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汾中

曾经沧海

题 记

啊，请把我那少年时代还来，

在那时有诗的涌泉奔涌新醅，

在那时有雾霭一层为我遮笼世界。

未放的蓓蕾依含着奇胎，

在那时我择遍群花，群花开满山谷。

我是一无所有又万亊俱足。

择自 歌德.《浮士德》

梦回汾中　

——忘不了的母校，忘不了我梦幻般的少年时代　

人生如白驹过隙，不觉间就老了。老了老了，却总是忘不了那些陈年旧事，忘不了自己的青春少年，尤其是忘不了少年时的母校——那仙苑般的汾阳中学。

我的母校汾阳中学是一座仙苑般的学校，她优美的校园环境和齐全的教学设备全国少有，早在建国之初，在大多数县还只有初级中学时，她已是全省不多的完全中学了，来上学的生源，不止是汾阳，还有文水、孝义、介休的学生。

1953年，我家从老家沁县搬到了汾阳。有一天早晨，我随二姐从汾阳城西门爬上城墙观看汾阳城景致。汾阳城比沁县城大多了，那时的我，觉得汾阳是个大地方，雄伟的城墙高大而壮美，四门筑有瓮城，主城之外还有五座关城，仅仅一个西关也有沁县城大了，汾阳城好大呀！我们站在城墙上四面张望，只见城内和西关内民居房屋鳞次栉比，黑压压的一片，有不少高门大户的建筑十分精致，屋顶的脊兽，风水楼，通瓦瓦垄，二层楼，显示着它们的富贵和不一般。清晨时分，闾阎万家的炊烟弥漫在汾阳城的上方，在飘飘渺渺的烟蔼中，又有教堂、洋楼凸现于上空，使人看来像仙山楼阁一般，我一个从山沟沟里出来的孩子，哪里见过这般气派的景致，一时竟看得呆了。

在汾阳城的西北一带还有一片洋楼建筑群，显得十分突兀，其中一座高楼竟鹤立鸡群，直插云汉。我和二姐都很想知道那是些什么建筑，便沿着西门城墙向北行去。

从西门到城西北角，城内有十几座中西合璧的建筑耸立在绿树环护之中，此中有花圃，洁净的院落，似花园一般。后来才知道，靠西南一带的那一片，解放初是最早的“实验小学”，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那里成了“荣军疗养院”，到五八年时，又成了“二中”（农校）的校址。再往北那一片就是汾阳的最高学府“山西省立汾阳中学”了。

汾阳中学校园内有十余座中西合璧的楼房建筑，大多是二层，其中最大的一座是“南大楼”，南大楼再南，紧挨的就是隔壁“荣军疗养院”院内的洋楼，那就是汾阳那时的最高的，地标性建筑了。洋楼之外，汾中西南面有三块小一些的操场，分别是篮球场、排球场、体操场，篮球场上有四五个标准篮球场，体操场上有单杠、双杠、吊环、绳梯、体操大铁滚环（空军训练用的那种）等等体育器械。西北角则是大体育田径场，足够召开体育运动会的那种，设置了椭圆形的跑道，大体育场之东，则是两行五排共二十座新建的标准教室了。这样浩大美丽的校园，不用说我这种山里出来的孩子，就是大城市里的孩子，也很少见过。

我是一个天生热爱学习的孩子，从那时起，就憧憬着什么时候我也能进这样美丽的学校学习一回？那是我童年时的一个梦。

为了这个梦，我曾不只一次地爬上西北城墙，爬在城墙边上下瞰汾中，看大哥哥大姐姐们在攀单杠、跳跳箱，跑步训练做体操，打篮球、打排球，在林荫下花丛中读书做游戏，在大操场上追逐奔跑。我梦想着，憧憬着有一天我也能幸福地走进汾阳中学的大门。

　　一、王校长亲手把我送入汾中，圆了我儿时的梦。　　

1960年秋，我小学毕业了。之后隔了近三个月，我也进入了汾阳最高学府——汾阳中学，实现了我儿时的梦想。我进汾中的时间比同届进入汾中的同学晚了四十余天，因为历史给我开了个小小的玩笑。

那一年，晋中专区没有进行中考，而是小学毕业统考之后，就由学校对毕业生进行了择优推选分配。由于这种推选分配不是以毕业成绩择优分配的，而是突出政治，加进了“阶级成份”的考量，又由于那时初、高中学校办的少，普及率不高，所以我的大部分小伙伴们在小学毕业之后就辍学了，其中也不乏学习成绩优秀的苗子。

我是其中的幸运者，当时分配到“太谷航空学校”。太谷航空学校是国家新办的中等技校，录取的学生要求是品学兼优，人们都以能分配到这里而感荣幸自豪，父亲还高兴得带我到北大照像馆拍了留念照。可是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不久，随即国家又发通知说，“由于国家遭到了困难时期，太谷航空学校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被裁撤了。

太谷没有去成，我梦想上汾中的愿望也未能实现，家中闲着无事，暑假期间我就和同班同届的阎日普同学一直在学校的羊场帮助喂猪放羊。从1958年起，实验小学根据国家“学工、学农”的方针办起了农场，养起了猪和羊。那时国家遭遇了困难，人的吃食尚且不够，更何况是猪、羊。除少许的豆饼饲料外，就靠学生割草饲养，羊还能吃草，猪在吃野菜外，就只能靠吃人屎，猪圈上方凳了条板，男学生在上面拉，猪就在下面吃，由此可见当年国家的困难情况。这样过了几十天，有一天，学校的老校长王安侯忽然把我们两个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俩说，“走，今天我带你俩到汾中上学去。”这真是意外之喜，原想着要想上汾中，只能等下一学年再重新考取了，不想老校长还一直结记着我们的事。

王校长是我一生尊敬的恩师，他大约是在我四年级时来到汾阳实验小学的，他个子不是很高，匀称的身材不胖也不瘦，精明清亮的眼睛，嘴上留有一撮小胡须，看来比他实际的年龄要高，他的左臂只有半截，下半截袖管空着，走起路来一摆一摆的，这却使他看起来非常威严，我们都以为他是一个退役的军官。在他之前实验小学是谁的校长，我毫无记忆，只有他，我永远记在心里，永生难忘。从他来到实验小学起，汾阳实验小学就一直在全县乃至全区名列前茅，获得了省、地、县无数的荣誉，他是终生从事教育，忠诚于国家教育事业。在我的记忆中，王校长家在农村，他一直以校为家，全身心地倾注在学校工作上，他对全校的情况了如指掌，几乎每月他都要在操场上召开全校师生例会，在会上总结全校工作教学情况，对好的班级和学生中的好人好事给予表扬，他的带有明显三泉、石庄一带口音的语言很有滋性，很能鼓动人心。于是，在全校范围内形成了年级之间，班级之间，学生之间的比学赶帮的形势，使实验小学始终保持着一种团结紧张、奋发向上的氛围。尤其是他所做的形势报告，常常是从国际到国内，再联系到学校师生的任务和要求，高屋建瓴地讲得清清楚楚，使全校师生能及时了解各个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理解国家的政策方针，很有好处，很能激动和鼓舞人心。王校长虽然是独臂，但他自己打扫卫生，自已洗衣服，从不要别人帮忙。他的衣服永远是干净整洁，使人一见就知道他是一个十分干练的人。做为老师，他十分喜欢孩子们，发现一个小秘密，好像他更喜欢男孩子，他的宿舍里，他出外的时候，身边总是围着一群男孩子。一个热爱教育事业，爱学生如子侄的校长，他所领导的学校，想落后也不可能。我有幸在儿童时代就学于实验小学，有幸遇到這样一位像父亲一般的校长，当我后来进入中学的时候，还常常以我们是从实验小学出来的为荣。我思念王校长，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的一生。

