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记忆

严子健（姥记者）上海

这片红瓦矮房子，在四周高楼林立的今天，成了“都市里的村庄”。那里，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有我儿时的许多回忆，也有同我一起长大的男男头和小姑娘，留下了三天三夜也讲不完的故事。

如今，这块地方先后都已拆迁旧改，老房子都要拆了，故事成了记忆，并随着我们老去而远去，就像小姑娘成了老婆子。下图照片是在长征医院26楼心内科病房北面的茶水间由南向北拍的，右手边是南北高架路。最远的苏州河北地区，小时候我们叫“浜北”，当年那里都是棚户区滚地垄，现在已是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今非昔比了，让这片红瓦矮房子更显矮了，旧了。

下图这张照片，我是在南苏州河路成都北路角子头上的良友大厦顶层平台上由北向南拍的，最跟前的一大片红瓦房子是东斯文里，左手边的白色四层小楼是三中心小学。这片红瓦矮房子，东（左）起成都北路，如今一桥飞架南北，成了市中心最繁忙的南北高架路；南到山海关路，看得见的一大片绿地，是静安雕塑公园和崭新的自然博物馆；西边是大田路，我小时候叫大通路，靠近苏州河的大通路路西，是西斯文里，如今塔吊日夜旋转，已是个大工地。大通路以东是东斯文里；北面已紧贴苏州河。

我小时候，夏天常到苏州河里游泳，回家少不了挨外婆一顿凶。最牛逼一次，我在苏州河里游泳，来了一只小货轮，“破破破”冒着黑烟的那种小汽船，关键是后面拖着好几条木船，每条木船上都装满了西瓜，但木船上却没人。我看到比我大的孩子都游到船边扒西瓜，船上的西瓜都是像金字塔般堆垛起来的，只要底下扒掉一只，噼里啪啦会掉下来好几个。西瓜在水里是浮在水面上的，最后是我们每人抱着一个西瓜，像抱着救生圈一样回到岸上，个个笑得合不拢嘴，背后则传来汽船上大人的大骂声。下图是新闸路石门二路口的恒丰路桥和蜿蜒的苏州河。

整个地块中间有一条新闸路东西贯通。资料显示，新闸路最初是一条运兵土路，建于1862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时。1868年，新闸路划归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理后，从西藏路到卡德路（现石门二路）段铺砌了碎石路面。此后由于拥有苏州河水运的便利，沿路逐渐形成密集的住宅、商店、工厂混合分布区。

东斯文、西斯文在新闸路以北，新闸路南面有松寿里、培德里、经远里、泳吉里等等。儿时还有3路有轨电车从新闸路弄堂口通过，车身好像是墨绿色的，车顶是黑色的，有根“小辫子”。驾驶员是站着开车的，两手握着黄铜的扳手，掌控着电车的方向。“喇叭”在脚底下，一踩“铛铛”响，所以大人小孩都叫它“铛铛车”。铛铛车最受小孩欢迎，每当吃饭时，大人常会说：“囡囡阿拉快点吃，吃好了去坐铛铛车。”记得每逢过年，外婆总要带我去虹口亲戚家，坐的就是这3路有轨电车。正因为新闸路在这个地块是条主干道，因此现在说起，总会冠以“新闸路老房子”，以示与别地儿区别。

以我的记忆感觉，这一地块的居民大多属于小市民阶层，他们中没有浜北棚户区里的拾荒者，但也很少有像徐汇区、卢湾区那些高档地段里的上流社会人家。居民大多数都是做做吃吃，略有结余的小户人家；稍微好一点的，有个体小厂小店老板、公司里的小职员、学校的一般教师；略差一些的是小摊小贩，厂里的工人老师傅等等。抗战爆发后，难民越来越多，从浜北涌到了苏州河南面，这一地块的住户成分也开始复杂起来，档次也日呈下降趋势。总之，那时候上海地区居民档次的划分，基本上是以住房的租金价位档次为标准，新闸路老房子的档次，也就决定了那里所住居民的经济收入和成份。

我家住的松寿里，据发小王树松回忆，弄堂口的门楼上有1918的字样，但在1973年的沿马路街面房子大修粉刷时铲了。后来我又见到一份资料，记载松寿里建于1919年，面积为2700平方米，共有35幢房屋，砖木二层结构。我们西面的经远里，建于1917年；东边的泳吉里，建于1896年；南面的培德里（北里），建于1912年；再南面的培徳里（南里），建于1925年；继续往南的山海里，建于1916年；东南面的宝兴村，建于1910年；再南面的安顺里，建于1926年；天宝里建于1880年。

