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刘阳谈艺：书之大者，品高学富方致高境

鹿门诗书画院

艺术简介

刘阳，字一阳，号鹿门子、散翁。斋号：鹿门斋、鹿门精舍、积斋、道好亭、吾所好堂、散怀庐。网名：鹿门书院、鹿门士子。1963年7月生于襄阳，研究员，毕业于武汉大学，后进修于中共中央党校、华中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历任襄阳市作家协会理事、襄阳县作家协会主席，襄阳市孟浩然研究会副会长，襄阳市书法家协会理事，湖北省书法家协会首届青年书法家联谊会理事、副秘书长，襄阳市美术馆（书画院）艺委员会委员，襄阳市杨守敬书法艺术研究课题组组长。主编《孟浩然研究文集》，参与巜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巜全国书法百家书襄阳孟浩然诗作品集》、巜杨岘临汉隶四种》等专著策划编写，均公开出版。文学、书法、朴学和理论作品获国家省市奖36次。主攻文学、书法、朴学，兼及哲学、史学、美学、收藏鉴赏和艺术评论。个人事迹入编巜新中国美术家大典》（书法卷）、西泠印社《雅竹风清》。

座右铭：文以载道 厚德载物

和恩师金伯兴先生（中）、书法家李俊杰在金师寓所

金伯兴老师为我题斋号

金伯兴老师为我工作室题字

金伯兴老师书赠言励志

重立堕泪碑小记

刘阳

山以人名，人以山传。羊祜和岘山，相得益彰。 自西晋羊公镇守襄阳始，至今已越千年，其集清廉、善政、韬略、谦让等美名于一身，历代称颂。

西晋文学家孙楚在《故太傅羊公碑》中对羊公大加赞赏曰:“文为辞宗，行作世表”。《晋书.羊祜传》记载了羊公事迹。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有“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之叹！宋代欧阳修在《岘山亭记》中说:“山故有亭，世传以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屡废而复兴者，由后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 

元明清乃至现代，羊公事迹，堪为追忆。有幸者，外籍人士亦对羊公敬爱有加。美国哈佛大学特级教授斯蒂芬.欧文在《追忆》一书中说:岘山所以有名，不是因为岩石和泥土，而是因为人。它自己就是一座石碑，上面永不泯灭地刻着羊祜的名子。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川合康三写下了《岘山之泪:羊祜“堕泪碑”的继承》一文，来研究羊祜之岘山感叹。

羊公辞世，历代为其在岘山建庙立碑，以示纪念，然世事沧桑，风侵雨蚀，碑碣屡立屡废，次数亦难以确详。比较一致的说法，大略为八次。其一，羊公殁后不久，襄阳百姓在其平生游憩之所为其建碑立庙，岁时飨祭。望其碑者莫不悲感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艺文类聚》中载明孙楚撰有《故太傅羊公碑》一文，此碑文是迄今为止可考最早的碑文。由此推测，民间首立之碑碑文或为孙楚所撰。其二，西晋永兴年间，羊祜故参军刘弘任荆州刺史，乃与羊祜故吏立碑于岘山，即李兴所撰《晋故使持节侍中太傅矩平成侯羊公碑》。因此碑为时人所重，遂将“堕泪碑”之名移贯此碑。堕泪碑传入南齐时曾遭军阀张敬儿强行拆迁，因各界人士反对，其恶行未能得逞！其三，梁大同十年雍州刺史因故碑文字剥落，命刘之遴撰文又立。其四，唐大中九年御史大夫李景逊刻立岘山。其五，北宋景祐年间，襄阳知州晏肃力主重立。其六，北宋庆历七年襄阳太守王洙见羊公庙毁碑倒，遂请旨重立。其七，元至正四年九月诏勇大将军杨克忠重立。其八，明弘治十四年又重立。此碑为清人吴庆焘在《襄阳四略》中所记录，并称此碑尚存。可见，至少在吴庆焘生活的清末民初最后一块古堕泪碑依然存留。以后不知何时，此碑已没。羊公高风大节亦随之邈然！

今逢盛世，以羊公为楷模，乃民之所盼，资政之鉴。于是，复立堕泪碑呼声日高。中共襄阳市委宣传部、襄阳市文体新广局顺应民心天时，于公元二O一六年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定重立堕泪碑方案，商请襄阳市汉水文化研究会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文史学者高军、张家芳、王瑞国、李俊勇、刘阳等，携力同心，考证碑文，研撰重立羊公碑碑记。此次校勘以天顺襄阳郡志卷四所录元至正四年羊公碑碑文为底本，参照《艺文类聚》、《金石录》、《水东日记》、《全晋文》、《襄阳金石略》、《湖北通志》、《襄阳府志》、《襄阳县志》、《下荆南道志》等古籍，校勘中订正不增减范式。

遵西晋旧制，制作碑体。公开招募书法家义务书写碑文碑记碑额，镌刻上碑。最终选定襄阳籍书法家李俊杰先生书丹，武汉书协副主席龚勋先生题写碑亭匾额。历三载，羊公碑于二O一九年七月正式落成。此碑既立，堪称天下第一堕泪碑！ 或曰，弘扬羊公精神，以现代媒体工具，比立碑更优，何须复立！然立碑可承祖制，可供万众吊，导心明志，则更具要义，可谓立碑之事无以替代！

和著名书法家龚勋先生在襄阳岘首山，“堕泪碑”扁额为龚勋先生题写，羊公碑碑额、碑文、碑记为李俊杰书丹。

为襄阳文化高地一一岘首亭书写对联

修身习字，一样也不能少

一一记襄阳书法家刘阳

襄阳日报记者 周娜

襄阳书法家刘阳为人直白，见到记者就直奔主题聊开了书法。他说习书法者可分三个层次：在技术层面上，解决了笔法、字法、墨法、章法等基础问题的，可以称作书法爱好者；有文学、国学、美学或任何艺术修养来滋养自身书法的人，可称之为书法家；有天赋异禀，有大德大能，拥有大彻大悟境界的人，才能使书法进入哲学的层面，成就艺术的最终修养。拥有这样境界的人，是大师。

