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家（上）

怡丰特工

本文记录了作者从出生到退休，60年一个甲子的生活历程，记录了作者和他的大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记录了作者和他的小家，妻子、儿子、儿媳、孙子的生活点滴。

本文分（上）、（中）、（下）三集，（上）集记录从出生到1978年参加工作阶段，（中）集记录从参加工作到1991年当技术科科长阶段，（下）记录1991年到退休阶段。下面随作者一起以“我”为主线，以“时间”为节点，穿越时光隧道，找寻逝去的60年时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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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我的祖籍河南省夏邑县，1959年6月我出生于海南岛（当时不是省，隶属广东省）通什县，“什”这个字念“砸”za第二声，现在是海南省五指山市。祖籍河南为什么会出生在千里之外的海南，这就要从我的父亲母亲开始讲述。

　　1931年，我的父亲出生在河南省夏邑县的一个中医世家。我爷爷行医积善治病救人，家境还算殷实，父亲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1947年步入青年的父亲，帮助土改工作队做一些抄抄写写的工作，后来在县里做文书，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建国后调到河南省委工作，当时的河南省委在开封。

年轻时的父亲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我父亲带领几十个青年积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我父亲参加革命多年，穿上军装入伍就是副连职，在工兵519团任连副指导员，部队时刻准备着奔赴战场参加抗美援朝。就在部队整装待发时，朝鲜战事缓和，1953年7月中、朝、韩、联合国四方代表在朝鲜板门店签署《朝鲜战争停战宣言》，朝鲜战争结束，我父亲调到河南省军区工作。

　　1954年全军在广州举办保卫干部培训班，我父亲作为一名在河南省军区工作的保卫干部参加了培训班。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分配到127师，留在了该师的师部保卫科任干事。127师当时驻扎在海南屯昌，就这样我父亲从河南来到了海南，从省军区地方部队转入了野战部队序列。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我父亲被授予一杠两豆中尉军衔（正连）。

身着55式军服中尉军衔的我父亲

1930年4月，我的母亲出生在河南省夏邑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47年嫁给了我的父亲。建国初期河南农村的生活很艰苦。我爷爷在镇里的卫生所工作，我奶奶手有残疾，不能干活，我母亲支撑着整个家。

年轻时的母亲

我的哥哥1949年12月在老家出生，当时刚刚建国不久，父亲给他起名叫“新华”，意喻自然是“新中国诞生”。

少年的哥哥

　　1955年，母亲随军来到海南岛，一个土生土长的河南农村妇女，到了自然气候、饮食习惯都存在着天壤之别地方生活，需要克服许多困难，那个年代海南岛一天三顿是大米，几乎是没有面食，真不知道母亲是怎样适应的。

　　1956年6月，我的姐姐出生在海南屯昌，父亲给她起名叫“爱华”，顺着哥哥的序列，意为“热爱中华”。

童年的姐姐

　　1959年6月我出生时，父亲的部队驻扎在海南通什。父亲给我起名叫“建华”， 也顺应了哥哥的序列，当时正值大跃进后期的气氛高涨，意为“建设中华”。

童年的我

我出生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很长时间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当时并非全国性受灾，在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全国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国都在大炼钢铁，造成我国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生产下降，加上部分省遭遇自然灾害，恰在这时，苏联突然单方面撤销对我国的援助，更加重了我国经济的困难。

当时部队的粮食供应基本能够得到保证，但副食供应也受到了影响。母亲正是哺乳期，缺乏营养没有足够的乳水哺育我，父亲就赤背下河捞鱼，海南火热的太阳照在父亲的脊背上，皮肤脱了一层皮，捞到鱼回来熬鱼汤给母亲喝，母亲真是馋奶，吃点荤的就有奶。很多年后，父亲回忆此事时说：“一直将脱皮夹在书里，等我长大让我看，后来也找不到了”。写至此，我不觉泪流满面，想念我的父母。

母亲怀抱着我，父亲搂着姐姐

姐姐喂我喝水

　　1958年我的母亲参加了工作，在部队的三八厂，三八厂大部分职工都是随军家属，主要生产肥皂、麻绳。我出生后母亲因为工作没有太多时间照顾我，就把我的奶奶从老家河南接到了海南，更难想想我的奶奶是怎样适应海南生活的。

我和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在海南

我和奶奶、母亲在海南

我和母亲、哥哥、姐姐在海南

　　1961年127师换防，从海南岛乘渡轮登上大陆。师部驻扎在广东省翁源县新江镇，下属的几个团分别驻扎在新江和英德的其他镇。新江镇位于翁源县的北部，紧邻韶关市的曲江区。师部和育英小学距新江镇6公里的渔溪村和瓦窑排村附近。

师部和育英小学卫星照片

过海后奶奶就回老家了。刚到广东时，部队的营房还没有全部盖好，我们住在临时的茅草房。记得1962年的一个夜里，台风把茅草房的屋顶吹掉，旁边的特务连战士连夜帮我们搬入了新营房。当时我三岁，这一幕是留在我的脑海里最早的记忆。

到了广东我的父亲调到127师下属的381团任保卫股长，后来又调到团政治部工作。团部驻扎在英德的沙口镇，距师部约有40公里的路程。我的母亲被安排在师部的幼儿园工作，和师部的子弟学校——育英小学同属一个编制。我和姐姐同母亲住在育英小学教职员工家属房，哥哥在县中学读书。父亲和哥哥都不经常回家，小时候我跟着姐姐一起玩。育英小学实行住读，除离家较近的师部子弟每天回家外，大部分团里的子弟都住在学校，放假时统一用班车接回家。我家就住在学校职工的家属房，因此我和姐姐住在家里，这是很幸福的事。

下图为育英小学俯瞰。上面一幅为使用无人机，由南向北在育英小学空中俯瞰拍摄的照片，下面一幅为2015年我重返翁源时，在育英小学的河对岸，师部师职房旁的山岗上由西向东俯瞰拍摄。

　　父亲从事保卫工作，有一架135照相机，自己冲洗胶卷放大照片，所以我家有许多不是在照相馆里留下的生活照。

我和母亲在广东

1964年～1965年在广东翁源全家合影，右侧两幅是在育英小学幼儿园前拍摄的，身后的房子就是母亲工作的地方。

　　上面这三张照片，我都是穿着我姐姐穿过的花条绒衣服，老小有福呀，不愁没衣服穿。

　　1965年5月1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1965年6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取消了实行了10年的军衔制度。取消军衔前我的父亲军衔为大尉（1988恢复军衔未再设大尉）。

取消军衔前大尉军衔的父亲（正营）

　　我小时候在家中，见到过父亲的大盖帽和肩章，肩章是丝织的，黄色的肩章中间一条红色的扛镶嵌着四颗星，星是铜制的五角星，领章是绒布做的，红色领章中间一条黄色杠镶着四颗星，星是铝制五角星。还有武装带和斜挎的吊带都是牛皮做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当成四旧销毁了，真是可惜。

55式军衔大尉的肩章、领章、帽徽

1965年9月，秋季新生入学，6岁的我上学了，家住在学校，每天和同学们一天三顿在学校的食堂吃饭，下课我们可以回家，住读生则是吃住在学校，有几个老家是湖南的孩子，自己用罐头瓶泡点朝天椒，吃饭时掂个泡椒瓶。学校除了老师外，还配有保育员，负责低年级学生的生活。记着语文的第一课学的是“日、月、水、火，山、石、田、土”，66年以后，小学语文第一课是“我爱北京天安门”。