话题又扯远了。那天，王校长把我和阎日普领进汾中，在教导处楼的办公室内找到教导员张太和老师，介绍了我们各自的学习情况和自身的性格特点。当张老师得知我出现视力严重下降的问题时，亲自给我测了视力，随及对我和王校长说：“该配镜子了！”之后，张老师又对王校长说：“放心吧，王校长，我会把他俩的情况详细介绍给他们的班主任。”

王校长走了，我和阎日普望着他离去的身影，一直看着他走出汾中校门，直至拐过二府街的街角，看不见了，才随着张老师向我们的新班级——73班教室走去。

是王校长亲手把我交给了汾阳中学，圆了我儿时的梦。

　　二、轻松愉快的初中生活

汾中是一座美丽的花园，汾中是青少年的乐园，我在这里度过了三年轻松酣畅的少年生活，三年中，我在德、智、体各方面得到了全面的发展。那时的我，感觉自己像夏至后的秋庄稼一样，自已都能听到自身拔节成长的声音，每个早晨醒来，都感到自己又成长了一节，到初三时，我的嗓音已向粗犷的男中音发展，我发觉，自已在音乐方面也有发展的潜质。这一切，都得益于这所美丽校园的环境条件和她的办学方针和风格。

20世纪60年代的汾中，是一所“突出政治，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校，在这种方针的指引下，汾中形成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风和校风。我上汾中的时候，书记是霍润堂，校长是田新宇，田新宇是一个老革命，就是作家马烽的短篇小说《我的第一个上级》中的原型人物。但我们感觉那时学校只有书记没有校长似的，大概那时是突出政治，书记为先吧。也正是这个原因，那时的汾中虽也是以学为主，但在发展体育、文艺、参与社会活动、参加农村田间生产劳动等方面更加突出，但这却使学校生活更显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也更符合青少年的心性。

从教学方面讲，从1906年汾阳创办“汾州府中学堂”起，汾阳中学聚集了一大批文化人材和教学精英。尽管受左的思潮影响，虽然那时有一些教学上有建树的老师因历史政治问题被贬黜不用了，但师资队伍的质量尚未受太大影响。就拿我们这一届的带课老师来讲，我们的几何老师，数学老师，物理老师，地理老师、语文老师，那都是在省内业界出类拔萃的人才，他们的授课清楚明晰，提纲挈领，语言精当，讲到关切之处，常能画龙点睛，比喻精切明白，又语言有艺术性，每妙语连珠，引人入胜。听他们的课使学生听得妙趣横生，津津有味，只要是课堂认真听讲了，听者就能基本掌握所授知识的要点和精髓，自习时就能顺利完成作业，巩固所学知识。再加上那时学生的课本知识没有现在的深广，学生的学习负担没有现时的重，所以只要是小学知识基础扎实的，初中就完全没有问题，在那时，上学不是一种苦差事，而是生的乐趣。

教师的优劣对学生掌握知识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讲几个例子，初中一入学，数学课由“算术”提升为“代数与初等函数”，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但那时带我们代数课的是刚参加工作的赵良枢老师，由于赵老师那时缺乏教学经验，我们对他的课就听得有些糊里糊涂，对“代数”和“函数”的概念总是弄不明白，到其后不久张宝良老师接任代数老师时，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们的“几何”课从一开始就是杜森老师带的，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再说英语课，我们是全国初中开始学英语的第一届学生，由于那时英语教师十分缺乏，从初一到初二，我们换了三个英语教师，但都是半瓶子醋，以其昏昏怎能使人昭昭？初二时从中央经济部下放来一位张振南老师，她是对外经济的翻译，在英语知识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尤其是她的语音十分标准。但有知识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讲好课，教学是一门独特的科学，它有自身的规律，需要必须的技术技能，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教师。到初三时，从山西大学分配回来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王仲孔老师，他的英语知识虽不及张振南老师，但可能他天生就是一个教师的料，他的讲课浅显明白，使我们很快入了门，初步掌握了英语的语法体系，掌握了学英语的办法，基本上学完了初中英语课程。即使如此，我们这一届学英语的学生还是没有扎好根基，到高中时，所学知识与高中课本接不上茬，英语始终没有学好。顺带说一句，赵良枢老师在之后终于百炼成钢，我参加工作后，听说他已是汾中出名的高三数学把关优秀教师了。

　　说我的初中生活轻松愉快，是因为汾中是一所十分重视全面发展的学校，在教学之外，她更加重视对学生进行文艺体育的教育和培养。这使得我们的学校生活生龍活虎，丰富而多彩。

汾中特别重视体育教育和开展体育活动，那时学校配备有五名体育老师，武其文老师主要负责篮球和排球的教育辅导工作；郝宗元老师负责篮球和田径；焦尚明老师负责田径体操，冯育坤老师则侧重投掷项目的教练，他是全省有名的“三铁大王”，在跳跃运动上也很有建树；郑冬生老师主要管体操辅导。

学校组织有“排球”、“篮球”、“田径”、“体操”、“武术队”五个男、女代表队，经常参加省内和晋中专区的体育竞赛。

排球活动，在我进入汾中之前，那是很出名的，汾中排球代表队曾多次出席省内比赛，取得过晖煌战绩，到我进入汾中后，就只剩高21班还在坚持排球的训练和活动了。我看过他们的比赛，虽然还没有现时的“倒地救球”等惊险动作，但他们的技战术配合，腾空发球、高位击球等动作已相当娴熟和运用自如了。其它班级则更喜欢篮球运动。

篮球运动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人民文化生活的日常大餐，那时各县都有专门的篮球代表队，汾阳有“县代表队”、“八一厂代表队”、“省二监”和“汾中”四个代表队。它们之间不仅经常互相比赛，而且也经常出县或邀请介休、平遥、文水等县的篮球队互相比赛。那时比较出名的还有平遥县队和火柴厂队。于是，几乎每周末，汾阳工会的篮球场上都会有篮球赛事，对于我们这些热爱体育活动的人来说，是逢场必至，场场不误。那时，没有电视可看，看篮球比赛就成了群众的周末盛餐。

那时的汾中篮球队虽然是学生队，但它的声誉不可小觑，实力与县队和厂队常在伯仲之间，记得有一次，学校曾邀请汾阳县队来校进行比赛，那一次，汾中队竟赢得了这场比赛。时隔59年，我仍然记得汾中篮球队中几个特殊人材，中锋王绍义，文水县人，个子虽不是最高，但他技艺超群，在球场上纵横捭阖，有大将风度，左右手能腾空勾手投篮，不仅在篮下罕有匹敌，在左右端线均能跳起勾手进球，使敌方防不胜防。大前锋苏润青，交城人，高高瘦瘦的个子，但身体灵活多变，善做假动作，常能在乱马军中从人缝中插入篮下，偷袭上篮得手。三泉镇的“二宝”（名字记不来了）专司后卫，善于运球，其绝招是常能远距离胸前点手投球，进球奇准。（其它高手因时间太久，实在记不起来了。）在对外的比赛中，学生队中再加上我们的班主任郝宗元老师，那就更如虎添翼，实力大增了。郝老师是篮球兼田径老师，他奔跑速度快，动作灵活又舒展大方，飞身上篮是其一绝，常能从后场夺球，一骑绝尘，飞奔前场篮下，单手平举端球置入球框，其腾越高度，几与篮框相齐，姿势优美，令人赞叹。