我小时候先住在松寿里6号，外公、外婆、父亲、母亲、妹妹和我，挤在一间10平方米多一点的三层阁里。松寿里虽说也属于旧式石库门里弄房子，但属于比较差的一种，两层楼房，楼上有前楼、后楼、亭子间，楼下有天井、客堂、和与灶披间一墙之隔的“客堂后背”。三层阁也叫“假三层”，据说二房东为了赚钱，在本来相对比较高的前楼，利用斜屋顶的空间，中间拦腰又加了一层，下面的房间仍叫前楼，上面就是三层阁了。所以我家的三层阁，就是一个中间高，两边低的尖顶，中间大人都能站直，两边只能猫腰低头。朝东山墙有一扇窗，探出头去可看见我就读的新闸路一小的操场和“东洋房子”。南面屋顶的大斜坡上，开了一扇“老虎天窗”。据说上海话“老虎天窗”一词儿来源于英文Roof，屋顶的意思，而读音则与上海话“老虎”相近。在屋顶上开个窗，看出去只有天，“Roof天窗”自然天成。依稀记得，我家的那个老虎天窗，最初时只是一个木框镶一块玻璃，窗框前沿连个木撑头，木撑一头拧着两个“羊眼”，连着木窗框，手握的一头用火烫几个洞，墙上打个钉子，用于固定木撑头。撑头往上顶，窗就打开，又有光又透风。后来，天窗扩大了，还加盖了瓦，成了能左右开启的两扇天窗。再后来，我们搬到了34号前楼。上图左上的尖顶东山墙里面，就是我家住过的三层阁，尖顶下一扇东窗和后面斜坡上的老虎天窗，清晰可见。我是站在当年小学的操场上拍的，前面是操场的白色围墙，正前方就是“东洋房子”。

这就是我小时候住的那间三层阁，老虎天窗从内部看，就这个样子。那时在老虎天窗下，紧靠边放了一只马桶，一家大小都在这里上厕所。马桶安排放在这个地方的最大好处是，解手完了后，人能站直了系裤带。马桶右边是一幢放衣服的橱柜，左边是我父母睡的床。他们的床是棕绷床垫，而我、外公、外婆、妹妹合睡的，则是一个用木板搭的大铺，在三层阁的另一头。靠东边的窗下是一个方桌，大人们吃饭用的，我和妹妹小时候都不在桌上吃饭，有两把小椅子，中间放个方凳当桌，面对面吃饭。长大后听我母亲说，本来我家有个超大的黄铜床，1958年大炼钢铁时，外婆响应国家号召，把大铜床捐出去炼钢，所以我们只能睡木板铺的床了。这张照片摄于2014年9月20日，当时里面还住着母女俩，都是我小时候的邻居。

