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水流深 ，追忆谭元寿叔叔

刘景玉

　　第一次见到谭叔叔，还很小，父亲带我坐在三轮车上，在虎坊桥路口，从光亮处走过来一位微笑并招手的叔叔，父亲说，叫谭叔叔。以后，再提到谭叔叔，就想起从光亮处走过来的样子。

1963年 赴香港演出

刘雪涛 谭元寿 合影

　　北京京剧团，自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以开挂的姿态，创编了数十出经典剧目，至今仍然立在舞台。1963年下半年，编排了现代京剧《芦荡火种》，由赵燕侠、谭元寿、马长礼、周和桐、万一英主演。

1964年3月31日，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首演；

1964年4月27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毅、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芦荡火种》。

1964年7月23日，毛主席、彭真、谭震林等党和国家领导观看了《芦荡火种》。

由此，京剧排演现代戏，已成定局。经过几个月的改编磨合，确立了以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为第一主角儿的现代京剧《沙家浜》。

　　剧中郭建光的扮演者谭元寿，是京剧界最为显赫的“谭门”第五代传人。元寿叔叔，9岁入富连成科班，经历了七年魔鬼般的训练，打下深厚坚实的基本功，又经过近20年舞台上的摔打锤炼，这一年，35岁的元寿叔叔，步入京剧演员的最佳年华。扮相英俊、文武双全的郭建光一出场，英雄形像就立于舞台，成为现代京剧舞台上的无可替代的台柱。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当时，父亲在现代革命京剧《沙家浜》中还有个小角色，第一轮冲击，幸运地平安度过。

一年多以后，父亲突然被从革命队伍中拎了出来，开始了没有尽头的交待、再交待、反复交待的日子。

我家楼下，瞬间贴满了揭发父亲的大字报，小区的路上刷满了斗大的字 “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刘雪涛”，站在楼下看大字报的人，围了一层又一层，虽然指指点点，我仍淡定地站在中间，仔细看了大字报的内容，除了通用的漫骂词语，罪行只提到：“反江青、反革命样板戏”。

　　那些日子，每天傍晚，我和妈妈都会站在阳台上，提心吊胆地等待父亲回来，我们只能尽量做些可口的饭菜，让父亲吃得舒服一些。

一天，父亲进门，无语，低头进了小屋。我看到怹的脸色特别难看，心里顿时有种不祥的感觉，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儿。

屋门半掩着，我从缝隙中看到父亲坐在床上，双手捂着脸，肩，在抖动着。我不敢进去，也不敢离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听到开窗的声音，我一把推开门，看到窗已大开，父亲站在床上，一条腿已经登上窗台......我一步跨到床边，双手死死地抱住父亲的腰，岔了音儿地高声呼唤妈妈过来，我们两人连拉带抱地把父亲从窗口拽下来，父亲坐在床上，失声痛哭。

从未见过父亲如此的无助、痛苦、委曲。妈妈也乱了方寸，哭得说不出话。我哭着说：“爸，您不能死啊，您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我妈怎么办？您得活着啊，我们得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啊……”我蹲在父亲旁边，劝慰着痛哭不止的父亲。父亲心性平和善良，真心的热爱新社会，怎么会是反革命？

后来得知，当天造反派逼问父亲，让父亲交待，在姜妙香老师家说了哪些反江青、反样板戏的话。父亲没有说过，当然不能承认。于是，他们就用各种手段逼问，最后拿出姜爷爷的揭发信，在父亲眼前晃了晃，说：“你老师都承认了，你还狡辨，真是死不悔改的反党分子”。于是将父亲架到剧院门口的桌子上，双手高举着一张咒骂侮辱自己的大字报，站在人来人往的虎坊桥，示众。

“士可杀不可辱”的观念，是父亲这辈人，内心的支点，受此大辱，这个坎儿，迈不过去了。

父亲哭着说：“我不相信师父会说这些话”。看着父亲痛苦的样子，我说，“明天我去姜爷爷家，一定能弄清是怎么回事儿”。

刘雪涛 与 恩师姜妙香

　　姜妙香，“姜派”小生的创始人，与京剧大师梅兰芳，在舞台上合作了四十六年，人好、心善、艺术绝佳，在戏曲界有“姜圣人”之美誉。

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我去姜爷爷家找明敏姐姐玩，临走向爷爷告辞时，姜爷爷对我这个小孩子，也要起身送到屋门口。