我家里邻居龚老师，湖南人，她是我的班主任，教我们算术。一次我上课时用小刀削铅笔，小刀被龚老师没收，课间休息时，我在讲台上看到小刀，就拿走放在了我的铅笔盒里。再上课时龚老师发现没了小刀，就问谁拿了，没人回答，问我拿了没有，我答没有。龚老师走到我的桌前，打开铅笔盒取走小刀。我心想邻居平时关系这么好，一点也不给我留面子，事后还告诉了母亲，挨母亲一顿训。

龚老师有个女儿，叫肖小萍，独生女，年龄和我相当，和我同班，那时部队子弟学校一个年级就一个班。她经常与我和姐姐一起玩，一起去后山砍柴，去学校旁边的竹林挖竹笋。一次母亲和龚老师还有其他阿姨在屋前坐着聊天，我在旁边玩耍，龚老师把我叫过了，对我说：“叫丈母娘”，当时我只有六七岁，不知道“丈母娘”是什么意思，我唯唯诺诺地叫了声“丈母娘”，引来大家一阵笑声，我心想肯定不是好事。这是我最早的“女朋友”（此处有我的大笑）。

还有一件事让我难忘，育英小学有一个老师的女儿叫“中园”，比我小两三岁，一天傍晚在学校操场玩，我用粉笔在一块石头上写了“中园坏”，第二天有人报告发现了反动标语，把“园”看成了“国”，有人说是我写的，上课时师部保卫科来了几个人，把我叫出教室，到了现场字迹已看不太清，我说我写的是一个孩小的名字。保卫科的人认真看了，这事不了了之。当时我才8岁，那经历过这么严重的事，吓的我够呛。

这栋小二楼就是育英小学的教学楼，我在这里上小学一年级～三年级。

我和哥哥姐姐在家门前（像不像手机信号满格）。

下面这张照片正对着的，是1962年～1968年育英小学我的家。上面那副我和哥哥姐姐的照片就是在这门前照的，隔壁就是龚老师的家。

1967年兄弟姐弟三人在广东合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了，我们部队子弟学校没受影响，哥哥就读的县中学也停课了，父母让哥哥就在育英小学食堂帮助做饭。哥哥1968年参军入伍，分配到父亲所在的127师379团，也是赫赫有名的铁军团，但和父亲不是一个团。

哥哥参军时和父亲的合影

　　1968年127师从广东翁源换防到广西桂林。我们从英德的大坑口车站坐上火车，育英小学和幼儿园的教职员工坐在一节闷罐车厢里，可不是带坐的客车，是那种黑色的两侧带门的货车。当时是8月，广东的夏天非常炎热，车厢铺上稻草和芦席，人员进入车厢后席地而坐，用几根粗竹竿绑在门上，防止人员掉下去，还可以通风，到吃饭点火车停靠在编组站，有人将饭送到车厢。广东和广西之间没有铁路，火车向北到达湖南衡阳后，调头改变方向再向南驶入广西。广东生活八年，母亲和我们都没有去过广州，甚至连韶关都没去过，翁源的新江镇紧挨着韶关的曲江区。

到达桂林后，师部及各团驻扎在距桂林市南10公里的奇峰镇，漓江的支流——相思江蜿蜒其间，是一片南北长约六公里，东西宽约四公里的喀斯特峰林山地。

　　奇峰镇的山很有特点，不似市区的叠彩山，独秀峰那般异峰突起，亭亭玉立，而是以群峰林立，形态万千见长。

风景秀美的奇峰镇

　　奇峰镇是个军事重镇，当年除了127师外，还有留守在奇峰镇的一个坦克团，归属127师编制，在奇峰镇有一个战斗机场，一个空军飞行中队驻扎。

部队从广东翁源换防至此，官兵和家属们都共同生活在这个偌大的营区里。在通往379团的江面上有座晃晃悠悠的吊桥，放学之余我们会跑到桥上过过浪船瘾，又总是被桥头的哨兵制止。

那时候，父亲在381团有一套房子，哥哥在379团当兵，连队在桂林市区，我和姐姐随母亲居住在师部的幼儿园内。在我9岁的记忆中，幼儿园里的景色很迷人。

幼儿园的建筑布局，像是一个大写的E字造型，红瓦石墙的房屋很有特色。带着顶棚的木质长廊将幼儿园的所有房间连串在一起，就是那种日不晒雨不淋的屋连廊、廊串着屋的迴廊。迂回的长廊两边栽种的柚子树，垂挂着伸手可摘的沙田柚在自由放心的生长，连淘气的小孩都不会去摘它。

通过长廊下过几级台阶后便是幼教职工的宿舍。宿舍是一个通长的走廊，各个住房屋门相对而开。各家都没有厨房，幼儿园的教职员工和家属都是到点就去吃食堂，不用起火做饭，那段日子的美好让我现在回想起还是满满的幸福感。

在广东育英小学的食堂有两个炊事员，是已经退伍的军人，也随127师来到桂林，幼儿园还在当地请了一个厨师，年龄比较大，做着一手好菜，特别他做的桂林米粉更是一绝。南方以米饭为主食，周末我们的餐桌上也能看到馒头，我很喜欢吃这个桂林厨师蒸的软面馒头，带着甜味。

这张照片是我2004年重返奇峰镇时拍摄的，身后房子的第一间就是幼儿园我的家。

幼儿园离师部的大礼堂很近，一天晚饭后，和姐姐一起去大礼堂看文艺演出，走在幼儿园门口的小道上，突然姐姐被一条蛇咬住脚踝，我和姐姐还有几个孩子顿时都发蒙了，一个小伙伴立即从他兜里掏出了一个钥匙链，扎住了姐姐的小腿，我们奔向卫生所，医生不在，我们又快速到大礼堂用高音喇叭紧急呼叫医生。经过医生的处置后，救护车紧急将姐姐拉到卫生科（师部医院）住院治疗。

在幼儿园通往381团家属房的路上，有一个很大的板栗园，板栗成熟的季节从树下走过，或有幸被树上掉落的板栗砸到，或弯腰就能捡拾起已经炸开的板栗果，拨开外皮吃起来是甜滋滋的。

在板栗园边上的鱼塘旁边，有一个公共厕所，是用木板架设在鱼塘上的蹲坑，随着如厕人的臭臭落下，鱼塘的水面上就出现“众鱼腾飞激起千层浪”的“美妙”场景。那时我们只觉得好玩，走过路过有没有屎尿都要到上面走一遭，看看绝妙景观。

奇峰镇卫星照片，图中381团字样“1”的上面绿色的小方块就是鱼塘。

上图绿色蜿蜒曲折的飘带状的就是贯穿奇峰镇军营的相思江。据传一对情侣为了爱情跳江而得名。刚到奇峰镇就听说相思江里有水猴，在岸上无缚鸡之力，但在水里力大无比，我们都不敢在江里游泳玩耍。水猴只是传说，相思江地处桂林喀斯特地带，江底有暗流与地下河相通，听说有人在江中游泳，一个猛子扎下去再没有上来。

奇峰镇有个军用机场，离我们住的地方不到一公里，每天战斗机训练飞行，经常看见两架或者三架战机并行翱翔在天空，飞机起降时的轰鸣声很大，刚到奇峰镇时觉得太吵，久而久之天上飞机掠过全然不觉。离家不远处的山体里有个很大的溶洞，溶洞被修建成飞机防空洞，可以容纳12架战斗机。空军列装的是歼6，从机场到防空洞是用汽车拖进去的，到防空洞要跨过相思江，江上的桥不宽，为了能让飞机的机翼通过，桥梁没有栏杆，只有高和宽约为30厘米的台。飞机拖入防空洞时我近距离看过，歼6战斗机不大，机长12.5米，翼展9米。