这张照片也是2014年9月20日在三层阁上拍的，左边就是那扇开在东山墙尖顶下的窗。这间三层阁自打我家搬走后，好像已经几易其主，到宣布拆迁，冻结户口的时候，也就是最后住的，是母女俩，她们都是我儿时的邻居。这扇朝东的窗，探出头去可以看到新一小学的操场，操场北面有一排房子，大人们都管那叫“东洋房子”。东洋房子在松寿里弄堂的东边，门牌号以单号排列，我家在弄堂的西边，列双号。我那时小，根本看不出这排房子的结构跟我家住的有什么两样，只记得在东洋房子3号里住的蔡志萍家前门与别地儿不一样，门口有个宽大的木板台阶，上了这个台阶，才能敲门或者推门而入。后来长大了，才理解这似乎就是日本式房子的特征，有门厅，门厅的木板台阶是脱鞋子的地方，日本人的习俗是脱了鞋才进家门，鞋子是留在门外的。可惜那时候没有留下什么影像资料，现在去看，早已面目全非。其实，直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这松寿里历史上是什么人建造的，为什么只有这一排房子是东洋房子。 蔡志萍是我幼儿园也是小学的同班同学，这样的同学还有包锦英、王怡华、张信仪、肖倩晖、郑克强、张培良，这还仅限于目前已经联系上的。他们小时候都是住在这个地块的，所以我们既是发小，又是邻居，还是同学。到2017年，我就该庆祝我们的60年纪念了。我们的幼儿园是在马路对过的东斯文里，那时叫大纲里幼儿园。好像听人说过，最初那里有堵墙，墙西边是东斯文里，东边是大纲里，幼儿园在墙东边，所以是大纲里幼儿园。后来墙拆了，外头人管这里都叫东斯文里了。照片正中央的地方，就是当时大纲里幼儿园的大门，再后来，就是新闸路幼儿园了。如今快六十年过去了，这地方现已面目全非，门不是门，窗不是窗的，据说幼儿园也成了什么单位的仓库。东斯文里已经拆迁，据说以后将成为上海的第二个新天地，但是大纲里幼儿园估计是回不来了。 这是一张已经保存了56年的毕业照，可谓珍贵异常。照片是当年在大纲里幼儿园大班毕业的一个班级的集体照，照片里有我，还有我的小朋友们。后排最右边那个穿连衣裙的大人，是我们的班主任小陈老师，因为幼儿园里还有一个老陈老师，所以大家都这么叫，以示区别。小陈老师活泼可爱，能歌善舞，从两条小辫子还扎着蝴蝶结就可见一斑，小朋友们都很喜欢她。最左边那个穿深色衣服的是金老师，金老师年纪大些，很凶，小朋友都怕她。现在来看，这样的师资搭配，堪称完美，年轻漂亮的小陈老师，能培养小朋友的爱美之心，严厉的金老师，能教我们从小守规矩，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大纲里幼儿园是公立幼儿园，在这个地块里，各方面条件都算比较好的。依稀记得幼儿园进门是个操场，右手拐进去是个小方院落，一圈都是平房教室。我的姑妈就在这个幼儿园当卫生老师，新一小学我们四、五年级的班主任苏宝泉老师的姐姐，是大纲里幼儿园的园长。 这是一张在东斯文弄堂里拍摄当即就引起我许多儿时回忆的照片，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张。而且走遍东斯文里，再没见到第二家：石库黒木门外，还有一扇小花格子门。这样的门大凡有两个功能，一是夏天主人常开大门，合小门，透光又凉快；二是可部分遮挡屋里厢主人的生活起居。我小时候住过的松寿里6号的客堂里阿娘家，就有这样一扇小门。大热天阿娘每天擦完睡觉草席的水舍不得倒掉，还用来擦一遍这小门，干干净净锃锃亮，看着都舒服。 拍摄这套老房子照片的最初起因，是因为东斯文里要拆迁了，而且也正好几个事情赶在了一起：首先是我老母亲脑梗，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康复，生活能够自理了，结果在家里又跌了一跤，股骨头骨折，又到第九人民医院手术置换股骨头，然后在石门路南京路口的公汇医院住院康复，这使我至少隔天要跑一趟医院；其次是我家从浦东新区搬到了闸北，离医院近了，离新闸路老房子也近了，而且我从小到大的松寿里和培德里也要拆迁了；最后当然是我退休了，能够自主安排的时间更多了，于是，我就想着到新闸路老房子去拍点东西。有段时间，只要去医院给老母送菜，回来就要去东斯文里或者松寿里、培德里、经远里、永吉里等弄堂转一圈，这里的大部分照片，都是那时候拍的。 那天我揣着相机走进了东斯文里，本以为那里已经动迁，像西斯文那样很快就将听到打桩机的哐啷声和看到塔吊“高举高打”的身影。而且那里的房子，确实绝大部分都已人去楼空。可没想到的是，那里居民告诉我，东斯文里可能不拆了，有可能改造成上海的第二个“新天地”。噢，既然留有了时间，那我更应该抓紧拍点什么带回去，后来我就在QQ发表了一组《远去的记忆》的组照。再后来，我又加了一组《老屋里厢》的组照，现在这个东西，就是在这两组照片的基础上，重新编辑加工，再次衍生出来的。我想着，回忆一点，就写一点加进去，直到它成个东西。美篇有这样的好处，你可以不断加进去，不断修改，它能够在你已经发表过的东西里，同步改正。据记载，上海的老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始建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左右，多为砖木立帖结构。其总体布置采用欧洲联排式，房屋单体平面结构脱胎于中国传统的三合院或四合院形式，并因房屋住宅单元入口采用石条砌成门框，再加两扇厚木板黑漆的大门而得名，成为上海租界内在19世纪末期以后一种较为普遍的居住建筑类型。石库门老房子是上海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因此在文化部公示的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石库门里弄建筑营造技艺”名列其中。

根据上海地方志：斯文里坐落于新闸路北的大通路（今大田路）两侧，以路为界分东、西斯文里。总占地4.66公顷，建筑占地2.51公顷。总建筑面积4.8万平方米，共有二三层砖木结构石库门住宅706幢。其中西斯文里318幢，东斯文里388幢，是上海规模最大的旧式里弄。西斯文里始建于民国3年（1914年），东斯文里建于民国7年（1918年）。另有资料记载：斯文里原是一片坟地。民国3年（1914年）由英籍犹太人购得基地，于同年至民国9年（1920年）由英商新康洋行陆续建成砖木结构、二三层楼石库门里弄住宅39排（幢），706个单元。其中东斯文里21排（幢），388个单元，西斯文里18排（幢），318个单元。东、西斯文里最多时曾聚集2700多户人家，是上海后期石库门里弄住宅规模最大的里弄。 两个资料的数据差不多，可见斯文里已经有近百年历史，因此她不仅是上海这个城市的遗产，更是上海人的文化遗产。