第二天，姜爷爷一看见我，就哭了。看到爷爷哭，我心乱了，不知该说什么了。姜奶奶把我拉到一边，和我细说了事情的原委。造反派到中国戏曲学校，气势凶凶地提审姜爷爷，让爷爷承认，父亲在姜家说了反江青、反样板戏的话，爷爷没有听父亲说过，当然不认。于是，他们怒了，拍桌子瞪眼，对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咆哮着，并狠狠地抽了老人几个耳光，姜爷爷这一辈子，也没受过如此的奇耻大辱，在老人家头晕眼花之时，他们拿出一份已经写好的揭发信，强迫爷爷按了手印。

爷爷一边哭一边说：“我对不住你爸爸”。我扶爷爷坐下，蹲在爷爷膝前说：“您受苦了，受牵连了，我回去和父亲说，父亲明白您，您要多多保重。”

父亲为什么被揪出来，还牵连到无辜的姜爷爷？罪名因何而起，从何而来？这成为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刘秀荣 大姐

　 很快就是升级版的抄家、拘留审查了。接到剧团的通知，送些粮票和简单衣物。当我踏进团部大门，顿时领悟到何为世态炎凉。平时笑脸招呼的熟人，都当我是空气，视而不见。站在大厅，正尴尬地不知所措时，刘秀荣大姐向我走过来，招呼我，并拉我坐下。轻声问：

“有事儿”？

“给父亲送东西”。

“妈妈好吗”？

“我妈已经急得起不来床了”，

“回去劝劝妈妈，是审查，没什么大事儿”。秀荣大姐暧暧的几句话，我记了几十年。

　　查清事实，为父亲洗冤，已成我心头之念。曾去找过工宣队、军宣队，结果可想而知，除了申斥、白眼，没人告诉你。这时，一位朋友给我出了个主意，去谭家问问，找找元寿叔叔，并为我找来元寿叔叔家的地址。

元寿叔叔与谭婶

　 站在谭家门口，有些忐忑，定了定神儿，敲了门。来开门的是谭婶儿，从前没见过我，婶儿有些疑惑，刚要问，我马上自报家门，“我是刘雪涛的女儿，您是婶儿吧”，婶儿热情地说，“是，是，快进来，快进来”。

第一次到谭家，有些局促，婶儿看出来了，把我带到谭家大女儿小咪的屋里，说：“这是雪涛大爷的女儿，你们年岁可能差不多”。

小咪比我小两岁，极其爽快的女孩子，同龄人，可聊的话题特别多，一会儿就很熟了。聊着聊着，看看时间已经不早了，元寿叔叔还没有回来。第一次去别人家，不能呆的时间太长，从小受到的礼节教育，让我起身向婶儿告辞，婶儿拉着我说：“我知道，你来找叔叔，他有个会，晚一点回来，你不能走，一定等他回来，你要见见叔叔”。

谭婶儿，是典型大户人家的主妇，身材高挑、肤色白皙，眼神慈善，波浪卷发，说话干脆利落。直到天黑了，元寿叔叔才进家门，马上把我领到客厅。只有我和叔叔两人时，叔叔先问了妈妈的情况，知道妈妈已经急得卧床月余，说，“要好好劝劝你娘，你爸爸没什么大事儿，有些事情在调查，需要时间，你娘身体跨了，你爸爸得多着急啊”。

等我们从客厅出来，婶儿已经指挥摆好了晚饭，拉着我一定要吃了饭才能走，并说，“今天是你叔叔最爱吃的菜——羊蝎子”。

　 又快一年了，父亲的问题还是没有任何结果，怹还关在俱乐部后面的小楼里。我时不时地送几斤粮票，或两件衣裳，见面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必须要看见父亲写的收条，才会离开，我需要知道父亲还活着，我要让父亲知道，家里人在惦念着他。

我也会去谭家，去找小咪，我们俩人已经从好友成为闺蜜。谭家人都对我很好，赶上了就在谭家吃饭。

我很理解谭叔叔当时的地位和处境，我不再追问父亲的问题，我相信，没有新的消息，就是好消息，一旦有了好消息，谭叔叔一定会马上告诉我的。

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候，谭叔叔将父亲为何被揪出来的原因，告诉了一位我们都信任的老人，谭叔叔相信这位老人，一定会转告给我。

当天，这位老人就把我找到家里，转述了元寿叔叔的话：“你爸爸是因为有人写了一封匿名信，转给了江青，江青做了批示：彻查此事。”

谭叔叔已经为我指出问题的关键和寻查方向，即然是匿名，关键是查询笔迹。

父亲从不与人交恶，如果说有人想害他，还真想不出可能之人，回家与妈妈绞尽脑汁，免强列出名单，京剧团的工宣队和军宣队，帮助核对了，笔迹不对，都排除了。

此事陷入僵局，已见的点点曙光，又被浓雾盖住了，这件事儿，让我吃不下，睡不着。或许老天不让老实人再受冤屈，或许是见到了我的孝心......