在校代表队的带动下，加上篮球课上老师的輔导训练，篮球热成全校一时之盛。再加上学校那时有四五个篮球场，体育器材室里又堆放着几十颗篮球，每天的上午中间活动时间和下午的体育活动时间，篮球爱好者们只要听得老师宣布下课便忙不迭地抢到篮球场，争抢篮球，抢占篮框，开展半场比赛或练习投篮等，占不到篮球架，抢不到篮球的班级或个人只能围在场便观看。等到下一节课的钟声响起，才大汗淋漓地赶回教室，老师开讲半天了，打球回来的人还喘息未定，没有把心收回来。为了保证有篮球可玩，有的班级还利用勤工俭学挣来的钱集体买了篮球，这样打球就更方便了。篮球热使各年级、各班都涌现出了一大批篮球场上的佼佼者。以我们这一届为例，71班的白传勇、黄凯、焦润有、任承德，72班的靳福元，74班的徐会泉、徐家富，我们班的王士川、贾润生等，那都是篮球场上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或动作灵快，动如脱兔，疾似猿猱，机智灵活，机变百出，或动作潇洒自如，举手投足，有板有眼，跨栏腾越、定位投球、行进间投球、转身投、仰首投皆似模似样，隐隐有王者之风，在他们的身上无不展示了篮球竞技的天才和潜质。可惜他们太痴迷于玩耍了，痴迷得忘记了学生的正务，如果他们能顺利升学，那不仅会有助于汾中体育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可以籍其才而进身体育界以为终身事业。可惜那时国家正逢困难时期，好多专门学校都被压缩裁撤，初中毕业后学生出路很窄，大都流入农村务农或招工进入工厂和企业了。

　　篮球运动之外，汾中对田径运动也十分重视。除学校建有专门的田径代表队外，各年级的体育课都要对学生进行“田赛”、“径赛”各个竞技项目的技术要领进行专门的教学训练。如径赛的起跑、中途跑、冲刺等各个阶段动作要领，如何发力，短跑和中途跑、转弯跑的区别，如何均匀地分配体力等进行细致的讲解和示范教学；接力赛的战术配合技术，助跑和接棒的配合等等，田赛中的急行跳远、三级跳远的助跑和腾越技术等；跳高运动那时一般还是使用跨越式，剪式和滚式就比较先进了，最先进的是伏卧式，（那时还没有现时最先进的背越式）学校在教学中已经对这四种跳高形式进行了培训。投掷项目如铝球、铁饼、标枪等投掷动作，如何利用旋转获得速度和爆发力，使投掷物投得更远等等。所以，汾中出来的学生在运动场上都显得中规中矩，似模似样，一副训练有素的样子。故而我在高中进入平遥中学后，就觉得我们班的同学缺乏这方面的学习。我用初中在汾中学来的方法带动和引领我们班的同学进行锻炼，使我们这个人数最少，体力未必最好的班级在平中66年春季运动会上获得了高中部团体总分第一名。

每年一度的汾中体育运动会，是汾中的一大盛事，每次运动会上，都要进行入场式、大型团体操和武术表演，之后则进行各个项目的竞赛。每次运动会，全校师生就像过盛大节日一样热闹两天，运动会过后的好多天，学生们澎湃的心情还静不下来。运动会促进了师身锻炼身体的积极性，增长了师生团结友谊、集体主义的精神，对于培养团结向上的校风十分重要。记得1963年，我们73班获得了初中部团体总分第一名，我获得了跳高第一名，在总结大会上还受到了校总支书记霍润堂的表扬，我为此高兴了许久。

由于课堂教学、日常锻炼和体育运动队工作抓得好，汾中体育在晋中专区乃至省内也是出了名的，多次取得过省内和区内竟赛的好成绩。学生队伍中出现过不少佼佼者，我还记得，高我一届的任建龙同学，曾打破过少年标枪全省记录，李秀廷同学的中长跑，郭巧英同学的铅球、铁饼，张氏（音zhi）的400米跑等都为汾中在区内取得过荣誉。高中部的郭福茂同学、赵吉富同学都获得过100米11秒的佳绩。我们这一届的像我们班的宁文清、李新开、王士川、贾润生，71班的张向韶、白川勇、74班的徐会泉等都是田径场上活跃的人物。

在坚持全面发展的方针下，汾中对培养文艺人才也十分重视，每年都要进行班级文艺汇演，各班级都自编自演，节目丰富多彩。记得1962年的汇演中，高中部老师和学生演出过一部反映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抗法国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话剧，剧名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剧中有姬竟俊老师扮演一个法国官员，穿着黑色的燕尾服，在台上趾高气扬，盛气凌人；智望老师扮演一个阿尔及利亚民族英雄，在舞台上正气凛然，痛斥法国统治者。其他表演者记不起来了，好像其中有高年级的潘耀宗、任孝生。他们的表演惟妙惟肖，神情并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汇演中还有“抗日”、“反美”的活报剧，扮演“三姆大叔”的演员戴着纸糊的高礼帽，鼻子上安一个尖形的纸鼻子，颏下掛一撮山羊胡子，十分滑稽可笑。文艺汇演节目还有大合唱、表演唱、舞蹈、小演唱等节目，小我们一届的王一芬、韵韶华一扮男角，一演女角，演小演唱二人台《卖绒线》，她们的表演青春可爱，我也是从那时起知道并喜欢上了西北一代脍炙人口的二人台唱腔和文艺表演形式。

汾中是一片文艺的沃土，孕育出大量文艺苗子，为“省歌”、“省话”和“省戏剧学校”输送过大量的文艺人才，汾中就是省文艺界的选才基地。在我上汾中的时候，我记得高我们一届的李凤梅、赵水秀、陈璧蘭等同学能歌善舞，我们同届的李月英女声独唱清越甜美，王幻俊舞蹈妙漫飘逸，我的同班同学李新开“相声”、“话剧表演”堪称一绝。小我们的班级由于绝大多数是从城内学校升上来的，故而文艺苗子更如雨后春笋，蓬勃兴旺，我所能记忆的如张庆吉、王益琳、武桂蘭、马晋萍、颜小萍、王春花、孔繁英、米健等等，都在舞蹈、声乐、器乐等方面各展其才。