2004年我重返奇峰镇时，飞机防空洞洞顶“反修洞”的字样清晰可见。

1968年的冬天，奇峰镇下起了雪，我们在广东翁源时从来没有见过雪，下的雪是小冰粒，落到地下结成冰，小朋友开心死了，可以滑冰玩。两年后到了北方才真正见到雪，很蓬松，我们管桂林见到雪叫“冰雹雪”，后来见到的蓬松的雪叫“棉花雪”，其实桂林奇峰镇下的不是雪，在气象学上叫“霰”，是高空中的水蒸气遇到冷空气凝结后降落的白色不透明小冰粒，常呈球状或圆锥形。

母亲时而带我和姐姐去桂林市区玩，坐部队的班车，约定时间在下车的地方集合返程。桂林的武斗比较厉害，刚到桂林时，可以看到市区的很多建筑残垣断壁露着钢筋水泥。记忆中桂林最大的百货商店是七三大楼，去解放军181医院要通过解放桥，可以看到象鼻山。36年后我去桂林旅游时，象鼻山、解放桥、181医院仍在。问导游七三大楼她不知道，问一个当地人说听说过。我在网上搜索“桂林七三大楼”，看到一个回忆贴，描述“七三百货”在中山中路，90年代拆除。七三百货”是70年代之前的名称，60岁以下的桂林人都不知道这个名称，我在网上搜索查找，终于在一个收藏拍卖的网站找到了“七三百货大楼”的纪念信封，价格20元。我根据信封的图片，在百度地图上找到七三大楼的旧址位置，是在中山中路靠近杉湖处，“七三百货”拆除后，原址重建现在叫新梦百货。

左图为信封上的图片，右图为新梦百货，下图为七三大楼位置

还有一件让我刻骨铭心的事也是发生在奇峰镇。过年了，哥哥从部队回来，发给了我和姐姐一人2毛钱的压岁钱。当时父亲不在奇峰镇，母亲有事不在家，姐姐原来身上有9分钱，我和姐姐带着4毛9钱去桂林七星岩游玩。部队的班车是来回车票每人1毛钱，七星岩门票每人1毛钱。游览七星岩时，我只顾抬头看景，一脚掉到旁边的水沟里，当时正值冬天，我的棉鞋湿透了，我穿着冰冷的棉鞋游览完七星岩。

七星岩出来是桂林动物园，门票5分钱。我和姐姐都没有去过动物园，可是身上只剩下9分钱，不能一起买票进去。姐姐见我很想去，就买了一张票让我进了动物园，姐姐在门口等我。我正在动物园里看动物，突然看见姐姐迎面走来，见到姐姐我喜出望外，原来姐姐趁门口有人打架遛了进来。动物园不是一个门，如果我从另外一个门出去就和姐姐走散了。当年我9岁，姐姐12岁，现在想起就后怕。

动物园出来，用仅剩的4分钱买了一碗稀饭姐弟俩合吃。坐着部队返程班车回到奇峰镇。跟母亲说了此事，母亲责怪我们想去怎么不和她说，可以多给我们点钱。

1969年全家在桂林奇峰镇合影

　　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纵深地区炮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上个世纪60年代，127师曾派出一个高炮营参加了抗美援越战争。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冲突后，越南战争已经结束，中国军队部署向北调整，1969年10月127师奉命北上。

　　127师主力部队调走后，后勤附属部队和家属仍然留守在奇峰镇。

1969年12月，为了给接防奇峰镇的部队腾出军营，全师家属搬到了桂林市区东部的越南北校，当时我们都简称为“越校”。 越校是越南战争时期，中国为越南高级领导人的子弟躲避战争在广西桂林办的一所学校。“文革”开始后，越南的孩子们为了躲避中国的动乱纷纷回国了，偌大的校舍空着，正好给我们提供了居住条件。

全师家属一千多人集中居住在一所学校里，有一个连的兵力负责我们的保卫和后勤保障工作。

越校的条件很好，教室和学生宿舍都是小二楼，木地板，教室的黑板是毛玻璃的。但学生宿舍有限，不可能住下一千多人。师部在越校又办起了小学和幼儿园，沿用广东翁源时的育英小学校名（奇峰镇时校名为奇峰小学），我们的老师都是随军的家属。学校用不了那么多教室，就将多余的教室用木板隔成多个房间，供家属居住。部队的等级制很严，师职和团职的家属居住在学生宿舍，其余的家属则居住在分割的教室里，按照人口一家分配一间或者两间。学校和幼儿园的员工住在学生宿舍，幼儿园的住所是越校最好的，母亲在幼儿园工作，姐姐和同是幼儿园子女的两个女生住一间宿舍，我和母亲住一间宿舍，房间很大，屋里还有带水龙头的陶瓷洗脸盆。家具都是部队配置的，我们家自己就有几个樟木箱。

在越校，全师的家属都不用开火做饭，有专门的炊事人员负责做饭，在大礼堂集中吃大锅饭。幼儿园有自己的炊事班，负责给入园的小朋友和幼教老师阿姨做饭，我们随母亲吃幼教员工的小灶。

　　“越校”位于桂林市七星公园以东约5公里，当年为了安全，部队大院有哨兵站岗，外人不得随意进入。“越校”的原址，现在是桂林航空工业学院，原来大部分的校舍都拆除了。

下图是当年的“越校”，现在的桂林航空工业学院。

在越校期间，正值中国战备紧张时期。我们小小年龄就学会了打背包，一条军用背包带和一条背带，一床军用棉被，10岁的我可以在三分钟内，从叠被到打好背包背在肩上，一声哨令背起背包进入防空洞。桂林的防空洞不用特别修筑，天然的洞穴就是最好的防空洞。

学校还组织我们军训，练习瞄准，我们用的可是真枪，我的身高还没有扳起刺刀的半自动步枪高。匍匐在地瞄准百米开外的靶子，解放军战士用一个卡在步枪上，可以在侧面观看，又不影响瞄准人的观察镜查看我们的练习。一周的练习进入实弹射击，我们低年级的学生每人只让打三发子弹，姐姐他们高年级的学生每人10发子弹。我三枪都没有脱靶，最高打了7环。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实弹射击，当年才10岁。

越校的西北约500米处有个靖王陵，陵墓前两侧列阵矗立许多石人石马石象。我们小伙伴们经常从大院后围墙的一个豁口出去，到靖王陵和尧山上玩耍。靖王陵那时无人管理，由于距市区较远，也没有受到“文革”的破坏，靖王陵现在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老师常常带领学生去后面的尧山挖中草药，有当归、田七、天冬、车前草、七叶一枝花等。採来的草药到市里卖，购买一些教学用具和学习用品。

七叶一枝花

靖王陵前的石像，当年的靖王陵就是这样杂草丛生，无人管理。这张照片是网上找到的，很遗憾在越校没有留下照片。

　　1969年127师北上，部队到达河南时，中苏边境战事缓和，部队在河南集结待命。最后127师就地驻扎河南。

　　127师部署在郑州以西的陇海铁路沿线，师部暂住洛阳。1970年4月，暂居桂林“越校”的全师家属北上，随军抵达调防河南的127师的所在地。

离开桂林越校前，母亲带我和姐姐去市里参观芦笛岩，当时正在内部整修不对外开放，我们只能怏怏离去。

这次从桂林到洛阳坐的是客车，就是最普通的那种绿皮慢车，比上次换防桂林条件好多了，吃饭送到车厢里。到了武汉全体家属下车，在一个大餐厅围桌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是武汉军区招待我们，因为127师换防洛阳后隶属武汉军区。