这张照片是在东斯文里通往大田路的横弄堂里拍摄的，从这里向左拐，就到大田路了。据记载，斯文里建成初期租赁者甚少，因当时该地段偏僻，又嫌其房屋建于乱坟之上。民国26年“八一三”事变后，杨浦、虹口、闸北等地居民纷纷南迁“租界”，东、西斯文里旋即成为人口密集地区。上海解放后，虽经整治，里弄面貌大为改观。但由于人口增加，原已相当拥挤的老房子更为拥挤，于是历史悠久的后期石库门住宅显得更加陈旧。而且越是住老房子的人，越舍不得扔东西，结果堆得一天世界。大田路，我们小时候叫大通路，清宣统元年（1909年）筑，当时就命名大通路，1980年以安徽大田改今名。

这张照片从外观上，能比较清楚地看出新闸路老房子的一楼、二层阁、亭子间、晒台和三层阁、老虎天窗的层次次第。当时那一片新闸路老房子的住宅单体设计，多属于简易石库门房子，主要为了适应小型家庭和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需要。平面布置多数为单开间或一厢房，底层有客堂和厢房，二楼有“前楼”、“后楼”；灶披间（厨房）都在北面，很小很挤，大多为公用，常常是不到10平方米的灶披间，要放七八只煤球炉子，还有临时歇手的小台小厨小柜等，还有洗涮的自来水斗等等，拥挤程度可想而知。灶披间上面有亭子间，亭子间再上面是晒台。所以，像这类结构的老房子，至少有两家人家最苦，一家是亭子间，因为朝北，冬天冷，又因为在灶披间上面，夏天烤得热；另一家是“客堂后背”房间，是夹在客堂和灶披间中间的一间暗室，终年不见太阳。

这张照片中，中间开着四五扇小窗的地方，是石库门老房子里典型的“尼（二）层阁”，高度大多数抬不起头。我拍下它，是想从内部更形象化的解剖尼层阁。照片中间亮堂的空间，原本结构多为天井，一般人家推开大黑木门，进去就是天井，穿过天井，才进客堂。后多因家中人口增加住房不够用了，或二房东为多赚钱多出租房客，在天井顶上搭棚，天井就变房间，再不够就又在原本很高爽客堂间上再搭尼（二）层阁。最终，就变成客堂上面有尼层阁，尼层阁上面是前楼或者后楼，前楼上面又有三层阁的总共出现五层楼的格局。试想一下，如果把这房子从中间剖一刀，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象？就是鸽子楼。

石库门老房子住有“七十二家房客”，最早洗涤用的自来水龙头只有灶披间一只，水表都安装在后门口外水泥地下，水费是按人头均摊。后来随着各家人口逐年增加，家庭人口数量不同，习惯也不一样，用水付费的各种矛盾自然而然就会发生。于是就先后出现了一家一个水龙头、并且集中安装成堆的拥挤景象，如此洗涤和用水都大为不便。后来就逐渐向弄堂要空间，发展到各家各户在后门口砌水斗并把水龙头接出来，最后就形成照片中的奇特景象——门口有一排水斗，现在叫水槽，一家一个，互不干扰。小水表都安装在灶披间里面，也是一家一个，密密麻麻，现在人实在难以想象。

