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心漫笔：我和一位伤残战友的缘分

张玉军（潍坊）

作者：李志民

编辑：张玉军

一位战友，一段交情，一缕往事，发生在炮火硝烟的云南前线，延续至六朝古都南京。岁月流逝，人事消磨，从来不需要想起，可从来也不曾忘记……

1985年6月中旬，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云南老山前线落水洞六十七军军部指挥所驻地。

简易木板房内，我和张永胜对坐灯下，海侃神聊。

当时我俩都是司令部的参谋。他在侦查处，我在军务处。因我俩都是参战前从199师595团调入军司令部的，共同语言比较多，进驻落水洞后，交往自然也多。因我年长他几岁，资历比他老，职务比他高，他每次见面他都喊我“老大哥”。

简易板房的屋顶，遮得住雨水，挡不住雨声，倾盆大雨撞击着屋顶，犹如无数支鼓槌在猛烈敲击，在室内共振出雷鸣般的声响。

我俩谈话的内容不像往常那样轻松。直到后来我还一直在琢磨一种心理现象：人在有的时候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是否提前有预感？

将近半夜十二点时，张永胜还没有要离去的样子。随着交谈的深入，他的表情越来越凝重。他的原话大约是这样：老大哥，我分析了，在整个司令部中，最危险的要数我们侦查处，在侦查处里，最危险的就是我。

我问他何出此言？他说，侦查处几个人当中我最年轻，危险的任务当然我要先上了。张永胜原籍江苏江都，结婚不久，妻子是南京市浦口区某工厂的工人，刚怀孕。

我劝他别那么敏感，既然上了前线，死生祸福听天由命就是。

后来发生的事情不幸被他自己言中。几天以后，6月17日晚，我刚从汽车十七团参加现场会回来，就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张永胜在前沿执行任务时被地雷炸伤，一只左脚被炸掉。这是我们军赴滇作战以来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负伤致残的机关干部。

为了不影响士气，更为了避免在后方留守家属中引起慌乱，当晚司令部首长召开全体机关干部会议，当场宣布了一条纪律：张永胜负伤的消息严禁外传。尤其不准在与后方通信中泄露此消息，谁泄露，谁负责！

张永胜负伤后被安置在位于军部驻区内的六十七野战医院。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医院看他。

病房门口挤满了前来看他的干部战士，其中有几个通信连的江苏籍女兵瞪着惊恐的眼睛，一幅既想看又怕见的样子。

我挤开人群进了屋里。病房屋子挺大，南北两排病床，四个角上各躺着一名伤员。我问了一下医生，他告诉我东南角的病床上就是张参谋。

躺在病床上的张永胜身上盖着被子，头部缠满了纱布，只有口鼻和眼睛部位外露着。

我喊了一声：永胜！

他嘴角蠕动了一下：老大哥……眼圈立刻红了。

他抬起右手指了指左腿部位。

我掀开他左腿部位的被角：膝盖以下部位被纱布裹着，左脚没了。

我问他脸部裹满纱布是怎么回事？

他用微弱地声音向我叙述了受伤的经过——

昨天，我跟随军侦察连到船头方向侦查边界河谷地带几间独立房的情况。在经过一段残破的堑壕时，前面王连长他们几个都顺利通过了，我却在弯腰通过时踩响了地雷。只听得“轰隆”一声响，两眼就什么都看不见了——那是被地雷炸起的沙子迷住了，脸部却被沙子喷伤。我翻倒在地上，揉了一下眼睛，只看见自己的一只脚连着鞋子被抛在离身体好几米远的地方。当时没觉得怎么疼，心里想，这下完了，一只脚没了，还不如死了算了。就掏出随身携带的“光荣弹”（一种没有握把的手榴弹）想自杀。正巧被随队的军医赵治堂发现，上前夺了我的手榴弹。随即对我实施了紧急包扎处理，又招呼后面的卡车倒着开过来，几个人把我抬上了汽车，拉了回来。当时我们正处于敌人火力射程范围内，幸亏没被敌人发现，要不大家都要跟着我遭殃。