127师的三个团和一个炮团，分别驻扎在洛阳和周边的新安县、宜阳县和渑池县。师部暂住洛阳。刚到洛阳，部队没有营房，当时的大专院校都已停课。师部设在玻璃技校（后改为洛阳建材工业学校），师部的卫生科设在洛阳农机学院（现河南科技大学）。部队的学校还没有办好，我们先在七里河小学插班就读，9月开学时，部队和与师部在同一个街区的建材机械厂合办了小学，校名继续沿用“育英小学”，厂里子弟也在育英小学上学，工厂派出了两名教师，这一年，我上五年级。

11岁的我

来洛阳的第一个冬天，天气很冷，这个冬天下了一场大雪，积雪约有20厘米厚，我走在雪地里身后留下串串脚印，我把两只脚后跟并在一起，脚尖分开，一步挨着一步踩在雪地里，形成的轨迹就像一个拖拉机轮迹。我们小朋友滚雪球、堆雪人、打雪仗玩的很开心，这才是正在的雪。

1971年3月，师部迁往新安县，母亲没有再随师部去新安县，调到洛阳轴承研究所工作，我们家留在了洛阳。

师部迁走后，全师在洛阳“支左”的干部和其家属仍然居住在玻璃技校，玻璃技校成为127师“支左”留守处。“支左”是“文革”期间特有的一种国家管理方式，是建国后第二次全国性军管。1967年，全国各地造反派“夺权”狂潮迅速蔓延全国，原有的党政机构陷于瘫痪，造成无政府主义浪潮恶性泛滥，社会陷入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局势，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全国党政机关、工矿企业各个级层的一把手都是军人。父亲当时在曾分别在洛阳拖拉机研究所、洛阳市商业局支左。

1972年，父亲在洛阳市商业局上班，公家给父亲配了一辆自行车，周末父亲休息时，我和姐姐就推着自行车到操场上学骑自行车，很快我就学会溜车。我的个子小，估计就1米3左右，28自行车带横梁，我跨不过横梁坐在座上，就跨裆骑（穿过横梁下面蹬另外一侧的脚蹬子）。跨裆骑是蹬半圈退半圈再蹬，看见别的小伙伴蜷着腿蹬一圈，我也学着骑，腿被横梁憋住，“啪”，摔了个嘴啃泥。

文革时很多大学停课，哥哥的连队驻扎在洛阳农机学院。一次哥哥生病，我和一个小伙伴去看望哥哥，进门时哨兵询问我干什么，我报出哥哥大名说看哥哥，哨兵看看我说“像”，放我们进去。哥哥在宿舍休息，其他的战士都在外面训练，房间墙边枪架上摆着枪，哥哥是班长，配备的AK47仿苏冲锋枪，战士配备半自动步枪。我拿起哥哥的冲锋枪，同去的小伙伴拿起半自动步枪，我俩持枪相对，被哥哥大声呵止。

一直以来跟着部队走南闯北，我们都是在食堂吃饭。师部搬走后，我们开始自己家里做饭吃。母亲下班晚，我和姐姐就学着做饭，很小我就会做饭了。我和姐姐都是在南方长大的，习惯了吃米饭，到了洛阳后，面食成了我们的主食，而且还有30%的粗粮，玉米面和红薯面。刚开始真的不习惯，粮食是定量的，不吃粗粮不够吃。母亲蒸馒头时白面（小麦面）里掺入一些黄面（玉米面），蒸出来的馒头很不好吃，我跟母亲说：“咱们馒头吃纯白面的，黄面蒸窝窝头，只当忆苦思甜了”。现在生活好了，吃惯细粮的人吃窝窝头说好吃，听了这话我就来气，小时候吃伤了。

南方长大，北方生活了这么多年，现在的我是南北通吃，还是喜欢吃米饭，最不喜欢吃面条。

我记不清是哪一年开始，秋季新生入学改成了春季。师部搬走时是3月，正是春季入学季，我该上六年级了。当时全国响应“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号召，从我这一届，五年级和六年级合并升入初中。

1971年3月春季开学，我升入洛阳市第21中学初中，编在初一四班，班主任是刘老师，教我们数学。文革后，语文、数学没有改名，物理和化学改为“工业基础知识（分常识、电工、化工分册）”，还专门开设了“农业基础知识”课程。现在我还清楚的记着，上“农业基础知识”课时，老师操着一口洛阳话讲课，农田要做到“地平如镜，埂直如线，土碎如面”。我学会了什么是单子叶植物和双子叶植物，葱、蒜、小麦、水稻是单子叶植物，种子发芽后是一个尖尖的芽，最典型的是大蒜发芽；苹果、桃子等乔木和豆类藤蔓植物是双子叶植物，种子发芽后像两个小手分开，最典型的是黄豆芽。有些人不吃葱、韭菜、蒜苗等一圈一圈的蔬菜，其实就是不吃单子叶植物，我外甥女就是。我现在还清楚地记着上地理课，老师教我们记亚洲和欧洲分界线的口诀：“乌拉尔山，乌拉尔河，黑海里海高加索”，很多年后儿子初中学地理时，我还能背诵这个口诀教他。上初中时开始学英语，第一次接触abc，以前学的拼音读作“阿波痴”。

姐姐也在21中上学，姐姐大我三岁，原来高我三届，由于我小学五年级升初中，所以比我高两届，上高一。那时候，学制缩短，初中高中都由三年缩短为两年。初二暑假，学校组建排球队，我当年个子小，按标准我肯定不能入选。排球队的两个教练是姐姐班的同学，开个后门把我捞进排球队。同住玻璃技校的部队子弟李成海、李沙也都参加了排球队。其中一个教练，高中毕业和姐姐下乡到一个公社一个大队，后来成了我的姐夫。

上初二时，备战备荒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社会各个行业都在自己的权属地挖防空洞，再用砖护砌加固。21中的操场上就立起一个大砖窑，学校自己烧砖，但不够用，我们坐着学校的卡车去劳改窑拉砖，在监狱服刑人员跟我们说：“我们这边是人民内部矛盾，那边是敌我矛盾，都是拿着枪押着干活”。这是我第一次进监狱。

以前在部队大院生活，有自己的幼儿园、学校、供应站（商店）、大礼堂（俱乐部）、招待所等，就是一个小社会，各种设施一应俱全，与外面的人接触少。127师的军人和家属来自祖国天南地北，以东北、山东人居多，部队南下时在湖南、广东进行了补员，湖南、广东人也占很大的比例。无论父母是哪里人，部队子弟都抄着一口很标准的普通话，好像全国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都是如此。

洛阳在上个世纪50年代，被列为国家一五时期重点建设城市，全国各地支援洛阳建设，有东北老工业基地哈尔滨、瓦房店、沈阳、大连的，也有江浙、上海的，还有湖南、广东的。涧西区是新建城区，相当于现在的开发区，10大厂矿有6个在涧西区，洛阳的规划是一五期间苏联人帮助搞的，沿建设路由东向西分布黄河冶炼厂（铜加工厂）、轴承厂、第一拖拉机厂、矿山机器厂、407厂（船舶柴油机厂）、耐火材料厂，当时这几个厂都是全国最大的。厂区向南设置300米宽的绿化隔离带，南边是生活区，再向南是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由东向西分布轴承研究所、机械部第十设计院、有色金属加工设计院、洛阳医学专科学校、机械部第四设计院、海军研究所（船舶研究所）、拖拉机研究所、耐火材料研究所、洛阳农机学院（现河南科技大学）。在大厂生活区与科研院所之间东西向有一条东风路（现在叫景华路），东风路沿线是商业区及文化娱乐场所。