大师级的人是很少的，一个时代留下来几个就不错了。对于习书之路，刘阳有清晰的分析与认识。

刘阳的书法作品如何？单看其作品，记者发现有的苍劲有力、浑厚敦实，有的行云流水、刚柔并济。犹记得2015年年初，他与田文化、赵开成一起在市美术馆举办“三羊开泰——田文化、赵开成、刘阳迎羊年书法联展”，当时展出的100余幅作品，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许。20多年来，他的书法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书法报》等报刊上发表，并在各种展赛中入展获奖。2009年，他的书法作品获第五届“孟浩然艺术奖”。

在习书的漫长岁月里，有三个人对刘阳的意义重大。上世纪80年代初，刘阳刚参加工作，有幸和书法家胡抗美在一起共事。那时胡抗美要求刘阳他们这批年轻人：“一个字也不能写错，写错就重来。”严谨，是刘阳学到的第一条。

襄阳“80后”书法家李俊杰是刘阳学习书法的领路人。刘阳结识李俊杰是在2004年，李俊杰那时已是第八届全国书法展最年轻的获奖作者。在很短的时间内，李俊杰向刘阳引见了毛国典、金伯兴、龚勋、叶青峰等一批著名书法家。在这些书法家的影响下，刘阳真正走进了书法圈。

现今与刘阳交流，他会多次提到金伯兴老师。金伯兴给 予刘阳很多教诲，还为刘阳取艺名“一阳”。刘阳戏称自己是金伯兴的“编外弟子”，和金伯兴老师亦师亦友。

刘阳为人谦和低调，对待人和事却又严谨认真，肯下功夫。刘阳是襄阳鹿门风景区第一任党委书记。他认为景区的核心应当是文化。与鹿门山有关系的三个人孟浩然、皮日休、庞德公都是文化人。然而刘阳发现，当时研究孟浩然的文献零散，不成系统。刘阳就此一头扎进了孟浩然研究中。他找到西北大学的两个教授，申请了课题。在两个教授的帮助下，刘阳找到全国有关孟浩然的资料进行精读，仅读书笔记就写了2万多字，功夫下得非常扎实。他先是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天人合一鹿门山》一文，又主编出版了《孟浩然研究文集》。

功夫在字外，严以修身。刘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他对习书方法的思考。

(原载《襄阳日报》 2016年01月30日3版-书画大观 ）

在武汉美术馆参加杨守敬书法文献展

拜师“碑拓” 研习书法

一一记襄阳书法家刘阳

襄阳电视台全媒体首席记者记者 汪洋

练习书法如果能得到名师、大师亲身指导自是难得；不过，而本市的一位书法家除了向名师、大师请教外，还另辟蹊径，通过碑拓，直接从古人的墨宝汲取精髓，从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书法风格。

前不久，本市书法家刘阳的50多幅作品在市美术馆展出，这些作品，有的苍劲有力、浑厚敦实，有的行云流水、刚柔相济，受到现场专家和观众的好评。

涂廷多（著名书法家，原中国书协理事、湖北省书协副主席、襄阳市书协主席）说：“他（刘阳）是博览了汉代隶书的碑刻，又研究出适合自己表现手法的，表现自己意识的那种隶书书风。”

年过五旬的刘阳自打学习书法开始，就拜本市的几位书法大家为师。二十多年前，他接触了汉代碑拓后，就开始收藏大量碑拓作品，以碑拓为师，研究古人留下的墨宝。

当记者问到收藏碑拓的好处时，刘阳说：“第一，看汉碑拓片相当于让你看到汉碑的真迹；第二，收藏拓片可以开阔眼界。”

在潜心研究碑拓多年之后，刘阳的书法风格有了很大的改变。他的数十件书法作品在全国参展和获奖，有的作品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书法报》等报刊发表，作品和事迹收入由中国书协主席张海题写书名、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美术家大典》（书法卷）、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雅竹风清》书画集。

（襄阳电视台2015年1月28日今日播报）

和龚勋、李俊杰先生在实庐书院

和著名书法家杨晓琳（中）在襄阳市美术馆

充满正大气象的清代隶书大家

一一杨岘书法艺术简评

刘阳

杨岘(1819-1896)，字庸斋、见山，号季仇，晚号藐翁，自署迟鸿残叟，浙江归安(今湖州)人，清朝书法家、金石学家、诗人。其书法属北碑派，为晚清书坛卓然有成的隶书大家。

杨岘是晚清有重要影响的书法大家。他为咸丰五年(1855年）举人，应会试不中，曾入曾国藩、李鸿章幕中，参佐军务。50岁以后负责海道漕运事务，官至盐运使，其间曾任江苏松江知府。为官期间，刚直不阿，清正廉洁，颇有声望。弃官后寓居苏州，读书著述，以书法研究创作和佣书鬻字为生。

杨岘曾拜书家臧寿恭为师，一生勤勉，虽以隶书大家著称，但他的行书也风格鲜明，点画沉着，体势跌宕，字形或瘦长，或方扁，或紧结，或离散，变化多端而力避平淡，其豪纵不羁与俊逸飞动，一同于隶。

杨岘作品流传甚多，颇具特色，尤其隶书风格给晚清书坛带来一股正大气象，名扬海内，远及日本。杨岘在潜心研学书法之余，兼攻古诗文辞，著有《庸斋文集》《迟鸿轩诗钞》等。荣宝斋出版的《中国书法全集》第73卷，载有杨岘的生平事迹和艺术成就。