“记得前几天在你屋里我说过的话吗？没想到真让我说准了。”他伤感地一声叹息。

在场的几个人都劝他不要悲观，事情既然出了，就要配合医生积极治疗，争取早日康复。

张永胜的情况引起首长的高度重视。下一天，他就被送到磨山机场乘飞机转到昆明军区后方医院治疗了。从那以后，我俩的联系方式只有靠鸿雁传书了。他先是在昆明军区总院治眼睛。后来又被转到贵州安顺73医院治腿。每到一地，他都先给我写信，告诉我通信地址和治疗情况。从他的信中我看出，他情绪很低落，每接到一封信，我的心情也跟着沉重好几天。但都是当场及时回信,从没延误过。我理解他的心情，在一个人悲观孤独的时候，远方战友的一封信不亚于一剂宽心慰腑的良药。我每次回信都劝他安心养伤，振作精神向前看。他在回信中说，孤独中总盼着接到我的回信，每接到一封信，心情都能放松好一阵子。我的那些文字成了他当时精神上的重要支柱。

1985年底，他在安顺发给我的一封信中告诉我，下一步可能转到上海装假肢，但让他为难的是，他父亲此时远离老家就在上海工作，自己负伤后一直瞒着父亲，到了上海就瞒不住了。再是怀孕的妻子预产期临近，负伤的消息也一直没敢告诉她。征求我的意见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接到信后不几天（我的日记中记载的时间是1986年1月11日），技侦队派技师李胜松到安顺护送他赴上海装假肢，李技师先到军机关问我有啥给张永胜捎带的。我立即提笔给张永胜写了一封信，建议他可先把消息告诉父亲，妻子那边暂时先瞒着，免得她悲伤过度身体受损影响胎儿发育。等孩子出世了，假肢装好了，再视情告诉妻子。

大半年中，能够支撑我以较为平和的心态一次次给张永胜写信的原因就是，他左腿截肢的部位比较低，将来装上假肢对行动影响不会太大。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正是活蹦乱跳的年纪，失去活动能力是最痛苦的。

旧历大年三十的上午，随着被大雾笼罩了近一个月的落水洞军部驻地迎来难得的一缕阳光，我接到张永胜自上海寄来的信件。地址是：上海市虹口区旅顺路136号。我当天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上午收到张永胜寄自上海的信，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伤残而产生的苦恼也逐渐淡漠了。应该是装上假肢后能自由活动使他增添了生活的勇气，儿子的顺利降生和妻子的理解支持更驱散了他心头的阴霾。

我心里也有了一种石头落地的感觉。

1986年初夏，部队凯旋返回山东。战评总结时，集团军党委给张永胜记了二等功。因左腿伤残，被评为二等乙级残废。

六月份，组织上任命我为集团军司令部直工处副处长（代理处长），主持工作。

下半年研究干部转业时，基于张永胜的伤残情况，确定他转业到地方工作。

再次与张永胜见面，是1988年的农历正月在“六朝如梦”的南京。距在老山前线最后一次分手已经过去了一年半多了。

上级派我去南京协调解决张永胜的工作和住房问题。

一月二十三日下午三点，我和周建国在张店登上南下的火车，第二天一早就在南京火车站下了车。

张永胜爱人单位在浦口区，家也临时安在浦口。我和周建国按照信封上的地址乘江轮过江，在浦口区辗转找到了张永胜。

他的家住在一片很旧的生活区内。出家门到公共厕所大约200米远，张永胜在给参谋长的信中说上厕所都要骑自行车并非虚言。

久别重逢，我俩都有些激动。我首先简单地告诉了他我此行的目的。

“我跟老大哥有缘分，你一来，我看到希望了。”张永胜当即向我讲了他的苦恼：“市安置办答应给我安置，在江南市区，后来听说让我到白下区粮食局，我想，像我现在这样，拖着条假腿，如果粮食局把我分到下面粮管所，我还能去扛面袋子？而且房子问题一直在扯皮，至今没有着落。我提出把家属也调到江南，至今也没回音。我实在没办法才给参谋长去信的。”