文化革命中我虽已离开了汾中，但我看过汾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表演，他们的艺术水准就比平遥中学宣传队高了一大截。其后，以汾中宣传队为基础，汾阳县成立了“汾阳文工团”，他们的演出走遍了内蒙、宁夏、甘肃等地，所到之处，赞声不绝，展示了汾阳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的团长兼艺术指导雷守直也是我们汾中的老学长，他后来成了吕梁文工团的团长，为发展吕梁的文艺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积极发挥“团委会”和“学生会”的作用，开展学生自治和教育管理，使学校生活更加生动活泼。记得当时团委会和学生会的办公室设在“生化楼”西面，和“教导处楼”为同一排隔着一堵带月门的矮墙的那座小洋楼内。团委会和学生会抓什么工作，由于那时年纪还小，不是很清楚。只记得那时学生参加社会活动较多，每次社会活动都是由校党委发起号召，由团委和学生会具体组织开展。记得最清楚的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全国开展了一次支持古巴人民革命，反对MDGZY的示威游行运动，学生会主席李福寿安排我画了十余张“KST乚”的大型画像，贴在游行示威举的牌板上。游行的那天，全校师生以班排队，高举“打倒MDGZY！”的横幅标语和几十面红旗，高举许多“KST乚”画像和“要GB，不要MGL！”的牌匾！高呼口号，在汾阳城内游行一周，最后集中在鼓楼东的人民大礼堂前，与全县各界的游行队伍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声讨MDGZY”的集会，会上，我校师生代表分别代表汾中师生进行了声讨演讲。像这样的政治活动，我们学校参与了多次。

对于团委和学生会的工作，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组织联合主办的《汾中青年》壁报专栏。那时，学校割制了十几块木制三合板版面，《汾中青年》是周刋，也可能是半月刋，记不清了。反正隔不几天，就会更换一期。《汾中青年》及时地反应学校师生的工作学习动态、校园中的好人好事、师生的文学创作、时事新闻、号外等内容，体裁分新闻通讯、诗歌、散文、特写等多种形式。稿件来源由师生和各班的通讯员提供，每期壁报都要有专人精心策划和排版编辑，由于我有喜爱绘画的特常，到我初二时，也参与了《汾中青年》的编辑工作。那时的《汾中青年》内容丰富多样，形式新颖活泼，图文并茂，是师生文学艺术生活园地。记得高29班的苏润青不仅是篮球场上的风云人物，在书法上也独肯青云，他的“空心字”造诣很高，壁报上的文章标题大都是他写的。除空心书法字之外，他的美术字、美术变形字也写的很好，令我赞叹不已。

三、清贫生活苦亦甜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正值国家极度困难时期。那时，社会上各种物资都十分缺乏，就连我们日常学习用的抄本和作业本，也大都是“再生纸”印的，十分粗糙。最严重的是粮食不够吃，经常饿肚子，这的确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现在，有些别有用心的人造谣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了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这哪里可能？那时全国粮食供应人口是每人每月27斤成品粮，农民是年人均360斤原粮标准，这就保证了人生存的基本需要，怎么会饿死人呢？那时，国家对学生特别重视，初中生月供33斤（其中包括1斤豆类），高中是34斤，给予了特别照顾。只是那时副食品供应不足，肉、蛋、油供应量都很少，这才产生了吃不饱的问题，导致一部份人出现了营养不良，肢体浮肿的问题。但那时全国标准一致，即使是中央领导，也和全国人民一样遭受着同样的煎熬，同甘共苦，就是历史反革命，他也未比别人少吃了一斤粮。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人民理解中央在困难条件下的艰难决择，知道困难终能过去，曙光就在前头，所以才能勒紧裤带，度过了那个艰难的时期。

回到正题，我们那时上学吃的是大灶，每人每月伙食费7元，吃的是份儿饭。每个班分若干小组，每个小组每天有一人轮值，每天饭时由值日生用梢桶将饭打回教室，再将饭分发给大家。天气热时，我们就在离大灶不远的场地上分食。那时的饭，日常两餐，分别为馒头、窝子头、和子饭、汤面、小米焖饭五六种饭轮换着吃，倘是节日，就会有蒸饼、汤肉菜吃，那时肉蛋供应很少，寻常见不到荤腥，除非节日才有此口福。人在有饥饿感的时候，什么饭都感觉好吃，现在想起来，初中在汾阳，高中在平遥，两个学校的饭都很好吃，而且饭菜的品类和滋味都一模一样，全无二致。饭菜中做的最好的是小米焖饭，分干的和稀的两种，干的焖米饭，小米粒金黄，一颗是一颗，既好看又好吃；稀的焖米饭，又叫二难粥，别是一种滋味，米饭就着老咸菜丝或现腌的萝卜丝，又好吃又有营养。饭虽好吃，但饭里缺乏油脂荤腥，人的肚里没有营养积蓄，就很容易饿，生活虽然愉快，但常不免遭受饥饿困挠。那时人们的肚量都很大，很能吃，用的都是大海碗，吃一大海碗饭还没有饱的感觉，每天到最后一节课时就饥饿发荒，没心思上课了，不停地转头向教室外张望，看日影移到什么地方了，快不快下课了？有时饿的不行了，就喝盐水充饥，啃咸菜。每到周日，我就能美美地享受一天，那时学校有个不合理的规定，就是周日回家不许退饭，这样，每周日我就可以代回家的农村同学打饭，把馒头、窝窝留给他们回校后吃，和子饭、汤面、米饭等就代他们吃了，敞开肚子饕餮一天。那时我最多一顿能吃6碗和子饭，足足够半梢桶饭，食量大得惊人。

在那些年里，忍饥挨饿虽是一种常态，是一种煎熬，但前进中的困难总是可以被人接受和理解，而光明的前景又常给人以希望和期盼，人们期待着“困难时期”的过去，勒紧裤带坚持了下来，随着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的落实，全国经济形势逐步好起来，我们终于熬过了那个“困难时期”，靠着勒紧裤带过日子的“穷过度”精神，我们实现了健全的工业体系，为国家发展垫定了充实的物质基础，之后又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才夺得了今天的美好生活。

