街坊发生争执，被惊动的母亲觉得我有失体面不安分，对我以偏重的谴责话语，戳痛了我原本十分恶劣而敏感的心绪，旋即间只觉得浑身血脉加速喷涨，独自在灶间放声纵哭道：“我准备走了，到外地去！不再连累家里，不再连累你了！” 也不知母亲什么时候来到我身边，只听她在我耳边低声说：“小平你勿哭了，姆妈听了心里难过煞了，我向你道歉，你就原谅姆妈这回……”—— 平生第一次见识心高气傲的母亲待我如此措辞，我更是泪流满面。

• 期间，我也结识了一些同样病休在家的朋友。母亲不愧阅人无数，当初她曾私下对我的几位朋友、同学的个性特点有过精当的“点评”，而若干年后各自发展的情况，印证了母亲的洞悉眼力。想当年，尽管我未曾历经山乡的洗礼，但在大都市社会底层的求职生涯中，承受过终身难忘的筋骨体肤和精神心理的双重磨练，堪称饱尝世态炎凉。后来，随着时代形势变迁和自身不懈努力，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患难之交分别跃出人生“低谷”。此乃后话。

• 记得母亲后来跟我兄弟俩提起过，早年或因极度劳累困顿之下，曾不经意地对亲友流露，她在上海生育的两个小儿子拖累她后半生的意思。有人明智地劝慰她：“你可勿要这样想，等你到了晚年，有这两个小儿子陪伴你，应该是你的福气呢！”

• 如今本人古稀在即，有时夜阑人静，不免堕沉于怀旧忆往，尤其追溯到我参加工作前后、成家生子以来的岁月，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随着年事渐高，母亲的视力越来越差了（患严重的老年性白内障）。有次她不想劳烦子女，自己摸索着剪脚趾甲，导致剪破脚趾鲜血冒，被我好一阵埋怨下，以至于她保证不“重犯”。记得我婚后有段时期为她点过眼药水，虽功效甚微（现在想来几乎属安慰性质），但每次事毕，她脸上会掠过舒坦的神色。日前，我与内人送九十四岁的岳母去医院作白内障手术，流程简便而效果良好。当望着岳母的背影，我油然联想到我自己的母亲，不禁泪眼朦胧……遗憾哪——无奈限于当年的医疗条件，没能让母亲享受这一待遇。还有，由于数十年的磨难，母亲背脊渐渐佝偻了，有时我为她揩洗背部时，越来越觉得其状如弯弓(记得母亲曾提起过，她初为人媳时，祖母称其颈项圆润、脊梁笔挺）。母亲的头发，由黑色为主的“芝麻色“逐渐变得以银色为主，后来几乎全白。在我为她剪理头发时，当她看到剪落的碎发丝常作此感叹。母亲的脚力不济，步履蹒跚了。夏晚纳凉，出家门从上街沿跨到下街沿一个不高的台阶，需要家人搀助了。母亲的坐骨神经旧疾，进入耄耋之年后常受折磨，虽儿女们想方设法，终难根治。

• 我于1982年秋完婚。婚房就在我的出生地的楼下，于原客堂间辟出九平方米的空间，居住了14年。我母亲那张从宁波带来的大床，就安在我居室的楼上。夜来，母亲躺坐在床头，小兄弟俩分别有时坐在她的床沿边，与她诉心事，聊家常。如此温馨的时刻，于今只能出现在梦境里了……

• 我印象中，我结婚成家是母亲内心最为欣慰的一桩事。那时节，母亲神清气爽，语音朗朗。清楚记得母亲对我说了这样一句如释重负的话：“现在，我如果要走的话，眼睛可以闭得实牢了！”

• 母亲先后看到她的两个小孙子——大平、小平的儿子 —— 贺卿、贺胤来到人间，届时母亲已年过古稀，76岁。有时，我胤儿半夜三更老是啼闹不止（并非似我当年襁褓期间饥饿所致），以至影响全家老少休息，我不胜其烦，搧了小家伙两下屁股，其自然啼哭得更凶了，我忍不住又来一下子。这时候母亲常特地下楼梯来到我的房门口轻声唤我，颤巍巍地过来调停。母亲晚年有睡梦呓语的习惯，甚至于发出音量较大的惊呼声，楼下的我闻声醒来，便急忙下床登楼来到她床边，对着她左耳畔（她右耳有点失聪）连连呼唤：“姆妈！姆妈……”（夜深人静的唤声，不无凄惶意味）直到她清醒应答，我才安心下楼续眠。
• 而后，随着我大姐的外孙问世，在母亲有生之年，贺府实现了“四世同堂”。

