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盐务人的民国记忆

陈桥

　　因为种种原因，在这里我把文中主人翁的姓名隐去，就尊称其为黄老先生吧。黄老先生是我在自贡“结识” 的一位大有来头的盐务界老人。1950年5月，48岁的黄老先生被人民政府安排担任在自贡的川南盐务管理局成本股股长，1950年7月，黄先生调川南盐业分公司代理业务科科长，同年8月任副科长。1952年7月至1971年间，黄先生先后担任自贡张家坝新厂筹备处组长，自贡新华一厂生产科副科长，自贡川南盐务局基建科科员，自贡化工研究所翻译员，于1972年6月退休。经研究发现，我收藏的一大批黄老先生60多年前的各类手札，内容丰富、史料珍贵，是我们了解民国历史，特别是民国盐业历史的又一窗口。

黄老先生关于参加万国商团中国队的回忆手稿：

参加上海万国商团

黄老先生在考入民国盐务系统工作前，曾于1923年10月进入上海亚细亚火油公司工作。不久，即当年12月则由同事介绍参加了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

上海万国商团，是过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所组织的一个公共团体，团以下分为若干队，包括有英国、美国、日本、苏格兰及中国等各队。全团成员有1000多人，团长是由英国人专任，副团长由中国人徐通浩担任，徐通浩是上海某五金商号的老板。其中，中华队的成员约140人。万国商团的目的是维护租界治安，其队员属义务性质，且都是由上海公司、行、号的工作人员或老板在自愿的前题下参加的。上海万国商团除为队员提供制服以及枪枝外（退队时归还）并无任何酬务。黄老先生当时在加入前，曾经过了五个月的练操和打靶练习，即每周两次前往工部局广场进行操练，然后正式入伍发给枪枝、服装。正式队员平时的工作是月操练一次，每月打靶一次，子弹由队上发给，如果队员愿意多打几枪，可以自己花钱购买子弹。当时的万国商团每一年要进行一次大检阅，以及野外练习一次。遇到有异常情况时，则由队上通知出防维护租界治安。

　　黄老先生自1923年12月起至1925年10月离队，参加万国商团的时间共一年零十一个月。其间，他共经历过两次随队出防。第一次是在1924年，为了看管北洋军阀张元明的队伍，因战败而逃到上海滬西租界极司而珞公园内，中华队担任了一个上午的出防任务；第二次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发生了大罢工，黄老先生所在的中华队被派到上海福州路（即四马路）去负责看管装置在沿马路的电器方棚（即大变压器），防止有人趁机破坏，以保证电器设备的安全，时间前后有三个月左右。

据黄老先生回忆，当时万国商团中华队的队长是郝伯阳，他是上海青年会总干事；上士陈士侠（后升为队长）是上海海关职员；上士陈景塘，上海某商号老板，当时全国著名射击手；中士张延祥，上海南洋大学电机系毕业，电气工程师；专职军需叫刘景和，是宁波人。

在盐务系统的关系

1930年2月，黄先生考入上海盐务稽核总所先后担任打字速记员和会计工作，是盐务稽核总所戌等科员。1935年11月，黄先生奉调盐务总局湘岸盐务办事处担任审核员兼統计员，是湖南盐务办事处丁等科员，后还兼任湖南盐务办事处統计组长。1938年12月，黄先生调盐务总局，任财务处主任科员，此时已升为盐务总局丙等科员。1945年10月又奉令赴河南盐务办事处任秘书一职（相当于二把手，一把手是办事处处长）。1948年6月，也就是河南解放的前夕，黄先生又调至西南大后方的盐务总局与银行家潘昌猷合资的华昌煤矿公司做协理（盐务总局代表）。

黄老先生在盐务系统关系的书面回忆：

　　从以上十多年间，黄老先生不断的工作变动，尤其是几乎随着每一次工作变动都有着自己在盐务界等级的晋升（最后到丙等职员，是相当不容易的）。这除了黄老先生自身的能力和工作进步有关外，他在民国盐务系统的人际关系也是有着很大帮助的。