杨岘是书画艺术大师吴昌硕的老师，吴昌硕曾随俞樾(曲园）在姑苏结识杨岘，从其学习诗文和书法。据吴长邺《吴昌硕先生年谱年表》记载，杨岘、吴昌硕订交在光绪六年(1880年)，吴昌硕(1844-1927)时年三十六，杨岘时年六十一。吴昌硕很诚恳地写了一封信，附了门生帖，投在杨岘门下。而杨岘回信不愿俗称师生，而只愿以弟兄相亲。由此看出，心气甚高的藐翁，只对心有不慊之人冷傲，而于问学之后生，则有谦逊之君子风度，乐于提携。后来两人情在亦师亦友之间，可谓同声相应，同心相知，这在艺术史上不多见。吴昌硕曾请杨岘为其旧藏《彝器款识册》题词，二人各抒己见，颇有玩味。吴昌硕的手札中，有不少是用杨岘的专用笺，就连吴昌硕的润例，杨岘也曾亲笔题写过，其对后学之悉心栽培，由此可见一斑。杨岘不少书法作品的用印是吴昌硕所治，也是师生情谊之见证。

据考，弘一法师早年曾学过杨岘隶书。一八九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上海《中外日报》刊载弘一法师书法篆刻润例，称：『李漱筒，当湖名士也。年十三，辄以书法篆刻名于乡。书则四体兼擅：篆法完白，隶法见山，行法「苏、黄」，楷法「隋、魏」』。润例清楚表明了弘一法师早年的取法对象，『见山』即杨岘。他19岁（光绪己亥）时有件临汉《桐柏庙碑》的作品，自署『断肠词人李惜霜』，书法风格与杨岘同调，便是例证。

晚清书法大家汪仁寿从师杨岘后，『不逾一年尽得其传』，所书汉隶富篆意现灵动，名噪邑中，并斐然沪宁杭，远播京津乃至日本、东南亚。主编我国第一部《金石大字典》。

据荣宝斋出版的《中国书法全集》第73卷记载，杨岘学习隶书有一个清晰的脉络，他早年师法汉隶碑刻，继而学习清代前贤，如郑簠、金农、邓石如、伊秉绶、陈鸿寿等，获得笔法后，转而师汉隶碑刻，摆脱了清人隶书的影响，直取汉碑古法和正大气象，遍临汉隶碑刻，博采众长，从而形成不失汉隶正大气度又有个人风格的隶书书风，这使他与其他清代书家拉开了距离，成为一代隶书巨擘。

“杨隶”用笔方圆兼用，方笔棱削，圆笔轻细，横划粗、竖划细，行笔猛提，留下纤而长的划尾，磔划方棱，带有较长的捺脚，在撇、捺、横划的放纵笔势中，转折方硬，犹如锋摧剑折，撇划重笔上挑。杨岘作隶，其横划中的长横，一波三折，节奏强烈，气韵生动，其点也极具变化，不现雷同，且与其他笔划非常协调。在运笔上多用疾、涩、振抖之法，讲究提接、顿挫的细微变化，线条内蕴跌宕，富有凝重与拙趣。

“杨隶”结构严紧而又舒展，字形扁方，间架工整，疏密匀称，其形宽而气紧。笔划疏朗，安排错落，上下呼应，其结构造型，既强调外形的风采，又力求内涵的充实。

一个多世纪以来，『杨隶』逐渐引起了国内外书法界的关注和研究。日本雄山阁出版、北川博邦编的《清人篆隶字汇》是汇集了220位著名书家墨迹的巨著，其中收集的『杨隶』字达786个。

杨岘的传世作品较为丰富，从晚年的临汉隶作品看，在书写上迥异于书家早期横平竖直、循规蹈矩的一贯作风，颇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情怀。用墨浓重，行笔矫健，兼以枯笔，粗细相间，大小变化一任自然，仿佛信手拈来，却又别具匠心。最为得趣的是在放纵之外掺以颤笔捻管技法，使得部分枯瘦笔触更加古拙、生涩，与丰腴、浓重的肥笔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种看似率意，实则于对比关系中见高妙的处理方法，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容易接受的，并已经得到普遍运用，但是在当时却遭到很多质疑。有人认为他晚年书风流于『颓唐』，殊不知，这正是杨岘『衰年变法』的刻意之举。

二O一七年七月于襄阳

(原载2019年2月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杨岘临汉隶四种》一书)

2015年1月，在襄阳市美术馆举办书法展

《刘阳书法作品集》由襄阳市美术馆编

1999年应邀参加法国武汉领事馆国庆日纪念活动

2007年，和著名书画家曾来德先生在襄阳古隆中

和著名书法家李胜洪先生在襄阳米公祠

和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江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毛国典先生（中)、书法家李俊杰（右）在襄阳

和著名作家方方着望襄阳农民作家周春兰

和著名书法家赵山亭（左三）、杨晓琳（左二）在襄阳米公祠

拜谒隐居于家乡的著名书法家陈新亚

和著名书法家洪厚甜在米公祠

和著名书法篆刻家张明明在荆门

和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教授在西北大学

和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湖北省书协主席、湖北美术学院教授孟庆星先生鉴赏杨守敬书法

2020年8月29日孟庆星教授在实庐书院考察工作并鉴赏杨守敬书法

和著名书法篆刻家叶青峰（左二）在实庐书院

和著名书法篆刻家黄卫民夫妇（中）在实庐书院

和著名书法家曾翔等在米公祠

和著名书法家、湖北省书协主席徐本一（左三）在武汉

和著名翻译家、诗人、作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中）、西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韦苇在襄阳

和韩国襄阳郡岘山文化研究院院长在湖北襄阳交流

和著名书法家葛昌永、杨晓琳在湖北美术馆

和著名书画家、艺术评论家严学章（中）在武汉

和著名书法家、中书协理事、吉林省书协副主席刘成在襄阳米公祠

参加武汉美术馆吴昌硕作品展

参加襄阳.珠海书法联展

孟浩然人生的启示

刘阳

孟浩然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他的诗句流传千年至今光彩夺目，他的名篇《春晓》等因选入中小学课本而家喻户晓，研究他的文章自五四以来有数百篇之多。2001年，反映近百年研究成果的《孟浩然研究文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系统研究孟浩然的文集。