•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母子一场，终须一别。执笔期间，我翻寻出漫长岁月中劫后幸存的有限旧照和零星文字记录等。其中有关送别母亲的“日记”片段，顺附如下 ——
• “ 1991年2月27日（农历正月十三）：晨，天飘雨丝，后出淡阳，不久转阴。一早，兄长和大姐夫先将楼梯口楼板卸除数块，便于抬母亲遗体下楼。…… 按习俗，长子的大哥捧头，幺子的我捧脚，抬母遗体下楼。出门，转置担架上。举家哀泣不已 —— 眼睁睁看着一向放不开家庭的老母亲，就这样为陌生人“面天”抬走了……一去再也不返回了！我心中真是老大不忍，呜咽尾随，登上殡仪车（毫不顾忌车內放有另一死者尸体），努力为躺着母亲遗体的斜倾着的担架扶正平稳……”

• 如果说，母亲她一生有什么“成就”，那么，就是相濡以沫的六个子女！逢她60、70、80华诞等场合，都留下过珍贵的“合家欢”。尤其是她与六个子女的合影，母亲珍爱有加，常会默默端详良久不释手。而母亲生前，她辛辛苦苦抚养大的六个子女分别伴随在她身旁，在不同时期以各种形式尽了应该尽的“孝道”，直到送她回到我爹爹身边。

• 兄弟姐妹们深感父母养育之恩，尤其母亲更是不易。在母亲追悼会上，我撰书的一对挽联浓缩了儿女们对母亲的无尽哀思：
• 哺六羔 未享天伦福乐 伤心断肠送母行
• 定四世 遍历人间沧桑 殚精竭虑随父去

• 在人生路上血浓于水的母子之情，是无与伦比的。母亲和我的血型一脉相承，融流的同样的AB型血液。是天性基因使然吧，我亲友们普遍认为，我与母亲的相貌酷似。

• 近期，我脑海常常不经意地跳出母亲在世时挂在口边的俚言谚语（其中有些是她转述父亲所言），虽不如大明星倪萍的《姥姥语录集》精彩，但有些还是值得后人记取。摘记若干，以资纪念——

• ✅在我恋爱择友过程中, 母亲常道：会拣，拣人郎；不会拣，拣田庄”；“生意做不好一遭，老婆讨不好一世”。
• ✅在我初婚阶段因居室简陋苦恼时，母亲常宽慰道：“屋宽不如心宽”；“金窝银窝，不如屋里草窝”；“出门一里，不如屋里”；“有屋搭千间；无屋搭一间”。
• ✅在看到有人饮酒过量或饮食过多导致身体不适时，母亲常道：“少吃有滋味，多吃害肚皮”；“嘴巴是无底洞”。
• ✅在我出现情绪激动措辞偏激时，母亲常道：“说话说话，缩缩讲”；“描龙描虎不算乖，说话当中有交关”；“上半夜忖忖人家，下半夜忖忖自家”；“留点尾巴，掸掸苍蝇”。
• ✅在我待人接物中遇到麻烦而烦心时 ，母亲常道：“勿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若要好，问三老”；“只可一错，不可二错”；“吃亏就是便宜”；“慢就是快”（喻有时“欲速则不达”）。
• ✅在人情世故方面，母亲常道：“自己没有饭吃，勿怪隔壁人家在铲锅”；“门背后撒污，勿以为天勿会亮”；“人情就是债”、“穷家不穷路”；“好借好还，再借不难”，“落水求性命，上岸要包袱”；“别人事体头顶过，自己事体穿心过”；“聪明占一半，愚笨占一半”
• ✅在提到各人的个性脾气，母亲常道：“一娘生九子，连娘十条心”；“江山好移，本性难改”；“生煞掉人，定煞掉亲”；“马老实被人骑，人老实被人欺”。
• ✅在家庭问题乃至长幼关系上，母亲常道：“儿女就是债”；“若要好，老做小”；“富贵养娇儿”。
• ✅关于节约敛财方面，母亲曾说过“会赚不如会积” 。
• ✅至于仪表方面，母亲常道：“佛靠金装，人靠衣装”。
• ✅还有一些比喻长相，幽默比如：“看后影跑断脚筋，见面孔吓出魂灵”、 “头象萝卜，一世劳碌” ，等等，不胜枚举。
• ✅尤其在自尊自强、为人处事方面，母亲常道：你爹爹说过“人穷志不穷”。还有“男有刚强，女有烈性 ”；“不可有傲气，但要有傲骨”；“争气不争财”；“寒天吃冷水，滴滴记在心”；“人在做，天在看”等。从而，使我联想到父亲的一桩轶事：抗战期间父亲受上司派遣登轮赴青岛采购，中途遭日寇阻截，上船挨个儿对乘客搜身并勒索钱财，然后勒令轮船返回原地（此消息在上海媒体上有过报道）。当时我父亲随身携带数百大洋的办货资金，藏匿在长筒袜子內而幸免遭劫。他回沪后如数交回上司。其时，我家境正逢困窘，当时有人对父亲此举不以为然（认为大可不必上交），而父亲坦荡答道：“我这样做，是积德，留点给儿子女儿……”。 随着自己年事和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父母留给儿女的精神财富，其价值确高于物质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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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温咀嚼以上粗粗分类的顺口溜性质的“老古话”及有关记忆，诚然，其中不无旧时代的痕迹，但就处世之道、为人准则的“生命力”，对后人仍有启迪。从中也折射出一名传统而普通的中国妇女，我母亲一生践行的自尊好强、达观坚韧、勤俭能干、敬夫爱子之品格。而父母留予幺子言传身教的影响，潜移默化，随着我年岁渐长而氤氲发酵。