　　四、频繁的生产劳动生活

说汾中是注重全面发展的学校，还因为汾中安排的学生参加农业劳动的时间较多。那个年代，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此，从1958年起，全国的大、中、小学都兴起了校办工厂、校办农场热。学校劳动之外，师生还要大量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深翻土地、大炼钢铁上山运矿石、兴修水利工程劳动，修水库、挖水渠等。像修文水县的“文峪河水库”，汾中师生就出了不少力。我上初中的时候，学校比较正规了一些，参加社会劳动比较少了，没有赶上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深翻土地、兴修水利工程那样的大型运动，但每年的夏秋大忙季节都要参加夏收、秋收工作，尤其是秋收时节，每年至少一个多月甚至四五十天都在农村参加劳动。有时，春种期间也会突击几天下乡劳动。社会劳动之外，学校参加农场劳动则各班每周一天成为定例。记得学校那时在城郊的冯家庄有菜地，在较远的栗家庄有玉米、高粱等大秋庄稼地。这些劳动都比较轻松，苦不重，就像郊游踏青一般，心情愉快。比较重的就是给农场送糞，又脏又臭，从学校厕所的粪坑里把大粪掏出来，两人抬一桶，抬到冯家庄菜地边的菜窖里，往返一趟最少八里，每天至少三趟，是最脏最累的活了，好在学校班级多，轻易轮不上一次。在各种劳动之中，下乡秋收是最愉快的了。秋收劳动天气凉爽，劳动也不太累，不用像夏收“龙口夺食”时在太阳暴晒下弯腰抢割麦子那样艰苦。像掰玉米、割高粱、割谷子、摘棉花之类的农活，劳动强度都没有割麦子那样苦重。而且农村人比较憨厚，见学生来帮助劳动非常欢迎，每天招待我们的饭食都比较丰厚，窝头面食之外，还有焖红薯、煮玉米等新鲜食品，窝头也是新玉米面蒸的，比我们在学校吃的陈粮食品好吃多了，给的量也不用像在学校那样斤斤计较，一般都能吃饱。在农村劳动，既不用天天背枯燥乏味的英语单词，也不用计算xy方程，轻松愉快，又能吃饱，所以同学们大多都喜欢下乡劳动。当然也有例外，1962年秋，我们到肖家庄村秋收。肖家庄是一个很特殊的村子，是困难时期汾阳有名的“讨吃村”，很多人都到城里或别的村舍讨吃，讨来的食物回家后又晾干了，再推成炒面拿到城里来偷偷地卖，这成了肖家庄一部分人讨生活的“生计”。那年秋，我们到肖家庄秋收，住在肖家村的学校里，吃饭也是借用学校的灶房。不知什么原因，带队老师宣布说，“我们到村里来劳动，应当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以只能按27斤的标准来安排生活。”因此，吃的饭就比在别的村劳动时少的多。那时吃的饭主要有窝头和红薯蔓子蒸的“饹垒”（汾阳人用菜或土豆丝拌了面粉蒸出来的一种食品，）。因为饹垒量大，我那时饭量大，就不吃窝头而吃饹垒。即使如此，到地里劳动时间不长肚里就饿了。那时，我们学生们都很自觉，凡是地里能生吃的东西都不敢吃，比如胡萝卜、萝卜、西红柿，都不敢吃，就在地里吃生谷子、生高粱、生玉米等。有时就在玉米地里寻农民烧吃玉米后留下的灰烬中寻找吃食，有时还真能找到农民吃剩的半个烧玉米，那就如获至宝，十分高兴。肖家庄的村民很奇怪，上地时很多人都带着搪瓷小盆，到了地里就煮菜、烧玉米吃，所以地里留下的灰烬很多。晚上收工时就会有民兵守在村口，对下工回村的社员挨个搜查，看有无偷粮食的。这种情况，我们只在肖家庄见过，别的地方从来没有。也不知肖家庄是管理教育不好，还是村风就是如此。

参加农村劳动虽然侵占了学生的学习时问，但却培养了学生爱劳动的优良品德。尤其是我们城里的学生们从小学到中学年年参加农村劳动，不仅增长了农业生产知识，而且有机会了解体验农民生活，增进了对农民的感情，培养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对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我敬爱的老师们

进入汾中后，我和阎日普都被安排在73班。当时初一年级共有四个班，71班——74班，到61年下半学期，从初三年级退下来一个班（从初三各班学习差的学生退下来拆并为70班）我们这个年级就有五个班了。

我们班的班主任是郝宗元老师，他带了我们三年，其间不知什么原因，罗学信老师也兼任过一段时间。郝宗元老师是一个精明干练的人，皮肤特别白净，身裁匀称，是标准的体育运动员的体型，胸肌和四肢肌肉发达，他身穿背心短裤在篮球场和田径场上运动的身影昭示着一种青春健康之美。他在球场上展示的高超球艺和在径道上奔跑的健美姿势令人赞叹，为此，学生们特别崇拜他，是他的铁粉。作为体育教师，他教学特别认真。比如，篮球课上，他不仅教给我们许多投篮的姿势和动作，而且教给我们运球过人、三大步上篮、假动作闪人、利用时间差等技术；在指导我们与别的班比赛时，他教给了我们简单的技战术配合。为此，我们班的篮球人材虽不一定比别的班强，但在同年级的比赛中，我们班都取得了胜利。在田径课上，他教给了我们很多东西，特别是短跑和跳远的各种技术要领，他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解细则并做出示范动作，甚至用剖析当时全国著名短跑远动员陈家全的技术来引领我们纠正运动中的动作错误，这一切都显示了他在教学上的认真态度和诲人不倦的教学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班主任，他十分关注全班的学习和纪律情况。在自习课时间，他会悄没声息地从后门走进教室，静静地观察学生们的学习情况。每隔一段时间，他会适时地召开一次班会，总结这一段时间全班的综合情况，奖掖先进，鞭策后进，对违犯纪律和不好的现象给于批评；有时，他也会把个别同学叫到他的体育教育室内进行交心谈话。他和我们生活了三年，他既是我们遵敬的师长，也是我们的朋友，他在我们身上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73班在我们那一届班级中，从组织性、纪律性、班内的团结性上都是最好的，1963年毕业后，我们班的升学率也是全年级最高的。离开学校几十年后，我们仍十分想念他。郝老师七十岁、八十岁生日时，我们班能连系得上的同学为老人家过了生日，送上了我们最美好的祝福。

我有幸进入73班，有幸遇上了好几个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杰出老师，他们渊博的学识和娴熟高超的授课使我获益终生，他们的音容笑貌深刻在我的心里。杜森老师是我们的几何老师，他白白净净的面皮，相貌清癯而富有机智，衣着上却有些不修边幅。他讲课时语言精练而诙谐，仿佛是兴意挥洒，却能将知识传授得明明白白。张宝良老师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他瘦瘦的身裁，长着一双精明的眼睛，说话微有口吃，故而说话时常是拉长了声音，语速较慢而更显得抑扬顿挫，很有节奏，语言更加简练而清晰明白。他把我们从小学简单的算术引领进更高一级的数学领域，使我们对代数、函数、方程等抽象的概念有了理性的理解，并理解它们间的逻辑关系并熟练地掌握各种运算技术，解答并攻克数学上的难题。而今张老师已一百多岁高龄，犹身体健康，耳聪目明，祝愿老人家永远健康，晚年幸福。刘淑琴老师，北京人，她是我们的物理老师。身体微胖而性格豪迈，操一口漂亮流利的普通话，课讲得倍儿棒，什么光学、电学、左手定则、右手定则、电压、电流、电量、电功率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同学们最喜欢的老师之一。自从1970年我在插队青年安置办公室见过她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听说她后来调回了北京，也不知现在是什么情况，她的音容笑貌永远留驻在我的脑际。颜桂卿老师是带我们初一初二年级的语文老师，操一口带有汾阳口音的普通话，讲起课来抑扬顿挫很有节奏感。记得有一次，她给我们讲课文《老山界》，她详细讲述了故事发生的背景，讲述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历程和红军与少数民族人民的友情，讲述了红军在雪山上行军过夜的情景……讲得细腻生动，神情并茂，十分感人。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革命的来之不易，对作者产生了深深的敬慕之情。最后，她领我们高声朗读全文，并要求将其中重要段落牢记背熟。至今，我仍能背得下课文中的一大段：“半夜里，忽然醒来，才觉得寒气逼人，刺入肌骨，浑身打着颤。把毯子卷得更紧些把身子蜷起来，还是睡不着。天上闪烁的星星好像黑色幕上缀着的宝石，它跟我们这样地接近哪！黑的山峰像巨人一样矗立在面前。四围的山把这山谷包围得像一口井。上边和下边有几堆火没有熄；冻醒了的同志们围着火堆小声地谈着话。除此以外，就是寂静。耳朵里有不可捉摸的声响，极远的又是极近的，极洪大的又是极细切的，像春蚕在咀嚼桑叶，像野马在平原上奔驰，像山泉在呜咽，像波涛在澎湃。不知什么时候又睡着了。”除此之外，颜老师给我们讲《白杨礼赞》等课文的情景都记得很清楚。在颜老师的教育下，我的语文水平提高很快。在初一上学期末，我突发奇想，写了一篇类似短篇小说似的作文，文中的主人翁、时间、地点、故事情节都是虚构的。这篇作文竟然得到了颜老师大大的赞许，不仅在班内对这篇作文进行了讲评，并将这篇作文推荐到高三语文教研组。高三语文组的老师都给予了一致好评，并将该文拿到高三年级进行了评讲。一时间，我竟名声大噪，很多高三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都想认认我这个初一年级的小不点。我由是认识了不少高三的朋友，像寇全贵，王克贤、王德冲、任桂香、李如心等朋友都是这样认识的，并成为永久的朋友。（寇全贵和任桂香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在政治上给过我很多帮助和鼓励。）颜老师给了我很多。颜老师之后是王晋山老师带我们语文。王老师是汾西县人，操一口晋南话，打扮有点古板，有点老学究的样子。他最突出的是古文讲得好，古诗作得好。见过他的一本笔记本，每天都要写一首诗，本子上行楷手写每天的诗作，字迹古朴而深有韵味，令我赞叹不已。印象最深的是他给我们讲《岳阳楼记》，他朗诵古文是用旧时的读法来朗诵的，像吟唱一样，特别好听。从那时起，我知道了读该文中的“浩浩荡荡”应读作“haohaoshangshang”而不应是“haohaodangdang”，他鼓励我们做人应像范仲淹一样，应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要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他的字写的好，所以在书写上对学生们要求也高，他批改作文不仅对文章进行批评，而且对学生书面作业也进行批评点拔。有一次，他在我背后站了许久，叹了口气，对我说：“你呀！把手写坏了，很难写好字了。”我心里还有些不服气，因为我从小也喜欢书法，希望有一手漂亮的“出马枪”，但由于从上小学起，习惯了写横平竖直的方块字，不按书法的偏旁笔划来写，手里的笔又拿得过紧，手轴离不开桌面，手腕运转不灵活，故而字写出来就死板而僵硬，字体很丑。参加工作后也曾下决心练过一段书法，但终是练不好，最后不得不泄气地放弃了。我很叹息为什么从小没有遇到王老师这样的好老师，能及早地得到点拨教导。