老房子的夏天，街坊邻居们都喜欢到弄堂里来吃饭，吃吃讲讲，老闹忙的。住底层的人家还常常搬个小桌，一家人围着吃。住楼上的人，就盛碗饭，夹点菜，端着饭碗下楼坐到弄堂里来吃。一边吃饭，一边家长里短地“嘎三胡”。关系好的邻居，还相互夹菜，品评烹饪手艺。夏天为了能在吃饭时坐在弄堂里凉快些，傍晚时分我们男孩子经常被大人要求帮忙把弄堂里的地面，用井水冲一冲，降降温，冲去掉白天太阳暴晒后的热气。然后洗把澡，身上拍点痱子粉，端个小板凳，坐在弄堂里乘风凉。那时我家住楼上，但我很喜欢到楼下弄堂里来吃饭，人多热闹，说说笑笑一会儿一碗饭就吃没了。记得那时候夏天最受欢迎的是“臭菜”，包括有臭豆腐、臭冬瓜、臭毛豆和臭菜梗，那可是上海普通老百姓的一道名菜。这些“臭菜”一般都来自宁波人和绍兴人家，我家虽说是苏州吴县洞庭东山人，但外婆也有一个“臭卤罐”，罐子里留有陈年老卤，提前把豆腐、毛豆、冬瓜、菜梗等放入里面腌制浸泡数日，然后取出来煮熟，“臭菜”有句名言，“闻闻臭，吃吃香”。臭卤是靠夏天的高温，发酵霉变发臭的，所以家里的臭卤罐一般都放在煤球炉子边，依靠炉子的热量帮助臭卤发酵。有时候臭卤发酵不够，外婆还常常用长柄煤球夹子烧红后浸入臭卤罐，增加臭卤的温度，令其加速发酵，使之更臭。 拍这张照片时，我采用了街拍手段，看似我的照相机镜头对准了凌乱的洗涤场面，实际上对焦点是远处那位正在洗澡的老兄。这样的情节现在已经非常难见，其实小时候的我，却经常在弄堂里洗澡，因为我们住的石库门老房子没有卫生设施，而女孩子就只能在家里用木盆洗。记得那时最绝的“弄堂淋浴法”，是从晒台上的自来水龙头接根橡皮管子，按照“水往下流”的自然法则，把橡皮管子顺着墙下放到弄堂里，洗澡时只要下面的小朋友叫一声“开”，自来水就哗哗流下来，爽啊。家里的女人们就没这个福气了，他们只能在室内用澡盆洗，我们家有个红漆木大澡盆，直径应该有一米多，能盛很多水，小时候坐在盆里洗，很开心，还能玩水。但长大了，就知道老石库门房子里的人，洗盆浴有多麻烦。先要把烧热的水，从灶披间拎到家里，倒进盆里，一般情况下，就用这点水抹肥皂冲洗，从头洗到脚，考究一点的，外面再放个脸盆盛清水，用来最后冲干净。洗完后，还得把脏水倒到提桶里，拎出去倒掉，非常麻烦。大热天，洗把澡后，应该凉快，但等你把这些活儿干完，又是一身汗，澡也白洗了。 住过石库门老房子的人家，晾衣服大多是用竹竿，举上收下，还须靠一根丫叉头帮忙。底楼人家晒在弄堂里，楼上人家晾在晒台上。我们这样的孩子，从小就养成习惯，大人洗好衣服，只要叫一声，就知道是要帮忙扛晾衣裳竹竿。机灵点的孩子，还会捏一把木夹子备着，大人会用来夹衣物，以免风吹掉落地下弄脏。后来搬了新公房，大多数人家朝南安装了晾衣架子，所以竹竿还都用得上。如今越来越多人家搬进了高层居住，长竹竿和丫叉头已不多见了。 这样的景象在老式石库门弄堂里比比皆是。老人家们都舍不得扔东西，只要是个盛器，即使破旧不堪，装点泥土，就能种花种草。凤仙花、太阳花是我小时候见的最多、也最喜欢的。这只破痰盂罐子和里面的小葱，让我想起儿时糗事：那时家里找个犄角旮旯种点小葱是常事，大人烧菜需要时，顺手摘点，洗洗切切就扔锅里了。有一年我养了两只小鸡，常把长在花盆里的小草剪下来喂鸡。有一天我稀里糊涂把盆里的葱都剪下来喂了鸡，被外婆骂了一顿。后来小鸡长大了，母鸡天天生蛋，公鸡早早打鸣。过年时，外婆把公鸡杀了，害得我和妹妹都大哭了一场。 如今在新闸路老房子，已很难找到这样的景象了。住在石库门老房子里，煤球炉和倒马桶是两件大事。现在煤炉几乎绝迹，这张马桶照片我也是好不容易才在东斯文里发现的。倒马桶，是我从小到大记忆很深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倒过。上山下乡做知青时回沪探亲，外婆已经中风偏瘫，父母要上班，他们来不及，有时候就我倒马桶。我甚至在结婚后还倒过，是在夫人坐月子时。倒马桶有讲究，必备一把用竹条绑扎起来的马桶“划冼”作为工具，它能帮助把马桶内壁的污垢刷清。有人家还备些毛蚶壳，倒马桶时放在马桶里一起刷，去污更彻底，但噪音很大。小时候，清晨有工人推着粪车到弄堂里来收，居民拎着马桶出来倒，大人刷马桶的哗啦啦声音常把我吵醒。马桶倒好刷干净后，通常是斜搁在阴沟边或墙角落，充分晾干后才收回家，这样才没有臭味。木制马桶用久了会开裂，因此过些年就要箍一次，紧一紧，才不会漏，现在大都用搪瓷或塑料痰盂代替马桶了。 也有些住在楼上的人家，把洗刷干净后的马桶，拎到楼上晒台边晾干。这张照片就是一例。另外，生煤球炉子，也是我小时候经常干的家务活儿。所谓“生煤球炉子”这句词儿，现在的年轻人恐怕难以理解，煤球炉子不是如今的燃气灶，一拧开关就点火，生煤球炉子，是先要把木柴点燃后，让木柴的火苗再把煤球点着，煤球火苗烧起来了，就可以烧水做饭了。早先的煤球炉子，大多是用铁皮油漆桶或煤油桶改制的，底下有个炉膛，是个空间，便于通风，外侧还有个炉门，炉门开启，通风火旺。煤球要花钱到煤球店买，后来改进了，用上了效率更高的蜂窝煤，上海话叫“煤饼”。一般炉子里压两个蜂窝煤，烧完一个，上面再压一个下去，再烧完一个再压一个，这样就能始终保持炉子里的煤球不灭。压下去的燃烧已净的煤灰，都在那个炉膛里，经常需要清理，否则炉膛里塞满了炉灰，不透风，煤球的燃烧效率就降低了。到了晚上，不用炉子了，就压上一个新的蜂窝煤，然后把炉门关闭，炉子不透风了，煤球燃烧就慢了，一直可以坚持到第二天早晨，打开炉门就可以烧洗脸水，再压一个蜂窝煤上去，又可以做饭了，省得重新点火生炉子。生煤球炉子也是个技术活儿，不会的人，经常会搞得木柴烟很大，煤球却燃烧不起来，还把自己呛得眼泪鼻涕嗒嗒滴。 