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一直追逐“作家梦”。欧阳修说过：“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有幸奉命主持开发建设以孟浩然隐居地——鹿门山为中心的鹿门风景名胜区，自1999年10月开始，到2001年春，历时三年，有机会专心研究我的同乡前贤—孟浩然，且把编写出版《孟浩然研究文集》作为鹿门风景名胜区的重要文化建设内容。我和同事、好友一起策划，又将欲出版《孟浩然研究文集》的想法告知有关专家、教授、学者，得到了著名学者何炼成教授、刘建军教授、叶廷芳研究员、艾丰先生、魏杰教授等老师的支持，西北大学赵荣教授、赵俊玠教授、房日晰教授等老师亲自参加鹿门风景名胜区的规划和本书的选编工作，人民日报出版社的杨忠诚老师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还有许多朋友，不计任何名利，为此书的出版四处奔波，默默奉献。

研读收集来的关于孟浩然的论文，可谓玲琅满目，丰富多彩。从时间上看，自五四以来，研究孟浩然的成果均有体现；从研究学者的分布上看，东、西、南、北、中均有，也有少数国外学者；从内容上看，有研究孟浩然生平交游的，有研究孟浩然的审美观及诗歌艺术风格特征的，还有将孟浩然与诗人王维比较研究的，等等。虽然各位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大相径庭，但其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相互纠偏，对我们了解一个真正的孟浩然和孟诗的风格特征，确实大有裨益。

孟浩然的生平事迹简述

据唐代王士源天宝四年（745）的《孟浩然集序》记载：“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时浩然疾疹发背且愈，相得欢甚，浪情宴谑（xuè），食鲜疾动，终于冶城南园，年五十有二。”按此记载反推，孟浩然当生于唐武后永昌元年（689）。王士源《序》、《新唐书·孟浩然传》、《唐才子传·孟浩然》等史料都记载:孟浩然，字浩然，唐代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隐鹿门山（今湖北襄阳鹿门风景名胜区境内）。对于上述孟浩然的出生时间、出生地和隐居地，绝大多数学者是肯定的。

北京大学陈贻焮教授在《孟浩然事迹考辨》一文中认为，孟浩然本宅叫涧南园，在襄阳郭外。

“敝庐在郭外，素业惟田园。

左右林野旷，不闻城市喧。

钓竿垂此涧，樵唱入南轩。”

书取幽栖事，将寻静者论。

（《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

《南山下与老圃期种瓜

》：

“樵牧南山近，林闾北郭赊。

先人留素业，老圃作邻家。

不种千株橘，惟资五色瓜。

邵平能就我，开径剪蓬麻。”

涧在屋之北，所以称北涧。屋在涧之南，所以称涧南园。襄阳城在汉水弯曲处汉水绕其东、北二面。城北临江而无山，城南九、十里内则有岘山、卧龙山、白马山等。涧南园若在“北郭”外，则临汉水而不近“南山”。若在南郭外，则近“南山”，而真与“北郭赊”了。可见当在南郭外。

陈教授上述的考证我是赞同的，但他在该文中说：“孟诗《与诸子登岘山》‘水落鱼梁浅’中的鱼梁洲距岘山不远。后代方志载此洲在襄阳县城之东北，或流传有误。”实际上鱼梁洲确在古襄阳县城之东北。该文注释中说：“马茂元《唐诗选》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注‘鱼梁，沔水中的洲名，在鹿门山附近。’似有误。”实际上鱼梁洲确在鹿门山附近。陈先生大抵是未到过鱼梁洲和鹿门山，否则，不会存此疑问。

关于孟浩然的生平及交游，许多学者作了考证。如陈贻焮、陈铁民、王达津、潭优学、李浩、王波、屈光、孙维城、王从仁、陶敏、郁贤皓、李怀福等，由于史料缺乏，这些成果确实来之不易。综合大家的观点，可用较为粗略的线条勾画如下：在开元十二年（724）前即孟浩然36岁前，为在乡隐居读书时期（20岁开始到鹿门山隐居）；开元十二年始，他先后到洛阳、湘赣、扬州等地漫游；开元十五年至十六年（727—728），为长安应试时期（有学者认为，孟浩然可能多次入京求仕）；开元十七年至二十一年（729—733），为吴越漫游时期；开元二十一至二十八年（733—740），为晚年故园隐居时期。吴越归来，孟浩然已渐入老境，隐居故园，也时出访幽。这一时期又两度外出。一次是开元二十一年秋至次年春入峡游蜀；一次是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谪任荆州长史，孟浩然被邀入幕为从事，随张九龄巡视、游览了大江南北一些地方。开元二十六年春辞去从事，归家隐居。孟浩然的交游极广。王士源《序》载：“丞相范阳张九龄、侍御史京兆王维、尚书侍郎河东裴朏、范阳卢僎、大理评事河东裴总、华阴太守荥阳郑倩之、太守河南独孤册，率与浩然为忘形之交。”其实，孟浩然的朋友何止这些，他的朋友可谓遍天下。李白、王昌龄、韩朝宗、王迥、张子容、崔国辅、贾昇、杜晃、裴观、湛然等，皆与浩然相好。

对于孟浩然的思想和人格，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闻一多先生在《孟浩然》一文中认为，隐居本是那时代普遍的倾向，但在旁人仅仅是一个期望，至多也只是暂时的调剂，或过期的赔偿，在孟浩然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事实。在构成这事实的复杂因素中，家乡的历史地理背景是很重要的一点。孟浩然本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无疑的那成立默契的对象便是庞德公。