50年代中期涧西工业大建设时期，为给数万建设者及其家属子女提供商业服务，国家动员上海、广州的商家支援内地建设。在东风路中段规划建设了两个大型商业中心，广州和上海内迁洛阳的国营和私营商家，3千余人落户洛阳，广州市场、上海市场也因此而得名。 广州市场、上海市场的百货商店，都是坡顶红瓦平房构成的，方方的大“四合院”形状，外围是商店，中间是仓库，逛商店可以转一大圈。当时几个大厂从周一到周日错开轮流休息，避免周末逛市场拥挤，就出现了“社会星期天”、“XX厂星期天”的名词。

围绕百货商店有新华书店、糖烟酒店、理发店、药店、土杂店、饭店等。刚到洛阳时，姐姐常常带我到离家较近的广州市场的饭店，买上两个炸肉盒和水煎包，那是一个香呀。

50年代修建的广州市场（上图），1988年拆除，原址新建了5层广百大楼（下图）。

计划经济时代，物资供应匮乏，吃粮凭粮本，洛阳南方人很多，每个月每人粮店会配给一些大米，但很少而且都是陈米不好吃。洛阳当地也种水稻，就有当地的农民用卖公粮剩下的余粮大米，骑着自行车到城里兑换面粉。开始一斤面换一斤米，慢慢地一斤三两、一斤半才能换一斤米。1991年春晚，郭达和杨蕾合演的小品《换大米》，经典地演绎了这一现象。

那时买什么东西都凭票，而且还买不到。一次父亲生病住院，水产公司的一个职工，洛阳当地人，经常在洛河里捕鱼，他掂着两条鲤鱼来医院看望父亲，我从医院回家的路上将鱼挂在自行车把上，走在街上很多人问我鱼在哪买的，当时市民根本吃不到新鲜的活鱼。

涧西区70%以上是外来人口，随父母来洛及在洛阳出生的孩子都说普通话。到了洛阳就读21中后，我才真正融入了地方。21中的学生有建材机械厂、自来水公司、胶鞋厂、黄冶、七里河、兴隆寨及我们部队的子弟。在学校大部分孩子都是说普通话，我的语言天赋不好，到现在也不会说洛阳话。

上初中开始，我动手制作矿石收音机，其实那时候已经不用矿石了，用一个高频二极管，并上一个高阻抗耳机，接个天线地线，不需要电池就可以接收到当地的广播。感觉真的很神奇，从此迷恋上了无线电。后来又制作单管机、双管机、四管机，这里说的几管就是用三极管的数量，一般最多六管。

那个年代，家庭普遍使用的是电子管收音机，使用市电，只能在家使用。晶体管技术刚应用不久，晶体管收音机可以随身携带，很受欢迎。父亲买了一部袖珍式晶体管收音机，每天午饭后我和姐姐一起收听孙进修爷爷讲故事，还有曹灿讲的《向阳院的故事》，童年往事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幸福感满满的。

晶体管收音机使用电池做电源，我家的收音机用的是四节5号电池，经常听半个月就没电了，那时候没有充电电池，也没有交流转直流供收音机使用的电源。

我和李成海及几个小伙伴一起自己缠绕变压器。百货商店的广播器材柜台有卖有线广播阻抗匹配的变压器，但不能直接用于接220V电。我们将变压器的铁芯取下，拆掉里面的漆包线，自己用硬板纸制作线圈骨架，没有绕线机就自己一圈一圈的手缠，220V的初级线圈一般2~3千圈，怕数错，每数到100圈画正字一笔，次级按照需要的电压，用较粗的漆包线缠绕，多留几个抽头，得到多个电压输出，将铁芯装回线圈上，变压器输出端接四个二极管全波整流，电容滤波后接到收音机的电池正负极上，收音机再也不用为消耗电池发愁，而且这个电源还可以为干电池充电，效果不是很好，充一两次还可以。初二时还没有学习电学，这些都是从大人那里口口相传学到的，电路图是徒手绘制的草图。这是我见过最早的转换电源，而且是我亲手制作的。

上初中时已是文革后期，社会已趋于平稳，学校的教学也趋于正常，我们初中还是学到了许多知识。初二第一学期，家住广州市场的一个男同学和我，还有建材机械厂的三个女同学组成一个学校小组，晚饭后在一个女同学家一起学习做作业，学习完几个同学有说有笑，有打有闹，到了学校男女同学又都不说话了，那个时候男女同学不说话，好像全国都这样。有的同桌的男女同学在课桌中间划道线，书本铅笔盒不能越线。

1973年3月，我完成两年的初中学业，该上高中了。为了更好地配置教育资源，中学做了大的调整，21中不再办高中，21中的初中毕业生，转到了洛阳2中学习，2中没有初中只有高中。21中和4中的初中毕业生混编在一起，基本上一半一半。

高一时除了正常上课，每个学期都有一到两次学工，就到工厂参加劳动，做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曾经在第一拖拉机厂、轴承厂、仪表厂学工，我学过车床、冲床，组装仪表。农忙时也参加过学农，帮助人民公社收麦、砍玉米秸秆。

那时的教学，要考虑为工农生产服务。上高一时，学校请来设计院的工程师，在学校礼堂上全年级大课，讲解高程测量原理，没曾想这成了我以后工作的内容一部分，讲解机械制图，记得很清楚，课上讲授用图纸体现一个物体，最常用的是三视图，即平面、正立面、侧立面，这也是我以后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学校还请工厂的工人师傅讲解车磨铣刨的机械加工常识。

14岁上高中的我

1973年姐姐高中毕业，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姐姐随21中下乡到偃师县（现偃师市）南蔡庄公社石桥大队。我们初中升高中时，有一个硬性规定，1957年2月以前出生的，一律初中下乡，我们初二四班也有几个同学初中就下乡了。前几年我加入中学同学群时，一位女同学问我认不认识她，报来名字没一点印象，那时男女同学在学校都不说话，家又不是一个单位的，学校时都不接触，几十年后怎么能还认识，她说她初中和我姐姐一起下乡到一个大队的。我问姐姐，姐姐说是的，她家是自来水公司的。

同年，哥哥服役5年要复员了。此事还引出一个小插曲，按照政策战士复员哪来哪去，回到入伍的地方。哥哥是在广东翁源参军的，父母都随部队来到了洛阳，老家也不是广东翁源，回翁源举目无亲，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经协调哥哥复员到洛阳，分配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哥哥被安排做钳工，这可是工人最好的工种，既能学到技能，工作又不像重体力工种那么辛苦。哥哥的师傅是上海人，我和哥哥去过他家，家里收拾的很干净，师傅师母人都很好。哥哥也很喜欢这份工作，买来厚厚的《钳工知识》学习，我也看过这本书，看到书中讲解砂轮磨削钢材，从火花的形状辨别钢的材质，我对机械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73年哥哥复员前全家合影

