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宁小老乡”对金庸的情愫

耕夫

走访金庸的哥哥获意外发现

查良铿是金庸的哥哥，晚年居住在江苏六合。我第一个见着的金庸家人就是他。 

上世纪八十年代，海宁法院撤销对金庸父亲的错判，宣告无罪。1986年或1987年，海宁统战部骆松康（我的文学创作笔友）邀我一同去江苏六合看望查良铿，我欣然随行。 

　　右2站立者是查良铿。

几年前我在部队那会，在六合短暂停留过。正在家中养病的查良铿见到我们，十分高兴，不停嘴地说话。我暗喜——新闻记者都喜欢这样的采访对象，不愁掏不出东西来。

他说，不久前海宁法院送来了撤销原判的法律文书。我问他“是谁？”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名片：苏宏时，我说，他是我的同乡人，还是我同学的哥哥。 

待骆松康说完了正经话题，慰问的话，我便跟他聊起了往事。良铿早年在无锡艺专教书，“红学”家冯其庸是他的学生。六十年代初闹饥荒，冯常常给他邮寄食品和奶粉。1982年3月，师生重逢，冯陪他逛故官、走长城，他在北京住了五天。 

良铿给我看过一张旧报纸，有他写的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金庸》，说他兄弟俩小时候的事，我抄摘了要点。后来听说，查良铿于1988年病逝。 

1996年11月，我与冯其庸、金庸在海宁相遇，我向冯其庸打听他在无锡艺专的师生情。他跟我说了，但郑重地关照我：他和金庸的友谊是在小说研究上，不要向别人提这层师生关系。所以，十几年间我将此作为金庸的隐私藏在心底，直至2013年我才写进我的书中，趁当事人健在。

　　图中，金庸身后的侧身者是我。

作为新闻记者，一个最大的便利就是可以找到、见到不少普通人找不到、见不到的人。1996年11月，金庸学术研究会在海宁成立，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等专家从北京而来，金庸也来了。作为文化记者和金庸学术研究会理事的双重身份，我参加了成立大会，第一次面见了金庸。

会后闲聊，严家炎教授对我说：“海宁是金庸先生的出生地，他从小生活在这里，留下足迹和故事，你是本地记者有这个优势，你可以写写他的故事，写写他的家里人嘛！”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2000年初，我主动辞了副刊编辑，担任专职文化记者，开始寻找金庸的少年足迹和亲情故事。

我注意到，在中国当代的作家中，金庸的影响力是最有国际性的，但是关于金庸家世、家事的书一本也没有。有的只是写他的经历和创作的传记，他的身世家事，当时除了传记中的少量章节外，鲜为人知。起初，我不明白内中的原因。我在采访了金庸的前任秘书杨兴安之后，方知原委。金庸在杭州的一次访谈中说：“我不会写自传的，永远都不会写。我自己的内心秘密，不想与公众分享。”——金庸反对别人写他的传记。对于自己的婚恋、情感、家庭生活，这么多年来，金庸几乎对外界是避口不提的。金庸的隐私像一座城堡，外人难以涉足！

既然不能直接采访金庸，那就“迂回包抄”作外围采访吧！

1999年9月，金庸旧居“赫山房”修复，金庸的大妹查良琇从临安归来，在落成仪式之后，我特意前往她下榻的宾馆探望。这是一次十分珍贵的见面，她将家事亲情一古脑儿端给了我，还将兄妹们的家庭地址悉数告知。

有了采访路径，此后的数年里，我一一拜访了查良钰、查良琇、查良璇、查良浩、查良楠、查良根等金庸的弟妹，还采访了在金庸家生活多年的金庸的表外甥蒋启霆，与金庸父亲有交往的多名乡亲，将他们的生活和亲情故事全记录了下来。

如此“迂回包抄”，走访，记录，我积累的素材越积越多。

第一次给金庸写信

　　金庸的秘书李以建致我的信

1997年夏，我突然异想天开：给金庸写信。信的开头写道：我也姓蒋，与您的姑丈蒋百里同姓，但我不知道我的祖上是否与您姑丈攀上亲，还是与台湾的蒋介石总统有亲缘。但是我知道，我是您的小同乡，都是海宁人；我是您的同行，我在《海宁报》当记者，与您当年一样编副刊的，我与您同是传媒中人。于是，我时时处处以您为榜样，勤奋写作。虽然写得不好，但经常上《人民日报》《浙江日报》等大报，遗憾的是，我的文章从没有上过您的《明报》……随信我寄上了三篇近作。