陈贻焮先生在《谈孟浩然的“隐居”》一文中认为，虽然时代不同，个人遭遇与成熟也不一样，孟浩然和陶渊明还是很相像的：他们生活虽似出世精神是入世的，他们都有抱负，都经受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矛盾的痛苦，都认识并揭示了现实和官场中的黑暗与丑恶，都冀求完成一种独立的不媚世的人格。孟浩然的《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诗说：“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这诗一方面可用来说明他的确是在自觉地效法陶渊明，同时也可看作他的自传。

现在有些学者持孟浩然热衷仕途之说，但先生朱起予认为“殊可怀疑”（见《孟浩然隐逸趣尚论》），其依据是：孟浩然在京贵交不少，其中包括能选贤任能，引用文儒之士参与政治的名相张九龄，孟若要出仕，要求这些忘形之交引荐原也不难，更兼孟浩然的秘书省赋诗（“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使他名声大噪，稍通入仕路径的文人正可以借此求进，也是情理中事。这比唐代士子通过“行卷”、“温卷”的办法求得声名远扬强到不啻十倍八倍。而孟浩然却不然，因为他不久便别有人，离京邑下了。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任尚书右丞相，孟浩然完全可以乘机谒张，为什么却在襄阳及附近地区遨游终日，逍遥林泉？

王士源《序》云：“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置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朝宗约日引谒。及朝，浩然会僚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诺，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而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这里，哪里见得到一个所谓为科举作了30年准备的士子的影子？

关于孟浩然是否参加了科举考试，现有研究成果对此是肯定的。朱先生认为其说根据不足，并有论证。

孟浩然自述他的世家说:“惟先自邹鲁，家室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末躬。”（《书怀贻京邑故人》）以大儒孟子的后裔自居的孟浩然，无疑地与当时社会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除了受庄子哲学影响外，也饱读儒家经典。儒道二家思想在中国知识份子身上经常是以互补的形式出现的，事实上，在当时社会中，如果要找出一位光受儒家思想影响或道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是很难的。那么，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声”的修身济世思想总要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孟浩然。他又生当开元盛世，如果说一点没有入世之意，反倒是不近人情的。我们只能说存在于孟浩然身上的出世与世仕这对矛盾，是前者占了上风，成为主要的一面，而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后者的存在。我认为朱先生的以上论述颇有见地，这也大概是孟浩然入京求仕的思想基础。

李白在《赠孟浩然》一诗中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辑清芬。”房日晰教授认为，李白的仰止心情不是来自孟浩然的诗歌，而是出自对一个隐士高风亮节的人格的崇拜（见《李白崇尚孟浩然的缘由》）。房先生说李白倾服孟浩然有以下几点:首先，在养望待时上，李白与孟浩然有共同之处；其次，孟浩然有侠义之风，所谓“救患释纷以立仪表”，这一点颇与李白同调；第三，李白与孟浩然的性格非常相似；第四，两人都飘洒风流，具有遗世独立的风韵；第五，两人的部分诗歌在风格上有相似之处。

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共同崇拜和赞美孟浩然，实属难得。张祜《题孟浩然宅》说：“高才何必贵下位不妨贤。孟简虽持节，襄阳属浩然。”皮日休说：“呜呼，先生之道，复可言耶?谓乎贫，则天爵于身；谓乎死，则不朽于文，为士之道，亦以至矣”。（《皮子文薮》卷七《郢州孟亭记》）王维在《哭孟浩然》中说：“古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白居易在《游襄阳怀孟浩然》中说：“楚山碧岩岩，汉水碧汤汤。秀气结成象，孟氏之文章。今我讽遗文，思人至其乡。清风无人继，日暮空襄阳。南望鹿门山，蔼若有余芳。旧隐不知处，云深树苍苍。”

以上可以看出，和孟浩然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对孟评价是极高的。他们有的是孟的至交，有的距孟浩然生活的时代很近，对孟浩然思想和人格的评价自然是可信的。今有某些学者对孟浩然的思想和人格的评价，多含义臆断成分，或据现代的评价标准，难有中肯之见。如果不真正认识孟浩然的隐士品格，就很难读懂其诗其人，那么孟浩然似乎成了一个热心功名利禄而又未入仕的失意者，其诗品人品还值得时人、今人和后人崇敬和仰慕吗？

孟浩然人生给我们的启示

启示之一：机遇是留给有准备人的，但有准备的人未必都能成功。

据《旧唐书·文苑传》载，孟浩然“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可见，他为科举准备了整整三十年，但终究未能在仕途上获得功名。

启示之二：人生都会有挫折，关键要有积极向上的心态。

孟浩然人生给我们的有益启示，就在于他失去“当官”的机会后，没有就此沉沦，消极厌世;而是以积极进取的态度，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定位，做一个布衣诗人。经过自己的不懈奋斗，终于成为载入史册的大诗人，令怀才傲世的诗仙李白也对孟浩然怀有高山仰止之情。

启示之三：要有大作为必有过人处。

纵观孟浩然的一生，他在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上对唐代乃至中国文学史有重要贡献。我们这里仅从孟浩然诗歌的美学观及其诗歌创作实践，谈谈其在唐代诗歌美学观中的先导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陶文鹏研究员在《论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一文中，对孟浩然的审美观及在诗歌美学观指导下的创作实践作了精辟论述。将孟浩然谈诗的诗句钩辑整理后，我们便从中见到一个相当完美的诗歌美学观。看来，这位终身布衣的盛唐山水诗人，是在明确的诗歌理论指导下进行创作的。是他，最先以诗的竖琴，弹奏出清新美妙的盛唐之音。