【后 记】

• 记得母亲生前曾说过这样话：从前，有人百年之后，其后代写了一篇“史”——记述他的生平，在他灵前念读，默默倾听着的子女们到头来一个个痛哭失声…… 果不其然，若干年后在向母亲作最后告别的仪式上，也出现了类似上述的一幕！ 
• 遥记当年母亲追悼会上，我代表全家念读（二兄长起草）的那篇浓缩母亲坎坷一生的“悼文”，曾打动不少在场的送别者。但毕竟因场合对篇幅的限制，该“悼文”难以容纳母亲80多年厚重的悲欣经历。当时我暗自思忖，在我有生之年要尽可能详尽地将母亲跌宕的一生诉诸于文字。岁月蹉跎，时至30年后的今日，我才勉力完成这篇散乱的文稿，似乎延宕得太久了。基于母亲的经历实在太丰富了，八十多个年头的时间空间（而我和母亲相处仅是她的后半生），无论就横向纵向而言，笔力不足的我每每提笔而搁浅。然而数十年来，记忆的云水时常我心头漂浮、流淌、翻滚——可以说从未离开过我，一如悬挂在我居室墙上的母亲遗像，陪伴注视着我………

梦里见先人，鲜活旧身影。

醒来对长夜，不觉泪沾巾。

• 我知道，本篇如果用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衡量，都不尽合格 —— 既非小说、散文，更不是报告文学、戏剧剧本，充其量仅是一个年近古稀的老儿子，独自对天堂里的老母亲的一番纵情倾诉，是一篇偏重叙述的“四不像”自传型记录（类似“自传”系列尚有拙作：《庚子思父》、《人生如书，书如人生》、《东门路啊东门路》等）。而在撰写本篇过程中，我未曾周密谋篇布局、细作精选提炼。有时候几乎有“想到哪里写到哪里”的意味。兴许是过往的情结乃至细节，在我脑海里盘旋酝酿过无数回吧，一旦“放闸”，便思潮汩汩而流，随性散记而录，故考虑标题时就定为“随想”。信笔由缰，难免落墨浓淡不一、描写详略二致。而某些事件，因铭心刻骨甚至流于“一咏三叹”的絮叨。至于阅者，基于各自阅历境遇有别，观感不尽相同乃属情理。但说句心里话，此作是我识字作文以来最动感情的一篇。怀旧忆往的过程，有时也是一种心灵的“煎熬”。或许是我老了，感情趋于脆弱，忆及动情处，几度哽咽不已，老泪纵横。但有时又感到是一种情感的“释放”（尽管未必释尽）—— 将集聚于内心深处的种种切切，倾注于笔端而宣泄之。与此同时，也算了却一宗悬心的宿愿 —— 既向我母亲有了一个交代，也算保存一些私人记忆，有点纪念意义。而对于能耐心读到篇终的亲友，在此我一并拱手致谢了！

• 最后，借用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本篇的结尾吧 ：“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诚哉斯言！

—— 修改稿于庚子小年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