新闸路老房子的这片红瓦屋顶，在我小时候原本都是那种黑色的弯弯的小方瓦片，又薄还不结实，顽皮的男孩子爬屋顶，弄不好就会踩坏一两块，结果家里就要漏水。我小时候有外婆管着，所以绝少爬屋顶玩，尽管我从晒台爬上去，只要垫个瓦罐就能上房。不过记忆中，我也有一次例外，是自然灾害那年，粮食不够吃，有人认为大田减产，与麻雀有关，所以全国总动员，同一时间“打麻雀”。但是老百姓没有枪，打不了麻雀，于是又有人想出来，全民总动员敲锣打鼓用响声“杀麻雀”。没这么多锣鼓怎么办，居委会动员居民把家里凡是能敲响的东西都拿出来敲。当时我虽小，但男孩子碰到这等热闹之事，岂有不积极性不兴奋的，况且外婆又是居民小组长，很痛快地同意我爬到屋顶去敲锅盖，我的理由是，麻雀在天上飞，我越登高，离麻雀就越近，反正理由都想得出来。并且我还创意十足地把家里当时最大的一只锅盖，拧掉了中间的钮，找一根细铁丝穿进锅盖窟窿，如此拎在手里，腾空敲起来更响。当天一早，统一行动的信号声一响，外婆在晒台上敲脸盆，我爬上房顶敲锅盖，因为弄堂里所有居民都拿着东西在室外敲，所以这声音确实也惊天动地。我还清晰记得，在房顶上看着受惊的麻雀一个个从空中栽落下来，有的麻雀打在瓦片上还“啪啪”响。其实那些麻雀不是被打死的，是被吓死的，群众运动的威力真了不得。长大后才知道，这件事是我们人类自己破坏了生态平衡，后一年果然虫灾泛滥，这是大自然对人类错误的报复。 大约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家从松寿里的6号，搬到了34号，住房也从三层阁，改善为前楼，照片就是34号的后门弄堂，最里面一个门是36号，已经是弄堂到底了。其实像这种石库门房子，比较好的应该是三开间的格局，也有称“三上三下”的，楼上的中间一间是客堂楼，客堂楼一般都朝南，两边有东西厢房；稍差一点的是两开间的，二上二下，即只有单边的厢房；松寿里的石库门，是最低级的那种，只有一开间，没有厢房，所以中间的客堂楼，只能叫“前楼”，我家新搬的34号的房间，就是那种前楼。当然能从冬天冷、夏天热的三层阁，改善到冬暖夏凉的前楼，已经是大大升级，前楼不仅采光好，也更通风了，是整幢房子最好的一间。在这里我们一直住到80年代初，连我结婚的新房，都设在这个前楼。可惜没能留下影像资料，待我三年前想起去拍的时候，这片老房子已经动迁，34号早已人去楼空，前门后门都被封了。 如此景象，在如今的新闸路老房子里，已经找不到了，这也是我于2014年在东斯文里拍摄的。而在过去，冬天孵太阳，夏天乘风凉；小朋友踢毽子、造房子、打弹子、滚铁箍，大人们，邻里之间，家长里短，今天你家吃点啥，来个什么客人，整幢房子甚至隔壁人家都知道的，弄堂里可热闹了，而且这种热闹往往是天蒙蒙亮就开始，一直会持续到入夜睡觉。有时候晚上也不太平，这家在打孩子，那家夫妻在吵相骂，寻死觅活，摔碗砸碟，声音响得隔壁人家听的清清楚楚。这种老上海的弄堂文化，如今已成了社会史学家研究的对象。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家搬到了34号，是在弄堂踱底，夏天每到乘风凉时间，邻居几个爱摆弄乐器的小朋友，各自搬个小板凳或竹靠椅聚拢在一起，吹拉弹唱好不热闹，也不影响弄堂的交通，这些小朋友中，就有我新一小学的同班同学、住在隔壁36号亭子间的徐振翔，和住我家楼下的邻居郭金龙。郭金龙属龙，比我大，那时候他的竹笛已经吹得很不错了，记得陆春龄的《百鸟朝凤》名曲，郭金龙已能从头到尾演奏下来，其中一些花腔和换气技术，也已模仿得有模有样。我吹笛子拉二胡的这点文艺小爱好，也就在那时玩出来的，谁都没有专门拜师学艺，后来下乡到黑龙江农村做知青时，居然还都用到了。 这是我们家的前门，最顶头是36号，再过来一个门就是34号。紧挨36号的那堵墙，已经属于隔壁弄堂经远里的房子。上海人住的石库门房子，把带石库门框、里面是天井的叫前门，从灶披间出来的是后门。前门大多数朝南，而且进进出出的主要是住在底层客堂里的人家。后门面北，住在楼上人家多走后门。34号里共住了5户人家，我家是前楼后楼一统间，中间有个隔断，上面还有个“假三层阁”，6口人算住得比较宽裕了。我家门对面是亭子间，姓胡，父母带3个孩子，老大胡惠近比我小几岁；亭子间楼上原本应该是晒台，但早已搭成房间，上海话叫“晒搭”，主人姓楼，一家三口，小孩叫楼燕萍，比我大几岁；楼下客堂间姓陈，夫妇两人带着2男3女五个孩子，老大叫陈莉琴，比我小一岁；“客堂后背”那个暗间，主人姓郭，一个老妈妈带着4个孩子，老三郭金妹、老四郭金龙都比我大，但年龄相差不多，所以在一起玩的时候多些。他们家还有个二层阁，就在我们家后楼的下面，房间特矮，大人进去出来都需猫腰。记得有一次我在家里拖地板，不慎弄翻了水桶。老房子都是木地板，年久失修地板都是缝，最大缝隙晚上都能透光。可想而知这桶水打翻后的结果，二层阁水漫金山，遭大殃了。郭家山东人，老母大户人家出身，说话一套一套，有些极富哲理，有些妙趣横生，所以整幢房子的小孩子有事没事，都喜欢聚在他们家聊天，人气很旺。郭家过年包饺子，邻居小朋友们都喜欢混在里面瞎帮忙，老妈吗最后一定是一人分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大馅儿饺子吃。郭金龙因与我年龄相仿，所以两人一起玩的最多，后来我去了黑龙江插队，他去了安徽来安农村。第一年春节前，我俩都回沪过年，结果在他们家的二层阁里喝了顿大酒，最后的战绩是一桶崇明老白酒，至少5斤装的，两瓶白酒，什么酒忘了，但肯定是高度的。