汉江讲坛：主讲《孟浩然人生的启示》、《杨守敬书法艺术探微》、《神奇的鹿门山》等

为中学师生讲授文史课

造访杨守敬书院

杨守敬书法艺术之我见

刘阳

杨守敬（1839年5月27日—1915年1月9日），湖北宜都县（现宜都市）陆城镇人，谱名开科，榜名恺，更名守敬，号惺吾、星吾、心物，自署观海道人、观海生、恪郦主人等。晚年因在湖北黄州苏东坡雪堂旁筑书楼，故又号“邻苏老人”。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泉币学家、藏书家 。杨守敬一生勤奋治学，博闻强记，以长于考证著名于世，是一位集舆地、金石、书法、泉币、藏书以及碑版目录学之大成于一身的大学者。原湖北省文史馆副馆长朱士嘉先生评价说：“盖近百年来治历史地理者无能出其右焉。”近代学者罗振玉称杨守敬的舆地学与王念孙和段玉裁的文字学、李善兰的算学一起为清代“三绝学”。

他还编绘了《历代舆地沿革图》、《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和《水经注图》等。他一生著述达83种之多，被誉为“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代表作《水经注疏》，是郦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杨守敬的书法在其众多的成就中，也许并非首位，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在中国书法史上“亦足睥睨一世，高居上座”（虞逸夫）的地位。在日本，他被誉为“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①、“近代日本书道之祖”②、“日本书道的大恩人”③。

我们通过对杨守敬书法理论和实践以及收藏的书法墨迹的深入研究，得到如下几点有益的启示：

一、碑帖并举是书法制胜之法宝。

杨守敬是一位晚清民初书法史上重要的书法家、书学理论家，他的书学理论最大的特点是都有自己非常明确的观点，从不人云亦云。这体现在他29岁、30岁所著的《评碑记》和《评帖记》上。《评碑记》、《评帖记》关于“崇碑”思想的提出比刘熙载所著《艺概·书概》早5年，比康有为所著《广艺舟双楫》早21年。杨守敬与他们不同的是，他在推崇碑思想的同时，还提出了“碑帖并举”。今天看来，杨守敬这与刘熙载提出的“尊碑抑帖”，康有为提出的“尊魏鄙唐”更加客观，更具有历史远见。而他73岁写给日本学生水野元直的《学书迩言》更是中日书法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最生动的见证。

从书法史来看，书法家大都重视帖学。而有清一代，大兴碑学，有人拒之南帖，把碑和帖对立起来，而杨守敬始终碑帖并尊，唯美是尚，力破偏见，眼界高远。因此，其传世书法形神兼备，光彩照人。“既有金石碑碣的苍劲，如刀劈斧削，又有法帖的秀逸，颇有英姿而无媚骨”（陈上岷语）。“大抵六朝书法，皆以侧锋取势”。“所谓藏锋者，并非锋在画中之谓，盖即如锥画沙、如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之谓。后人求藏锋之说而不得，便创为中锋以当之。而学其法者，书必不佳。且不说他人，试观二王，有一笔不侧锋乎？惟侧锋而后有开阖、有阴阳、有向背、有转折、有轻重、有起收、有停顿，古人所贵能用笔者以此，若锋在画中，是信笔而为之，毫必无力，安能力透纸背？”杨守敬以上书论是颇中要害的，可谓振聋发聩。原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华书局编审、文字学家马宗霍认为：“惺吾宗法信本，行书略带纵笔，固当视覃溪稍胜，小真书则尚不及。”马宗霍说杨书宗法唐代欧阳询（字信本），但没有提出根据，可能是据其书法特点所说的。又说杨的行书超过翁方纲（号覃溪）。翁方纲与刘墉、铁保、永瑆被誉为“清中期四大书家”，其书法开始学习颜真卿，后来也是学习欧阳询的。清王室昭梿说：“翁覃溪模摹三唐，面目仅存。”包世臣说：“宛平（按翁为北京宛平人）书只是工匠之精细者耳……无一笔是自己也。”杨守敬也评：“翁覃溪见闻既博，复考究于一笔一画之间，不爽毫厘，小楷尤精。究嫌天分差逊，虽质厚有余，而超妙不足。”

翁方纲的书法无论功力，抑或精神，皆逊杨守敬一筹。 说杨守敬书法是宗法欧阳询的，自是不错，但他并非只学欧阳询一家，而是广师百家，所学不仅有碑，也有帖。他的《楷法溯源》中收录帖、碑共718种，楷书单字两万字。帖有魏4种，晋34种，齐、梁4种，隋3种，唐36种，五代1种，共83种；碑有汉、蜀、吴4种，晋37种，南北朝214种，隋27种，唐346种，五代8种，共636种。他在整理鉴赏的同时，按理也一定会研究学习的。他在《平碑记》中评碑288种，《平帖记》中评帖96种，共384种，也必一一阅读研究，也是一种学习，岂能仅宗法信本一家？他在《壬癸金石跋》中说：“余少好金石文字，每有所得，必为之考证……又玩其书法。”故在其《激素飞清阁平碑记》中，常有“玩其笔法”、“细玩此碑”等内容。他在日本传授中国书法，主要传播北碑一路，他自己岂能不学碑？他强调：“夫碑碣者，古人之遗骸也；集帖者，影响也；精则为子孙，不精则刍灵耳。见刍灵不如见遗骸，见遗骸不如见子孙。去古已远，求毫芒于剥蚀之余，其可必得刭。故集帖之与碑碣，合之两美，离之两伤。”可见他是碑帖双修的。

他对苏东坡的书法十分推崇，谓“自是有字第一，流传既多，沾溉亦众……皆于‘二王后独出冠时，别开生面’”。又云：“余尝谓坡公无一笔俗气，乃知其浸淫于六代深也。”如此推崇，又岂能不学？实际上从他的书法中确能看出苏东坡的影响。 杨守敬的书法远宗秦汉魏晋法书，又师欧阳询、颜真卿、苏东坡；以碑学为基础，以帖学为形体，加上他个人的“品高”、“学富”，集众所善，专为一家，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淳雅朴厚而有书卷气，沉着古劲而有苍莽气。