　　（这是金庸赠我的条幅，是他的亲笔墨迹。）

不久，金庸让秘书李以建给我复信了，信中表达“深感欣慰”“衷心感谢”“诚挚问候”之意，还特意附上《明报》的投稿地址。后来，我曾两次向《明报》投稿，可是石沉大海……

再见金庸，他唤我“海宁小老乡”

　　1997年秋，一天，本报文化线记者朱利芳告诉我：宣传部传讯，杨振宁、查济民从杭州到盐官看潮。她另有采访任务，有要闻记者前去，她不去了。那天我有闲，便搭便车到了盐官。

中午候潮时分，我看见杨振宁、查济民从观潮台上走下来，坐在了台前的观潮席上，还意外发现金庸陪伴在旁。我很想上前采访，又不得机会。这时，我见报道组的方炳华在拍照。他走到我身旁时，我悄悄对他说：“方老师，我想见金庸，你帮我一下。”一会儿，方炳华跟应忠良市长说了几句话，随后拉我走向观潮台前，推我到金庸面前。我有点拘束。金庸侧身对杨振宁说：“这是我的海宁小老乡……”其实我那时40多岁了，但在两位大家面前，我很小。杨振宁跟我招呼：“你好！”我发觉此时此地不适合采访，便将我预先复印的两篇作品递给金庸，侧身移向不远处观察。

若干年后，我写了《杨振宁与金庸：两个拥有忘年恋的老头儿》一文，九千余字。这是我的记者生涯中最短的一次采访：一句话采访，也是最成功的采访：一句话换得九千字。

这是我第二次面见金庸。

查良璇给我连削三只大苹果

　　这是查良璇给我的老照片。

1998年春或夏，浙江农业大学教授沈徳绪在海宁宾馆讲课，我去会场找他。我问他啥时回杭州，我要去探望金庸的小妹查良璇。 

我与沈徳绪相识七八年了，开初不知道他是金庸的同学。那时，我在《海宁农技报》当编辑，主编的是“多种经营和信息”专版，报社还没有独立编制，我的人事关系仍在农林局，还兼着人秘科的档案整理工作。沈徳绪为袁花、黄湾的花果山建设，正主持着黄花梨的种植，他来海宁农林局，我以秘书的身份接待过他，替他讲课安排会场。有一次讲课，他说到了金庸，我才知道他与金庸在衢州中学同学了三年。后来，金庸研究会成立，他是顾问，我是主管宣传的理事，接触更多了。这回找他，是我听说金庸的小妹查良璇得了癌症，由金庸安排在杭州邵逸夫医院治疗，我想去探望她。

两三天后，沈徳绪回杭，我便搭上农林局的车随往。当天，我们在庆春路的邵逸夫楼里见到了查良璇，手术后她很虚弱，不便采访，简单地问候一番，跟陪护者说上几句便回了海宁。 

此后，我一直惦念着她，期待着她出院回家。除了我要采访良璇外，还想见见她的丈夫，央视第一批报道的“东方之子”、著名纠偏专家曹时中。

在海宁袁花，查良璇和查良琇被称为“查家双美”，少女时非常漂亮。姐姐良琇嫁了一个逃往台湾的人，妹妹良璇则嫁了一个从台湾逃回来的人，两人的命运便截然相反了。曹时中称良璇是“莲花仙子”。 

过了几月已是深秋，和我同编《金庸研究》的张劲夫（也是金庸的高中同学）告诉我，良璇已经回家。我立即打电话给沈徳绪，约定了一块去她家。 

在西湖畔的龙游路，我们走进了良璇的家，屋子不大，不会超过90平方米，客厅却不小，靠墙都是柜子，稍显凌乱。良璇术后还没完全恢复，口齿有些不清，但一口海宁话，我还是能分辨清楚，又有曹时中在一旁复述解说，我完整地记录下他俩不同寻常的经历，与金庸的亲情故事我问得很细到。

叙谈间，良璇削苹果给我们吃，她削得非常快，皮很薄，我很惊奇，以为是水果刀好，一看是一把普通的刀。那苹果很好吃，我边吃边称赞。她又削了一个给我，也许临近午后，我饿了，一连吃了两个。良璇又削了一个，我以为她自个吃的，她却递给我，我不好意思，推辞着不吃，曹时中走近，硬将苹果递我手上，我吃了。这样，我竟然第一次上她家就连吃了三只大苹果，有点傻。 