因为已经踏上社会，所以这已经是两个男人在一起喝酒，分享两地经历，交流各自想法，两人从中午一直喝到晚饭后，直到家里的酒都喝光，两家大人把我们拉开为止。 这张照片也是2014年拍的，地点在新闸路老房子的永吉里。有意思的是我抓拍到了能够比较真实反映我小时候弄堂里的那种景象——夏天一个居民光着膀子在后门口吃面，一边吃面，一边还看报纸。我曾把这张照片发在我小学同学群，结果同班同学、双胞胎姐妹王怡敏、王怡华告诉我，那吃面的人，是他们家当时的邻居。这种景象也使我回忆起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我们都无事可做，正好那时外面造反派和保守派经常武斗，打架需要好身板，那时我们都已逐渐懂事，男孩子更不愿意在外受欺负，于是几个人到成都北路三中心小学隔壁的一家厂门口去捡废弃的铁轮子，土法上马，两个铁轮或钢圈的中间，穿根钢管，就成杠铃，大家天天围在一起练身体，挺举、抓举、卧举，练得还都挺全乎，大家经常还在一起比胸肌，掰手腕。 这张照片是2014年夏天拍的，从大门里走出来的是我新一小学同班同学程逸范，这是新闸路老房子当年他家的前门。程逸范家虽说是经远里的门牌号，但跟我们松寿里却紧挨着，就眼前这幢房子的后面，就是我们松寿里。不过经远里的房子结构似乎比我们松寿里稍好些，是属于二上二下两开间门面那种，至少顶头两间都有厢房。程逸范家住二楼东厢房，他们家的东墙与我们松寿里36号房子的西墙是墙贴墙，36号徐振翔家住二楼亭子间，所以程、徐两家其实就隔一道墙。徐振翔也是我们新一小学的同班同学。新闸路老房子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程逸范家的窗，正对着张培良家的窗，说句笑话，两扇窗搭根竹竿就能爬来爬去。但张培良家却是培德里，而程逸范家属于经远里，胡慧瑾家后来也搬到这个门栋；张培良后来跟我们班中队长姚迪兰成了夫妻，姚迪兰跟厉顺华是隔壁邻居；同一条横弄堂里，隔壁邻居还有班长李清美和包锦英；盛焕亮、朱雅飞，赵惠敏三家紧挨着；在他们前门弄堂里，大队长顾阿林和陈鹏两家住一幢房子，隔壁头有尹瑜；这些同学都住在这一堆老房子里，都是我们新一小学同班同学。新一小学就在培德里弄堂里，小时候我们上学都很近，也不用穿马路，尤其盛焕亮、朱雅飞、赵惠敏家更近，也就50米距离，站在家门口，听到上课铃响，跑进教室都不至于迟到。新一小学东边是永吉里，平时我们买菜，就要穿过永吉里，再穿过山海里，就能到山海关路小菜场。所以在这一片新闸路老房子里，我们这些同班同学，既是邻居，更是一起长大的发小，可谓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直到现在还都要好得常在一起聚。 这张照片是2013年3月9日在“新闸路幼儿园”门口拍摄的，这里以前是静安区新闸路第一小学，照片中的人都是我的新一小学66届（一）班的同学，前排中间穿红衣服者是我们四、五年级时期的班主任老师苏宝泉。1966年暑假我们小学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那时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我们连毕业照都没拍，就被草草放回了家，实际也就放逐到了社会。半年多后，政府号召“复课闹革命”，按照就近入学原则，我们中大多数人被划到了育才中学，分散在12个班级里。1970年春，同学们各奔东西，几乎是天南海北，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成了干农活儿的知识青年。五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如今同学们都已步入花甲之年，不少人还都成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但大家童心未眠，忘不了那段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的少年友谊，大家更珍惜健康身体和愉快的退休生活，所以又走到了一起，一起回忆往事，一起畅想未来，一起抱团取暖过家家，玩的有滋有味。大家说：“不到九十九，谁都别想走！” 这是我拍摄东斯文里“远去的记忆”组照过程中，最大的发现。当我一眼看到时，几乎惊呆了，我根本没想到在上海市中心，居然还保留着这样一幅画。这幅描绘在以沙子居多的劣质水泥墙上的《毛主席去安源》壁画，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算起，距今至少应该有40年历史了。因为画“去安源”最盛时期是60年代后半段，按此推算，40年只少不多。此幅画虽历经这么多年风吹雨打，形象依然基本完好，甚至细看还能分辨出清晰的笔触，实在万分难得。 当我正看得发呆的时候，后门里出来一先生告诉我，他从小就住这里，记得这幅画是一“四类分子”老头画的，姓什么住哪儿都忘了。那为什么这幅画在市中心居然还能保存至今？这么多年爱国卫生运动，石灰水甚至涂料都没有将其覆盖掉？那先生告诉我，“当时有个里弄干部的亲眷从外地来上海，么地方住，就在这里搭了一个窝棚，一住就很多年，这幅画就这样被遮盖了起来，就此被保存了下来。”正当我们俩聊的来劲时，一位老阿姨插进来指着壁画斜上方的黑窗户说，“这都是后来开的。要放在文化大革命，肯定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了。”