二、书法家要有很高的综合修养。

历代书家定论在书法上要有一定造诣，必须具备“三要”，即一要天分，二要多见，三要多写。在《学书迩言》一书的绪论中，杨守敬肯定前人三要的同时，又增以二要，即一要品高，他认为“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二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这是其数十年对书法、对人生的感悟。 杨守敬先生不仅学富，而且品高。杨守敬于书法，篆隶楷行草诸体皆擅，但最具特色的当推其行楷。其门人熊会贞称杨守敬“传世书法古茂，直逼汉魏，盖世无双”。虽有些过誉，但仍可窥见一斑。其年谱中“求书者接踵于门，目不暇接，继之以夜”的记录，可知其书法在当时的影响。湖北省杨守敬研究会会长陈上岷先生对杨守敬的传世书法更是情有独钟，他说“在清代末期，真可以说是继往开来，独拔艺林”。究其原因是见识广博。大凡作为书家，只有学富，才能眼高，只有眼高，才能手高。杨守敬即是如此。他说：“多读书自能作文，多看名迹自能书”，这是至理名言。勿庸置疑，见识广博为其书法艺术取得卓越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书法要在学习传统的基础上出新。

杨守敬告诫后人，学习书法如果与前贤的书法“笔笔求肖，字字求合，终门外汉也”。他所著述的《楷法溯源》，洋洋洒洒14卷，目录1卷。他是在探寻楷法的源流，也是在论述文字的变革、书法的出新。“顾氏《隶辨》（清朝顾蔼吉撰），皆依韵分篇 ，便于检寻，然而偏旁错杂，不足于见八法之变”。“北朝唐碑各有体格一碑，又有碑之体格，有必不容出入者，可以兼擅诸家之长，若使一字北朝、一字唐碑，岂复成章法，此书之作欲使学者通书法之变”。杨守敬在此书中如此反复论述书法之“变”，其出新观念自然溢于字里行间。他的书法充分体现了碑帖并重、善于师古出新的书法理论和勇于实践的探索精神，也体现了他的深厚学养和高尚品质。

注释：

①见日本书家小目太法《略谈日本现代书道》一文，刊于香港1981年《书谱》总第37期。

②1990年9月18~23日，日本书道教育学会为纪念其创立40周年，在日本东京举办“杨守敬及其友人书法展”，请柬上即标明“近代日本书道之祖”。

③见1737年日本东京平凡社《书艺》第4卷第11号《杨守敬特辑号》。

参考资料：荣宝斋出版社出版、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73、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省博物馆藏杨守敬书法》、赵平著《杨守敬书法艺术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陈传席《杨守敬书法及其在日本的重大影响》（中国书法杂志2016年第2期）等。

杨守敬书法作品展在襄阳举行

全媒体记者 张亚婷

1月9日，由襄阳市杨守敬书法艺术研究课题组和实庐书院联合举办的杨守敬书法作品展暨艺术研讨会在实庐书院举行。现场共展出杨守敬书法作品38幅，其中书法四条屏《襄阳习家池记》引人注目。

据悉，这些作品是襄阳市杨守敬书法艺术研究课题组和实庐书院多年来从日本等地收集而来。随后，艺术研讨会对杨守敬生平事迹、书论、书法艺术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考释。

杨守敬（1839年-1915年），为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藏书家。他一生著述达83种之多，被誉为“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代表作《水经注疏》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三大绝学”之一，是郦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其书法成就也被载入史册，被日本书法界尊称为“现代书道之父”。杨守敬曾多次来到襄阳，并书写了诸多与襄阳有关的书法作品。

据介绍，杨守敬书法作品展将持续到春节。

（原载2021年1月14日《襄阳晚报》）

著名书法家涂廷多先生（左二）向我赠予书法作品

接受湖北电视台《“最美国学”之孟浩然》专题采访

展示书写孟浩然诗作品

为社区居民写春联

走进军营

参加作家协会活动

在孟浩然隐居地一一鹿门山采风

天人合一鹿门山

刘阳

在鄂西北襄阳城东南约15公里处，有一座神秘的山，它就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山———鹿门山，因汉末名士庞德公、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皮日休相继在此隐居而名闻遐迩，后人谓之“圣山”。

鹿门山原名苏岭山，濒临汉江，与同是文化名山的岘山隔江相望，与环抱四周的狮子、香炉、霸王、李家诸山各具雄姿，共同构成了圣山之风景。远远望去，五山如仙女，云遮雾绕，忽隐忽现，怎不叫人心驰神往，投入其怀抱？

近观诸山，狮子山秀、香炉山幽、霸王山雄、鹿门山峭、李家山旷，置身其中，仿佛徜徉在林木茂密、野花飘香、云雾缭绕的仙境。

汉光武帝刘秀慕名而来，留下了一个传奇的故事。据清同治本《襄阳县志》记载：“汉建武中（公元25—56年），帝与习郁（巡游苏岭山）梦见山神（两只梅花鹿），命郁立祠于山，上刻二石鹿夹道口，百姓谓之鹿门庙，遂以庙名山。”

后来，庞德公不受刘表数次延请，携其妻栖隐鹿门。因此山东麓遂建有庞公祠。又由于孟浩然、皮日休效法前贤，山上有孟浩然归隐处和皮日休书屋。所以唐以后有“鹿门高士傲帝王”之说。

坐落于鹿门山半山腰的鹿门寺是中国有名的佛教圣地，千百年来，无数海内外香客云集于此，佛光高照。原先的建筑规模宏大，工艺精巧，古朴雅致，蔚为壮观。故历来常有名僧如处贞、丹霞等来此主持佛事。北宋政和年间（公元1111至1117年）最为兴盛，当时有佛殿、僧寮、斋堂、方丈室共500余间。