临别，良璇给了我两张照片，一张是1953年，良璇结婚前夕，与金庸和同学沈徳绪、朱帼英在西湖边的合影，另一张是金庸与曹时中、查良璇夫妇的合影。

我邀请他们，中秋时节回海宁来看潮，来时一定找我！可是，他们没有来找我，因为他们没有来。2002年，查良璇不幸逝世。如今，我经常想起那三只大苹果，怀念一面之缘的“莲花仙子”。

2014年，浙大原党委书记张浚生向我要走了这两张照片，书上和展览时署名为“蒋连根提供”，其实提供者是查良璇。

听小学老师陈未冬说少年金庸

　　陈未冬在自传《我的故事》中如此记述：“当时，查良镛（金庸）也在本校就读，是五年级成绩最佳的学生。他听课、做事都很认真，特别是作文写得好，对他的每篇作文都细加圈点、认真批改，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评析。我曾把他的作文本交给诸暨民报社的骆文华，他看后也认为很不错，还选了几篇在《诸暨民报》上刊登了。”

陈未冬的这一举动，竟然将查良镛的写作热情拨得更旺了。暑假以后，陈先生让查良镛跟他一块儿编五年级的级刊墙报，刊头上画的是一只大公鸡，取名为“喔喔啼”。查良镛组稿、编改、抄写，干得很欢。开头半月出一期，后来一周出一期，有时两三天出一期，把小小的墙报办得生动活泼。

1936年，查良镛从龙山小学堂毕业，考入浙江省立二中（今嘉兴一中），自此与陈老师离别，查良镛离开了海宁。

　　1992年12月初，金庸重返家乡。他在杭州茶叶博物馆参观时偶遇研究员陈珲，言谈之下，金庸惊喜道：“你是我的小师妹啊！”随即手书一封问候信，让带给他的小学老师陈未冬。

　（1997年10月10日，我采访陈未冬、陈珲父女时的记录之一。）

　“噢，金庸就是查良镛！”1981年7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的消息在报纸上刊登，居住杭州的陈未冬老人读后，想起他的小学生查良镛，但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人。当有人告诉他金庸就是查良镛后，陈老先生感叹了一声。

陈未冬，原名陈维栋，1911年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市陈宅镇巽溪村一户农家，1920年父亲不幸去世，留下了母亲和四兄姐相依为命。陈维栋进入附近学校读书学习时改名为未冬，后来考入了绍兴的省立第五中学，毕业后在诸暨县枫桥的大东公学堂任教，一年后调海宁县袁花镇龙山小学堂任教。

​ 陈未冬爱好写作，常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他见班上的“小秀才”查良镛，人长得俊秀而聪明，写的作文尤为出色，便倍加赏识。陈未冬是班主任，教国文课，还教历史。金庸曾对池田大作说：“说起我的恩师，一位是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兼国文老师陈未冬先生，前年在杭州相会时几乎已相隔六十年。我仍记得当年他为我改正的作文错字……”六十年后，他仍记得一堂让他泪水横流的历史课。他回忆说：“记得我在小学念书时，历史老师讲述帝国主义欺压中国的凶暴。讲到鸦片战争，中国当局中如何糊涂无能，无数兵将英勇抗敌，但枪炮、军舰不及英国，以致惨遭杀害，他情绪激动，突然掩面痛哭。我和小同学们大家跟着他哭泣。这件事在我心中永远不忘。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对于收回香港，自然反应是天经地义，即使要我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绝对不需要考虑。”

查良镛自小对书有一种亲切感，阅读课外书成了习惯。低年级时看《儿童画报》《小朋友》《小学生》，后来看内容丰富的《小朋友文库》，再似懂非懂地阅读各种各样的章回小说，到五六年级时，就开始看新文艺作品了。除了家中的书，金庸还看了许多坊间的侦探小说、武侠小说。那时，社会还是非常的保守。当时《红楼梦》被视作诲淫的禁书，《水浒传》也是诲盗的坏书，可在班上，陈未冬唯独允许查良镛一人阅读。

　　后来是我的巧遇，1997年6月，我在杭州游览西湖，巧遇陈珲夫妇，她得知我是海宁日报记者后，向我叙说了父亲与金庸的这段师生缘。陈珲将金庸题写书名的、她和丈夫的新著赠于我。后来她来海宁时到报社找过我。