我在这幅画前站了许久，儿时的记忆油然升起。当年我们育才中学大操场的司令台上，也有一《毛主席去安源》巨幅油画。那天有两位学长在画，我看了手痒痒，毛遂自荐要求自己也帮忙描几笔，结果被同意了。高兴的我捧起了调色板，哪怕只是画些伟人脚边的小草也兴奋异常。后来我们上山下乡，去到黑龙江插队落户。毛主席逝世后，我还与老同学任松耀合作，在甘南县教育局的追悼会堂台上，打上九宫格，用炭精条画了一幅毛主席像，供知青们前来凭吊。

一位老伯，倒好马桶（这已是马桶代用品——痰盂罐了），拎着慢慢回家……当我在东斯文里看到这样一幅景象时，就知道，此画面应该是我这套组照的封底了。据记载，解放初，上海旧市区范围，仍有9214条里弄，里弄住宅达20万幢，面积占全市总住宅一半以上。2014年8月，同济大学著名建筑学家阮仪三教授通过媒体呼吁保护里弄，他说五年来拆了三分之一。时代在前进，石库门老房子、旧式里弄的那些记忆，正在离我们渐渐远去…… 《远去的记忆》很可能是一本写不完的书。因为这个软件可以随时修改，随时更正，随时替换，所以我也会不断地写下去，其实同样它也可以随时提供大家阅读观看，它是互动的、共享的。今天，我就用来纪念我们新一小学同班同学的毕业50周年纪念聚会，希望大家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