说话间，张永胜从床铺底下抽出一张报纸递给我看。

这是一张前不久的《南京日报》，一版中心位置有一则带花边的消息，内容是本市重视军转干部安置工作，目前所有军转干部都已得到妥善安置。文中还突出介绍了对老山前线二等功荣立者，二等残废军人张永胜的安置问题。

我把报纸还给张永胜：“保存好，下一步如果遇到麻烦，再拿出来将他们一军。看他们怎么解释。”

张永胜叫来了他的连襟，在军区后勤某单位开车的志愿兵小孙。

“这几天你们如果外出，我负责全程保障。”小孙很爽快。

幸亏有了小孙的车辆作保障。当天夜里，南京普降大雪，地面积雪很深，据当地人讲，正月里下这么大的雪多年未遇。我和老周住在南京军区后勤部徐府巷招待所，屋里没暖气，所里给加了床被子，晚上还是没感觉出暖和。

还有一个多年未遇的事情也发生在此时此地——上海甲肝流行，并逐渐向北蔓延，势头很猛，南京已是人心惶惶。我和老周上街，对小吃摊上的很多名吃根本不敢问津，饿了只敢买几个茶蛋充饥——那东西在开水锅里煮着，看上去很安全。

最要命的是大雪边下边化，街道上雪水横流。我和老周到商店买了两把花折伞，上面遮着漫天大雪，脚下踩着泥泞雪水——皮鞋当成水鞋用，当天就马不停蹄地忙活开了。

我俩先到了南京市民政局。负责军转干部安置的孙处长接待了我们。没想到的是，孙处长原籍就是博山的。想必是当年南下的山东干部的后代。

我先向孙处长说明了此行的来意并大致反映了一下张永胜的情况，询问他们为什么张永胜的安置问题至今尚未落实。

孙处长告诉我们，今年军转干部来南京安置的比较多，市安置办只负责向下面各区县分配名额，具体安置由各区县负责落实。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孙处长从抽屉里也拿出了一张跟在张永胜家里看到的那张一摸一样的报纸：“张永胜同志是今年我们接收的唯一一名在老山前线负伤致残并荣立二等功的军转干部，我们领导很重视，专门做了研究，根据他本人提出要在江南市区安置的要求，我们将它的安置问题交给了白下区，是市中心。你看报上都登了，我们是要对自己的承诺负责的。”

看得出也听得出，张处长的话是真诚的。 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儿？

孙处长建议我们到白下区民政局具体问一下。

白下区民政局不设安置办，一位姓于的女性局长接待了我们。

得知我们的来意，于局长告诉我们，张永胜的安置问题局里早就研究过了，因他是残废军人，不让他下基层，留在区机关。

“听说分配在粮食局？”我问。

“开始有这个意向，后来张永胜同志反映假如再分配进下面粮管所，他干体力活有难度，我们考虑了他的意见，最后决定分配他进区档案馆。纯粹的科室工作。”于局长说。

我又问于局长，都快到二月底了，为什么张永胜至今未接到报到通知书？

听到这里，于局长显得很激动：“主要是因为房子的问题，区里不掌握房源，都在市里把着，市里迟迟不肯向我们交房子。我们考虑，张永胜同志为保卫国家安全负伤致残，如今转业到了我们白下区，我们有责任把他安置好，但是如果我通知他报到了，上班问题解决了，但下了班他到哪里去？没有房子，总不能让我们的功臣睡在马路上吧？”

于局长提醒我们：“前些日子，市安置办在南京日报上专门为军转干部安置问题发了一篇报道，还重点提到张永胜的问题，你们可以去找他们，问他们说话算不算数。只要市里给张永胜分配了房子，我这里立即给张永胜同志发报到通知书！”

于局长说的话合情合理。我和老周再次来到市安置办。

听了我们的介绍，孙处长道出了他内心的苦衷：“市里是掌握着安置军转干部的房源，但我们一直不敢公开，一是房源有限，二是怕一旦下面区里知道了，他们一齐向我们要房子，我们很难应付。其实张永胜同志的房子我们早就留下了，考虑到他腿部残疾，我们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套一楼的房子，他的楼上我们安置了一位师职转业干部。”