　　汾中有一支博学多才而又有高尚师德师风的师资队伍，他们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一代一代传承，铸就了汾阳中学的光荣。可惜我在汾中上学仅短短三年，未能亲聆更多良师的教诲。有的仅是带过我几天课，有的仅是听过他一次讲话，有的是久闻其名而未能入其门下，但他们都是我终身向慕的楷模。左尔胜老师曾带过我们不几天地理课，他性格诙谐而平易近人，他趣味性的授课常能引人入胜。他熟悉各省、各地乃至域外万国的国情域状与风土人情，他兴意勾勒就是一幅地图，他的讲课驾轻就熟，随意挥洒，他把地理课讲成了艺术。谢天老师是安徽人，他慷慨豪迈，胸襟广大，他的师德师风受到了学生们的崇敬。近年来师生聚会之风兴起，好多不同班级，不同场合的聚会，同学们都愿把谢老师请上高座，为他把盏祝福。谢老师虽已身届耄耋之年，犹能酣畅豪饮，来者不拒。他把一生献给了汾阳，他与广大师生结下的情谊，比血还浓。田生玉老师那是高三年级的语文把关教师，他学富五车，知识渊博，曾任天津日报总编，后回乡任教。他虽未带过我们的课，但我有幸聆听过他的教诲，受益匪浅。1964年暑假时我从平遥回汾阳度假，因田老师的爱人王蕤丽老师是平遥中学的教导员，以是我接识了田老师。那段时间我正阅读白居易的《庐山草堂记》，当读到“明年春，草堂成，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丰杀，一称心力。”时，对“广袤丰杀”一词百思不得其解，遂至其家向田老师求教。田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向我详细解释：“广，是东西间的距离；袤是南北间的距离；丰是宽的意思；杀是窄的意思。组合起来，就是东西南北，长短宽窄都合心意。”田老师的讲解使我恍然大悟，从此牢牢地记下了这个词。现在文坛有些人写文章总爱用些华丽奇怪的词语以显示他们的不凡。比如“广袤”本是方位名词，并不具有形容词的意义，但他们形容土地广阔、广大时，总是写成广袤，好像非用广袤不足以显示其文之深奥。殊不知这完全是错误的，但社会上以讹传讹，凡形容广阔、广大时都写成广袤了。田老师算是我的一词之师，但他渊博的学识，治学严谨的作风令我终生向慕。李光正老师是高中班的历史老师，我有幸听过他的一次演讲，令我终生记忆。1962年冬12月9日，全校师生集中在一、二宿舍间的操场上举行纪念“12.9运动”大会。由李老师主讲12.9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经过和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的伟大历史意义。李老师清秀脱俗的面容，文质彬彬的身形站在高台之上，面对广大师生，以一口纯正的汾阳方音绘神绘影地完成了演讲。他口齿清晰明白，语速不疾不徐，细微处如涓涓流水，沁人心脾；激昂处如如开山裂石，大河奔流，使人激越澎湃；将“12.9运动”的始末如一幅动人的画卷展现在听众面前。全校师生听得鸦雀无声，讲到高潮之处，人群中有人自发地喊起了口号，随即全场雷声响应：“打倒RBDGZY！”，“牢记历史！不忘国耻！”我从来没有经见过一个高超学者的讲话竟能有如此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听者和演讲者之间的配合就像经过排练一般，这大概就是古语说的“如斯响应”吧？我由此为李老师的学识与风彩所倾倒。李老师一生在汾阳中学工作，他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终生潜心于教学研究，他的学识和为人受到了广大师生的崇敬。可惜我在汾中上学三年竟未能列于其门墙之下，亲聆教诲，也是我的无缘无福吧？