1973年年底，部队的“支左”工作结束，全部撤出地方，父亲回到381团驻扎地宜阳县，位于洛阳市西南约25公里。居住在玻璃技校支左干部的家属，在洛阳没有工作的随军搬到部队所在地，有工作部队协调单位安排住房，单位无力安排的仍暂住在玻璃技校。1974年我家搬到了轴承研究所家属院，住在4号楼的四楼。那个年代住房都很紧张，有些俩家甚至三家住在一套房子了，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4号楼是新建的，一梯8户，上了楼后左右两边各四户，围绕在一个天井的一周，天井是从底层一直到顶露天，便于通风和采光。四户人家都是独立的居室，在天井的走道旁设有两个厕所，两家公用一个。我家居室是一大一小两间，大的约14平方米，小的约12平方米，进门旁边有一个3平方米左右的厨房。姐姐乡下，父亲在部队不常回来，我和哥哥住一间小间，母亲住大间，平时活动都在大间。

父亲在商业局工作时，与下面基层的职工关系搞得很好，经常有水产公司的司机小马叔叔给我家送带鱼，食品公司肉店的营业员小许、小爱常常给我家送猪肉，带鱼票、肉票不要，钱我们照付，有时多了我家吃不完会匀给邻居一些。

那时候职工的工资都不高，母亲三级工，每月47块多，哥哥二级工，38块3，父亲在部队工资较高，每月100多块，合起来一个月200多块钱，家里就我一个吃闲饭的。那个年代，工人转正后成为二级工，国营大厂38块3，地方小厂36块5，到了二级工就很难再涨了。因此，当时我家的生活水平相对较高。

1973年7月，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一名15岁的女学生受到老师批评后自杀。当地的调查报告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内参上，197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现场调查报告”的文件（即中发[1974]5号文件），把这件事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恰在此时“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学校又陷入半停课状态。

过完春节开学，我该上高二了，开学后学校办起了专业班，同学们自己组织找单位，我们班有几个男女同学到解放军150医院学医，比较高端，我和吴俊等几个同学在自来水公司学木工和机修。吴俊同学也喜欢无线电，几个兴趣爱好相同的同学经常聚集在一起搞一些课外业余活动。

一个学期就这样过去了，1974年因“批林批孔”运动，学校停课半年，由春季新生入学改为改为秋季新生入学。21中我们这届停办高中，转到了2中，我们上一届的在21中继续上完高中。74年批教育回潮，21中又重新开办高中了，我们这届成了另类。

1974年“四人帮”闹的正凶，推出“上海民兵新鲜经验”，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民兵小分队。哥哥从部队复员不久，有军事素养，就被招收到民兵小分队。粉碎“四人帮”后，哥哥调到厂宣传部工作，转为干部编制，参加了市党校学习。

1974年， “ 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广州市场贴出了针对父亲的大字报，父亲在洛阳支左时任洛阳市商业局局长，大字报的标题是借用元朝的词《天净沙·秋思》的第一句和第三句，到过来组合成“古道西风瘦马 枯藤老树昏鸦”，批父亲在商业局时带领商业系统走资本主义道路，扬言要把父亲从部队揪回来批斗。当时看了大字报真的有些担心，现在想想可笑，部队大院你进都进不去。

2中的图书馆藏书很多，我经常借阅一些科普方面的书籍，《十万个为什么》、《科学小试验》，我最喜欢的一本是《科学家谈21世纪》，书中描述21世纪的汽车不用人开会自动驾驶；打电话能看到人的影像；商店不见算盘，用扫描器扫描，自动算出价格打出账单；到医院检查，由计算机控制的各种常规检验分析仪完成。书中很多设想21世纪已实现或提前实现，个别设想现在看来已过时，有的只是科学幻想。

《十万个为什么》共有10集，每一集分不同的学科，每一集我都从头到尾认真阅读。

洛阳地处黄河以南，按照我国冬季取暖标准不属于供暖区，除了医院、政府机关、大型工矿企业的办公室等特殊场所有暖气外，家属区、学校等地方没有暖气，家里取暖主要靠煤炉，铸铁的蜂窝煤炉用一根烟筒引到屋外，防止煤气中毒，但每年都有煤气中毒事件发生，抢救不及时会夺去人的生命。

冬天学校取暖，在教室的最后面砖砌一个煤炉，将煤加一点土和成泥，晒干成煤饼烧，即使升起煤炉，教室内的温度仍然不高，那时候的学生几乎人人生冻疮，手背、脚后跟、耳朵是最容易冻伤的，冻的红肿红肿的。刚冻的时候奇痒无比，然后裂口甚至溃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孩子基本上很少生冻疮了。

1975年初上映了一部电影《决裂》，电影讲述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江西省山区成立。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激烈，围绕办学姓“社”还是姓“资”展开激烈讨论。最经典桥段是葛存壮（葛优的父亲）饰演的教务主任上课讲解“牛尾巴的功能”，最经典的台词是郭振清（李向阳的扮演者）饰演的党委书记关于农民上大学问题，拉着一个农民的手说“这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老贫农参予学生入学评议，坚持开门办学。这部电影又将中国的教育推上了风口浪尖。

春节过后开学，是我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班办起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洛阳二中徐家营分校”，全班同学背着行李来到了郊区辛店公社徐家营大队，开门办学，为农业生产服务。我不知道其他班办的什么。

全班男生分住在大队的两间仓库，靠墙地下铺上麦秸，上面再铺自己带的褥子，十几个人一字排开的通铺，女生住在大队部。我们自带粮票和钱，在贫下中农家里吃饭，我分配的两户人家是亲兄弟俩，一家一周轮流。第一家是哥哥家，女主人有10个孩子，最小的是个不足周岁的婴儿，比女主人的孙子还小，奶水不够时，女主人就把儿子塞到他嫂子（女主人的儿媳）的怀里吃几口。

第二周换到弟弟家吃饭，这家人口较少。在地里劳作了一上午，第一次中午来到这家吃饭，吃面条，女主人问我“在那家和（这个字念“获”音）锅不”，我没明白什么意思，她又说“就是面条里搅不搅黄面”，我答“和”，从此后在这家每天都和锅，中午这顿饭是我这三个月里，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里吃的唯一的一顿纯细粮饭。周末回家，母亲会做点好吃的，再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时带上10个烧饼。

徐家营为洛阳近郊，土处平原地带，土地肥沃，临近洛河灌溉条件好，但不允许种蔬菜，只能种小麦、玉米、红薯、棉花。刚开春，社员家院子里的自留地还未播种，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杨树发芽了，柳树发芽了，社员们将嫩杨树叶采摘下来，用开水煮一下，除去涩味，再下到面条锅里当蔬菜，还是有股涩味，不想吃但又不好意思当着贫下中农的面吐掉。刚发芽的柳叶柳絮用水烫过，放上辣椒腌制还挺好吃。

我虽然没有下过乡，这三个月足以让我体会到那个年代，农村生活的艰苦。

5月底，我们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洛阳二中徐家营分校”“毕业”了。我们回到学校，各班情况不一，有的班还没回校，学校也无法组织统一上课，快到毕业时间了，学校也无意组织继续上课。

6月初是麦收季节，我们全班同学又来到五七干校，帮助夏收夏种。五七干校是文革前期被打倒的干部劳动改造的地方，文革后期成了知青点，市领导的子女下放到这里，这里有整齐的宿舍和相应的生活设施，生活条件比下放到农村好多了。