　　当年，黄老先生考入在上海的盐务稽核总所时的介绍人之一是钮建霞，钮建霞是黄老先生大哥黄肇元在上海民立中学的同班同学。此外，钮建霞是民国盐务界之著名人物，钮建霞(1898—1961)浙江嘉兴人。上海交通大学肄业。民国八年(1919)起，先后在山东烟台、江苏、十二圩、两淮、杭州、南昌盐务稽核所任职。民国二十六年任扬州盐务稽核所所长。后任贵州盐务办事处处长。民国二十九年任福建、两浙盐务管理局局长。抗战胜利后奉派上海、东北接收盐务工作并任长芦盐务管理局局长。民国三十六年奉命组建中国盐务公司并任副总经理。次年调任两浙盐务局局长。1949年任盐务总局副局长兼川康盐务局局长，他曾全力保护四川自贡盐场以迎接解放。黄老先生进入盐务系统后，与钮建霞更为密切。

　　黄老先生在民国时期的盐务系统还有一个关系，就是刘树梅。刘树梅是黄老先生大妹夫余伯口的同乡，也是小时的同学，因此在盐务系统黄老先生与刘树梅一直保持有不错的关系。

刘树梅，又名刘锡章，男，1885年12月生，湖南省沅陵县张家坪（现凉水井镇）上道里挖断垭人，宣统二年（1910年）毕业于沅陵县辰郡中学（现沅陵县第一中学前生）。1911年在湖南省长沙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为同盟会会员。1912年公费赴美国学习财经专业，1917年毕业于美国欧柏林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又入哈佛大学继续学习，并于1920年拿到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勤工俭学继续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上海多所大学、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方大学任教。北伐胜利后，到国民政府税务和盐务部门供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刘树梅对蒋介石掌控的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极为不满，愤然辞去国民政府的所有职务，创议“公务员毁家纾难”，带头捐献抗日经费3000余美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抗战政策，还向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倾其积蓄，资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抗日斗争，在沪积极从事抗日活动。同年，刘树梅由林伯渠等介绍吸收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并被任命为“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崇明地区负责人之一。 1938年3月18日，日寇侵占崇明，沦陷后的崇明岛上，许许多多不愿做亡国奴的崇明青年拿起武器，开展武装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抗日斗争。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和中共苏北地区的地下党组织根据崇明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相继派出中共地下党员踏上崇明岛，领导各支游击队的武装抗日斗争。当时，作为“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崇明地区负责人之一的刘树梅来到崇明，担任一支游击队的指导员，秘密活动在崇明中部排衙镇周边地区。 1940年2月16日，刘树梅等在从事抗日武装活动时，忽然遭袭，腿部和腹部连中两弹。身负重伤的刘树梅被战友们秘密转移到上海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疗伤，后终因救治无效而停止了呼吸和心跳，终年54岁。解放后，刘树梅被追认为烈士，其遗骸后迁葬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刘树梅不但是资深的盐务人，而且还与自贡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早在1935年的时候，国民党在重庆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并设立“四川财政特派员公署”。同年7月，原重庆盐务稽核处处长刘树梅奉令将川南、川北两个稽核分所及重庆稽核分所合并，成立四川盐务稽核分所，入驻自流井，由刘树梅任分所经理。不久，刘树梅又奉财政部电令，兼任四川盐运使职。刘树梅接收四川盐运署以后，以自流井是川盐主要产区为由，电请财政部核准，将四川盐运使署迁移自流井。 刘树梅在自流井工作期间 ，对自贡井盐生产的发展做出过积极贡献。

据黄老先生回忆：他的工资从70元升到85元，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全是因为刘树梅打招呼落实的。