　　六、我的发小，我的班。

73班是一个欢乐而火热的集体，我融入其中度过了少年时代的三年快乐时光，结识了一大批真诚而纯朴的少年，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老来怀旧，每每想念他们，想起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班内有一批聪明伶俐而又好学上进的少年，虽然那时汾中有一种强调“全面发展”，反对“只专不红”和“偏科学习”，鄙视“苦学精神”的不正常风气，但对于好学的学生而言，还是把学习作为学生的第一要务。虽然不敢公然“加班加点”，但彼此间却在暗暗较劲，在考试成绩上暗中比赛，你追我赶。班中最突出的有三个“女杰”，宁文清、史爱蘭和李国蘭。文清活泼开朗而又热爱文艺体育；“二蘭”则内秀而文静，不事张扬。班内每次考试，她们的成绩都名列前茅，数理化成绩都在96分以上甚至100分。男生中的佼佼者，如左孝智、梁秦燕、孔兆立、程智良、刘世龙、徐树林、李逢春等。其中徐树林年龄最小，个头长得最小，脑子却特别灵，同学们送他个外号叫“牯儿”（汾阳话小老鼠），形容他人小而机智。他相棋下得最好，在数理化上常能突出佳绩。刘世龙也是班内的“小不点儿”，聪明机智而天性贪玩，参军后在科技上出人头地，打开了自已的另一片天地。李逢春是班里唯一说不了汾阳土话的外地人，同学们常笑他是“外路儿”。这傢伙很懒，作文常是三五百字一篇，懒得多写一字，但却语句通顺，文理清晰，别看他懒懒散散，好像不爱动脑筋，但学习却不落人后……。在小伙伴们暗暗的你追我赶中，我也受到了启发，受到了激励，并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初一入学后，由于我的视力严重下降，我又个子高，坐在教室的最后一凳，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对于代数几何课的内容无法清楚地接受，课后做作业就完成不了。左孝智、梁秦燕、孔兆立等同学就主动来帮助讲解，才使得我的课程没有落下。做作业还好说，考试時就难了，因为那时除了期中大考是不发纸质试题的。看不清黑板上的试题，就无法完成考试，我不得不求邻桌的同学给我抄题。有一次考音乐，邻桌同学刚把抄了一半的试题递给我，就被监考的冯幼兰老师发现了。她以为我们是“递条子作弊”，就厉声喝止。同学未敢把剩余的试题抄给我，这一次我的音乐考试仅得了55分。接受了这次教训，在以后的其它考试中，我不得不羞赧地举手报告我看不清黑板上的字，老师便特允我爬在讲桌上来抄题。那時候的我很可笑，觉得“近视”是一件丢人的事，不敢声张，直到初二升学前，才不得不到汾阳医院做了检查，又把检查结果寄到北京“大明眼镜公司”定制了眼镜，这才解决了问题。买到眼镜后，我只在上课时戴一戴，一下课就把眼镜摘了，因为那时学生近视眼很少，记得初中年级除我之外，只有72班的尹世杰同学也戴眼镜，他是先天性近视，视力极差，他戴的眼镜镜片很厚，镜面上一圈一圈的，常受人嘲笑。

我爱我的同学，常常怀念和他们在一起时的日子。

李新开、王士川、贾润生、王海明、张清玉等是我体育场上的玩伴。李新开、贾润生、王海明都是从实验小学升上来的，是相处了九年的同学。李新开与我同是汾阳运输公司的家属，父辈们在一起相处的好，我与新开志趣相投，处得像兄弟一般，形影不离。新开兴趣广泛，爱体育、爱文艺，学习也不错，他百米、跳远都很突出，是我们班的主将。对文艺有特殊的兴趣，打小就跟着“汾运”的一个名人学“相声”、学话剧表演。参加工作后他子承父业当了“汾运”的工会主席，汾运的文体活动为此搞得十分活跃，他后来又加入了“汾阳文工团”，是团内不可或缺的台柱子，闲暇时又爱上了摄影，他一生活得很潇洒、很惬意。贾润生个头不高，四肢健壮，从小学时就是体育运动队的主将，短跑尤其突出，同学们不叫他名字而称他“健将”。初中毕业后听说他参加工作到了榆次，之后就再没了踪影，多方打听也打听不到，也不知他现在境况如何。王士川是农村来的同学，也是个大个子，性格憨厚，篮球打得尤好，是我们班的中锋大将。

左孝智、孔兆立、梁秦燕、李逢春、赵贵元都是一起从初中考上高中的，只是左、孔二人考上了汾中，而后三人与我被调到了平遥，因为相处的时间最久，感情更是不一般。

　　

　　孝智素有大志，性格随和而文静，爱思考、有思想，从初中时就十分关心时事，班内订的报纸他总是每天抢着去取，他看完了才能转给别人。孝智与我气味相投，感情最笃，升入高中后，我虽到了平遥，但与他的联络始终未断，特别是文革中，我每次回汾都要到汾中去看他和兆立。高中毕业后，他参军到了河北，但也是书来信往，从未间断，他每次回汾探家，总要约我到饭店相聚。那时生活困难，我在农村插队，他虽有微薄津贴，但也比我强不了多少。对于他的深情厚谊我常感念于心。由于他和兆立的关系，我也与汾中38班的同学们混得很熟，像38班刘建刚、杨宝平、李文哲、张学斌、武力元、刘玉涛、等朋友都是通过他俩接交的，都成了我的朋友。其中，刘建刚慷慨豪迈与我成为莫逆之交。楊宝平爱绘画，头脑录活，为人热心，改革开放后是最早走向致富道路的人。在1998年我筹资买房时曾热心资助我10000元，我很感念他。刘玉涛是汾中才女，她的散文文辞清新，叙事感人，是我不多的文友之一。张福安同学是我初中同届，同时调入平遥中学，后又转学回汾中的旧友，几十年来心心相印，关系更非一般。福安毕业后与兆立同在“汾阳催化剂厂”任副厂长，他分管技术，在化工科研上很有建树。总之，由于孝智、兆立的引荐，我也俨然成了38班的一分子，他们班在太原的同学聚会，总要邀我到场，我也不自外，因为如果我未去平遥，本应和他们是一个班的。孝智复员回汾后，被安排在杏花村汾酒厂工作，后来升为汾酒集团副总，在我众多的初中同学中他是混得最好的。

孔兆立，祖籍平遥人，自小家境贫寒，兄弟姊妹众多，其父没有正常职业，拉过大锯，卖过水，修过自行车，靠打杂工养家糊口。兆立从小热爱学习，性格文静而不事张扬，但处人却实心实意，与我关系最好。1971年我父死后，我回沁县老家处理家事，在文水汽车站踫到从太原出差回汾的兆立。得知我回老家办事，便问我，“带钱了没有？”我说：“回老家办事怎能不带钱？”他立刻从兜里掏出身上仅有的15元钱硬塞给我，说，“穷家富路，以备不虞。”那时，我插队在农村，回家时仅向队里借了20元钱，结果从老家带我小妹妹返回汾阳时，兜里花得仅剩5元，从沁县回汾路费不够了，不敢走太原，只好在子洪口下车，抄近路、绕平遥才回到汾阳。如果不是兆立的接济，我恐怕这趟回乡就办不了事，也返不回汾阳了。要知道，那时候15元钱可不是个小事，是他多半个月的工资了。人在急难之中方知真情，对于兆立的真情厚谊，令我感叹终生。