于是，1997年11月12日的《浙江日报》出现了《文坛大侠再续少年师生缘》的别后重逢故事。

说家事，金庸让我找他妹

　　查良琇接受我的采访。

1997年九十月间，我偶然看见一幅金庸的亲笔字幅：诗人徐志摩，表弟金庸敬题。此刻，我不关心金庸什么时候题写这条幅的，也不关心将这字儿镶刻在何处，我所关注的是金庸落款中的“表弟”两字，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哥，这是怎么回事呀？我要弄个明白。

于是，我给金庸写信，问问他。不多久，金庸的小弟查良浩打电话给我，转达金庸的话：临安的大妹查良琇在海宁老家待的时间最长，了解最多，今后打听家事可问她。

还没见到查良琇，却见到了一幅金庸谒徐志摩之墓的照片。当时陪同者是海宁市委书记沈雪庸，沈书记的夫人曾与我同过事，于是，沈书记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他回忆了当年的情景：

1992年12月3日， 金庸一回到家乡海宁，便来到硖石西山麓，与夫人林乐怡双双向诗人默哀，献上鲜花，然后深深地弯腰鞠躬。他缓缓地说：“我的母亲是徐志摩的堂姑妈，他是我的表兄。他死得很早，我和他接触不多，但印象深刻。我读过他的新诗，看过他的散文，都是很优美的，对我教益很深。听说为他新建了墓地，早就想来凭吊，今天终于如愿。” 

据此线索，我再写信和打电话双管齐下询问查良琇，同时向徐家亲属打听，询问金庸的表甥蒋雨田先生，打听到查徐联姻的细节。这样，经过几个月的采访整合，1998年4月1日，浙江日报刊登我的新鲜之作：《金庸与徐志摩：一对表兄弟》，紧接着《人民日报》《中国文化报》刊登此文。竞相转载的报刊在20家以上（按拿到的稿费统计，只转载不发稿费的更多了）随后，香港《文汇报》、台北《海宁同乡会讯》也刊登此文。在我的新闻作品中，两岸三地同时登载一作品，它是唯一的。同时，洐生出了《金庸和琼瑶》《金庸和他的母亲》等一系列文章。

金庸大妹唤我“小侄子”

　　这是查良琇致我的信。问金庸家事，我与查良琇的书信往来很多。

那时，报社办公室每月给外地的海宁籍著名人士寄赠海宁报，我每月将写好的信函塞进这些信封，与他们密切联络，他们也常常给我复信。因为搬家，我丢了许多，但也保存着不少。

查良琇不爱打电话，喜欢写信，我投其所好，常常在信中寄一两幅有关海宁的图片。她来信很多，有一次竟然亲热地称我为“小侄子”，他丈夫死了，告诉我，儿子得病也告诉我，说的最多的是家事，金庸小时候的事，她父母的事。让我最得意的，有一次她来海宁，将她在内地的兄弟姐妹们的通信地址全写给了我。

几年里，我按照她提供的信息采访补充，写了金庸弟妹，姑妈、表姐蒋英等鲜为人知的故事，发表在大报大刊。

查青松赠我“孺子牛”三字

　　此照拍摄于1997年3月31日，背景的墙面上有一条幅，“孺子牛”三字清晰可见。这是金庸的侄儿查青松的手迹。

我与金庸的弟弟查良浩通信以后，得知他的儿子查青松是位律师，并且是金庸的法律顾问，全权代理金庸小说著作权在内地的法律事务。当年，“三联版”授权之前，除了天津百花出版社授权出版《书剑恩仇录》外，内地到处可见的金庸小说均是盗版，可说是“一地鸡毛”。查青松代理了与云南等三家出版社的侵权官司。我知晓后，多次向查青松打探这方面的情况，及时跟进报道。

1997年春节前，查青松在来信中附上了这个条幅。“孺子牛”我不敢当，权当是他对我的鞭策和鼓励，便挂在我的办公室里，抬头可见。

2012年，我为写书出书遭遇阻碍时，我想到了查青松，寻求他的法律援助，将《金庸和他的家人们》书稿寄给了他，请他过目后再寄给了北京大学的严家炎教授，终于冲破了障碍，得以出版。

儿子替我访金庸

　　2003年7月下旬，金庸正在浙大讲学。上海文汇报浙江记者站长万润龙在杭州开“金庸茶馆”，邀我参加金庸书友会成立大会。不巧，我已经接受了海宁旅游局的安排，要赴云南丽江作旅游踩线，不能不去。可我分身有术，我想到了在浙大念书的儿子，他是金庸任院长的浙大人文学院的学生，眼下乘暑假正在《钱江晚报》实习，何不代替于我。我立即电告儿子，务必“替父从军”，参加活动，见见金庸。我关照他，可以递上我的名片。