孙处长建议我们回白下区民政局开出张永胜安置报到的通知书：“只要他们开了通知书，我这里马上给张永胜同志交钥匙。”

我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心情很好。大雪中，我让小孙开车拉着我和周建国乘兴游览了中山陵、美龄宫等名胜。

我们又一次来到白下区民政局。向于局长汇报了我们去市安置办得到的承诺。

“于局长，您看这样行不行，”我谈了我的想法：“你这里给我开张永胜同志报到通知书，我拿着通知书到市里拿钥匙，争取一步到位，怎样？”

于局长很爽快，提笔给区档案馆开了接收安置张永胜的通知书。

小孙开车，拉上我和建国、永胜一起，到了市安置办。我跟永胜说：“你先在车里等着，我和周站长上楼拿钥匙。”

孙处长看了我递上去的张永胜报道通知书，立即拉开抽屉，拿出一本分房通知单，很快开出一张递给我：“这是给张永胜分房的票据，上面写着所在的楼号、房号，位置在解放路附近，是未来的商业区。位置很好。你拿上它，到解放路建筑公司办公室找建筑队的王队长，他会给你钥匙的。然后你就可以领着张永胜同志去开门看房了。”

几天的奔波终于有了结果。我们一行马不停蹄赶到解放路建筑公司找到王队长，王队长根据孙处长的“手令”，从抽屉里拿出一大串钥匙，仔细挑出其中的几把：“走，跟我看房去！”我们用车拉上他，一起直奔解放路而去。

因连日降雪而阴沉了多日的南京今天露出了太阳的笑脸，打开房门，眼前霎时一亮。这是一套两居室的房子，临街朝阳，屋里存放着几个包装洗衣机的大纸箱子。“这是暂时为商店存放的东西，下午我就叫他们拉回去。”王队长边说边把钥匙交到了张永胜手里。

大功告成，我和建国也该打道回府了。张永胜又提出，是否把家属调到江南城区的事一并办妥再走。

我和建国又多呆了两天，经白下区民政局协调，将张永胜家属的工作从浦口区调到了白下区某工厂。

至此，我和周建国同志南京之行的任务算是全面完成，2月28日晚，我俩登上了返回山东的列车。

许多年过去了，每回忆起88年的那次南京之行，心里都生出很多感慨。我跟张永胜的友情，从老山前线延续至古城南京，从部队延续至地方。一道道沟沟坎坎见证了我们之间的战友情谊，诉说着军旅生涯中那段珍贵的缘分。

作者：李志民，山东栖霞人。1970年入伍，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参加过云南老山地区对越作战。曾任六十七集团司令部直工处处长、陆军上校军衔。爱好文学创作，多篇作品曾在济南军区获奖，198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1994年转业进入齐鲁石化公司，历任人民武装部副部长、部长、高级政工师。诗词作品曾入选《21世纪全球华人诗词精选》《齐鲁百年诗词选》。曾由中国戏剧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天马出版公司出版过《古曲新声》《古谱新歌》《古风新韵》《古律新篇》《秋水回眸》等文集。现为齐鲁石化公司诗词学会副会长 。

编辑：张玉军，1963年2月生，山东省东营市人，1980年9月自地方考入济南军区军医学校，1983年7月毕业至2004年11月在步兵第138师医院先后任化验员、检验军医、主治医师、防疫所长。1985年3月至1986年5月参加对越防御作战，完成了战时的医疗保障任务，1985年5月在云南老山前线入党。1998年因工作突出，荣立三等功一次。2004年12月转业地方，自主择业，现在潍坊市区某综合门诊部工作。2015年1月加入公益组织——潍坊市奎文区徒步协会，任宣传部部长，2016年至2019年连续四年获得“最佳宣传奖”，2015年至2020年连续六次随奎文徒协参加了环泰山T60大徒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