　　历史转过了近一甲子的年分，我忘不了与73班同学的情分，尤其忘不了那些来至农村的同学，他们纯朴善良、热爱劳动、待人真诚的天性，给我留下了无尽的怀念……

靳福茂、邓生甫、张富致、程智良、李世英、王恩仁、韩德温、王九孝、张树茂、王锡云、黄润环、郭彩琴、贾春娥等等。比如靳福茂同学当时与我处的最近，1962年秋，他曾邀我去他家住过两天。他家住汾阳南偏城公社紫家墕村，在离城四十里开外的山里。我俩沿着“汾离公路”，穿过“不算沟”，经过靳家庄、楊家庄，再翻上杨家庄往西沟南的山墚，再翻过两三个山头，终于到达紫家墕村。边山一带，滿山遍野尽是核桃树、秋果树。处暑、白露之间，核桃即将成熟，累累果食掛满枝头，秋果已到采择季节，满山的秋果树杂映于核桃树之间，红绿相间，妆点的山川田野美丽动人。那秋果红里透白，掛着果霜，令人垂涎欲滴，一路上，福茂偷偷摘了好几个果子，我们边走边吃，秋果又脆又甜，从齿夹流入喉咙沁人心脾。福茂对我说，“秋果树是一种很娇嫩的树木，上树采摘秋果时，穿着鞋上树怕把树皮蹭破了，光着脚板上树又怕把树皮烫坏了，所以必须穿着布袜子才能上树。”那时，絲袜子、尼龙袜子还不普遍，农村人大多是穿着白布缝的布袜子。秋果是早年间北方的特产，也叫“槟果”或“大果子”，味道特别香甜，城里人在家里放几个果子，满室生香。我在福茂家住了两晚，他们村一带虽然风景秀美，但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尤其缺水，吃的是“旱井”水，做饭时从水缸里舀出来的水混浊不清，我心里说，“这样的水还能吃吗？”，可是山里人天天吃的就是这种水。对他们来说，水太珍贵了，每天洗脸时，脸盆里舀一碗水，全家人轮着用，洗过脸的水还要澄清了，留做它用。改革开放后，听说南偏城乡一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千年的艰苦条件终于改变了。秋果味道特别，比苹果好吃多了，但由于保质期短，不便于储存和贩运，种秋果树的人就少了，现在秋果成了一种稀罕物，而今只在农村的庭院里还有栽种，市场上只能在白露前的短暂时间里偶或能买到，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市场上满世界的转悠，寻找能否买到秋果，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到福茂，想到和他在一起时的故事……

　　

　　1963年秋，初中毕业，全班在册人数加上插班补习的同学约五十四、五人，其中升入高中、中专和参军的共十四人，升学率仅百分之二十五、六，這与学校学习抓得不是过紧有一定原因。其实，我们班有不少同学学习是不错的，平时成绩在平均75至80分以上的同学至少还有十四五人，如：王梅英、雷金香、李新开、李彦春、李毓玉、阎日普、张清玉、贾润生、王海明、任汝杰、李秩爱、李金荣、徐树林、徐惠明、刘世龙、张鑑明、朱巧萍、李如梅等同学学习都是很不错的，如果学校当时学习再抓得紧一些，有些同学再少贪玩一些，是完全可以达到中考及格线以上的。如李新开、李彦春等就是因酷爱体育、文艺而心有旁鹜，影响了学习。李彦春心思灵巧，体育之外又喜欢绘画，他画的中国地图，色调匀称而精美，深得老师和同学的赞赏。王梅英、雷金香、李秩爱、李金荣等平时成绩直追“女生三杰”之后，本来是看好可以考好的，或因学习还不够扎实，或因临考发揮失常，而未能通过达标线吧？像刘世龙、徐树林、徐惠明等这几个小不点，则完全是过于贪玩，影响了学业。

从来升学不是学生的唯一出路，各人有各人的缘法，是金子总会发光，走上社会之后，各人自有各人的一片天地。我热爱我的母校，我的母校精心哺育了我们，恩师们教给我们很多东西，使我们在德、智、体多方面得到了健康发展。这也是我们在走上社会以后得以自立于社会的坚实基础。凭着母校给予我们的滋养，提高了我们自立于人世，适应环境、接受考验的能力，在祖国各条战线上发光发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比如：阎日普，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后成为“北门村委党支部书记”，凭着他灵活的头脑和对家乡、村民灼热的情感，在改造建设“北门村”的工作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听说他前几年不幸逝世，但他留下的业绩仍然福荫着北门村民。古语有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北门村民由是感念他，日普不愧是汾中的学子，不愧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七、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吳。

　　离开母校近六十年了，但还是时时想念她，关心着她的建设发展状况。去年秋，因事回汾，专门进母校看了一下，发现十余年未进母校，母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南大楼拆除准备重建，旧图书馆因新教学区改建而被拆除外，其余二礼堂、校医室、四宿舍等八座中西结合的小洋楼均保护完好，校园中的古树花木更加繁盛，还增建了一两座小凉亭，母校更加美丽，更像一座花园了。最令我兴奋的是学校原教室区和大体育场全部推倒重建，建设了高大美丽的新教学大楼、教师、学生公寓楼，各楼间栽种花木，环境更优美，设施更先進齐全，尤其是大体育田径场在推倒北城城墙后地势更宽敞开阔，操场北部修筑了指挥台和看台。母校的建设令我看得眼花缭乱，兴奋不已。正参观间，路边过来一人，因为想打探母校更多的情况，我便迎上去。来人近四十岁年纪，身着黑色体育服便装，配戴眼镜，精干而儒雅。相谈之下，方知是母校新来不久的申燕青副校长。当问及学校教学情况时，申校长介绍说，近几年来，汾中升学率不断提高。2020年全校参考791人，二本以上达线666人，达线率达84.2%，比2019年提高6%，600分以上61人，创历史最好成绩。与省内名校相比尚有一定差距，但在吕梁已跃升至前6名，是一个不小的进步。目前的问题是，现在各学校对学生中的学习尖子争夺十分激烈，汾阳本地的学生精英流入外地的不少，生源质量是制约升学率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我们新一届班子一定会发奋图强，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让百年名校绽放异彩，恢复她应有的光芒。从他铿锵有力的话语中，我看到了汾中的前景和希望。今天又忽接同学孔兆立发来的母校师生“2021年高考百日誓师大会”的场景视频和图片，看到学弟学妹们昂首阔步迈过“成功门”的景象，心中更激动不已。今天是2021年2月27日，距离3.15校庆仅17天了，谨以此文献给我亲爱的母校，希望学弟学妹们也知道一点我们那时的情况，发扬母校的光荣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希望新一届领导班子能深刻总结汾中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正确把握以学为主和全面发展的关系，在努力提高升学率的基础上坚持全面发展，为汾阳培养出各方面需要的人才，让母校绽放出绚丽的名校风彩！

郑 子 文

2021年2月27日于太原家中

我的母校是园林式校园。其中中西结合的楼舍九栋，校内遍地是名贵花木、林荫道、花圃、凉亭、风景幽静而秀美，一代又一代汾中学子在此仙苑似的环境中生活学习。文革中校园几度遭劫，先是千年古钟被砸毁，后又驻进了武斗队，省内除“省图馆”外藏书最丰的图书馆惨遭劫掠，房屋花圃毁损。其后又驻进了军队，为了便于车辆出入，随便破坏校园原有格局，令人惨不忍睹。而今，被破坏的校园基本恢复了原状，古建均以文物得到了保护。去年秋回校参观，我拍摄了上百张图片，因为母校格局复杂，所载图片无法一一详细介绍，录于此，以供读者参阅。

　　近年来，母校在政府的支持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新建，以汾中原旧校门到新校门的道路为界，北部原教室、大体育场片区新建了教学大楼、教师和学生的公寓楼，增建了完备的教学设备设施，母校更加美丽了，以下都是新校区的状况，以供读者参阅。

　　参观母校时，正好与母校副校长申燕青相遇，这是我向申校长咨询母校情况时的图片。

我在母校校门前的留照

　　我与女婿在校园花圃内凉亭中的合影。

　　汾中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百年百年名校，这里曾诞生过吕梁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这里为祖国配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志士；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建设人才；2021年2月27日母校进行了今年高考百日誓师大会，学弟学妹们昂道阔步穿过“成功门”，新一届领导班子必将带领全校师生为母校创造更大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