当天，金庸给一本叫《金庸茶馆》的杂志面世造势，儿子谭晓锋作现场采访，问金庸：为啥不跨进金庸旧居？金庸回答说：“我对家乡人民是热爱的，也想回家看看，但上次有人跟我说，为了保护我的旧居，他们把居住在里面的人赶了出去，这我是不同意的。赫山房是查家祖先传下来的，不是我金庸一个人的，因此我不想妨碍大家的生活。”很明显，这是搪塞之言。

谭晓锋采访金庸后，写了《大开大阖宝刀不老，金大侠欲“重出江湖” 》一文，刊登于《新民生报》2003年7月24日。

我陪金庸访舅家

　　

2003年10月25日，金庸再访徐志摩故居时，我和金庸有了一次交谈。

那天下午，金庸在嘉兴市领导沈雪康、王淳等陪同下，回到老家海宁。4时20分左右，80高龄的金庸不顾旅途劳顿，一下车就直奔老硖石干河街菜市弄32号表兄徐志摩的故居。这一故居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时的新房，金庸说他小时候曾来过，路还是那条路，门还是这个门，金庸在自己亲笔题的“诗人徐志摩”的题匾并驻足整整一分多钟，才迈出脚步走进正厅。从地上的每一块砖头、屋里的每一件摆设中，他极力搜寻着儿时的记忆，温习着曾经的温馨场面。然后，他走进陈列室参观。

此时，我紧随其后，仔细观察着他的每一个动作，用心紧记着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当金庸看到徐志摩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念书时的成绩单时，他微微点头，说：“哦，他读书挺用功的，成绩那么好！”他非常仔细地看着橱窗里表哥与陆小曼的书信，抿嘴笑了笑。看到面容姣好的林徽音的照片，他赶紧向同行的人介绍：“这是林徽音。”

看到墙面上挂着的一幅训词——在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结婚典礼上，证婚人梁启超对自己学生作的“用情不专”的训斥，金庸笑了，笑出了声。然后他问讲解员林妮：“这是不是真的？有没有根据，出处在哪？”小林一时语塞，没答上来。金庸转身对着站在他身后的我，重复着问了一遍。我上前回答：“是真的，在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里有这一篇训词，我看见过。不过，我查过资料，据当事人回忆，在1926年9月28日徐陆的婚礼上，梁启超没有作这番训词，可能是他写给徐志摩的信中才有的。”听毕，金庸向我点点头，表示赞许。

　　一会儿，他转身看到一幅油画《徐志摩和泰戈尔》，回头问我：“这幅画蛮好，是哪位画家画的？”我回答：“杨涤江画的，他是海宁的画家，原来是海宁高级中学的老师，现在是我们的文联主席。”

然后，金庸在大天井里落座，欣然提笔，为表兄的故居题词：“七十年后再访舅氏旧居”，字里行间浸润着他深深的思念之情。金庸的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因而，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兄。（早在1998年，我写的《金庸和徐志摩：一对表兄弟》发表在《中国文化报》和《羊城晚报》等报刊上。）

这是我第三次面见金庸。

金庸将香港作家潘国森推荐给我 

　　图：金庸与潘国森。

2003年10月25日，我随同金庸参观了徐志摩旧居，随后看他与高中学生对话。临近傍晚，金庸兴致盎然地观赏着一盏盏灯彩，趁隙我凑近他，递上一张纸片，说：“章克标老人在上海，这是他的地址！”前一天在嘉兴，金庸向人打听中学老师章克标的新居所。金庸看了看，翻转纸片是我的名片，便说：“你的文章我都读了，很好！”这几年我写金庸得劲，将发表的作品都寄给了金庸。我说打算写书，金庸说：“你的文章不错，写书么你行的。”金庸将香港作家潘国森介绍给我，“历史方面的、文字方面都可以找他把关。”潘国森是香港作家，金庸的朋友，曾替他勘误纠错新版作品集。

此后，我联系上了潘国森。在撰写出版《金庸和他的家人们》《金庸和他的师友们》《金庸自个儿的江湖》三部书以后，开始搜集五四著名人物、“卖国贼”陆宗舆的历史资料。2019年12月，五四运运动百年之际，我写的《这才是陆宗舆》一书在香港出版。潘国森后来在香港《文汇报》上发文推荐这本书。