在五七干校先是夏收割麦，颗粒归仓。五七干校离洛河很近，水渠引水到地里改做水田，拖拉机犁几遍后土壤变的松软，我们和知青一起赤脚下地插秧，和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晚饭后和几个同学到洛河边上，芦苇丛中，一只只萤火虫带着黄绿色的闪光飞来飞去，犹如一盏盏小灯笼。半个月的支农劳动结束，在这里生活的很愉快。

上高二的那段日子里，同学们喜欢手抄文革前的歌曲，上面是简谱，下面是歌词，有《在那遥远的地方》、《蝴蝶泉边》、《阿诗玛》、《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中外歌曲，当时都是禁唱的黄歌。很多同学喜欢吹口琴，我也有一把上海产国光牌口琴，现在还保存在家中，偶尔还拿出吹两下。

1975年6月28日，我们返校召开毕业典礼大会，会后合影留念，这一天我刚满16岁3天。1965年上小学，1975年高中毕业，两次变更新生入学时间，小学5年半，中学4年半，10年的学生生涯结束。

高中毕业前，班主任李老师带领全班同学到龙门游玩，这是部分同学的合影，我在后排左二。

高中毕业照，第二排左数第二个是我。

高中毕业后，我没有下乡留城了，在家待业等待安排工作。那时候留城也不是马上安排工作，要等招工指标，指标是从办事处居委会分配的，我的关系转到了轴承研究所居委会。轴承研究所的子弟在4中高中毕业，之前和他们都不认识，在一个居委会一起学习，逐渐成了好朋友。居委会几个老太太加上我们几个待业青年，不到10个人，每星期两个下午组织集中学习，年轻人读报纸，学习上面下达的文件，晚上带着红袖章和老太太一起在家属院巡逻。

上高中时我们班有少数同学入团，基本都是表现好的和比较活跃的，我在班里不落后的，中不溜，在学校没有入团。到了居委会写了入团申请书，介绍人是团支部书记和一个和我比较要好的齐跃进，经组织考察符合条件，我入团了。

齐跃进和我并不是同学，他4中我2中，但我们对外都以同学相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我救过他两次命，按照时间节点以后再叙。

待业期间，大部分时间都是玩，我赋闲在家没事，负责买菜做饭。母亲在轴承研究所上班，离家很近，所区和家属区隔着一条马路，走路用不了10分钟。母亲的工作是试验工，在机械性能试验室。试验室里有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做的最多的是材料的疲劳试验。技术人员研制出的轴承材料，制成试件，安装在试验机上加上荷载做磨损疲劳试验，24小时不停的磨损，直到试件报废，一般要半个月左右甚至时间更长。因此，母亲的工作性质是三班倒，每班8小时，一班两个人，什么事没有，就是坐那守着，定时更换记录纸，向记录仪的笔管里添加墨水，那时的试验机可不像现在是电脑记录。

母亲没有上过学，在海南三八厂时上过文化补习班，60年代又很注重政治学习，母亲能看报，写学习体会。母亲在轴承研究所的工作要写值班笔记、交接班记录，早年的自我学习经历满足了现在工作的需要。

1975年9月，姐姐招工返城，进入第一拖拉机厂当了一名钻工，上一道工序送来的工件，姐姐使用钻床扩孔，再送到下一个工序加工，直至加工成一个拖拉机部件。那时的大厂人歇机不停，三班倒，充分利用厂房机床资源。姐姐要经常上夜班，厂里分配了集体宿舍，夜班姐姐住在厂里，白班时下班回家，有时住家里和母亲一个房间。

1976年元旦刚过，父亲给我找了一份临时工的工作，临时工也是要通过办事处才能得到指标。工作单位是轴承厂绿化队，同时招了6个临时工，都是留城的待业青年，绿化队原有五六个职工，除了一个男的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绿化队的工作是伐树种树，修剪花木。伐树是个体力活，挖坑种树也是体力活，临时工不但发工资，还能按照工种补几斤粮票。我们把树形不好、位置不合适的大树伐掉，伐树先用大锯两个人坐在地下离地20厘米左右锯，再在锯缝上用斧子砍出豁口，最后在另一侧用锯向豁口锯，树向豁口一侧倒下，真有一种森林伐木工人的感受。选择合适的位置种上树苗，水车拉水灌溉，修剪花木，我们的足迹遍布了轴承厂的厂区、家属区、学校。很多年后我儿子在轴一中上学，在学校我还能辨认出我们种的树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半年的临时工结束了，我做了一回伐木工人和辛勤的园丁。

这张照片是在轴承厂做临时工时，同伴借来海军服，在轴承厂13号街坊家属区的防空洞入口的顶上拍摄的。

临时工结束后，我又赋闲在家，过起了自由自在的待业生活，不过还要参加居委会的活动。

初中时我有个同学叫赵亚军，家是黄冶的，父亲去过苏联留学，母亲在厂图书馆工作，他是家里的独生子，他家离21中很近，我经常到他家玩。他送过我一本书，无线电方面的，是他父亲以前的书，里面都是讲电子管的，从书里我学到很多知识。高中毕业他也留城了，经常去我家玩，逐渐的他和我的朋友齐跃进也成了朋友。赵亚军的父亲留苏时带回来一架135照相机，我们买来胶卷学习拍照，光圈、快门、距离、景深，这些摄影名称恐怕现在用手机拍照的人都没听说过。从此我对摄影产生了兴趣。

哥哥在矿山厂宣传部工作，有个专职摄影的同事，洛阳市文化馆举办摄影学习班，哥哥和他的同事一起去学习，我也和哥哥一起去听讲解摄影知识，从构图、用光、暗房后期制作等摄影技巧深入浅出地讲解，我从兴趣逐渐升级为喜爱。

1976年，身着父亲的军装留影。

我的朋友齐跃进、赵亚军。左边的是齐跃进穿着赵亚军父亲在苏联留学的西装，右边是赵亚军穿着齐跃进父亲撤销军衔前的军装。

1976年轴承研究所家中，我身着齐跃进父亲上尉军衔的军服，肩章上中间的一个眼少了一个豆，胸前佩戴着奖章。

1976年，哥哥结婚了，住在家里。母亲她们一个室的同事单身宿舍两人一间，有一个人常年出差在上海，我就带着被褥暂借住宿。齐跃进有三个妹妹，都长大了，他在家住很不方便，我就和齐跃进一起住在居委会的办公室，就在我家这栋楼隔壁单元的一楼，一间约20平方米的房间，摆着两张单人床，一个三斗桌，还有几把椅子，每周两次的居委会学习就在这里。玻璃技校的部队留守处，还有一些家属未搬走，部队留了一栋楼，空房很多，我就到留守处要了一间，和齐跃进搬到了玻璃技校居住，离家不远，走路10几分钟就到。

不久，哥哥厂里分了一间房，是带两面坡屋脊的平房，一间屋从中间隔一道墙分成两间，在屋外公共水池公共厕所，隔出的房间只有6平方米多一点，放一张双人床、一个桌子、一个矮柜上面放一个樟木箱。后来厂里给哥哥调整了住房，是苏联人设计的一家一个独立户型，但当时住房紧张，一般一户中都是安排两家居住，哥哥住一间大间，另外一家住一间小间，两家合用一个厨房厕所。再后来厂里做了调整那户人家搬走，哥哥一家居住在此。

哥哥搬到矿山厂家属院后，我搬回家居住。

1977年春节，我18岁，在宜阳县父亲所在部队，父亲的住所前穿着父亲的军装留影。

1977年，我又在洛阳化工三厂做了一份临时工，厂里招了两个人，另外一个是21中低我一届的女生，在学校时不认识，她被分配在厂幼儿园。我一开始开始在浸胶车间上班，具体工作是把成束的玻璃纤维用机器切成5厘米长的短丝，再放进酚醛树脂里浸泡透，带着橡胶手套揉搓，浸透后摊铺在带有筛网的架子上，推进烘干房烘干，是制作电木制品的原材料，压筑车间再用它压成拖拉机用的电木配件。