　　除以上关系外，黄老先生还与当时盐务总局总务科长胡鹏猷，盐务总局财务科长陈如金，以及川康盐务管理局五通桥分局局长杨士林关系密切。

黄老先生工作照：

参加中训团学习

1940年5月，还在五通桥盐务总局财务处工作的黄老先生接到盐务总局通知，自己被派往在重庆浮图关（后改名复兴关）的民国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八期受训，“因即参加了国民党，介绍人是陈诚和高锡朋”。当时，陈诚是中央训练团的教育长，高锡朋是办公室主任。黄老先生当时在中训团的受训时间是一个月，即从1940年5月1日至5月底止。在这一个月的训练过程中，蒋介石曾先后到训练班讲话四、五次，内容大多是围绕他的所谓“总裁言论集”，比如“科学的道理”、“大同篇”等。

在整个一个月的训练中，主要在训练班讲话（讲课）的是陈立夫（讲八卦哲学）；孔祥熙（讲中国解放及法币的改制促成了抗日战争的经济力量）；翁文灏（讲资源委员会情况）；杨杰（讲军 口）；陈诚（讲新生活运动）；马泰钧（讲盐务）；高钧朋（讲行政之联制），此外还有一些记不起名字的人来讲过《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以及《曾胡治兵语录》、《总裁言论》等。

黄老先生回忆，当时和他同期受训的学员一共有八、九百人，这些学员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税务、盐务、银行等财务系统的公务人员，以及部分部队军官。其中，全国盐务系统的人足有三、四十人之多，包括：胡泰口、王世 圻 、曾锡玲、田世口、罗荣、周孝口、王次奎、齐志一等人。

高级盐务人员训练班

关于“高级盐务人员训练班”一说，是目前之仅见。黄老先生手札中所记述“高级盐务人员训练班”的内容，是学习、研究民国盐业历史难得的第一手材料。

黄老先生关于高级盐务人员训练班的回忆手稿：

　　1942年间，在重庆的盐务总局奉民国政府财政部令，开办全国高级盐务人员训练班，且由当时的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缪秋杰，1889-1966年，字剑霜，号青霞，祖籍江苏江阴，出生于上海。缪氏自1913年入盐务稽核所，初时为来华协助整理盐务的英国人丁恩的秘书，后担任地区和全国盐务机关领导职务，毕生致力于盐政改革和建设，卓有建树）指派何维凝具体负责主持全国高级盐务人员训练班工作。何维凝，是民国盐业史上怎么也绕不过去的历史人物之一。

何维凝(1907--1959年），字春荪，江苏淮安人。民国二十二年(1933)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民国二十六年赴四川，后历任财政部盐务人员训练班教育长、大夏大学盐务专修科主任、财政部专卖事业设计委员会专门委员、专卖司帮办等。抗战胜利后主持全国盐的产销事宜。民国三十六年出任长芦、两淮盐务管理，旋调回盐务总局任职。1949年去台湾任“中国盐业公司”(后更名为台湾制盐总厂)总经理。1952年调任台湾“经济部”参事和主任秘书。著有《中国盐书目录》、《中国盐业新论》、《盐政概论》、《新中国盐业政策》等

　　当时，盐务总局举办的高级盐务人员训练班，是属于民国政府财政部全国财务人员训练所的一部分，是属于盐务方面的专门训练班，由盐务总局按有关要求自己办理，是对包括货物、所得等税，以及其他专业机关人员进行培训的专业训练班。

高级盐务人员训练班的组织形式，是大致仿照当时国民党中训团的格式，设置有教育长、大队长、中队长、指导员等专门人员。班主任由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担任，何维凝担任教育长，王天雄担任大队长，黄先生和杨土林、顾季英、潘光口、吴绍燦等人员担任指导员。

高级盐务人员训练班的训练内容，也是仿照国民党中训团的蓝本，包括有精神讲话、专题讲话（一般是约请财政部的高级官员）、盐务总局所属各处处长讲话，以及开展小组讨论等。其中的精神讲话，是由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担任，偶尔也由何维凝担任。小组讨论时则由指导员出席指导。当时高级盐务人员训练班的地点，是在重庆郊外的金刚坡，也是那时盐务总局人事处的所在地。高级盐务人员训练班的学员也是有严格要求的，即必须是全国各地盐务机关戊等科员以上，丙等以下的科员才能参加。每一期的训练时间为三个月，受训人数大致为五、六十人。