突然，一个与我家素不相识，却在我家周边出现过的陌生人，进入我的视线。已是几年前的事儿了，刚搬到这个小区不几天，有人拍了我家的门，我开门问他找谁，来人尴尬慌乱地说，找错了，找错了，并迅速离开，后来在小区远远地看见过此人，也知道了姓名，事情平常，已经淡忘了。

这个影子突然浮现出来，我相信是天意，我问自己，可能吗？他不是京剧界的人，怎么会知道京剧界的事儿？虽有疑虑，我还是向单位提供了此人的姓名。月余后被告知，经过公安局核查笔迹，证明匿名信就是此人所写，审讯后此人承认，所写事情全是编造，是陷害，父亲的冤屈，终于真相大白！

在没人的地方，我大哭了一场，为父亲、为全家、更为自己没有放弃。

如果，没有谭叔叔给了我关键的信息，父亲的冤屈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谁会想到，一个躲在阴暗角落，八杆子打不着、不认识的人，出此无耻下作、阴损的害人之招！如果找不到头绪，父亲的冤案，可能就是挂起来的无头悬案了。

　　时间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所有人，都按着自己的生活轨迹过着日子。

　　2010年，开始为父亲写书，这是我们爷儿俩交流最多的时间段。父亲与我谈到“四人帮”倒台后，京剧团的一些事情。

生活中发生的亊儿，有时比小说还出乎意料。

“四人帮”倒台后，样板戏的几位主演，谭元寿、马长礼、洪雪飞、杨春霞等人，却成了被审查的对像，四人专案组的负责人，是父亲。

父亲查阅了转来的，有关元寿叔叔的材料，多数是小小不言的事情，只有一件事，如果是真，有些麻烦。当年江青曾在密云水库举行过一次游船活动，据说是江青找了些人，策划如何整肃老干部，材料说，谭元寿参加了此次活动。

元寿叔叔单独找了父亲，说绝对没有参加过什么游船活动。父亲说，“我知道，一个人受到冤枉是什么滋味儿，只要没参加，我一定帮你查清楚”。

下发的材料，显示某乐团殷先生，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于是父亲就带着专案组人员，到某乐团了解情况。第一次见面，殷先生有些紧张，说…“可能有”。父亲说“不要紧张，这件事过去好几年了，不用马上回答，再仔细想想，写个材料，三天之后我来取”。再去时，殷先生写了一份书面材料，证明谭元寿，没有参加那次游船会议。

最主要的问题搞清楚了，父亲的心，也放下了，一段时间后，谭叔叔就解放了。

2007年，一次小型聚餐会，和马长礼叔叔坐在一起聊天，谈到了文革后期，长礼叔叔说，“当我们听到专案组组长，是你爸爸时，我们的心，就全放下了”，然后又小声告诉我，“ 我的交待材料，还是你爸爸帮我写的呢”。说完小秘密，笑得特别开心。

恢复传统戏后，老先生们都在舞台上，绽放着最后的耀晔之光。后来不上台了，又忙着授徒传艺。

印像中，父亲和谭叔叔，从未走动频繁，但在心底，都有对方的位置。谭家有事，下了请柬，父亲是一定要出席的，直到父亲九十岁那年，还要从一大摞请柬中，挑出谭家和梅家的单放着，交待说，这是要去的。大年初一，谭叔叔都是第一个打电话过来拜年的，父亲去世后，大年初一的早上，第一个打进电话给妈妈拜年的，依然是元寿叔叔。

老一代艺术家，他们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和处事方式，不火热，但长久；不浓烈，但深沉；他们都在彼此的心里。

张志军 刘景玉 夫妇

看望 谭元寿叔叔

刘景玉 与 谭元寿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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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门” 祖孙三代合影

仅以此文

向老一代艺术家 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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