在鹿门寺后200米远的山腰处有一口井，因井口曾砌有八角围栏，故称八角井，又称八卦井。井中之水，无论天干地旱多么严重，始终保持一样的流量，实在神奇。井中泉水往下暗流20余米，又汇一泉称天坑，也称天井。此井为一自然竖井，深约3米，井口直径约一米。再往下暗流，经一天然石洞，洞中多钟乳石，有一大石块向外伸出尺许，泉水顺此石突然悬空倾泻，散如珠，垂如帘，称暴雨池。泉水再流至寺门前，从两个石雕的龙口中喷入灯公洗钵池（又称龙头喷泉），流泉昼夜不停。相传，孟浩然就是常饮此泉，又接山中灵气，才有盖世之诗情。

鹿门山是三国文化的发祥地。当年躬耕于隆中的诸葛亮曾拜庞德公为师，每次来求教，都跪拜在庞公榻前，其虚心为学之状，令后人敬仰。庞公还常邀其侄儿“凤雏”先生庞统、“卧龙”先生诸葛亮、水镜先生司马徽及徐庶、崔州平等人纵议天下大事，商讨治国之策。由此，演绎出脍炙人口的三国故事。

鹿门山是一座秀美的山，天生丽质，风情万种。它又是一座诗化了的山，孟浩然用诗的神笔，将它描绘得清美如画。不，是它哺育了大诗人孟浩然，也将众多的文人雅士之思想境界提升到了极至。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游鹿门不果后，发出了“不踏苏岭石，虚作襄阳行”的感叹。他是为未能目睹鹿门山的秀丽风光和名胜古迹而遗憾，抑或是为无缘感受圣山陶冶性情而惋惜。

是鹿门山造就了诗人也好，是诗人诗化了鹿门山也好，反正古今中外，很少见到过这种天人合一的和谐。白居易在《游襄阳怀孟浩然》诗中说：“楚山碧岩岩，汉水碧汤汤。秀气结成象，孟氏之文章。今我讽遗文，思人至其乡。清风无人继，日暮空襄阳。南望鹿门山，蔼若有余芳，旧隐不知处，云深树苍苍。”李白在《赠孟浩然》一诗中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同时代著名诗人共同崇拜和赞美孟浩然的诗品和人格，实属难得。而要想真正体会孟浩然这种境界，恐怕得常游鹿门山才是。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1年08月02日第六版)

和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先生（左三）在鹿门山暴雨池前留影

上海卫视在鹿门山拍摄楚林专题片花絮

走近作家刘阳

宋龙

直到我踏进襄阳区政府办公楼大门的时候，我脑海里还在想着一个问题。刘阳到底是一位政府官员，还是一位作家。这个疑问一直到我看到刘阳本人时才有了答案。

刘阳这个名字还是襄樊市长征路新华书店的一位同志告诉我的。当我向她询问起书店有没有卖本地作家书的时候，她拿起一本《孟浩然研究文集》，说这就是本地作家主编的。我拿起书翻看了一下，大吃了一惊，这本书完全可以作为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资料文献，像这样详细研究孟浩然的专著在我国还是第一本。同时，这本书也是我市第一本专门研究本地名人的资料文献。看着这本书，我产生了采访该书主编刘阳的念头。经过打听，我又得到了另外一个让我吃惊的消息，刘阳是襄阳区人民政府的区长助理。一位政府官员竟然主编了一本资料文献，这更坚定了采访的决心。通过电话，我和刘阳取得了联系，约好了10月27日上午9时左右到襄阳区政府采访地。

第一次见到刘阳的地点，也让我出乎意外。当我正在三楼楼梯口寻找他的办公室时，看见一个人走上来，我心中顿时出现一个念头，他就是刘阳，整个人身上散发出一种书卷气息，同时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沉稳。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抢先和我打了招呼。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又发现了他作为一名作家的特征，靠墙的书柜里摆列着《资治通鉴》、《史记》等丛书，完全是做学问的样子。

谈话在一杯浓浓的香茶中开始了。刘阳从小对文学感兴趣，在高中的时候，带他语文课的张老师给予了他很多帮助，他也从此开始把自己的心得体会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为他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在他上农校的时候，也就是1981年在当时的《湖北青年》上发表的一篇小稿子。谈到这篇稿子，刘阳脸上露出一股自豪的神情，不错，这是他从文的第一个成果。后来随着参加工作，在社会中磨练得越多，写作的心情也就越好。刘阳告诉我，他写作完全是修身养性，不刻意写作，写作对他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从参加工作至今，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对他来说，文学给予了他工作的动力，他从政这么多年来，心情一直是舒畅的，干起工作一直是轻松的。他的作品先后在地方报纸、省级报纸和《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受到的表彰已数不清了。用他的话说，那就是从工作中得到写作的灵感，而写作又给予他工作的动力。周围的人纷纷称他是“儒将”和“学者型”干部。

在谈到《孟浩然研究文集》时，刘阳告诉我了他主编这本书的由来。当时，他正在主持襄阳鹿门风景名胜区的筹建工作。由于鹿门风景区主要是人文风景区，他着重宣传了本地古代名人孟浩然，并由他主编了《孟浩然研究文集》。当时，他查阅了全国各地关于编写孟浩然的书籍，发现没有一本详细描写孟浩然一生的书。于是，他和西北大学的两位教授共同合作，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孟浩然研究文集》的编写工作。该书受到了人民日报出版社的高度重视，也成为各地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收藏文献，众多研究孟浩然的专家也把此书视为经典。《孟浩然研究文集》是关于我国唐代文人的第二本研究文集，也是第一本全面研究孟浩然的专著。刘阳表示他今后的研究课题主要放在孟浩然身上，争取多出好书。

（原载2002年10月28日《襄樊晚报》）

临帖研碑

以古为徒，师古出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