　　1941年12月间，黄老先生由抗战时期设在五通桥的盐务总局财务处调回重庆盐务总局财务处，主办全国盐税税率及税收旬、月报等工作后，恰逢（1942年）盐务总局开办高级盐务人员训练班，被何维凝指定在训练班担任小组的业务指导，即为参加训练班小组讨论时的指导员。据黄老先生回忆，在第一期高级盐务人员训练班开学的前几天，何维凝就专门约集训练班的指导员商谈有关专业指导的具体内容和时间安排等问题，之后黄老先生和财务处的同事吴绍燦（1951年在上海华东盐务管理局工作）、潘光望（解放时在上海蜀通盐号任总经理）、顾季英（苏州人）从重庆新街口（盐务总局在此）同往金刚坡去了一次。那时，参加高级盐务人员训练班指导工作的还有盐务总局场产处、运销处等派去的人员。杨土林则是已由盐务总局总务科调往人事处，其主要工作就是对训练班的指导。至于盐务总局这个高级训练班开办了几期，一共有多少人接受过训练，在黄老先生手札中没有介绍，还需要进行另外的考证。

河南盐务办事处

1945年10月，黄老先生奉令调任河南盐务办事处秘书（相当于二把手）。该处在抗日战争时期，因河南大部沦陷敌手，除留一部分人员迁往西安办理必要业务外，其余人员有的被遣散，有的被调往他处，有的则自愿离职。

黄老先生新到河南盐务办事处不久，恰逢抗战胜利，盐务系统也面临接收敌伪财产事宜。于是河南盐务办事处处长赵诚意就安排黄老先生去西安，代表他与原留在西安的河南盐务办事处（临时性的）处长孟兴富办理接收（移交）事宜。而开封这面关于盐务办事处向敌伪的财产接收，就是由赵诚意处长亲自办理。

河南盐务办事处处长赵诚意，东北人，之前在河南工作很久，担任过河南盐务办事处督察员，对河南的情况熟悉。抗战期间，赵诚意曾留在晥北担任晥北盐务办事处处长。赵诚意也曾在国民党中训团受过训练，河南盐务办事处的盐警，很多都是他的徒弟，他在河南盐务办事处任处长一年后，便调去东北。解放时，赵诚意在云南任迤西盐场场长。

1946年初，河南盐务办事处的业务工作已逐渐走上正轨，处长赵诚意就向上级的国民党党部请示，并经批准：河南盐务办事处“在原是西安方面移来的两个区分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区党部，赵诚意、赵自鸣和黄老先生三人为负责人。

1946年底，蔡森由重庆盐务总局视察处调任河南盐务办事处总务科长。蔡森曾经在河南盐务办事处的一件事，一直在黄老先生心中难以释怀。那是1948年的时候，河南开封附近正是解放战争紧张之时，一天，河南盐务办事处处长孙明诚命令蔡森，在办事处职员下班后搜查每一个人员的办公桌抽屉，查看有无所谓“反动”的书籍或文件，以便追查嫌疑人员。之前，蔡森将事情告诉了黄老先生，并得到其默许。因之，此事一直是黄老先生的一个心结。

1948年5月，黄老先生调离河南盐务办事处，来到四川五通桥之盐务总局与潘昌猷合资的华昌煤矿公司，以盐务总局代表的身份任公司协理。

黄老先生关于河南盐务办事处的回忆手稿：

　　行文至此，笔者的内心颇有感慨：我们要感谢黄老先生所留下的这些珍贵手札，它使我们因之了解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盐业史实。同时，也要感谢那些默默无闻的“收慌匠”，是他们的辛勤付出，才使这些一度被废弃的珍贵史料险遭造纸厂将其化为造纸的纸浆。

（特别说明：文中所述之人物、史实皆是黄老先生刚笔书写，因为字迹、墨水挥发等原因，有的文字存在辩认等困难，对确实不能辨认者，文中以“口”代之）。

2021年1月17日•富顺