后来我又调到树脂车间生产环氧树脂，把各种原材料加入反应釜，高温高压不停搅拌，一个多星期反应结束，放出粘稠状的半固态半液态的就是环氧树脂。环氧树脂生产不能不间断，我们也是三班倒。我最喜欢上中班，下午4点钟上班，晚上12点下班，白天有很多空余时间，晚上回来还不影响休息，上后夜班最熬人，尤其是凌晨五六点时特别困。在化工三厂接触了很多苯酚、甲醛等化工原料，厂里发有劳保防护的过滤面罩，大家都不喜欢戴，只带一个普通棉纱口罩，现在想想当时多无知。近一年的临时工工作结束，我又当了一次化工产业工人。

18岁的我

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1977年10月21号，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考试时间大约是1977年12月上旬。当时听到消息有些激动，但并没有把高考能改变人生轨迹当回事。中学时的课本都都丢掉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教材怎么复习，零零星星找到一点油印的复习资料，仓促上阵，结果是名落孙山。

轴承研究所有好几个留城青年参加了高考，只有一个比我高一届的考上了洛阳工学院，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化工三厂做了近一年的临时工，我又回家待业了。1978年的高中应届毕业生推迟一年毕业，这一年高考是在7月份，没有应届生参加，都是下乡知青、工厂工人和我们这样的待业青年参加。我和轴承研究所的几个待业的伙伴这一年都没有参加高考，赵亚军这年参加了，考的成绩还不错，被浙江大学化工系录取。

1978年父亲从部队转业，安排在洛阳市饮食公司，任党委书记。我家从涧西区轴承研究所家属院，搬到了西工区饮食公司家属院，房子大了很多，一楼一套一大一小两间，一个厨房，父母和姐姐住一楼，五楼一套一间大屋带厨房，我自己住，都在一个单元，很方便。母亲上班远了点，骑自行车上班，因为三班倒，轴承研究所那套房子安排了母亲的徒弟同住，一人一间，算是集体宿舍吧，母亲上夜班就可以不用半夜回家了。

1978年9月，我得到一个招工指标，两个单位二选一，一个是五金交电公司，在家电维修部做售后维修，另一个是光华皮件厂工人，我虽然喜欢无线电，但那时的年轻人都不想在商业系统干，进工厂比较体面。我选择了光华皮件厂，我参加工作了，这次是正式工。

到厂报道后，我被安排在五金车间，具体工作是开冲床，将薄钢板冲压成皮箱皮包上的五金件，再进行电镀，这也算是机械行业工人。我很想去机修车间，做一个钳工，维修机器，制作模具，想着等干一段时间申请调一下岗位。

进厂后，和我同车间一起进厂的一个女工，每天工休时间拿着一本英语书看，复习准备参加1979年的高考考英语专业。我在她的启发下，加上赵亚军学习成绩和我相当，78年考上了浙江大学，我要是78年认真复习参加高考，应该也能够考上大学，加上工厂的工作不理想，因此，我下定决心准备参加1979年的高考，此时距离高考还有9个月。

这张照片是1978年，我参加工作时照的标准像，之后的几年填表、办证件都是用的这张照片。

有一天，我正在上班，未婚的姐夫到厂里找我，说家里进了小偷，我和姐夫赶紧回家。姐姐今天夜班在家休息，姐夫来家找姐姐，姐夫上五楼我的房间想找本书看，看见房门开着，一个人见到姐夫就往门外走，姐夫开始以为是我的朋友，看见房门锁被撬，一把抓住他，高声叫姐姐上来，姐夫控制住小偷，姐姐赶紧下楼让人报警。

回到家，看见五楼我的房间门口被反手拷着一个年轻人，姐夫问我你认识他吗，我说不认识。看见房门锁被撬开了，进屋看见几个警察正在勘察现场，拿着一个毛刷沾着铅粉涂刷在箱子的锁上，指纹清晰地显现出来。勘察完成后，警察带走了小偷，让我下午去西工分局取一下指纹，好区别出小偷的指纹。下午我来到西工分局，在警察的指导下，我在一张白纸上留下了指纹，没犯过案，我的指纹留在了公安局。

光华皮件厂地处市中心百货楼商圈，五金车间的电镀是重污染行业，按照市里的部署需要迁走。我上班三个月，五金车间搬到涧西区，我们当年一起进厂的5个分配在五金车间的年轻人，被调到其他车间，我调到二车间。

二车间生产皮箱，我所在的三班组生产公文箱，三来一补，原材料都是从香港进口，精品羊皮是澳大利亚产的，公文箱上的合页、撑架、密码锁等五金件都是鎏金的，产自美国，我们生产出的公文箱返回到香港，贴商标换上精美的包装销往美国和欧洲，公文箱卖的很贵，光华皮件厂就挣个加工费。

二车间管理很严格，我正复习高考，干完当天的活看会报纸，也能为考政治有点帮助，车间主任走过来敲敲我的工作台，我赶紧收起报纸。

每天工作8小时，6点下班后我回到家，打开电视收看电视英语讲座《Follow me》（跟我学），母亲做好饭我边看边吃，吃完饭，骑着自行车赶往涧西区听高考补习班讲课，补习班免费，都是热心老师自发组织的，油印的复习教程需花钱购买。

1979年中国开办了广播电视大学，电大考试比高考早，我问了有关部门，如果我考上电大不上，能不能参加高考，我被告知不能再参加高考，电大考试我还是报了名，只是想体验一下考试氛围。

我们厂有一个比我进厂早的师兄，他也报考了电大，我和他在一个考场，我和他商量好，数理化考试我写他的名，他写我的名，语文政治写自己的名字。电大考试结果出来了，他被录取了，我落选了。

1979年7月初高考开始，这一年，78届的高中生延迟一年毕业，多上了一年高二，卯足了劲要奋力一博。我用9个月的业余时间复习，没有教材，还没有老师辅导，和他们扛膀子，这一年对社会青年参加的考生是最残酷的。我真为1978年没有参加高考感到后悔。

高考成绩出来了，我的成绩比大专录取分数线低0.5分，有人建议我去查分，说不定能进大专分数线。我放弃了查分，说不定还会查低几分呢。填报志愿时中专只能填报本省的学校，我的第一志愿是郑州机器制造学校，第二志愿是河南省邮电学校，第三志愿是洛阳建材工业学校，第四志愿是郑州建筑工程学校。结果我收到了郑州建筑工程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专业给水与排水。我对这个专业一无所知，母亲的同事说这个专业不错，建设工程行业。

高考体检，所有身体状况都很好，我体重48公斤，身高168厘米，体检报告单上注明：体重不足50公斤，不能报体育专业。我那时很瘦，身高也不高，我也没打算报体育专业。

录取通知书注明，10月到校报道，我又在光华皮件厂干了两个月，9月我们这批学徒工就转正了，工资从24元涨到36.5元，领了一个月的转正工资，我就要离开光华皮件厂上学去了。一年中我当过机械加工工人，做过专业皮匠。

虽然只考了个中专，但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从事一干就是40年的城市建设工作，是我这一生最大荣耀。

（上）集完，点击下面的链接阅读（中）集。

我和我的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