金庸胞弟读我的文章赏心悦目

　　查良浩是金庸的胞弟，他与我通信在10封以上。图片是他写给我的亲笔信。当年他读了我发表在《钱江晚报》上的《金庸昨日快乐回家乡》一文后，致信说：“并且阅读您文笔流畅优美的文字，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享受和感染。”

查良浩生于1934年7月12日，金庸唤他“大毛弟”，小阿哥良镛从外地回到家里，常带着他去学游泳。1958年，查良浩大学毕业应征入伍，曾在解放军空军第六预科学校担任教师十几年，后转业回沪任上海纺织职工大学教师。江泽民在上海工作时，邀请查良浩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他婉言拒绝。他对小阿哥说：“你的荣誉是你努力创造的，我不愿意沾光。我不当政协委员，一样可以做许多事，为国家作贡献。” 1992年以后的十年间，金庸每年回内地一二次，每次途经上海就住在弟弟良浩家。兄弟相聚，有时一块品茶，有时一同去看京剧，留下许多家常话。

2010年9月22日，位于海宁盐官的金庸书院正式向世人揭开其神秘的面纱。由于身体原因，金庸没能亲自前来，特委托胞弟查良浩参加落成开放典礼，我在现场拜访了他。

释放箱底 我撰写金庸外传 

　　2010年6月，微博上传出金庸“去世”的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网友们震惊之余疯狂转发，全然不顾消息的真假。最终当事人辟谣，金庸“被去世”成了微博传谣的经典案例。

这时候，一位资深编辑提醒我说：“你可以将箱底材料释放出来了，是时候了。”他鼓励我立即将素材整理成书稿，选择出版社适时出版，“因为里面会有很多目前还鲜为人知的故事，所以这本书有新意。一个名人，他就这点事，生前死后翻来覆去讲差不多的故事和内容，太没新意了。为什么就不能找另外的途径来解读他？比如他的家人故事，用亲情来解读他的精髓，这些不是比出他的传记更有意义？”

一个月后，一位出版界朋友找我闲侃，向我叹苦经：“这两年图书市场大萧条，选题不好找，出什么赔什么。”我这人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大言说道：“好的选题有什么难的，要我说，只要用心，就不怕策划不出好书来。”朋友便说：“别吹牛，你说现在这个市场，出什么书可以赚钱？”我应声答道：“出那种注定赚钱的书么！只要找到当前最畅销的作家，策划一本没有人写过的书，就肯定有市场。”我说得郑郑有词。朋友又问：“谁的书卖得特别好？”我脱口而出：“金庸么！”我说，金庸者，查良镛也，查良镛者，浙江海宁人也，我的乡亲前辈，他的乡愁只有我知晓。在国内，一个不漏采访金庸的亲属，我是唯一的；二十年后的今天，人事变迁，逝的逝去，老的老了，别人再要获取这些素材已经是不可能了。

朋友大喜：“你对金庸弟妹的采访，即是难得的新闻素材，又是非常珍贵的金庸外传的资料，这不是现成的书稿选题吗？金庸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完全可保证这个选题必然畅销。”

这样，撰写金庸家事儿的外传新著一事，就理所当然地落到了我的头上。我认为写这部书，既有社会效益——因为金庸大侠的乡愁无疑有益民智，又有经济效益——因为只要有金庸二字印数显然不必发愁。所以，二话没说我就答应下来。

从2010年9月上旬开始，我动笔撰写“金庸的家事儿”一书。 

严家炎师徒俩救了我

　1996年11月，北大教授严家炎来海宁时，鼓励我写金庸，2012年，我的《金庸的家事儿》一书即将出版时，我遭遇到海宁文坛恶势力的围剿。王宏波编辑指点我，让权威人士作序，也许有救。

2013年3月，我将书稿寄给查青松律师，请他父子审核。然后，4月24日我给严家炎教授写了一封信，寄上书稿。我的本意是请他作序，给予支持。

出乎我的意料，5月上旬，人民日报出版社的陈志明编辑给我来电说，他看到了书稿，准备马上出版。陈老师是严教授的高徒，也是一位严谨的金庸小说研究专家。更可喜的是，他不仅将《金庸的家事儿》（改名为《金庸和他的家人们》）起死回生，还将我的《金庸和他的师友们》顺带着出版了。

　2014年1月，两部书同时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并列入“名家写真”系列丛书。人民日报“名家写真”系列是励志图书行业的知名品牌。1月9日，两书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展出，首批各8000册很快订售一空。随后，浙江日报、解放日报、嘉兴日报相继作了报道。

《名人传记》认我为“纪实作家”

　2015年春，河南《名人传记》纪念创刊30周年，评选优秀作家，在18名候选名单中，我名列其中。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给《名人传记》投稿的情景。那是2000年春，我担任《海宁日报》记者专跑文化线。那天，我在采访中偶然得知，当年被毛泽东称赞为“延安花木兰”的甘露写有一份自传，存放在海宁博物馆。于是，我找到了那份笔墨，设法找到了她的长子萧铁塔。在电话交谈中，萧铁塔讲述了母亲与萧三之间的一段爱情悲剧。我知道，萧三是毛泽东的少年同学，还是一位有国际影响的著名诗人，是《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作者和《国际歌》的中文翻译者。他与苏联籍妻子叶华离婚后与甘露结婚生子，最后又与叶华复婚，逼迫甘露离婚。

事迹很生动，很伤感，我打算将这个故事写出来。于是，三个月间，我与萧铁塔信件来往，他还给我寄了多幅萧三与甘露在延安时期的合影照片。不久，近万字的《萧三与甘露的爱情悲歌》一文刊登在《名人传记》2001年第1期，并上了封面。我将此举谓之“班门弄斧”。

成语“班门弄斧”，说的是在鲁班门前摆弄斧头，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原意是劝导人们不要到“班门”去“弄斧”，以免技不如人而露了丑，遭人耻笑。然而，初踏“班门”，我发觉，编辑真像一位“巧匠”，手里一支笔就像一把斧子，原本粗糙低劣的初稿，经他一砍削，变成了精巧的作品。而且，我刊登在报纸上的文章大多是“豆腐干”，《名人传记》却一下子给我捧出了一个“大块头”。无疑，做“大块头”文章比写“豆腐干”要难得多，也更有劲头。

从此，我常常主动跟《名人传记》的编辑交流题材，他们也会主动向我约稿。无意中我发觉，投稿《名人传记》，竟然是一条成长之路。“弄斧”必到“班门”，如果“鲁班”能够指点指点，那么，我的进步就快些；如果 “鲁班”能够点头称许，那么我对写作也就信心倍增。

那些年，我没有机会参加写作进修班，便将投稿《名人传记》作为“拜师学艺”的极好机会，与吕静、冠丹、王松峰、金翎等编辑老师关系密切，在切磋“稿”艺中学到不少“绝招”。比如，刚开始采写时，因为找不到故事而着急，编辑老师教授我一个方法，先找相关的老照片，从照片上找人、找时间、找背景，把画面上的人物关系弄清楚了，然后完完整整地记录下照片的画面语言、拍摄时的情景，最后对这些文字修饰一下就是故事了。

2008年前后，有一次电话交流，吕静编辑对我说，现在的新闻铺天盖地，信息量很大，就你一个县报记者而言，瞄准目标，在一个领域里努力发展，成为专家应该是条捷径；否则东奔西跑很多年，猴子掰苞谷，见一个掰一个，好像收获很多，可回头一看，都是“一地鸡毛”。于是，在她的指点下，我摒弃了“猴子掰苞谷”的做法，将“目标”定在当时健在的香港武侠小说作家金庸的身上。几年间，我写出了《金庸和他的两位母亲》《揭秘金庸父亲查懋忠之死》《金庸和他的儿女们》《查玉芳：金庸的姑妈》《吴清源与金庸的“围棋之交”》《马云与金庸的江湖论道》《黄永玉与金庸：两个有趣的老头儿》等专人专题特稿。

于是，有人挪揄我：“你捣鼓名人快把自己捣鼓成名人了！”我回答：“我给《名人传记》写稿，班门里弄斧真的遇上了鲁班，学得了一些绝招。”从吕静、冠丹到王松峰到金翎，一代代名人传记编辑是我遇到的最好的“鲁班”。

　 2015年评选全国十大优秀纪实作家，我的名字竟然与著名纪实作家叶永烈并列在候选名单中。同时，我写的《“班门弄斧”，我遇上了鲁班》被评上征文一等奖，奖品是全套11册的《大秦帝国》丛书。

如今，我退休多年了，我仍是《名人传记》的专栏作家，我笔耕不辍，还在写金庸。

张浚生邀我写金庸

　 2014年春节前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自称张浚生的秘书小陈。一会儿，电话那头换了人。张浚生问了我写书出书的情况。他说，从我的新书看到许多金庸的照片，是不是都是第一手的？我回答，大部分不是，是香港和杭州作家提供的二手货，有一小部分是直接从金庸弟妹手中得到的。他说，浙江大学要出一本书《金庸在浙江》，以照片为主，他是主编，希望得到我的帮助。我说“好啊，浙江大学是我和儿子的母校，我又是金庸的同乡。”我们商定，我到杭州时带上照片，他派人来取。我问他的手机号，他说他不用手机，只用座机的，有事可找他的秘书小陈。

周五，我早早回到了杭州西城年华的家里，并打电话告诉了张浚生。下午，我和妻子备了一些水果和瓜子，在家等着。二点多，张浚生来了，两位青年人相伴。落坐后，我递上新著和几幅金庸的老照片。我们聊开了话题。张浚生说，他在香港新华社工作期间，与金庸交往颇多，有十三年吧。这时候，我的记者本色原形毕露，竟然一问一答地作起了现场采访。

我牢牢记住了张浚生的话：“你的书写了他的朋友，其实金庸的朋友圈很大，你还可以写续本，再写上两本三本，也不多。”我们谈了一个多钟点才握手告别。

几天后，红旗出版社的徐澜总编找上了我，对我说：“老书记邀你一块写金庸。”她转告了张浚生的话，邀请我担任《金庸在浙江》一书的编辑，负责组稿和编辑。这时我才明白，张浚生亲自上我家，是来物色审查我的。

因多种原因，我再三婉拒了。后来，徐澜总编甚至让海宁日报社总编出面，让我的朋友应忠良老市长出面，让浙江日报的老社长出面，多管齐下说服我担任这个编辑。其间，张浚生老书记亲自打电话对我说，他可以安排我赴香港拜访金庸，只要我担任这部书的编辑。最后，我还是没有同意。因为我无奈，当时正经历着家庭的不幸，我怕心宁不定不能胜任，更怕出了差错无法挽回。

　　

　 虽然我没有揽下他的编辑活，可我牢牢记住了他的话，继续写金庸。不久，我在河南的《名人传记》上发表《张浚生：金庸的“战友”和伙伴》的人物特稿，文中说，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草签后，为保证香港政权平稳过渡，需要有年富力强、文化素质高的领导干部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中央组织部指定调张浚生去香港工作，这一去就是13年。说他是金庸的“战友”，指的是他和金庸并肩战斗，口诛笔伐，跟末代港督彭定康争斗，争取到了香港回归前的平稳过渡。我还得知，新浙大成立后，张浚生将金庸引进到浙大，成为浙大合并后的第一任人文学院的院长。所以，张浚生是金庸的好伙伴。

　 2015年春，张浚生主编的《乡踪侠影—-金庸的30个人生片段》出版，书中收入了我采访金庸胞妹查良璇时她赠于的一幅老照片，并加注“蒋连根提供”。

我知道，张浚生已经了解我的遭遇，理解了我当年的无奈。几年来，我牢记着他的嘱托，继续写金庸。2019年9月，在金庸先生逝世一周年前夕，我的新著《金庸自个儿的江湖》（上、下）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香港出版我的金庸丛书七册

　 为纪念金庸，由大陆作家撰写、香港编辑、台湾出版的金庸学研究丛书“蒋连根系列”七册，2021年1月出齐，陆续在香港、台北和深圳三地各大书店、网店、淘宝书店同时上柜。

2018年，金庸先生逝世后，武侠小说趋冷。作为香港“金庸茶馆”的版主，潘国森携手潘耀明企图在海峡两岸再掀“金庸热”，即推荐了“蒋连根系列”在“金学”发源地台湾出版。

　　

　　据责任编辑潘国森介绍，这套丛书的封面是参考了清宫旧藏《乾隆皇帝一箭双鹿图》《乾隆帝及妃威弧获鹿图》《弘历雪景行乐图》等画作中的部分画面而摹绘创作的，画中是乾隆帝与容妃（香妃）在雪中狩猎射鹿的场景。一是应金庸武侠小说名称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中上联的意境；二是包括了金庸第一本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的两个人物，乾隆帝与香香公主（传说中的香妃）；三是含有金庸最后一本武侠小说《鹿鼎记》第一回提及的“逐鹿中原”之意。

　　我对前来采访的《钱江晚报》记者说：我写书在台湾出版，宣扬海峡两岸共同敬仰的香港武侠大师金庸先生，目的是回击民进党的“去中国化”，以中国文化为祖国统一出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